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叫一个沉睡已久的人立马清醒过来，光靠轻轻地摇晃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是一巴掌直接抽醒。火烧圆明园就是抽在清政府脸上的一巴掌，很多清廷高层在这场事变后终于回过味来，开始反思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但是这些人里不包括咸丰，咸丰没被打醒，他是被打懵了。咸丰登基的时候，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已经过了8年。这场仗清廷并不觉得有多疼，只当是一场地区性的战争，差不多和明末倭寇一个级别。后来又过了这么多年的太平，在清廷的印象里，似乎已经回到了“天朝上国”的正常轨道里。咸丰登基时只有19岁，年轻的他志气满满，一心要大展宏图，重振朝纲。谁知刚登基不到两年就闹出个太平天国，大军一度威逼京师，王公贵族四散奔逃，弄得咸丰拿崇祯皇帝来比喻自己——没干什么亡国的事儿，却眼瞅着国家就要亡到自己的手里。
太平天国打空了咸丰的家底，打到一分钱都掏不出来了，就在咸丰一筹莫展的时候，上回那帮夷人又杀回来了，这次竟然占领了首都，抢劫焚烧了数代先皇经营居住的皇家园林，逼得皇帝仓皇西逃。这是清朝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耻大辱，突然间就拍到自己头上了。这皇帝当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就能攻入北京，咸丰被彻底吓坏了，他跑到避暑山庄还不算，还一度想要跑到西安，经大臣苦劝才作罢。英法联军退兵后，清军重新占领了北京。但是外国公使按照约定住进北京，这是咸丰最害怕的事。因为害怕见到外国公使，也是因为对现实有了逃避心理，咸丰再也没有回到北京，而是在避暑山庄中整日沉湎于酒色享乐。这时，咸丰开始咳血。以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他应该是得了肺结核，可是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要到80多年后才出现。在咸丰的时代，肺结核还是绝症。咸丰吃了大量珍贵的药物但是于事无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后，就病死在避暑山庄了。临死前，咸丰把皇位传给了5岁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皇帝年龄太小，不可能亲政，咸丰就把政务委托给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实际掌握权力的是肃顺。
咸丰有个皇后钮祜禄氏，就是后来的“慈安”。但是小皇帝同治不是慈安生的，而是贵妃叶赫那拉氏生的。同治当了皇帝，母以子贵，于是叶赫那拉氏也被立为先帝的皇后，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慈禧”。也就是说，咸丰死后，清廷一共有两个皇太后，慈安和慈禧。慈安是咸丰的皇后，慈禧是同治的生母。慈安因为住在东宫，因此又被称为“东太后”，慈禧住在西宫，又被称为“西太后”。咸丰把死后的政务委托给肃顺等八大臣后，他担心肃顺等人权力太大，为了制衡八大臣，咸丰又给了慈禧和慈安各一方印章，规定所有八大臣拟定的圣旨，都要盖上这两方印章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咸丰安排了一个“八大臣和两宫皇太后”共治朝政的制度，是想让双方互相制衡，谁也不要独揽朝纲，等到同治成年后，把政权稳稳当当地交到同治的手里。
这个盘算虽然打得好，但其实大有问题。真正想保持稳定的权力制衡，是要把权力彻底拆散。就像宋朝那样，单独一个机构什么事情都办不了，要办点事必须要好几个平行机构都同意才行。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把“杀死政敌的能力”比作密闭屋子里的一把手枪的话，那么宋朝的制度，就是把这把手枪的枪身、子弹和弹夹分别锁到三个盒子里。屋子里的人无论怎么折腾，一个人只能拿到一个盒子，这样的制度才能保持稳定。但是清朝不同，清朝的政治结构是皇权高度集中，谁掌握奏折和玉玺，谁手中就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拿刚才的比方说，清朝的制度就是在密闭的屋子里放上一把子弹已经上了膛的手枪。现在咸丰临死前把这把手枪扔到了地上，然后对八大臣和两宫宣布说：“我临时制定一个规矩啊，以后你们两拨人，一拨先写申请，另一拨了签字，然后才能用这把手枪。必须的啊！不许耍赖啊！”这怎么可能呢？只要咸丰一死，手枪一扔到地上，局面立刻就变成了“谁抢先拿到手枪把对方杀了，谁就能活下去”的“大逃杀”的局面。就看谁下手快、下手狠了。
在肃顺看来，两宫皇太后不足为虑。入关后，清朝对后宫干政问题一直都处理得不错。从孝庄往后，历代的后妃都是安安分分的女子，没出过什么幺蛾子。而且当时的慈禧只有26岁，慈安只有24岁，全是没有见识的年轻女子，也没受过什么文化教育，肃顺觉得很容易就能控制她们。唯一值得肃顺担心的，是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
在英法联军入侵之际，奕訢在北京主持政务，一个人独自抵挡夷人，成了北京政界的主心骨。北京被英法联军攻占，清朝人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待这事，结论是“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从历史上看，这就是不信儒教的夷狄入侵中原嘛，相当于当年的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清人以为英法随后的所为也会像五胡和蒙元一样：要么占去我们半壁江山，要么扶植个傀儡皇帝，最差也应该是要大清俯首称臣、岁岁纳贡，就像当年南宋那样，逼我们认维多利亚女王当皇姐姐或者皇妈妈什么的。结果最后的《北京条约》割地赔款固然也很惨痛，可不像历史上那样动辄痛失半壁江山，或者被掳走大批人口，而且两国关系最后竟然还能保持平等！这简直是外交上的大胜利啊。
传统中国文化缺少契约精神（还记得桂良说过么：“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在政治上厚黑耍赖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在鸦片战争里，由于下面的官员拼命瞒报，不肯把列强的真正诉求告诉朝廷，导致大部分清朝人都觉得夷人办事太没规矩了——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里，英夷明明都说好了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大清皇帝的责罚（其实是前线官员打败后撒谎），怎么突然又打过来了？所以当时清朝人都以为这些外国夷人是“犬羊之性，荒忽无常”。结果谁知道签订了《北京条约》后，英法联军说退兵就退兵，也没有说赖着进一步勒索。当时很多人十分惊讶，以为这是奕訢在外交上的功劳，使得奕訢在清朝官员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奕訢和肃顺素来不合，但肃顺也不是很担心他。因为八个顾命大臣、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都跟着咸丰一起跑到避暑山庄了。咸丰死后，小皇帝和皇太后都在肃顺一党的掌握里，远在北京的奕訢能闹出什么动静来？肃顺没想到的是，闹出最大动静的是那个26岁的慈禧。
两宫皇太后里，慈安没受过教育，看不懂奏折。慈禧不同，她的父亲是中层文官，她在小时候受过一点教育，读过书，会写字，这在当时的女子中是很少见的。清朝皇帝政务繁忙，晚年咸丰疾病缠身又惰于政务，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慈禧很可能帮助咸丰看过奏折，这对她掌握政权是非常大的帮助。
肃顺和杨秀清一样，亏在大权在握时飞扬跋扈又缺乏戒备，除了自己一派外，他得罪了很多大臣。肃顺也不把两宫皇太后放在眼里，在咸丰死后不久，肃顺就和两宫皇太后发生了激烈冲突。肃顺在同两宫争论时咄咄逼人，竟然把慈禧怀中的同治皇帝吓尿了裤子。慈禧对此无比愤恨，她一面假装顺从肃顺，一面派亲信太监安德海偷偷去北京联络奕訢。奕訢对此求之不得，他立刻以祭奠咸丰为由，来到承德奔丧，借此机会同两宫太后密谈。双方一拍即合，制定了干掉肃顺的秘密计划。为了防止肃顺暗害，当天奕訢就匆匆赶回北京。
按照礼制，咸丰的棺椁应该运回北京。同治皇帝、两宫皇太后以及八大臣等人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应该返回紫禁城执掌朝政。按照祖制，小皇帝应该跟着先皇的灵柩一起走，每天还要举行祭奠仪式。两宫太后以皇帝太小，受不了这种折腾为由，要求先回北京。肃顺没有多想，答应了两宫的要求，让两宫太后、小皇帝和四位顾命大臣先走一步。肃顺作为先皇最信赖的大臣，和其他顾命大臣陪伴着皇帝的棺椁在后面慢慢走。慈禧利用这个办法，摆脱了肃顺的控制，并且打了一个时间差。此时的北京已经被奕訢控制，两宫太后到了北京后，立刻召见在北京的大臣，以“孤儿寡母”的形象哭诉肃顺专横跋扈、欺压皇上。两宫以小皇帝的名义当场宣布八大臣非法，奕訢的侍卫随即抓捕了随太后一同回京的顾命大臣。然后立刻带兵抓捕了还在半路上的肃顺。八大臣中，两位亲王被下令自裁，肃顺立刻斩首，其余五位大臣解职。“大逃杀”比的就是谁手快，可怜肃顺前一秒钟还是万人之上的权臣，下一秒就成了刑场上的刀下鬼。
二
政变成功后，权力交到了政变的领导者——两位太后和奕訢的手里。慈安缺少文化，所以实际上是慈禧和奕訢共同执政。在慈禧和奕訢这两个人里，奕訢又比慈禧更有实力。当时的慈禧只是粗通文墨，撰写的谕旨错字连篇，她的执政经验只来自于帮助咸丰批阅数量有限的奏折，远不及在一线主持政务、密切接触朝中大臣的奕訢。在抓捕肃顺的政变中，真正策划主事的也是奕訢，而不是慈禧。
奕訢接手朝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咸丰留下来的烂摊子。火烧圆明园打醒了清政府，让清廷意识到什么“夷人打仗全靠汉奸”“夷人不善于陆战”全是胡说，夷人的武力强大到可以随便蹂躏清廷的地步，清廷的首要任务是立刻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不能总让人这么欺负呀。怎么能快速提高军事实力呢？奕訢想到了向列强求助。
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矛盾，其实是商业国家的“契约社会”同传统中国“礼教社会”之间的矛盾。外国人受不了清政府签了合约不遵守的流氓习气，清廷也没想过这么一张薄薄的合约到底能有什么重要的。结果在和英法联军的谈判中，奕訢发现列强奇特的一面：他们在谈判的时候虽然凶狠异常、蛮不讲理，但是一旦条约签订了就会认真执行，哪怕大军在握也不会再耍流氓了。用今天的话说，人家很有“契约精神”。——我插一句嘴。你或许会觉得，这些西方列强太虚伪了。发动侵略战争不就是欺负人吗？《南京条约》也好、《北京条约》也好，都是拿着刀枪逼着大清签下的，还不就是你们想签什么就签什么吗？都已经这么欺负人了，还讲什么契约精神，这不是太虚伪了吗？其实，西方国家坚持契约精神并不是装模作样，也不是虚伪，而是出于自身私利的考虑。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曾经说过，要想靠法律去管理每一个社会成员，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为了节约管理成本，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些全体成员都愿意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准则是儒家道德。在古代的欧洲，这个准则是宗教精神，宗教告诉大家只有不撒谎、老实劳动、生活简朴和善待他人，将来才能上天堂，这社会秩序就维持住了。
但是到了商业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商业社会里，人们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交易，而且很多时候是和陌生人交易。在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成本，比如信息成本、运输成本、信任成本等。信息成本和运输成本在工业时代出现电报、火车以后，被大大降低了。但是“信任成本”没法靠技术来解决。“信任成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和陌生人交易的时候，会担心对方可能会坑我们。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就要在交易时寻找共同熟悉的担保人，或者减少和陌生人的交易量，甚至拒绝和陌生人交易。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商业社会的效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是靠健全的法律，另一个就是建立一种新道德，迫使人们以遵守契约为荣，以违反契约为耻。这个道德，就是“契约精神”。
古代中国商业活动不发达，契约精神就不强。当然，任何社会都要有一定的契约精神，否则人和人就没法合作下去。儒家也讲“守信”，也讲“言必信，行必果”。但儒家的核心精神是礼教纲常，当契约精神同纲常出现矛盾的时候，契约精神必须让位。比如当皇帝对大臣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父亲对儿子说话不算数的时候，都不会有人指责说“你不对啊，你怎么没有契约精神呢？”而是“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他是皇帝（你爹）啊，他让你干吗就干吗，哪儿那么多废话！
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要是为了维护儒家大义，契约精神大可以放弃。所以桂良给咸丰献“妙计”说这条约签了咱将来也大可以一推三六五，这在儒家看来就不是丢人的事，而是在维持“天朝在上，夷人在下”的儒家制度，是道德高尚之举。
商业国家就不一样了，商业国家十分推崇契约精神，认为履行契约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违背契约是卑鄙可耻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商业国家的交易成本。也正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才以己度人地觉得，没有契约精神的清政府是个道德素质低下、不开化的野蛮国家。具体在国际事务里，西方列强表现为既有流氓的一面，也有遵守契约的一面。当涉及很大利益，这利益已经大过违背契约精神的成本的时候，列强就会耍流氓。比如两次鸦片战争的发动理由全都是耍流氓，国家利益为上，耍就耍了。在做出耍流氓的决定时，议员们心目中想的是英国万岁，爱国情绪超过了耍流氓的负罪感。他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国内也不会有谁来指责他。但是一旦大的利益确定了，在不平等条约签完后，遵守契约的荣誉感又占了上风。这时候谁要是再不遵守合约，他自己觉得丢人，国内也会指责他丢了“文明国家”的脸面。
奕訢在同英法联军的谈判中发现了这一点。既然列强肯严格履行契约，那就说明列强并不是不能合作，只要能谈出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条约就行。不仅奕訢这么想，南方各省的督抚也这么想。
可以这么说，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南方各省的官员是一场考试。残酷的战争把这些地区所有不务实的官员，所有那些靠血缘、靠八股文、靠吹嘘儒家道德爬上来的官员，都洗刷掉了。最后剩下来并掌握实权的，都是曾国藩那样务实的官员。这些人在战争中不得不购买西式武器，甚至同英法联军合作。通过跟西方人的接触，他们同奕訢一样，也感到西方人并非是“犬羊之性”，只要符合西方的行事规则，和列强是可以谈判、合作的。
奕訢是朝廷的实权派，南方各省督抚是地方的实权派。这两大实权派此时都意识到同列强适当合作，吸收列强的先进技术，是国家最好的出路。清方希望利用列强，那列强愿不愿意帮助清政府呢？也愿意。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既然已经同列强签订了一系不平等的条约，那清廷就成了列强利益的代理人，成了半个朋友。列强也就希望清政府能巩固对中国的统治，否则江山易手，之前的条约就白签了。甚至于列强希望清政府能更富强一些，清政府的经济收入增加了，从中能榨取的经济利益也就更高了。且不说战争赔款之类的直接勒索，单单是数亿人购买力的提高，就可以让外国商人笑得合不拢嘴。从客观上说，盘踞在中国的列强来自数个国家，这些国家之间时常勾心斗角甚至刀兵相见。就算这个国家不愿意同清政府合作，还会有别的国家愿意合作。因为清廷同列强合作时会支付金钱、出让一些利益，甚至在政策上受到该国左右，所以各个列强有时为了争取在华利益，在清廷面前反倒竞争起来了。而且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约束本国商人，就一国来说，就算政府不愿意合作，本国也总会有一些投机者愿意合作。就像太平天国时的“洋枪队”，一开始就是美国投机客的私人行为。清政府在熟悉了西方国家的运作规律后，知道只要肯出让利益，总能找到愿意合作的外国人。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奕訢在同英法联军谈判时惊喜地发现，英法联军的两个最高指挥官作为敌军将领，竟然“不仅不想对中国隐瞒他们的军事秘密，而且还公开提议要按西洋模式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及铸造武器”。这种商业国家的特殊思维，让奕訢看到了同列强合作的新天地。于是在同治继位以后，清廷开始同列强展开一系列合作。古代中国一直把外国人称为“夷”，这个字带有歧视性，英国人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好词儿。到了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英国人特意要求清方从此以后在任何文件中都不能再使用“夷”字。从此，清政府把外国人改称为“洋”。外国事务原本称为“夷务”，到了《天津条约》后，就变成了“洋务”。这场同列强的合作运动，也就被称为“洋务运动”。
三
办洋务，具体都要办什么呢？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一书堪称编剧界的圣经。在讲到主人公行为的时候，它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当主人公遇到阻碍时，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一定是最安全、最保守的。这是一切生物的生存本能：只有一切行动都尽量减少风险、减少能量损耗，才能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就好比说，在一部男主人公为了俘获女孩的心不惜全球大冒险的爱情电影里，男主人公最开始的行动应该是试图约女孩吃个饭；在一部上班族手持冲锋枪只身大战银行劫匪的动作电影里，主人公遇到劫匪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试试报个警；在一部现代背景的鬼片里，主人公遇到灵异事件的第一反应是用巧合、幻觉和科学知识去解释。这不只是剧本的规律，也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在列强压力面前的清政府，采用的也是相同的逻辑，首先选择风险最小，动作最保守的办法来改良国家。
面对这次入侵，清廷最直观的感受是列强武器装备先进、军事训练有素。就像我们小时候第一次读到鸦片战争，第一反应也大多是“清政府失败都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只要人手一支冲锋枪，分分钟反攻回伦敦”。而且还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华尔建立的“洋枪队”就是用西式方法训练、装备西式武器的中国人，战斗力的确十分出众嘛。
按照这个思路，洋务运动最先干的，是在全国开办新式兵工厂，从步枪、大炮到军舰逐一仿造西式武器。建造新式武器需要大量的钢铁和煤炭，所以还要配套开矿，建造冶炼厂。钢铁和煤炭还需要运出来，所以还要配套修建铁路。后来为了军事联络的目的，还修建了电报。同外国人合作、仿造西式武器、使用机器设备都需要熟悉现代化知识的新式人才，因此还要配套开办翻译西方文字的翻译机构，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机构。——以上就是早期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
办工厂其实不难，只要朝廷肯干，肯给钱、给政策，外国人乐得赚钱做生意，这工厂马上就盖起来了。难的是改变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里，伦理纲常、儒家道德是最重要的知识，这些是传统思想中的“本”。科学技术则是“末”，在思想体系中是不入流的。所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最自豪的是写哲学著作，比如王阳明写本《传习录》，这是万世敬仰的大学问家。或者写史学著作，比如司马迁写本《史记》，那是流芳万古。次一个等级的呢，写诗、写散文、写游记，这也算有格调。而写农书、医书、科技类图书，固然没人批评你，可也很少有人赞扬你，这类书籍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低，数量少。乾隆时编修的《四库全书》为什么要叫“四库”呢，因为它把所有书籍分成了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哲学著作，“史”是史学著作，“集”是文学著作。而科学技术部分，是“子”这一类下面的具体几个小部分，和小说、书画、佛道等书籍并列在一起，属于杂书，规格不高。
在这个思想体系里，儒学如同参天大树，技术是大树上的一些枝叶。当清人意识到西方人科学技术先进的时候，他们头脑中的反应是“我们这棵大树上有些枝叶枯黄了”，那应对的方式，当然是把这些枝叶修剪修剪换成新的，而不是把整棵大树都连根拔起。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无论是奕訢还是曾国藩等地方大员，他们都饱读诗书，多是经过科举考试的儒学精英，他们也都相信国家仍旧应该以儒学为本，洋务运动不能动摇儒学。从客观上讲，儒家思想也不能动。
洋务运动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是先有商人阶层慢慢积攒实力，等到商人势力强大了，他们从下至上，硬逼着国家改变制度，制定各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新政策。洋务运动是从上至下推广的。那时的中国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还没有强大的商人阶层，维持社会基层秩序的是乡绅。前面说过，乡绅离开儒家思想就没法维持地方秩序，所以基层不可能废掉儒家思想。
在高层，清政府入关以后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儒家化，为的就是把自己融入到儒家的礼制系统中，用来维持统治。现在要想让高层宣布儒家思想作废，这也不可能。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洋务运动的实际做法，是只学习西方的技术，不去改变中国的传统思想，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个“中学”，就是儒家思想，儒家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等级分明、凝固不动的社会。可我们说过，要建立发达的商业社会，需要的是公平、开放的市场。要公平，就不能等级分明；要开放，就不能凝固不动。换句话说，商业社会和儒家社会整个是满拧的。非要在儒家社会里建工厂、搞洋务，最后一定会出现一大堆问题。
四
儒家思想的核心道德是尊重身份等级，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等级绝对不能动摇。商业社会不同，商业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在商业社会里合法收入越多就代表着你对这个社会贡献越大，就越道德。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最崇拜的是“成功者”，一个人要是能成为中国首富那是万人敬仰，追随者无数。这就是说，儒家社会和商业社会的价值观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那些追求钱的都不是儒家价值观下的好人。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不支持民间经商。在很多朝代里，商人都要忍受各种歧视性政策，朝廷也不注意保护商人的利益，动不动就勒索你一把。在这种思想下，清末的洋务派官员也就没打算要把各种洋务事业去交给民间商人做。更何况最开始兴建的还都是军工产业，这种企业当然更要掌握在朝廷的手里。
洋务运动中的企业的主要形式都是“官办”，就是国家出钱，由官员去经营。其中的弊病我们不难想到：因为没有开放的商业市场帮助调配资源，会导致极低的生产效率和巨大的资源浪费。具体的表现，就是那些“官办”的企业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禁止同业的民间企业同它竞争。没有了竞争者，这些官办企业也就用不着改进生产技术，整天混吃混喝一样能把质次价高的商品卖出去，生产效率也就不可能提高了。
企业的经营者是朝廷任命的，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非通过竞争当上的经营者，他们也就未必拥有管理企业的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贪图私利，只想着自己怎么能从企业中捞钱，而不是把企业办好。因为负责人既无能力，又不一定真心想办好企业，那么到了企业的基层，就会出现管理混乱，充斥着各种贪污、收回扣、吃空饷、假造账目、拖延工期、以次充好的烂事；采买原料不考虑质量；生产研发不考虑效率。最后反应到表面上，就是这些官办企业都变成了一个个无底洞，朝廷大笔的银子扔进去，生产效果却差强人意。
时间长了，负责洋务运动的官员也看到了这些弊端，大家发现洋务运动花钱太厉害，朝廷实在承受不了。于是洋务派想到吸引民间投资，用“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办”来建设企业。也就是说，吸引民间商人来投资我们朝廷的企业，等到企业赚钱后，再按照股份来给大家分红。股份制我们很熟悉：今天我们在证券市场里购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成为这个公司的投资人，公司盈利后，我们就能按照比例得到分成。但问题是，我们今天坐在家里掏出手机点几下就能买到若干股票，可我又没到访过这个企业，我又不懂得经营，我怎么知道我投资的钱能得到妥善的经营？我怎么知道这个企业的管理人不会把我的钱贪污了？比如他花了大笔钱去他朋友的公司购买价高质低的产品，最后企业亏损了，我作为股东不就白白损失了吗？所以今天有一个国家机构叫做“证监会”，还有《企业法》和《证券法》，这些机构和法律对上市公司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公司要想上市，就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企业的经营情况，很多细微小事都要受到股东和法律的监督。
换句话说，吸纳民间投资这件事，必须有一个独立、公正的第三方监督企业的经营情况。可是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办”，都是由朝廷委派的官员来办。那个时代第一没有《公司法》，第二也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你想让民间投资人通过法院去起诉管理公司的官员贪污，这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那么这种公司的下场我们都能想到：仍旧是贪腐成风、仍旧是极低的效率，官员们把民间的投资用各种办法据为己有，然后就说公司亏空，没钱还本，破产拉倒。时间一长，哪一个民间商人愿意投资呢？这种模式也不可能进行下去。
所以这话就说回来了。洋务运动中的官员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为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机器和技术。其实他们错了，国家富强的关键在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关键在于一个公平、开放的市场。一个公平、开放的市场在于国家没有特权阶级，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就一下子回到“本”的问题上了。你不去改变国家制度，去约束清廷贵族、地方官僚这些特权阶级，就不可能实现高效率的生产。
可是要那个时代的洋务官员站出来高喊“咱们大清上层要改革，咱要建立可以审判皇室的最高法院”这又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且不说奕訢等人自己不可能有这个觉悟，就算他们有这个想法了，清政府还有几十万的八旗和绿营军队，湘军淮军中还有大量的旧式官僚，地方还有无数支持旧制度的乡绅，胆敢改变制度的人分分钟就被大伙剿灭，成为洋务派“用夷变夏”、坏我大清国本的铁证被挂出来示众。
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8]，此话对李鸿章并不公平，因为李鸿章也知道国家的根本在于民政，在洋务运动中期就开始大力开办民用工厂、办民用公司。但假如把这段话看成是批评当时的整个清廷高层，那正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五
洋务运动已经先天不足，起手已经问题重重，结果还不能好好地干下去。咸丰去世后，大清的政治格局是朝廷上有奕訢，地方上有曾国藩。但是这个格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朝廷里，奕訢就像肃顺一样，一开始很轻视两宫皇太后，以为都是普通女流。但是奕訢没想到，慈禧这人极有野心又极有能力，在最初的几年里，慈禧拼命学习政治知识，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图谋更大的权力。最关键的是，清政府皇权极为集中。在这种制度下，谁掌握了皇帝谁就能掌握一切权力。
奕訢一度权倾朝野，鼎盛时期的主要职位是“议政王大臣”和“领班军机大臣”。这两个职位是什么意思呢？当年清政府入关时，还没有完全脱离旧的部落制度，国家事务还需要召集各个部落的贵族一起商量，这些参与朝政的贵族就是“议政王”。随着清政府皇权集中，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快形同虚设，到了乾隆的时候干脆取消了。奕訢这个“议政王大臣”是专门为他一个人设的，是个虚职。“领班军机大臣”呢，就是军机大臣的头儿，军机处是清政府最核心的权力机构，这是个实权。换句话说，奕訢已经是权力最高的大臣。可是，清廷的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没有和皇帝讨价还价的权力，不像明朝的内阁那样可以“封驳”皇帝的命令，只能无条件地执行上谕。奕訢就算是军机处的头领，所有的行政命令也必须在皇帝那里盖章才有合法性。所以，奕訢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清政府的政治体系里仍旧无法和皇帝叫板。当朝皇帝是慈禧的亲儿子，一言一行都被慈禧控制，因此奕訢通过合法手段根本斗不过慈禧。再加上慈禧逐渐争取到了一些实权派大臣的支持，奕訢就更没有胜算了。
咸丰去世后没几年，慈禧的权势就逐渐超过了奕訢，朝中权力倒向慈禧一边。又经过不断的政治斗争，在咸丰去世23年后，也就是洋务运动搞了20多年后，慈禧终于把奕訢彻底赶出了权力中枢，自己独霸朝廷。咸丰去世后不久，地方上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最大的实权官员从曾国藩变成了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门下的学生，深受曾国藩的赏识。最开始，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办湘军，一起对抗太平天国。为了扩张湘军的力量，曾国藩后来拨给李鸿章三千湘军，让李鸿章去他的家乡安徽招募士兵。因为李鸿章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于安徽省的淮河地区，因此这支军队称为“淮军”。淮军逐渐变成了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剿灭太平天国后，战事并未停歇，当时中国还有大量的捻军。负责剿捻的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又投入到清剿捻军的战斗中。由于年迈力衰等原因，曾国藩清缴不力，于是推荐李鸿章接替他的职务。最终李鸿章的淮军大败捻军，李鸿章因此被朝廷重用，成为继曾国藩后晚清最强有力的大臣。
相比曾国藩，小他12岁的李鸿章对待西方事务更加开放，在清廷诸多大员中，对洋务运动最为积极。搞洋务是个很实际的工作，如何跟外国人合作，如何购买机器，如何引进人才，如何开办工厂、组织生产，这些都需要一个既熟悉西方事务又很务实的人才能办到。清廷出于防止地方做大、防止汉人掌权的考虑，曾经开办了一些由清朝贵族管理的企业，结果都因为经营不善搞不下去。最后不得已，洋务运动还是要委托给李鸿章这样有能力的人来干。因此，李鸿章就成了洋务运动中的领军人物。这个领军人物可不是什么好当的，李鸿章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压力，因为洋务运动不受很多人待见。其中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面积太大，和西方人亲密接触的也就是奕訢这种参与过外交的中央大员和南方省份的地方大臣，这些人中也只有少部分人能够眼光开放，支持洋务运动。还有更多的大臣躲在内陆、躲在后方，他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先进，听到的都是关于西人各种野蛮行径的传言。这些大臣都是经历过残酷科举考试的儒学精英，他们仍旧相信儒学是拯救国家的唯一正道，洋务运动是把国家带向毁灭的邪路，他们声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大部分中层知识分子也不理解洋务运动，因为科举制度没有废除，知识分子还是靠读儒书、考科举来当官，因此他们“固无须借洋务以自显，遂亦得鄙夷之以自高”，在儒家科举的大环境下，谁鄙视洋务，谁就是政治正确。而且当那些原本靠科举考试、靠儒家思想获得权力的官员看到世道变了，看到那些成天和洋人亲密合作的大臣现在呼风唤雨了，权力熏天了，很多失势的官员会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嫉恨。国仇私怨混在一起，让这些人对洋务运动充满了敌视。奕訢因为排行老六，于是被他们称为“鬼子六”，另一个洋务运动的官员丁日昌则被称为“丁鬼奴”。
古代官场政治斗争的一大办法是通过奏章和奏折进行言论攻击。这些敌视洋务运动的传统儒生，他们就靠撰写洋洋洒洒的道德文章来攻击洋务派官员。这种靠道德文章攻击政敌的方法称为“清议”，清朝末年的这群“清议”官员，就被称为“清流派”[9]清流派我们并不陌生，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就是这种人。再往上，还可上溯到北宋的司马光，东汉末年的“党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不懂得“儒表法里”的道理，不知道治理国家需要制定实际的政策，需要经济学知识，而认为只要万事遵守儒家道德，宣传儒家大义，保证官员高风亮节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清末的清流派官员也受到火烧圆明园的刺激，也知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但是他们给国家开出的药方还是儒家传统的那一套：对国事，就是广开言路，整顿吏治，强调忠孝。对经济，就是体恤百姓，鼓励农桑，缩减政府开支。对军事，就是向军队进行道德宣讲、令其“激发天良”；多拨军款、高额悬赏、募集乡勇；胡乱谋划各种纸上谈兵的“妙计”。对外政策，就是强硬对外，积极主战，谁主张和谈谁就是卖国贼。这些清流派如此不切实际，却受到了朝廷的支持。
咸丰去世后，慈禧和奕訢一度双雄执政，奕訢是洋务派，慈禧想要削弱奕訢的实力，便扶植一些清流派进入权力中心，靠他们的道德文章来攻击奕訢一系。在慈禧掌握实权后，她还要面临各地汉人督抚的威胁。太平天国运动后，全国各处还有很多叛乱，满、蒙军队清缴不力，最后全都靠湘军淮军等汉人将领剿平，导致后来全国九成的督抚都是汉人。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看来，这已经到了亡国边缘了，谁能保证这些人里不会有人突然站出来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像李鸿章这样的汉人大员因为常年主持洋务运动，掌握了大笔的朝廷拨款和新式军队，他们要造反了怎么办？
所以慈禧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护清廷江山，她一方面要笼络洋务派，一方面要重用清流派，靠这些人去制衡洋务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权力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洋务官员就很痛苦了。负责洋务运动的政府机构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顾名思义，所有同外国人的合作，包括军事上的、外交上的、经济上的，通通都归这个部门管理。所以这个部门的权力说大非常大，军事、经济、外交、海关这些大事全都可以管。但是说小又很小，因为它是在正式的国家机构之外，额外增添的附属机构。从国家正式的机构上讲，管经济的有户部，管军事的有兵部，管外交的有礼部，总领一切的有军机处，只要朝廷愿意，任何事都可以不经过总理衙门，直接走正规渠道。说白了，这就是个“朝廷要你有用你就有用，要你没用你就啥权力都没有”的部门，朝廷想打压洋务官员非常容易，洋务官员也就时常受到遏制。那你说这样的洋务运动，能搞得好吗？
我们回过头整体评价一下洋务运动：首先，它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在表面上生产了一些现代化的机器、武器，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国力没有提高，反倒出现了极大的浪费。其次，这场运动还时刻有清流派在后面扯后腿。因此，洋务运动“国富兵强”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朝廷虽然大笔的银子投下去，虽然从外国购买了很多新式武器，但最终的结果不是“国富兵强”，而是只能勉强做到“国穷兵强”。可是我们说过，战争胜败的关键不在于武器而在于国力的大小，“国穷兵强”的结果是大清表面上拥有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其实内里千疮百孔，先进的武器装备犹如窗户纸一般，一杵就破。具体伸手去杵它的，是刚成立不过20年的日本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