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大哥笑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谁呢？交给人民，交给民族，交给党，为抗日，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为全民族的利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再看看国民党的高官，一对比就清楚了。我们的领导人心里只装着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是他们的使命和信仰，自己住窑洞，吃小米，穿补丁衣服，图了个啥？而我们的军队也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不惜牺牲，不讲报酬，不计得失。而国民党的高官，心里只想着金银财宝、升官发财，只贪图个人利益，一切行为目的就一个字，‘捞’，捞钱，捞官，捞名誉，捞好处，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面对强敌入侵，却龟缩在重庆的深山里，等着捞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你不信，走着瞧好了，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党，你跟着他们，有前途吗？”
黎大哥临别前夜的这番话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记住了“交出去”这三个陌生的字眼儿，从此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好印象，也许我该去延安的？也许我该做一个像黎大哥那样有主义、有信仰的人？我选择国民党也许是错的？我会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会不会跟着国民党一起被共产党最后消灭？会不会是另一次“想进天堂却错进了地狱”的吊诡选择？不知道，不知道啊，我发现自己第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又到了分手时刻，黎大哥从歌丽娅手中接过一本瑞士假护照和一种药，他把药服了下去，第二个瞒天过海的秘密计划按时启动了。他服下去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可以引发高烧和心脏病，是由德国科学院为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专门研制的，学名叫WSD239T，如果过量服用，可以瞬间致死人命，因此紧急时刻可以当做毒药来使用；但如果剂量掌握得当，则可以引发高热和皮疹，而不会危及生命，就是事后人的消化道会及时将其分解、排空，而不会在人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5分钟后，黎大哥按时发病了，高烧40度，且持久不退，浑身出皮疹，人已经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故意跑去报告了校方：黎耀东得了“猩红热”。什么，猩红热？这可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传开了可不得了，校长立即下令，赶快送医院！黎大哥被送进了军方一间医院的传染病房。医院的医生忙活了一个通宵也没查清黎耀东到底得的是啥病。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但到中午时人却失踪了。
当失踪的消息传到学校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得意，我知道这时候的黎大哥已经把歌丽娅为他提前准备好的汽车开到了瑞士边界，说不定正在斯坦茨湖上，再有2个小时，他就会张开自由的翅膀直上云霄了。我衷心地祝福你，黎大哥，你终于逃出了魔掌，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加入抗日大军的行列。
预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几个盖世太保冲进了我的宿舍，我被校方带到了一间密室。校方怀疑我和薛大龙、黎耀东是同伙，对我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审讯。
我矢口否认了一切，我的逻辑是：我和薛、黎二人平时关系好，是实情，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是他们的同党，或同伙，我对此事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校方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指证我。我找到理由反守为攻，指责校方对这二人的所谓失踪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说“失踪”，只是一种对学员下落不明的无可奈何的主观武断和敷衍塞现之辞，其性质究竟属于什么？是被人暗杀了呢？还是出了意外？或是自然死亡？或是逃避兵役？或是自杀了？我认为责任完全不在我，我不是他们肚里的蛔虫，更不是他们的大脑，他们两个大活人，何去何从难道要经过我的批准？我是他们的上级领导或是亲属家人吗？我不断地反问他们。
如果说失踪有责任的话，也完全在于校方管理上的漏洞和失职，像这样的“失踪”已经不是第一起了，校方难道不应该认真检讨自己吗？校长和教导主任在我的质问面前哑口无言，颜面尽失，我还提醒校长，如果学员的家属前来要人，或者上级进行追查，他们的麻烦就大啦。最后，校长不得已让我返回了宿舍，并下令对我进行严格的监禁。
我被禁止了一切外出行动，不能够与外人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许上课，不许下楼，不许打电话（我宿舍内根本没有电话），吃饭有专人送到宿舍，这实际上就是软禁，门口还24小时有两个盖世太保站岗。并让我听候下一步安排。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些措施，该来的总是会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严厉，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与外界完全隔断了联系。此时我还不知道歌丽娅的汽车已被禁止驶入校园。这是一个“困局”，一个“危局”，甚至是一个“死局”，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第三步出逃计划注定是失败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想到我就要被当兵的押着送上波兰前线，或是被派往苏联内陆，去当一个随时会送掉小命的间谍，就从心里直打寒噤，我方寸大乱，无计可施。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迅速流逝，这个时候谁来救我？谁会救我？我想到了歌丽娅，只有她了，我希望她快来救我，但我内心很矛盾，我又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出现，因为房子外面就是一个陷阱，她不会不明白。即使她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前来救我，我们能逃得出去吗？魔掌已经张开，陷阱已经挖好，除了房间门口的两个警卫，楼顶也有几个党卫队员守着，院子里有巡逻队，再加上大门口的铁丝网和机关枪，想逃出去谈何容易。
学校外面，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而我，只能坐困愁城，听天由命。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第二天仍旧如此，但是第三天晚上10点多时，满院漆黑，学校沉浸在一片恐怖的寂静之中。我正在阳台上抽烟解闷，突然，对面的窗户里闪了一下，像是一束手电筒的微光，我的心一下抽紧了，那是什么？是光吗？真见鬼，难道是一种偶然？我又耐心等了一会儿，双眼紧盯着对面那栋楼的窗口，那道光又出现了，这次是一束红色的光，那光像是被一种红布包着，幽然的，飘忽的，但在暗夜中非常醒目。不一会儿，红光灭了，又出现一道绿光，绿光也灭了，又是红光，一明一灭，一灭一明，红绿光交叉闪现。
我在心中惊呼：莫尔斯电码？对，就是莫尔斯电码！歌丽娅呀歌丽娅，我的心上人，你终于来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拿出纸笔，迅速记下她用电筒发来的信息：红红绿，绿绿绿红红，红绿，红红红红绿，绿红红，绿红，绿绿绿绿红……
转眼间，我立刻用记忆中的明码本翻译出电文：“杨大哥，我是歌丽娅，我还没有丧失自由，我要协助你逃出去，原计划行不通，必须尽快想出新办法。歌。”
新办法？什么办法？我，一个自诩为玩战略的高手，还能被这点困难难住或吓倒吗？我只用了5分钟，就想出了一个逃出囚笼的妙计，但用什么方法把信息传递给对面房间里等待着回音的歌丽娅呢？我的房间没有手电筒，甚至连个台灯也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我突然看见窗台上摆着的一个洋娃娃，是那种一挤便会“吱吱”叫的玩偶。这是上次晚会上赢来的礼品，噢，就是它了，办法终于有了。我趴在窗口，嘴里发出阵阵“喵喵”的猫叫声，其间杂着玩偶的“吱吱”声传了过去：喵喵喵吱吱，喵喵吱吱吱，吱吱吱吱喵，吱喵喵喵喵，吱喵吱喵喵，吱吱吱吱喵……
我的电文是：“行动分三步，第一，去机场售票处找一位富有老妇，确认她买了一张11月2日去香港的机票后跟踪她回家，记住其住址，并将其相貌拍照，正、侧各一张，然后制作一个橡皮假脸或树脂面罩，发型、脸型要与她一模一样；第二，三天后是万圣节，当晚9时整，找一个马戏班子闯入校园，你混入其中准备小丑服装接应我；第三，准备好汽车和富婆家中的钥匙。帆。”
对面用红绿光发来信息：“收到，我立即去办，明晚同样时间等答复。歌。”
歌丽娅走了，校园里又恢复了黑暗中的寂静。我知道歌丽娅一定会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的。这种小伎俩，对于一个女间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第二天晚上，10月30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窗口，歌丽娅用电筒发来信息：“第一件事已办好，是位伯爵夫人，满头白发，住在郊外一幢大别墅里。面罩和钥匙正在制作中，明天做好。明晚等答复。歌。”
第三天晚上，10月31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窗口，同样的红绿光：“一切就绪，假脸面罩、别墅钥匙、机票、汽车和明晚9时整的马戏班子。歌。”
第二天是11月1日，万圣节到了，街上到处是彩旗、人流和欢声笑语，游行队伍跟着仪仗队，吹着喇叭，开着彩车从各条街道穿过，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披着节日盛装游行的人们开怀大笑，摩肩接踵。
晚上8点45分，一个走江湖的马戏班子从大街上拐进了学校的大门口。后面传来阵阵的喊叫声、歌声和欢笑声，及叮叮当当的铃声和脚步声，夹杂着一个蹩脚的铜管乐队的吹奏声和一面大鼓的敲击声。校门口的几个门卫看见小丑们的滑稽表演，大笑起来。几个卖艺人骑在毛驴上，马戏丑角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他们一面与小丑插科打诨，一面扔着如雨般的纸带，并把装着话梅的小纸袋掷向坐在彩色车里的马戏女郎。那女郎用金银纸箔和羽毛把自己装饰得艳丽妖冶，前额上披着几缕假发卷儿，涂了口红的嘴唇露出性感的笑容。彩车后面跟着一群翻着跟头的小丑。一个驼子，又矮又丑，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身上挂着铃铛，一面做出可憎的鬼脸，弯腰曲背，引来大门守卫们阵阵的哄笑。
马戏班子在校园里游了一圈，这时我早就用一根绳子溜下了三楼，从一棵冬青树后面蹿入马戏班子，迅速穿上了一身小丑服装，跟着人群混出了学校大门。
走了没多远，我们跳上歌丽娅的汽车，很快就来到一间郊区的别墅前停下，我们摸到后门，用歌丽娅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后门，摸进了房间。房里没人，客厅关着灯，我们继续往楼上摸，二楼好像有人在洗澡，传来“哗哗啦啦”的水声。我悄悄打开笔型电筒，不久就找到了放在壁炉架上的机票，歌丽娅打开衣柜，偷了一身亚麻布长裙和一串珍珠项链，我们悄悄溜出后门，跳上汽车疾驶而去。
11月2日早8点，我乘坐着歌丽娅的汽车赶往机场。歌丽娅流着眼泪驾驶着汽车狂奔，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又有千言万语在心头。机场到了，就在我换好了衣裙要打开车门时，歌丽娅递给我一个橡皮面罩和一个牛皮纸信封，说道：“先戴上面罩吧。拿着，这是‘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图纸，也许对你有用。”我戴上面罩，活脱脱一个70老妪，像极了，我们对视一笑。我又拿出一个纸包递给她说：“这是1万马克，其中有1 500马克请你在明天悄悄塞进富婆家中的信箱，我可不想让人家当做一个偷票鬼和窃衣贼。”我强忍着泪水，幽默地说：“歌丽娅，亲爱的，还有一个礼物你还没有给我。”歌丽娅眨着泪光的大眼睛望着我，凄然一笑，递上了颤抖的嘴唇，噢，一个流着泪的吻，一个生离死别的吻，一个荡气回肠的吻，那个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心心相印将变作千山万水，我们的地老天荒将变成海角天涯。
我们手牵着手，走进那道安检门，一个“小间谍”送别了另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小间谍”，给那些“大间谍”们留下了一道永远也破解不开的失踪谜题。
飞机起飞了，巨大的尾烟把蓝天划下一道雪白的伤口。我从舷窗下望，挥了挥手，用德语说：“再见，德国，再见，希特勒，再见，我的湛蓝的眼睛和那双弯曲上翘的睫毛啊……”
杨锦帆的故事在一声叹息中结束了。“我的个乖乖，你不是在讲一个好莱坞电影或希区柯克的小说吧？”林闻涛笑望着他打趣道。
杨锦帆摇了摇头，好像在否认或挣脱些什么，收回了苍凉、悠远的目光，低头一看，自己手中的白酒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红酒。林闻涛碰了一下他举起的茶缸，杨锦帆苦笑一下，一仰脖，将整杯酒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