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唐朝初年一直到清朝末年，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榜样国家，“中国一切都比我们好，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学习中国就对了”是日本政府长期的信条。在思想和文化上，古代日本和中国大体一样，也认为儒家思想是最伟大的真理，越边远的国家越蛮夷。到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遇到了列强的入侵，在舰炮下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像清廷一样，日本也感到被“蛮夷入侵”的极大耻辱。但不同的是，日本的转型非常快，举国上下很快就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是自强之路。在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七八年后，日本开始了全面改革，因为当时的天皇年号为“明治”，因此这场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比洋务运动要彻底得多。我们现在有个词叫“全盘西化”，明治维新可以称得上是“九成西化”，不仅经济、工业、商业、教育全面学习欧美，连政治制度也西化，引入了欧洲的议会制度，甚至连完全没必要改的服饰也都变成了西式的。从天皇到大臣，人人都穿上了洋人的衣服，这架势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因为全面西化，当时日本有一个口号叫做“脱亚入欧”，就是我们不要再当中国文化的小弟了，我们要改当西方国家，进入欧洲世界。日本不光是这么说的，还是这么做的。明治维新了20年后，日本的国家实力和政治思维都不再像是传统中国，而更像是西方列强了。
日本崛起后，觉得我们现如今也是文明国家了，应该被西方人平等对待，于是希望废除之前同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是国家利益面前哪有道义可讲，西方列强自己彼此之间还打得不可开交呢，谁会给日本出让好处？日本在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大受刺激，感觉西方国家表面上讲的那些文明、荣誉都是虚的，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还是“儒表法里”嘛），我们必须拼命增强国家实力，要不就会被宰割。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和西方列强抗衡呢？当时的西方强国，全都有数量庞大的殖民地，不仅本国要搞工业，还要到世界各地占矿山、占港口、占市场、吸引当地人民去当廉价劳工。日本本土的面积其实不算小，是英国本土面积的1.5倍，可要算上在全球的殖民地，日本就比英国要小得多了。日本要强大，就必须学着西方列强去抢占殖民地。
先抢哪里呢？1929年，一位中国商人自称花重金混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了一份秘密文件。他把全文公布在《南京日报》上，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极为有名的《田中奏折》。其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是真是伪引起后世学者的极大争议。且不论它的真假，上述这话可是句大实在话。日本要进行军事和领土扩张，“中国东三省—中国—世界”这个路线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后来的侵华战争走的确实就是这个路线。其实这句话还缺少一个步骤，在《田中奏折》曝光时，朝鲜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田中奏折》略去了第一步：“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
日本是个岛国，它距离亚洲大陆很远，比较近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边的库页岛，但是那里太靠北了，土地贫瘠寒冷，缺乏战略意义。另一个地方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直通亚洲大陆，是入侵我国东三省的理想跳板。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峡宽度和台湾海峡差不多，交通十分方便。因而日本要扩张，自古以来朝鲜半岛都是必经之地。明朝末年丰臣秀吉入侵亚洲大陆的第一步，也是从占领朝鲜开始的。当时，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要占领朝鲜，就要同清政府产生正面冲突。当年清政府刚被列强欺负的时候，日本感到的是“唇亡齿寒”的恐惧和同情。现在明治维新了20年，日本已经“脱亚入欧”，当它们再以西方国家的眼光去看大清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野蛮、保守、自大、落后的国家，被欺负是“活该”的。
日本自信日清之间必有一战，而且日本可以获胜。获胜的关键，在大海上。
我们来看看中日之间的地形。打开亚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东部和朝鲜半岛中间包围着大片海域，我们称之为“黄海”。通过黄海，中国可以方便地从山东半岛运兵到朝鲜，远比走陆路从东三省绕过去更便捷。日本同朝鲜半岛也是隔海相望，一切军队和物资也都要通过海路运过去。所以日本要和清政府抢夺朝鲜半岛，争夺制海权就成了关键。假如日本得到了制海权，那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派兵，清方陆军只能从东北地区远道饶过去。而且日本还可以把军队随意投放到中国东部沿海，包抄清军的后路，甚至直接进攻大沽口，威胁京师。相反，如果被清军掌握了制海权，那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就得好好考虑一下防守国土的问题，连京都都暴露在清朝水军的打击范围内，进攻朝鲜的事就不要想了。
因此，清日两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乃至于两国之间的地位排序，就靠大海上的战斗了。这场战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午海战”。
二
日本在和清政府正式开战前，先搞了不少小动作，先是占领了清朝的属国琉球，又试图染指我国的台湾岛，这些动向引起了清廷的警惕。当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朝鲜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时候，清廷很多人都意识到和日本的冲突在所难免，两国怕是要打上一仗。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效率虽然低，但并不是一点效果没有。尤其是李鸿章花费重金打造了一支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另外，清朝还有35万新式陆军，上百万的后备部队，军队数量远高于日本。
然而，洋务运动的领袖、北洋舰队的领导者李鸿章却认为这场仗打不赢。打不赢的关键是没钱。海军这个兵种非常依靠装备。我的船比你好，我的装甲比你厚，我的炮比你粗，我跑得比你快，那你打我打不动，跑又跑不了，我基本上就赢九成了。工业革命以后，科技日新月异，武器装备数年就有一个大变化，海军军舰必须不断更换最新的装备才能跟得上时代。在清日开战前，日本海军刚刚购买了最新式的军舰和大炮，还有更先进的军舰在订制中。而李鸿章的北洋水师6年没有买新船，甚至连平时的训练经费都不足，所以李鸿章认为这场仗跟日本打不了，船都不行，这怎么能赢呢？
可是，为什么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钱呢？首先是朝廷真没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贸易口岸，对外贸易增加，海关关税也因此大幅度增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以曾国藩为首的各省督抚开征商业税，也扩展了清政府的财源，因此在洋务运动的这段时间里，清政府的经济情况还算可以，国家收入甚至比过去有所提高。可是，海关关税之所以能收上来，是因为有外国货物进口。外国货物之所以肯进口，是因为有中国百姓购买。所以海关关税本质上征收的还是本国百姓的购买力。同样，商业税本质上也取自于民，也来自于老百姓的购买力。而洋务运动又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提高社会生产力。所以海关关税和商业税也就有个增长的极限，并不是能无限支取的。
在洋务运动的这些年里，朝廷用钱的地方偏偏还特别多。除了盖工厂、建新军要花钱外，清廷在南方还和法国开战，国内新疆地区又出现叛乱，这都需要花费大笔军费。另外国内还有连年的灾害和饥荒。整个国家处处都是漏洞，处处都要钱，光靠那点农业税和海关税，给了这边花，那边就没钱，实在难以应付。所以朝廷不是说不想拿钱给北洋水师了，而是应该给多少的问题。你多给了北洋水师一分，别的地方就会少一分呀。同为曾国藩一系的左宗棠被派去平定新疆，大军作战需要钱，就挪走了部分海军拨款。为此，李鸿章甚至提出放弃新疆，把这笔钱省下来。可是新疆同样关系到边疆安定，而且战势迫在眉睫。这边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同日本的关系看上去又不那么紧张，朝廷怎么可能舍边疆而就北洋呢？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一开始的位置就不正。按照正常的国家制度，洋务运动里的各项工作都应该拆分开，修建工厂归户部，新式军队归兵部，上面由军机处统一管理。但是当时的大清朝只有少数官员熟悉西方事务，那些传统部门里的大臣办不了洋务。所以办洋务要单独设立一个“总理衙门”，把所有事都统筹起来，归有限的几个洋务大臣去管。可这样就导致一个洋务大臣他手下既管经济，又管军工厂，还能指挥部队，手上的权力太大了，已经接近于当年的节度使甚至是真正的军阀。
就拿李鸿章来说，李鸿章的正式职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隶”是“隶属”的“隶”，是“属于”的意思。“直隶”是“直隶省”的简称，意思是“直属于首都的地区”，也就是今天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直隶总督”就是这个地区的最高长官。“北洋大臣”是总理衙门的下属职位。搞洋务要和外国人接触，而当时和外国人接触的主要渠道是通商口岸，所以洋务运动的核心城市也是通商口岸。当时的清廷把全国的通商口岸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南边几个港口的洋务工作归“南洋大臣”负责，北方，也就是辽宁、河北、山东这一代的洋务事务，归“北洋大臣”负责。甲午战争里的主角“北洋水师”，指的就是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下的海军。
为什么说李鸿章在清朝末年十分重要呢？因为他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当于是把北京附近地区的新式工厂、新式军队、海关事务乃至朝廷的外交全都抓在了手里。放到今天，大概就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兼黄海舰队司令兼河北省省长兼华北地区工业部长兼外交部长”，整个华北地区的军政大权、军工大权再加上“里通外国”的机会，全都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国内省份的总督和他私人关系较好，他的亲哥哥还一度担任两广总督。说实话，李鸿章当时要是想造反，直接杀到北京推翻清政府都是有可能的，他的权力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可能完全放手让李鸿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政治斗争里，亲父子亲兄弟还经常兵戈相向呢，李鸿章还是个汉人大臣，朝廷再信任也是有限度的。
北洋水师由李鸿章一手建立，军舰是他联系外国买的，官兵是他送出国培训的，平时的训练战斗是他主持的，所以北洋水师虽然名义上服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管理，其实就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只听他一个人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水师不可能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找朝廷要拨款。
李鸿章要建立海军巩固国防，朝廷答应了。李鸿章要巨款购买外国先进军舰，朝廷也拨款了。朝廷拿出家底来给李鸿章打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私人舰队，这对李鸿章也够意思了吧？现在北洋水师已经有了一大堆军舰，其中主力舰甚至号称亚洲第一，结果你李鸿章还伸手跟朝廷说：我们军舰落后了啊，打不过日本啊，再给我一大笔钱我要换军舰啊。朝廷凭什么给你？关键是，一支舰队的装备够不够，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日本海军有一堆军舰，咱大清舰队也有一堆军舰啊。日本海军有蒸汽铁甲舰，咱也是蒸汽铁甲舰啊。仗都没打一场，我怎么知道咱的舰队是真不行呢还是假不行呢？
只有军事专家才能准确判断北洋水师的装备到底够不够。这个人必须熟悉新式海军的战术、战法，熟悉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熟读最新的海战战例，熟知外国各个舰队的战斗实力，才能有个稍微准确的判断。但是真正能具备这些素质的人在清廷只有极少数，而且全是洋务派。而朝廷中负责拨款的，是传统部门里的军机处、户部，他们不可能知道北洋水师是不是真不行。他们大可以怀疑这是李鸿章以“打不过”为名义，找朝廷勒索来了。
因为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私人部队，导致李鸿章自己的处境也很尴尬。一方面，他得告诉朝廷我们北洋水师还很弱，我得要钱。另一方面，他还得告诉朝廷，朝廷拨下来的钱我没有乱花，确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北洋水师。这两种论调是完全相反的，让李鸿章在和朝廷的交涉上很扭曲。清流派就常以李鸿章自己的话来挤兑他：你过去不是常说北洋水师很厉害吗？那现在开打了，怎么又缩了？还不单单是朝廷怀疑李鸿章，各省督抚也要拆他的台。
太平天国后，地方权力被湘军、淮军系的汉人官员垄断，这让清廷十分担忧。清廷的对策除了在朝廷中任用清流派外，还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在地方上刻意扶植不同派系的汉人将领。如左宗棠同李鸿章一样出于曾国藩旗下，但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政见不同，两个人有许多矛盾，于是朝廷便重用左宗棠一系的湘军。除湘军、淮军外，地方上还有其他一些汉人势力，也被朝廷分别扶植。最早北洋水师的军费是由各省分摊，但是地方独立性强呀，那些和李鸿章不对付的省份，经常少交钱，所以北洋水师的军费从很早以前就不足。
在“分而治之”的政策下，海军也不能都交给李鸿章一个人。当时全国一共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个水师。分别受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统辖，等于是四支互相独立的部队。广东水师由李鸿章的兄弟掌握，因此在甲午战争中全力支持李鸿章，把三艘主力舰，广甲、广乙、广丙借给了北洋水师。而其他两支水军为了自保、为了看李鸿章的笑话，都作壁上观了。开战后，朝廷曾数次摧调南洋水师，都被用各种理由推诿。
还有个可笑的事，甲午战争结束后，广丙被日军俘获。结果威海卫的海军官员给日方写信说，广丙原本是广东的军舰，“今回战争原与广东不干”，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军舰如果都没回去，我们“殊对广东总督不住”，所以请您允许让广丙开回广州。这就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同时上海却和英法合作一样，清廷官员已经把南方诸省当成独立的政权了。相比之下，统一的日本是全国出钱，全国建军。日本海军原本分成作为主力的“常备舰队”和负责沿海防御的“西海舰队”。为了对抗北洋水师，日方在战争前特意将两支舰队联合到一起，组成“联合舰队”。清方分裂，日方联合，实力此消彼长。
梁启超说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对抗日本人，是“以一人敌一国”。这话有些夸张，因为朝廷毕竟还是大力支援了李鸿章的。但也说出了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一个原因：从表面上看，甲午战争是以庞大的清国对抗小国日本，其实是以李鸿章的私家军队对抗日本全国，清方的力量一开始就处于弱势。
三
在近代史的论述中，常有人说“是因为慈禧太后要修颐和园，挪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费，所以北洋水师才会输掉战争”。其实和上述制度上的问题相比，修颐和园对北洋水师的影响并不算大。
修颐和园有一个政治大背景。慈禧在打压了奕訢后，掌握了朝廷大权。但是慈禧的权力有个漏洞：她掌权是因为皇帝年幼，不得不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可等到皇帝成人后，权力就应该还给皇上了。后来同治皇帝长大，慈禧找理由拖了几年，实在是拖不过去了，才不得不把权力交了出来。可是同治感染上了天花病毒，在当时没有治疗的办法，只亲政了两年多就身亡了。同治生病的时候，慈禧重新掌握了批阅奏折的权力。同治死时没有儿子，也没有立遗嘱（到底是真没立还是慈禧给掩盖了，这就不得而知了），由谁继位就由慈禧说了算。
当年同治要结婚的时候，慈禧和慈安都推荐了人选，结果同治选择了慈安推荐的女子当皇后。换句话说，同治的皇后是慈安那边的人。同治去世的时候，这个皇后已经怀孕了，当时就有大臣建议：咱应该等皇后生产后，如果生的是男孩，就让这男孩继位。慈禧就没答应。不算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按照继承顺序，应该是同治平辈中最年长者继位，但是这个候选人的年纪大到已经可以亲政了，结果慈禧也没有答应。最后慈禧力排众议，选择了后来的光绪帝继位。因为光绪当时只有4岁，离成年还很久，而且光绪的母亲还是慈禧的妹妹。为了把关系理顺，慈禧还把光绪过继给咸丰当儿子，这样，慈禧就是光绪名义上的母亲，才有资格继续垂帘听政。这是洋务运动进行到一半时候的事，后来又过了十几年，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光绪也到了亲政的年纪了，慈禧不得不停止了垂帘听政。
综合来看，慈禧对于光绪继位的问题是有心理矛盾的。一方面，慈禧本人贪恋权力，想要持续垂帘听政下去。另一方面，慈禧也知道按照法理交出权力是迟早的事，而且光绪亲政时慈禧已经五十多岁了，按照古代的标准已经是一个老年人，她也不可能永远霸着权力不放，她得考虑清廷未来的稳定。其实，这两个矛盾心理——贪恋权力和“对大清未来负责”——在慈禧的内心里很可能是统一的：她认为自己之所以霸着权力不撒手，不是因为一己私欲，而是为了国家。朝政处处是危机，小皇帝年幼没经验，我要是撒手了国家该怎么办啊。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一方面，慈禧从光绪小时候开始，就对他非常用心地培养，既不断向光绪强调二人之间的“母子”感情，也努力培养他的施政能力。另一方面，在光绪执政后，慈禧仍旧以“训政”的名义继续控制政权，小事光绪可以说了算，但是朝政大事都要征求慈禧的意见。也就是说，在清日战争即将开战的时候，慈禧对光绪处于“试用期”阶段。光绪处理日常政务，但是真正的大权还是掌握在慈禧的手里。
在光绪周围，还有一群押宝在皇帝身上的大臣，他们盼着光绪能早日亲政，这群人也就能借此掌握大权。其中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hé）为代表，他们称为“帝党”。
在翁同龢等人的策划下，光绪开始了修建颐和园的工程。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北京周围的皇家园林都残破不堪不能居住，光绪、慈禧等人只能住在紫禁城和一些规模较小的皇家园林里（比如距离紫禁城非常近的“西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海公园和中南海）。后来，光绪看中了距离圆明园不远，受劫掠较少的清漪园。他花了大笔银子重修清漪园，打算给慈禧居住。这一方面是为了向慈禧展示自己的孝道：您老人家为朝廷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找一个地方好好享受了。另一方面，也是让慈禧搬出紫禁城，住到北京城外，让她离政治中心远一点。光绪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颐”是“颐养天年”的“颐”，意思就是您该退休啦，到那边歇着去吧。
慈禧本人十分偏好享受，不管国家财政如何吃紧，她个人的物质享乐一定要保证。同时，慈禧也考虑到权力早晚也要放手，于是答应了这个安排。在这个背景下，修颐和园就不仅仅是慈禧的个人享受问题，而是关系到下一代领导班子能否顺利交接的政治问题。但是国家财政日益吃紧，在这个时候还要拿出大笔银子修建园林，大臣们对此意见很大。当年火烧圆明园后，同治就想拿出一笔钱来重修圆明园，结果遭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差一点搞到君臣反目，最终是两宫皇太后出面说这园子咱不修了，这事才算完。因为顾忌大臣的反对，光绪和慈禧在为颐和园筹钱时就玩了个花招，说要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操练水师，要建立一个“昆明湖水师学堂”。然而昆明湖不通外河，水面风平浪静，根本不适合操练水师，这其实是为筹款找的借口。为了配合这名目，李鸿章还调来了北洋水师的官兵和小型蒸汽船，在昆明湖里大张旗鼓地操演了一番。就在这个“修建水师学堂”的名义下，光绪和慈禧向各个政府部门、各省督抚伸手索要“海军军费”，又以“海防”名义向社会募捐，这些钱被用来修园子或者挪作他用。这就是说，修颐和园虽然不应该，但它占用的不是北洋水师的专款，就算不修颐和园，这笔钱也不一定会花在北洋水师的身上。
当然，当时全国上下各处都需要银子，无数的平民正在饥馑中哀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穷奢极欲地修园子，这是十足的祸国殃民之举。但也要明白，北洋水师缺钱的根本原因，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是生产力低下、贪腐严重导致的全面经济落后。退一步说，就算修颐和园的钱款全都投到了北洋水师里，也只能解一时之急。然而海军需要的是长期大笔的资金投入，偶尔的拨款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相比之下，日本的海军归日本天皇、内阁和军部大本营管理，是属于国家的正规军队，国家拨款不遗余力。为了加快建设海军，日本天皇带头从自己的内库里拨钱，大臣、议员从薪水中捐钱，连普通百姓都动员起来踊跃募捐。日本海军的军舰更新速度很快，在甲午战争中起到关键最用的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就是在日方在开战之前及时购买的。
四
因为知道自己军备不行，所以在同日本冲突爆发的时候，李鸿章力主议和，避免开战。但是清流派不干了。
我们今天在讲述清末屈辱史的时候，常常用“主战派”和“主和派”区分忠奸。认为主战派就是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主和派就是卑躬屈膝的卖国贼。其实当年的情况也是一样，凡是高喊坚决抵抗的，就赢得朝野的一片欢呼，而小心翼翼提出和谈的，一律被骂成奸妄小人。可正像茅海建先生在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所说：当时所有主张和谈的清朝官员其实一开始都主张打仗。而那些到了前线的官员，后来都成了主和派。换句话说，躲在后方唱高调既痛快又安全，可要到了一线真正干实事、真正去解决问题，才会发现这高调并不好唱。
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就是这样。这些清流派不用处理一线事务，在他们的心里，日本还是当年那个蕞尔小国。他们不相信洋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能越混越回去，连弱国日本都打不过呢？其中更有些人从道德和哲学的高度论证大清必胜的道理，他们义正词严道：“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我们是以正义伐无道，日本则是“欲奋螳臂以抗王师”，那我们怎么可能打败呢？面对如此雄辩，我们也只能回答“大哥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了。但是站在清流派的角度想，他们挤兑李鸿章也是有道理的：国家投资北洋水师这么多年，钱让你花了这么多，等临到敌人欺负到家门口了，你突然说打不了，那国家养你是干什么吃的？李鸿章是不是想出让国家利益来保存私人军队呢？
有的学者认为，翁同龢主战还有政治上的考虑：甲午战争爆发时，光绪刚亲政不久，慈禧并未完全放权，遇到大事光绪还要向慈禧请示。翁同龢等“帝党”对此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对日战争胜利，正好算是光绪亲政后一大政绩，可以稳固帝权。就算万一打败了，负责任的是李鸿章，他可以借机打击政敌，也算不错的结果。
总之随着清日冲突不断加剧，除李鸿章等少数人外，朝野上下都支持开战。最终慈禧和光绪拍板决定开打，随后日军先在海上挑起战事，清方正式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打响了。
近年来，有很多人批评当年的清流派开战误国。但其实当时的局势对于清廷来说，无论是战是和，都是一个死局。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清方就算想不打恐怕也做不到。李鸿章之所以主张和谈，除了打不过外，还因为他错误判断了国际形势，以为西方列强贪图在朝鲜的利益，一定会从中调停。日本忌惮西方力量，不敢真正开战。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日本铁了心要打，李鸿章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清方非要和谈，唯一的办法是让出朝鲜半岛。这个结果要比甲午战争后清方的损失小得多，但以当时的舆论环境，一仗不打就退让成这样，别说李鸿章了，朝廷也没法对全国交待。
退一步说，即便有机会和谈也只能躲过一时。因为占领朝鲜，既而图谋我国台湾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不断扩大在亚洲的利益，这是日本的长期国策，日本和中国之间早晚是要打仗的。以日本维新的国力，时间多拖一日日本就更强一分。此时开打清方的水军实力还比日方要高一点点，还有赢的希望。假如再拖上三年，等到日军订制的最新型“富士级”军舰造好，清方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总而言之，这仗是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