一
虽然英方放弃了公使驻京的条款，但是按照合约中的规定，在签字一年后，英、法、美三国使者要到北京面见皇帝，完成一个换约仪式。结果这件事又要了咸丰的亲命。因为《天津条约》规定使者觐见皇帝使用西式礼节，肯定不能跪。这要是真发生了，那就是对朝贡体系的公然嘲弄，是对清政府皇室列祖列宗的巨大羞辱。咸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第二年，英、法、美三国使者按照约定来到上海，计划接下来到北京换约。结果他们得到清方通知，要求就在上海换约，不必北上。然而英国公使在出发之前已经得到了国内的命令，要求他一定去北京换约，而且一定要面见皇帝。这是因为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就见识了清朝官员欺骗皇帝的本事，清方官员跟英国人保证一切情况都向皇帝汇报，实际上很多事都不跟皇帝说。
在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国人为了防止“那些狡猾的先生们为了蒙蔽他们的皇上”在把条约交给皇帝前偷偷抽出几页，而专门拿丝线把文件的每一页都穿了起来。可英国人万万没想到，签字后的整份《南京条约》都没有交给皇帝！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开始，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惊讶地发现《南京条约》等诸多重要的外交文件这么多年来就一直保存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外国人再一次刷新了对中国官僚机构的认识。因此英国公使得到指示，换约时必须要面见皇帝，让皇帝亲自接受合约，这才能保证合约的有效性。于是英国公使不顾清方官员的苦劝，和法国美国公使一起，带着一支舰队北上来到大沽口。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清廷曾和俄国使者打过交道。俄国使者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他们以利益优先，对清政府提出的各种礼仪要求十分顺从，和清廷交往时非常恭敬（国家利益是真格的，面子又不算多大事儿）。对此清政府那是十分的开心，发现外国使者也没那么可怕嘛，也可以服从我们的安排嘛。于是咸丰勉强同意了英、法、美三国使者进京，但是提了一大堆要求：要求换约人数必须在10人以下、不得坐轿、换约后不能久待，赶紧走人。
除此之外，公使进京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在前一次大沽口之战后，咸丰发现北京的门户竟然这么弱不禁风，他大为恐慌，立刻调名将僧格林沁来大沽口，加强这里的防御。僧格林沁是蒙古人。当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原。但是由于农业文明无法长久征服草原，蒙古政权并没有被消灭，一直还在北方生活。清政府入关以后，用武力和联姻的方式让蒙古常年臣服于自己。努尔哈赤在蒙古地区也建立了八旗制度，称为“蒙古八旗”，属于清政府的主力部队。清朝末年的僧格林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为清政府效力的。僧格林沁是清朝末年最能打的将领。他的蒙古马队十分勇猛，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就是他给歼灭的。僧格林沁到了大沽口后，立刻精心修建工事和炮台，用铁链、障碍物把海河的河道堵得死死的，防止敌舰沿河北上。
话说以英军为主的换约舰队来到了大沽口，准备要把舰队开进海河。但是这个计划一则违反了咸丰要求使者队伍10人以下的规定，二则需要拆除海河里的障碍物，破坏河道防御。因此清方通知三国使者，要求他们不进入海河，而是从更靠北的北塘登陆，按照清方10人、不乘轿的规定，从陆路进入北京。英方认为这是清政府故意阻挠换约，拒绝了清方的要求。英国舰队司令下令舰队驶入海河口，强行拆除障碍物。就在英军拆除到一半的时候，之前一直偃旗息鼓的清军炮台突然开火。由于当时已经落潮，英军炮舰为了保持位置大多已经下锚，因此成了清军攻击的靶子。清军炮火极准，第一次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一名清军射手开枪打中了英军舰队司令的大腿。英军司令也非常英勇，他乘坐小船到了另一艘军舰上，在甲板上继续指挥作战。因为大腿受伤，他只好扶着栏杆站立，结果栏杆又被炮弹击中，他倒在了甲板上，摔断了7根肋骨。
经过4个多小时的炮击，英军进入河道的几艘军舰都被击沉或击伤。一支600多人的英法联军在岸边登陆，企图攻占清军炮台。结果联军陷入滩涂的淤泥中，在清军火炮和鸟枪的阻击下损失惨重，登陆失败。英法联军最后在后续军舰的援助下，狼狈地撤出了战场。在这场战斗里，清军击伤英军司令，打死英法联军90多人，打伤350多人，击沉炮艇3艘、击伤3艘。清军方面阵亡30多人，其中军官7人。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战斗结束后，清方要求三国公使继续按照清方的规定换约。英法两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乘坐军舰愤然南下。美国公使却欣然接受了清方的安排，因为美国之前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里并没有进京换约的条款。美国人之所以这次来换约，是因为援引最惠国待遇，享受和英法两国相同的待遇。问题是现在英法两国拒绝换约，还没享受换约的权力呢，那美国其实是没有权力换约的。所以美国公使一看清政府竟然主动邀请换约，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嘛，美国公使就开心地答应了。而且一切都符合清方的要求：带着很少的随从，从北塘上岸，不坐轿而是坐骡车。骡车没有减震弹簧，当时又没有公路，一路上美国公使被颠得七荤八素。到了北京，美国公使被安排在华丽的住宅中，被精心款待，但是不得自由走动。清政府要求美国人在见到皇帝的时候磕头，美国公使因此拒绝会面，由清廷官员代为递交国书。最后的换约仪式也没有在北京举行，而是改在了北塘。但总而言之约还是换了，美国得到了现实的利益，清廷得到了心理上的大满足：瞧瞧，我们用武力打出了尊严，打出了我们最想要的结果。这对外事务还是挺好解决的嘛。
二
战败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公使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天津条约》虽然约定在北京换约，但是没有写明进京换约的路线，清方完全有权力规定路线。根据国际法，和平时期一国的内河不对外国军舰开放，英军主动拆除障碍的行为等于入侵，被打是活该。然而，当听到“我堂堂大英帝国的舰队被一个野蛮、落后、狡猾的低等民族偷袭”的消息，英国人的爱国情绪被激发起来了。在高涨的爱国情绪面前，什么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之类就不重要了。英国上下一致叫嚣着要对大清来一次彻底的报复：“为我们被屠杀的同胞报仇……去恢复我们被玷污了的名誉，告诉那些自负的野蛮人，他们严重地错估了这个国家的力量。”
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英法两国组织了一支在殖民史上极为少见的庞大舰队，向大沽口扑来。清军当然没有胜算。前一次胜利主要是因为英法联军自我膨胀、疏忽大意。假如当时英法联军主动发动进攻，大可以在清军射击范围之外摧毁大沽口炮台。就算不主动进攻，只要在拆除障碍的时候没有下锚，清军都很难获胜。当英法联军再一次来到大沽口的时候，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20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清军和英军之间的武器大致上还属于同一个时代，但是20年间科学进步日新月异，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和当年完全不同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只有少量的蒸汽船辅助作战，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西方舰队已经普遍使用蒸汽铁甲船。步枪方面，联军使用的虽然还是前膛枪，但已经从“滑膛枪”变成了“线膛枪”。两者的区别是，滑膛枪的枪膛是光滑的，线膛枪的枪膛里有旋转的膛线。线膛枪的子弹在发射时由于膛线的引导，子弹会旋转着射出枪口，大大增加了子弹的射程和精度。火炮方面更加先进，联军的火炮不仅是线膛炮，还是后装炮，这是刚出现不久的新技术。对近代化至关重要的铁路和电报，也在这20年里在西方快速普及。相比之下，这20年清军没有半点进步。第一次鸦片战争用的是什么装备，第二次战争还是同样的装备。
第一次鸦片战争里，清军因为相信英军不善陆战，不重视陆地防御，多次被英军从炮台背后包抄。这个用无数士兵的鲜血换来的经验，战后竟然没有人去总结。到了僧格林沁时，他还是相信英军不擅长陆战，只在大沽口炮台层层布防，不去防守北边的北塘。因为他认为如果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他正好可以用自己擅长的蒙古骑兵剿灭敌军。结果开战以后，英法联军果然从北塘登陆，在陆地上，清军骑兵被训练有素的英法陆军击溃，英法联军从背后占领了大沽口炮台，花费巨资精心准备的炮台成了摆设。英法联军顺利占领大沽炮台，大军再一次威胁京师。咸丰只能派人和谈，愿意答应英法的一切要求。曾经一度中英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战争本可以结束。可是这时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巴夏礼提出，换约时英国使者必须面见皇帝，行西式礼节，不下跪。
要说敌人现在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这么个礼节问题咱答应就答应了吧？再怎么说不也就是跪那么一下子的事么？不行，这个要求超过了咸丰的底线，咸丰断然拒绝，于是谈判破裂。从表面上看，从此以后的战争都是因为咸丰不接受西式礼节所导致的。打了那么大的仗，死了那么多的人，最后都是为了个跪不跪的问题。我们之前虽然解释过下跪的重要性，可这事看起来还是太荒诞了。咸丰你至于吗？然而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个下跪问题其实正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关键。
英法为什么要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然，是为了扩大在华利益。但为了利益不一定要打仗，也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获得嘛，当初英国人要修约，叶名琛不是答应在广州城外谈判了吗？英国人为什么非要打仗呢？我们回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发动的原因，无论是英国人执意要进入广州城，还是后来执意要进入北京面见皇帝换约，其出发点都是不信任清廷会忠实履行合约，他们坚持要通过这两个要求来检验清廷履行合约的诚意，清廷不答应，他们就认为清朝是个没法合作的野蛮国家，就要打开。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真正要打出来的，是清廷的契约精神。联军是要用武力教训的方式，强行让清政府接受“平等外交”、“签订合约要执行”等工业时代的外交规则。矛盾反应到表面上，就是公使进京和跪不跪的问题了。
话说咸丰拒绝了巴夏礼的要求，谈判破裂，双方又进入战争状态。巴夏礼熟悉中文和中国事务，因此在同清方的交涉中一直都是他出面。不熟悉外国事务的清方误以为巴夏礼是英国人的高级参谋。在巴夏礼同清方谈判结束后，僧格林沁派兵在半路逮捕了巴夏礼一行30多人。清方把这些人关押在监狱里，以为用他们做人质，可以要挟联军退兵。
这是中外观念上的又一个巨大差异。在大清国的观念里，世界上只有独裁一个制度。在独裁制下，军队的将军都出身于权贵，将军要是挂了，底下人都得跟着受牵连。所以清方以为只要抓住了英军的重要人士，英军必然会忌惮，就会用停战来换人。然而在议会制国家中，将军也好官员也好，都是给议会打工的打工仔。别说一个巴夏礼了，哪怕是二战时候的麦克阿瑟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会怎么样？美国总统肯定第一时间以“失去指挥能力”为由让麦克阿瑟立刻卸任，换上别的司令继续打——那什么？您威胁说要枪毙麦克阿瑟？哎呀您最好别这么干，不过非要毙那就毙吧，回头我们在华盛顿给麦克阿瑟立个纪念碑哈。所以就算巴夏礼真的是高级参谋，英法联军也根本不可能因此停战，且不说他还只是个翻译。而在英法看来，抓捕外交人员当人质，那是最无耻的下三滥手段，是清政府极端野蛮的又一个证明。
听说巴夏礼一行被捕，英法联军义愤填膺，大军气势汹汹地杀向北京。僧格林沁组织清军在陆上两次同英法联军决战。其中的“八里桥之战”，是旧式中国军队同西方列强最大规模的陆上决战。在这两次战斗里，清军作战极为英勇，连英法军官都赞不绝口。僧格林沁还使用了最擅长的骑兵向联军正面冲锋，但是清军的每一次冲锋都被无情击溃。这并非完全因为联军的武器先进，因为在重机枪发明之前，火器对于骑兵并没有绝对的优势。除了用火炮步枪射击外，英法联军还出动了骑兵和清军近距离肉搏，同样获得大胜。换句话说，英法联军的胜利，是装备、训练、战术、士气全方面的胜利。在八里桥之战中，英法联军出动约5000人，清军出动约3.4万人，清军占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最终的战果是清军全线溃退，损失约2000人。联军只死亡5人，受伤数十人，双方的损失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差距之大，远不是一两个有能力的将领可以弥补的了的。八里桥之战后，英法联军直扑北京。现在咸丰再想要什么不下跪也来不及了，只剩下逃跑一条路。
三
清政府入主中原后，定都北京，住进了明朝皇室的紫禁城。紫禁城这个地方威严是威严，就是绿化太少，到处都是石板、砖墙，颇为枯燥乏味。尤其到了夏天，因为缺少绿化和水面，紫禁城里温度非常高。清政府的皇帝个个都是睡眠不足的工作狂，原本帝王生活就了无生趣，要是再常年住在这么一个石头盒子里，那当皇帝还有个什么意思？清朝皇帝都盼着能到北京周边找个更好点的地方住。圆明园原本是个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的小型皇家园林，雍正在继位前，康熙把这个园林赐给了他。雍正继位后开始对这处园林大举扩建。到了乾隆时期国力强盛，乾隆本人又贪图享受，于是开始更大规模的扩建，把附近好几处皇家园林都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规模极为庞大，含有大量水域、几十个景观、上千座建筑，面积有紫禁城的五倍大的超大型园林。
圆明园距离北京城不远，今天已经被囊括在北京市区内了，和紫禁城之间的交通十分方便。从雍正开始，清朝皇帝一年里有一多半时间都住在圆明园里，其余时间则住在紫禁城或者避暑山庄。英法联军来袭时，咸丰皇帝正在圆明园。八里桥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咸丰接到战败消息，立刻从圆明园的后门出逃，以“打猎”的名义跑到位于北京东北的避暑山庄。由于跑得十分匆忙，咸丰一行连行李、食物都没有带，咸丰坐的还是大臣家的旧车。逃跑的第一天里，咸丰只吃了两枚鸡蛋，晚上连一床被褥都没有。听到皇帝都跑了，北京的王公贵族、富人商户纷纷携家带口逃出北京。英法联军远比清廷自身更了解清廷。他们知道清国的皇帝正住在圆明园而不是北京城里的皇宫，再加上北京城墙高大、一时难以攻克，联军决定绕过北京城，直扑圆明园搜捕皇帝。
圆明园是皇帝住的地方，联军本以为在这里会遇到激烈的抵抗，结果抵挡他们的只有数百太监。联军轻易地杀散了太监，冲入园内，留守的圆明园总管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这时，联军才知道皇帝已经逃跑。就在英法指挥官犹豫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英法士兵面对满园无人看守的稀世珍宝失去了理智。这一次对华作战名义上是为了报复上一次的大沽口之战，带有“惩戒”的成分，所以英法士兵的军纪要比上一次更差。中外双方都有大量文件记录了联军在登陆后的强奸和抢劫行为。在圆明园，联军的纪律更是无法维持，士兵对这座皇家园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和破坏，最后连军官也加入到抢劫的队伍中。其中一个被广为记录的细节是：当英法联军打开圆明园的库房时，发现当年马戛尔尼使团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火炮、炮弹还完好的存放在库房里，从来没有人动过。抢劫破坏持续了三天，同时被劫掠的还有附近的清漪（yī）园（即颐和园的前身）等皇家园林。联军士兵沉浸在发财的狂喜中，每个人讨论的都是搞到了多少东西，以及还能搞到什么更好的东西。为了运输抢夺来的财宝，英法联军征集了300辆马车。在联军撤退后，无人值守的圆明园又受到了附近百姓的洗劫。
清政府这边也不是全都跑光了。咸丰逃跑后，北京城里不能没有人镇守啊，于是留下了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yì xīn）善后（顶缸）。咸丰为了自保，逃跑时带走了大部分军队，奕訢手里的防御力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奕訢来说，他手中的王牌只剩下英国人的“高级参谋”巴夏礼等人。清方的原计划是以杀掉巴夏礼来要挟联军退兵。结果发现这招对外国人没用，奕訢只好改威胁为安抚，给巴夏礼这群人换上好吃好喝，最后干脆放掉他们向联军示好。可是在之前的关押中，巴夏礼等人饱受酷刑折磨。39人被俘，释放时活着的只有19人，其他人被装在棺材里送了出来。英法联军通过检查尸体以及听其他人讲述，得知这些人在监狱里长期受到虐待，手脚被长时间捆绑，皮绳深入皮肉，最终发炎、长蛆、腐烂，直到死去。甚至有人死去时双手已经被蛆虫吃掉。还有好几个人被折磨得精神崩溃，成了疯子。最让联军愤怒的是，其中一个死者是《伦敦时报》的记者，他是在购物的时候被抓住的。
见到使团这幅惨状，一些联军士兵立刻展开报复，他们随意抓捕了附近的一些百姓，用同样的方式虐待他们。英军指挥额尔金也极为愤怒，他决心给清朝皇帝一个永不会忘记的教训。备选的报复计划包括毁掉紫禁城，或者废掉咸丰皇帝，另外扶植一个汉人傀儡政府。但是联军对新扶植的政府能否有效控制中国有很大的顾虑，万一傀儡政府垮台，那之前和清政府签订的种种条约能否有效就很难说了。所以为了在华利益考虑，最好还是保持清政府的统治，不能废掉咸丰帝。烧掉紫禁城也不可以，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还占据着半壁江山，列强认为烧掉紫禁城会过度羞辱清廷，造成清政府垮台。
于是联军最后选择烧毁圆明园。额尔金事后为这个决定辩解说，他之所以选择焚烧圆明园而不是紫禁城，是因为紫禁城代表的是中国的首都，而圆明园只是皇帝的私人园林。他想向中国人民表示，他是在惩罚皇帝个人，而不是要施加暴行于中国人民。然而，暴行仍旧是暴行。联军再次闯入圆明园，在建筑物上摆满了木柴并放火。以木结构为主的宫殿群很快变成了一片火海。一名英军士兵回忆这次经历：“我们第一次进入那些园子时，它们使我们想起了童话故事中描绘的神奇景象。10月19日我们列队走出园子，身后已是一片一无所有的沉寂废墟。”另一名英国军官记录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因为浓烟而变得暗淡，“就像太阳正经历漫长的日食”。大火焚毁了圆明园的大部分建筑，无数珍贵的文物被毁。最让人痛心的是清朝皇室搜罗的大批字画和珍本图书。明朝编成的《永乐大典》唯一留下的一部副本在这次浩劫和后来八国联军的入侵中惨遭破坏，原本两万卷图书今天只剩下八百卷，这是中国文化史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圆明园终究太大，一把火没能彻底烧完。英法联军撤走后，还留下了十几处景观和数座建筑。等到后来清廷回到北京后，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被军队重新看管，还进行了小规模的修缮。可是焚毁的程度太过严重，以当时的国力已经无法复原，这片残破的园林就这么荒废在那儿了。由于皇帝不再居住于园内，对园子的看守远没有当初严密。时日一长，漫长的宫墙上留下了很多缺口，吸引附近的窃贼时常光顾。甚至有一些盗贼是在园内工作过的旗人，轻车熟路回来偷窃，也不乏园内太监监守自盗。因为偷盗太多，以至于附近市集一度充斥着来自圆明园的赃物。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再次逃离北京。残存的圆明园又受到八国联军时间更为持久的洗劫。到了冬天，列强士兵从圆明园中取来木门和窗框燃烧取暖，著名的十二兽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劫走的。八国联军退兵后，附近的劫匪、甚至是旗兵又开始新一轮洗劫。再后来清政府退位，圆明园失去了皇家园林的身份。随后有军阀、日寇的肆虐，又有各种豪门权贵的掠夺，又有附近百姓的捡拾，又有不断地盖屋造田建设生产。最终，这座规模庞大的园林变成了今天这一小块荒地和几块残存的废石。
五
咸丰和奕訢是亲哥俩，他们都是道光皇帝的亲生儿子。清代中后期实行秘密立储制度，皇帝生前谁都不知道哪一个皇子是继承人，只能偷偷猜。在道光活着的时候，咸丰和奕訢都是继位的热门人选（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咸丰”这个称呼），两个人为了讨道光欢心暗自下了不少力气。据说有一次道光带着几个儿子去打猎，奕訢打了很多猎物，咸丰却不动手，只在一旁观看。道光当然好奇，问咸丰你干吗不打猎。原来这是咸丰的老师事先定下的计策，要咸丰趁机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季节，我不忍杀生呀。再说我也不愿意靠弓马技术跟皇弟们一争高下——要以现在的观点看，咸丰这纯粹就是装那啥，虚伪死了。可这事说到道光的心里去了。结果是龙颜大悦，觉得还是咸丰这孩子境界更高呀。总之，道光对咸丰和奕訢这两个孩子都很喜欢，他在选择继承人时颇为纠结，直到临去世两年前，才下决心立咸丰。而且他的遗诏里不仅有册封咸丰的命令，还特意写上封奕訢为恭亲王，也算是聊作弥补吧。
奕訢很有才干，但是他越有才干、越得到道光的宠爱，咸丰就越忌惮他。因此自从咸丰继位以后，奕訢一直都混得很一般，时不时就会被咸丰打压一下。直到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仓皇出逃，才显出奕訢的重要性来——现在咸丰需要留下一个既有能力坐镇北京，又牺牲了也不可惜的人，那谁能比这个奕訢更合适呢？
咸丰带走了大多数军队和朝中重臣，留下来的奕訢面对敌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无条件接受联军的一切要求。奕訢代表清政府和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在进行换约仪式时，额尔金特意坐着规格最高的八抬大轿到礼部换约，为的是嘲笑清方之前“不准坐轿”的规定。新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除了答应履行《天津条约》的那些条款外，还出让了更多的权益，包括更多的赔款，开放天津，割让九龙半岛。基本上是《南京条约》的威力加强版，都是已有条款的扩大。其中英国索要九龙半岛是因为香港半岛缺少食物和淡水，必须到九龙半岛去取，这次索性一快都要来了。
在和法国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里，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在中文文本里擅自加入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而在之前签订的条约里，虽然允许传教士到内地传教，但只允许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这个改动看似不大，其实对中国影响深远。按照各个列强的“最惠国待遇”，这个条款意味着从此以后西方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意建造教堂，永久扎根下来。这间接导致了后来义和团运动的发生。
和英、法两国签订条约后，事情还没完。在之前的叙述里，你或许能感觉到，俄、美两国在对华事务中属于比较狡猾的那种。在两次鸦片战争里，这两国都没有出兵，而是跟在英法的后面同大清签订合约。它们不用承担出兵的花费，却通过最惠国待遇获得和英、法一样多的利益。在和清廷的交往上，两国也不像英、法那样趾高气昂，而是采用笑里藏刀的方式，表面上极力照顾大清国的“脸面”，用来换取最大利益。这种招数往往比枪炮还好使。
从康熙时候开始，俄国就用尽各种办法南侵。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打的机会，俄国用枪炮做威胁，强迫黑龙江的地方大臣签订了《瑷珲条约》，割让了黑龙江和松花江北岸的大片领土。可是《瑷珲条约》是地方大臣签订的，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且还和之前清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冲突，因此清政府拒绝承认。于是俄国公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有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靠嘴皮子来让清政府承认这个条约。这个叫做“伊格那提也夫”的俄国公使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酝酿的时候，这位俄国公使就大展身手。他在英法联军面前痛斥清政府的劣行，鼓动英法联军北上。又向英法联军通报北京城的情况，为英国将军提供北京城的地图。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为了避免《瑷珲条约》因清政府垮台而失效，俄国公使又劝阻联军不要过度羞辱清廷。后来到了奕訢同列强谈判时，俄国公使又在清政府面前扮起好人，承诺帮助奕訢减少赔款，以及在签约后及早让英法联军撤兵。作为报偿，要求奕訢同意《瑷珲条约》等要求。
奕訢虽然也知道这个俄国公使并非善类，但现在已经是首都沦陷、连皇帝都没准会被废掉的时候了，奕訢一个人孤立无援，有个列强肯在里面“调停”，对他就如同救命稻草一般。奕訢只能万事拜托俄国人。得到奕訢的许诺后，俄国公使又使出嘴炮功夫，对英法联军说，北京的寒冬即将到来，到了那时华北的内河都会冻住，会把所有的军舰困住。英国和法国人常年在中国南方待着，不知道北方中国什么情况。一听俄国公使这么说，签完《北京条约》就赶紧撤兵南下了。
在英法联军撤兵后，俄国公使向奕訢索要之前允诺的“酬谢”，又谎称如果清廷不答应，他就重新召回英法联军——其实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奕訢觉得这人一张嘴就能让英法联军退兵，觉得他果然厉害，于是只得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除了确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外，还新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里外里，中国因此损失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超过了英格兰），另外还有各种其他附带的好处。这位俄国公使不费一枪一弹，白得了极为广大的领土和大量特权，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里最大的赢家。
六
随着英法联军如约退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了。这场战争不能说和鸦片贸易完全无关，因为在战后的条约里，中英正式把鸦片贸易合法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从禁毁鸦片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鸦片贸易合法化结束，前后算是一个完整的事件。但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鸦片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已经通行无阻，贸易合法化不过是个手续问题。但这两场战争还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这是因为，这两场战争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同工业社会的战争，是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的战争，是“礼教制度”同“契约精神”的战争，是一个不肯睁眼看世界的封闭国度和要强行打开古老国门的贸易帝国之间的战争。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两场战争连在一起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把清政府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一棒子敲醒。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之前的剑拔弩张，变得有些暧昧了。
其实在战争中就有些暧昧。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说过，由于咸丰无力支援军费，南方诸省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在有些事情上不一定听朝廷的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开战时，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负责管理上海的两江总督就主动联络英法领事馆，说：广州跟你们打，那是广州的事，上海和你们没有矛盾，咱继续做咱们的贸易。两江总督同时还向咸丰皇帝建议说，上海每年要向朝廷运送大量的粮食，每年还能收取大笔的海关税和商业税，和外国人开战太不划算，上海最好还是别和外国人开战了。结果这个建议得到了咸丰的批准。五口通商中的其他三个港口也都得到了类似批准。
于是就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奇特的一幕：在北方清军和联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几个港口却是歌舞升平，英法代表和清朝官员相处和睦、大做生意，甚至英法联军的军舰能随意出入中国港口，补给物资，用来支援北京的战事。就在英法联军第二次占领了大沽炮台，正要威胁京师、即将占领圆明园的时候，上海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结果上海的清军竟然和英法联军一同作战，共同抵挡太平军。
等到《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关系变得更加暧昧。签完条约后，清政府不再是列强的敌人，而成了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只有清政府保持稳定、列强才能保证自己的在华利益。因而英法两国很快又成了清政府的朋友，很多参与过侵华战争的士兵立刻投入到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这时候，清政府也不讲什么“华夷之辨”，什么“非我族类”了。英法联军也不讲什么“惩戒野蛮国家”了。这些人开战前高喊的民族大义，国仇家恨，都给背后的国家利益让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