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濮存昕，中国话剧、电影演员。1953年生于北京，从小就对表演有浓厚的兴趣。69年插队下乡，77年返城入空政话剧团。86年调入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父亲苏民是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从小就对表演有浓厚的兴趣。在人艺演了《李白》、《哈姆雷特》等多出话剧。90年代，在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中扮演明镜法师；演出了张暖忻导演的电影《云南故事》；夏刚导演的电影《与往事干杯》；夏刚导演电影《伴你到黎明》。电影《洗澡》等。在2001年度观众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电视剧演员的评选活动中，濮存昕被大家评选为最喜爱的演员之一。近年来濮存昕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曾将所有片酬捐给北京佑安医院，以此协助这所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医院。
开场白
濮存昕曾在话剧里演李白，我想象他在舞台上朗诵《将进酒》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肯定是特别慷慨激昂。濮存昕在舞台上和在屏幕上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阳光健康又特别具有亲和力的，而且带着几分儒雅，这是他带给我们的公众形象，但生活中的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鲁豫：我刚才那些形容词不是特别夸张吧？濮存昕在任何地方都会带着那么一个红丝带，给我们介绍一下。
濮存昕：广而告之。大家伙儿都应该是志愿者，参与公益事业。这是预防艾滋病的红丝带标志。
鲁豫：现在我们看濮存昕觉得他依旧那么的儒雅，对女性观众极具杀伤力。我当着你面夸你没事吧？
濮存昕：有点过了。
鲁豫：那行，我们说点不过的，说说濮存昕小时候。我觉得一般人会说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我就没法想象濮存昕小时候会是个淘气的孩子，但是他小时候的确是个淘气的孩子。
儿时的濮存昕并不安静，他顽皮好动，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父亲苏民是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的第一批演员，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话剧导演。在这样的环境里日日耳濡目染让儿时的濮存昕对演戏并不陌生，但那条通往人艺舞台的长长过道却更是让他充满了好奇。
苏民：他见到我演戏就给我送饭，简直觉得到了舞台就神秘的不得了。但是有个规矩，就是后台那个大门不许他进去，只能在走廊来回转，所以他每次就在我们化妆室转了又转。
对于童年的濮存昕来说过道那边的舞台可望而不可即，在濮存昕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与许多同学一块被选入北京市少年儿童合唱团，可是不久他就因为玩性不改被老师请了出去。
鲁豫：听听濮存昕说他小时候怎么淘气的，据说因为淘气少年合唱团不让你进了？
濮存昕：那次的事我挺遗憾的，因为是东方文化大歌舞排练，我乱窜。毕竟三千多人的一个演出，纪律很严格，那是1964年，最后就因为不遵守纪律被开除了。另外我记得特别好玩的是我父亲回家了，突然说谁功课做完了？我姐姐当时没做完功课，我做完了。他就说“好，今天晚上大会堂有一张票，东方红大歌舞。”因为他有别的事去不了，我就去了。那时候大概应该是小学四年级，我个儿很矮，那时候都害怕人不让我进，因为从来没有拿着票自己进大会堂，记得那时候我爸跟我说画画的时候大人的五官比较开，小孩儿的比较集中，结果我拿着票就把鼻子眼睛都撑开了那么走进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就让我进去了。没想到我坐的比较靠前，那天晚上是录音晚会，那时候没有录像晚会，但是录音晚会不许咳嗽，不许鼓掌，不许这儿不许那么，人家一瞅这小孩怎么还坐那么好的位置，就给我请后面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到后面去了。反正当时看到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合唱，一唱的时候当初我站那个位置现在不让我去，我在底下看着那演出挺好的。
鲁豫：我们现在看濮存昕高高大大的，在银幕上尽演一些特别英俊潇洒的角色，但其实在小时候他也经历过一些人生当中最开始的那些挑战和困难。
两岁时一次在幼儿园的感染让濮存昕患上了当时非常难治的小儿麻痹症，由于抢救及时濮存昕躲过了一场死结，但在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右脚却由于神经受到损伤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行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濮存昕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身心压力。
濮存昕：上体育课那时候有接力跑嘛，你肯定跑不快，人家都不愿意跟你跑，谁都不愿意跟你跑。
十岁那年濮存昕接受了一次矫正脚部神经手术，并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慢慢恢复，而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让父亲苏民记忆深刻。
苏民：有一天他们自己上学去了，从窗户口一过看着出大门，拄着拐，书包挂在前头，不是背在后头是挂在前头。我说干吗这么挂着？我就看着他出了门之后，把那拐靠在墙上，背包那么挂着嘛，他两个手从背包里面掏出来，从脑袋上一钩，然后把那个拐拿过来。我寻思他就要拄着拐走，结果不，他夹在胳肢窝下面，拿胳膊甩着，跳着走，他要锻练这条坏脚。就因为这条腿他受到同学的嘲笑，受刺激。但是他能从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觉得我要锻练这条腿。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事实上，这种求生向上的意识并非濮存昕所特有，正如他的父亲苏民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孩子的心里甚至是性格。
鲁豫：你真是有毅力的小孩。
濮存昕：小的时候这些个什么锻练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骂我濮瘸子，我就不想让人说，给我叫外号。上体育课的时候，接力赛，谁都不愿意跟我一头，把我摔到一边，自尊心都没处放了，坐在操场边上你就想死。那作为孩子那时候很极端的思想都有，恨我的父母为什么让我得这病什么的。但是最后还挺好，因为我恢复很快。我在两岁时候得的小儿麻痹，因为我的幼儿园在一星期之前有个女孩就得的是这病，当成发烧治，我还记得她的样子，最后就是完全瘫痪的样子。我呢，一发烧，阿姨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跟女孩一样的病，所以就没误诊，正好赶上北大医院正在做中西医结合的一种科研，那么很快很快我就能走路了。当时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电影了，所以等于说我两岁的时候，1955年就被电影拍过了，然后人家都说你看这孩子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能走道了！真好！
鲁豫：所以说也是运气。
濮存昕：真的是运气，当然我在一生中也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我很多很多时候真是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多很多的机会。
鲁豫：性格决定命运，还是你的性格。
濮存昕：后来我又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整形手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能跑了，而且能够参加接力赛了，虽然跑得慢点。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我到现在都还是打篮球，我估计能两个小时不下来都行，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就是要练练练，我不能胖，因为只要一胖我的这个左腿它的力量就会显得差一些，那么你就会为了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练，相反这样一来我作为演员状态也好，我现在还能演年轻人，我就觉得要感谢这些挫折了。
鲁豫：所以刚才濮存昕也说，他一直挺感谢生活的，但是我觉得也正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地要强，自己努力，慢慢他走路就非常自如了。我想童年那个经历让他没有想到，只有自己努力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濮存昕很快的就和当时一般孩子一样进入了平常的生活状态，包括走路的样子，也是因为他自己练的非常地好。到了1966，当时的全国学生都开始停课闹革命，很多学生没有经过什么事情的也都卷入那场浪潮当中，濮存昕也是其中的一个。
1966年，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刚刚小学毕业的濮存昕没有课上，他当上了一名红卫兵。
濮存昕：就像我这个岁数的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那时候是十二三岁，是红卫兵里最小的一拨。但我们那时候很高兴，不用上学啊，整天撒丫子，无法无天了，这是男孩子特别高兴的事。
在那个充满着荒诞色彩的理想主义年代，十三岁的濮存昕在懵懂之中积极地表现着一个孩子的革命热情。
鲁豫：小孩子总是喜欢自由的，那个时候对学生来说一下自由了，你们都做什么呢？
濮存昕：跟着警察一起到旅馆去查有没有介绍信，当时如果碰到没有介绍信的，就拿着他的提包什么的，用专门的车辆给他运到北京火车站，塞到火车上，就算完成任务了。那时候就是干这个，几天几夜不回家。有一次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好几天没有回家，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话，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偷偷摸摸回家了的时候已经夜里两三点钟了，我以为爸我妈睡觉了，结果他们把台灯一打开，问“哪儿去了？”我说我们在北京火车站闹革命，我印象里虽然家长不高兴，但是他们没有批评我，说“好好好，经风雨经风雨，孩子经风雨去了！”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这么“闹革命”去了。
鲁豫：对，这话很质朴，那时候真的就是经风雨见世面，闹去了。
濮存昕：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红卫兵也打、砸、抢，也抄家。
鲁豫：你也去抄家？
濮存昕：也抄过家，我第一次在那个人的家里看到那个冰箱才知道原来冰箱是这样的，而且那里头还有西瓜，有一个红卫兵，他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看见后拿着西瓜就吃。四中的红卫兵来了，那都是大板带，穿着军装，拿那皮带一抽，都往脸上抽，当时就破了。把我们吓的，觉得好厉害。那时候都是谁份，眼睛多看两眼都能打架的。
鲁豫：那时候你份么？
濮存昕：那时候我不份，我跟着后面瞎欺哄。为了淘换一个军挎背那是费尽心机，反正就是寻么，红卫兵袖章是做的宽谁份，就像套袖似的。那袖章里面是白衬或者黑衬，我们当时是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反正跟着红卫兵瞎闹。
鲁豫：但是那时候抄家都干吗？把东西砸了叫抄家？
濮存昕：也打人，我觉得我很愧悔的是自己也打过人，而且那个老太太真的过两天就死掉了。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性完完全全没遮没拦了，很丑恶的东西都有。我当然不是说我有一个很丑恶的心里，我就是跟着瞎闹，我也上手去参加，打资本家。那些大的红卫兵就拿着刺刀枪，就是木头的那种教练的刺刀枪，我也拿过来捅一下。那个年代真是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真的是不能够再来了，一定要记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族都变的丑恶了，民族都有问题了，不只是四人帮，也不只是那些文化大革命兴风作浪的一些有问题一些人，我觉得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了。所以后来看巴金的《随想录》，在探讨和忏悔自己，批判自己，为什么中国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它的整个社会基础，它的瘟床存在于每个人。我们因为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拨乱反正，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仍旧不能忘却自己曾经痛苦的年代，罪恶的年代，我们自己都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这些青年，对于世事对于生活我们有自己非常非常明确的概念，不要再说假话，一定要求真。鲁豫：那个时候对于你来说，上山下乡可能还救了一批孩子？
濮存昕：对，我们是喊着口号去的。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去，可能因为太苦了。
鲁豫：你是属于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濮存昕：我愿意去，那时候黑龙江兵团来招人，当时我们六九届的这拨人里头必须要，那句话叫“连锅端”，“一起端”，没有特殊情况不许留的。当时有五个地方可以选择：云南、陕北、内蒙、黑龙江，还有嫩江。黑龙江有的兵团，还有嫩江农场，我是坚决要去的。人家还说你这腿有问题你不能去！我写决心书，要磨练也好，然后还做跑步让人看，我说我腿没事，你看我还打篮球呢！你看我做各种各样动作！最后人家说这孩子还行，去吧！临出发头三天我赶紧去居委会要了一票，能买一个二十二块钱的箱子，不然没有那箱子我没法去。我连夜排队拿着号买了一个木箱子，我妈还专门从干校赶回来送我，我的木箱子也没装满，没什么东西，她又给我装了点什么东西下乡，背上匆匆忙忙的但又很高兴的去了。还发了一身棉袄，就觉得跟穿了军装似的，其实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军装，但也高兴。
鲁豫：很多孩子到了那以后发现实际情况跟想象差的很远。
濮存昕：是，但是我没有，我是真的由衷的喊着口号去的，开心呐。我都不想让我妈来送我。看我妈一送我她就流眼泪，我不高兴。但我妈真的来送我了，我心说她怎么又来了，说不来不来，所以呆在车上我就很拒绝。同学说你妈来了，我就在大捷克大轿车上，那鼓号队在底下奏乐，我妈就远远的就找找找，还问，终于知道说我在这辆车上，我妈就敲窗户，我躲不开了，实际上我妈给我送勺来了，我当时从那个车窗拿上来勺之后都不会说客气话，就说您回去吧，回去吧，然后扭头就跟同学又开玩笑去了。我妈就哭了，然后就走了，我当时就是那么一孩子。现在想起来对不起我妈，因为真的就像《伊索寓言》里说的“最爱我的女人是母亲！”因为伊索长的很丑陋，被别人讥笑说怎么会有女人喜欢你呢？你这种人怎么会有女人爱你呢？伊索说“有的，我的母亲。”所以说孩子时期真是不懂事，反正就这么下了乡了，下了乡之后特开心，到了那儿什么都觉得好，连打架都好。
鲁豫：这个期间的外号叫什么呢？
濮存昕：那个时候很奇怪，到了那儿就叫大夯，夯就是砸夯那夯，我腿长，那时候我十六岁已经基本就这么高了，所以那胳膊像马竿似的特别瘦，我还记得一次妇联的一个干部阿姨就说：这孩子怎么那儿瘦啊！我就哇哇哇冲她哭。此外还有人叫老朴。
鲁豫：哪个朴？
濮存昕：因为“濮”字太难写了，十好几画，后来说就写“朴素”的“朴”吧，结果那边刚好朝鲜人多，旁边就有朝鲜屯，种水稻的，所以久而久之外号就变成了老朴。老朴老朴叫的年头多了别人都觉得我是朝鲜人。上大学的时候，人还说少数民族可以照顾加分，能够有优惠，结果又有人说，假的，他是汉族人！差点蒙混过关上大学。
鲁豫：你在那儿表现特积极吗？
濮存昕：我是一个好青年，一个特别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们那个连队是副业连队，是种果树还有养鸡养马，反正搞副业的，所以连队里那个种马是固定资产里最贵的，得找一个负责任的小青年去，后来我就被点名去了。我有个关师傅是种马班的班长，他说“我看这孩子行，老实！”所以我就被弄去了。像一般的青年一上那马就乱骑，那就不行，所以我老实，就被选在种马班，然后放马也好赶车拿马去拉，别人扛着锄头排着队去下大田，他们看着我都特别羡慕。我还吹着口琴，很浪漫的，那段时候是我非常难忘的。后来团部宣传队要拍样板戏，说这二十九连有一人会唱样板戏，他在田里唱过《智取威虎山》。唱样板戏谁不会唱啊？我就不愿意离开放马这个活，放马这活特别特别好，以至于到现在，我演《曹操与蔡文姬》的时候，骑马演戏，把马骑立起来，自个儿往下翻都是我来的，博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
鲁豫：放马苦吗？
濮存昕：应该说比种大田要好的多，骑马反正你把马拉出去之后栓在那儿让它吃草，然后你割草，那时候就是蚊子多，要点三个烟，拿那个衣服包上脑袋，就露出来一点，点上三根烟。
鲁豫：我得问问点根烟是搁哪儿呢？
濮存昕：就搁在嘴里头，就抽啊，熏那蚊子，然后镰刀一下去，就“嗡”一股热浪，都是蚊子，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只要那镰刀一下去嗡一下不见了。可是这些其实都不在乎，那时候毕竟十六七岁，都觉得好玩。把衣褂子下到那个水泡子里面，等我们把草割好了把马都放完了把褂子往上一拉，回去裹点面一炸，晚上喝酒，日子挺好的。
鲁豫：为什么我听你说插队生活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一点苦？但是我采访过很多有插队经历的人都说那会儿苦啊苦啊。
濮存昕：那时候星期一也有劳动，学列宁，就是星期六星期日，一逢这个时候就是干一天活，晚上回来吃完晚饭，还要义务劳动。到那水塘里捞麻，麻等秋收完了以后泡在水里泡一个月半个月的，泡糟了，把它捞出来，劈成丝然后就拧成麻绳。共青团员带头一喊口号，穿着裤衩一喝酒就下去了。十一月份的黑龙江，就是一喊口号就去了，现在没有这种精神了，难很难有了，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口号全解决问题。加上我又是小干部，我也出黑板报，老表扬这个表扬那个，自个儿也做的挺好，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真的像毛主席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将来世界就是我们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时，我们在那边接到了紧急通知，都跑到战壕里头，因为我们是黑龙江边上的萝北县，也没有那么多枪，就都拿着木棍在那儿备战，当时我们想着我们要打游击，要保护毛主席，就是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很单纯的思想，后来传达文件又说林彪事件时我们听着就觉得真的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当时的思想全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真正觉得苦闷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意识到自己前头的时候眼前的苦便被雨浇了，少吃顿饭都不觉得是苦，我觉得真正人觉得苦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没有前途的时候最苦，心苦是最苦的。你比如说我怎么就想返城了？我就觉得过了三四年了以后忽然发现有些老的知青该结婚了，结完婚就过这日子。突然我觉得将来是不是我也得过这种日子？麦收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就得为冬天割柳条子去了，扛着柳条子回家，冬天没有煤，那时候要托多少关系走后门才能弄一点煤过冬，想到了这些，我就觉得十年以后要是这样，就……我就有点动摇的心情了。
鲁豫：插队的生活年轻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热情，况且这在当时也是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但是所有的热情过去以后会发现现实是挺残酷的，你会想未来那些日子该怎么样过？城里的孩子虽然觉得农村天地很广阔，但是还是想返回城里。
濮存昕的初恋也是发生在北大荒，那片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青春理想和激情的地方。但这段初恋在持续了八个月之后就以分手告终，因为濮存昕和许多知青一样，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前途有了新的思考：是继续待在北大荒，还是想办法回北京。
鲁豫：有特别明确想法说我要回城是在那儿已经第几年了？
濮存昕：第四年了，四年之后想回城。因为别人都走了，好多好多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都走了，有一年我记得是在二十五连，那年宣传队有一个上大学名额，宣传队挂靠那二十五连，自己宣传队有三个人跟我谈话，说“老朴，你能不能不报名？放我一马，我最后一年了。”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有名额去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反正是战友文工团。我自己手里拿着申请回到保卫部去交，保卫说你找政委批去，你们这个都得政委批。我当时就在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敲不了这个门，因为什么？你是团代会代表，你是前进模范，你是扎根边疆你写过决心书的，觉得为这脸面就敲不了这个门。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小职员之死那种卑微，特别卑微，那种犹豫。
鲁豫：那最后敲了吗？
濮存昕：最终没有敲，就让希望那么死掉了。我后来演哈姆雷特的悲剧，其实悲剧就在于他的那种犹豫葬送了他的机会，就这种犹豫使人不敢前行，敲不敲这个门？敲门之后的后果怎样？我们为什么惧怕死亡，是因为惧怕那个王国没有一个人回来过。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所以我们害怕。那么当你在奋斗，当你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后果你心里一定有一些忐忑。其实后来团里头还推荐过我，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招人，说要拍一个知青题材的电影，叫《千重浪》，我正好在连队演出，我们那时都打着背包，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走，十几里地走到一个连队，中午了吃饭，下午休息休息晚上演出，第二天又接着走，那真的是小分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是远一点的就拖拉机拉着我们过去，有一次就说明天你到师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那个导演党委书记来了，市长都陪着，你骑着自行车去。没想到头天晚上着火了，草垫子（刨荒）了，必须打火，所以我们演出就停下来了，跟着去参加连队的打火队，当时没出事，但半夜才回来，脸上也都是火撩的泡，反正是不象样子，然后还跑那儿去被人家相了，结果人家导演的眼睛根本没在我脸上停三秒钟，连问话都没问，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
鲁豫：在农村待了几年要想回城，想回来城怎么办？他不是独生子女，上大学也没有他的份，那么惟一可能的一条就是要做一个演员，能够走上文艺道路可能能够帮他回城。当时就要当演员，这个路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地顺利，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濮存昕搞表演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最开始起步是挺难的。
从之前的懵懂少年到如今一个面对人生艰难选择的青年，濮存昕在尝试着所有可能。从1973年开始他便尝试报考文工团，当时每年只有十二天的探亲假，他充分利用这十二天的时间练习表演。
苏宁：他姐姐他弟弟我都没有完全同意他们去搞这个（表演），因为条件不合适。濮存昕他不错，长了一个一米八零的个子，形象也不错，我听了听声音，声音不错，我还给他介绍老师，让他去练发声，他做了小品练习我帮他来看看怎么做这个小品练习。
1977年1月，濮存昕在经历了多次报考都不成功的失意之后终于被空政话剧团录取，成为了一名演员，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人生的另一次全新启航：在空政话剧团他开始学做演员。许多舞台表演的基本功是从跑龙套当配角开始练就，足足有五六年的时间，濮存昕一直都是一个济济无名的小角色，或许是童年时候患病的经历，或许是在北大荒插队的那段过往，让他一直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
苏宁：考取空政以后，空政因为他工作表现不错，生活中间表现不错，乐于助人，不惜力，就因为这些优点让他当了小组长，批准他入了党。
1983年，机会终于来了，濮存昕在空政话剧团的话剧《周郎拜帅》中出演周瑜，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以主角演出。事业似乎开始就要起步，但这部历史题材的话剧却与空政话剧团的部队题材传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周郎拜帅》在北京前后只上演了十九场，对濮存昕而言一切仿佛又要回到原点，但此时一个美丽的姑娘走进了濮存昕的生活，她后来成了濮存昕的妻子。
鲁豫：之前我们有编导去他家采访，濮存昕说“我太太是我的，这事怎么说？”其实我没想问什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当时你当兵是两个兜，她是四个兜。
濮存昕：那当然了，她是1970年，十岁就当兵了，我比她晚那么多年，她提干她就营级干部了。
鲁豫：四个兜就是当官的，两个兜就是兵的。那一般男女这样差异你们有压力吗？
濮存昕：别人会说什么？反正我没感觉什么压力，我有点压力，但别人没什么压力。
鲁豫：是说别人给你压力，不是别人有压力。
濮存昕：哈，反正我觉得她挺拔有眼力的。那会儿他们歌舞团的人说“宛平，你找着对象了？把他叫过来我看看！”她就把我叫过去了。我那天还真的是琢磨了穿什么去，最后就穿俩个兜的军装吧，还穿一大棉鞋，战士穿的那种不很精神的棉鞋。
鲁豫：你的心态是什么？
濮存昕：就这么着挺好的，我很踏实，我很自信呢。他们那个歌舞团的人进门都是横着进来的，看一眼，说，“就是他呀！”然后就又横着出去了。横着进横着出，挺好玩的，后来还一块吃饭。
鲁豫：后来他们说这人很好？
濮存昕：也没说很好，就算顺眼吧。当时因为不是很出色，而且她那时已经是歌舞团的主要演员了，也跳独舞了，也代表参加演出团出访了。
鲁豫：她现在永远是你话剧或者电视剧、电影的第一个观众吧？
濮存昕：也不见得，她当然也看，她会给我提很多问题，但她老是说我不好，我觉得我喜欢别人说我好，她老说不行，她太了解我了。她是一个生活能力很强的人，当然我生活能力也很强的，我能够办酒席的呢。他们一个歌舞团的一同事，哥哥结婚，他们俩本来要给人做饭的，结果突然有演出，他们俩撤退了，我盯着。第二天早晨那七桌饭都是我闹的。
鲁豫：七桌饭？！
濮存昕：夏天呀，那鱼都臭了，还都上去了，多放点蒜搁点醋，料酒多搁点哈！
鲁豫：但是我知道这种能办酒席的人平常是从来不下厨房的？
濮存昕：我们俩都觉得自个儿行，所以做饭的时候老吵架。后来她做，我买东西，她做，我刷碗，我是专业刷碗的。
鲁豫：听说你还爱逛商店？
濮存昕：年轻的时候都爱逛商店，现在不逛了。
鲁豫：我听说是爱陪，就是愿意陪她逛商店。
濮存昕：我挺会买东西的，谈对象的时候，她好看的布料什么的都是我给买的。还是挺有水平的，挺会买东西，现在不买了。
鲁豫：一直点头，这么说还是一个模范丈夫。
濮存昕：不是不是，我不想挂这个头衔，我觉得人生走过二十来年了，二十五年了就是银婚，真是马上就到了，人家说你们俩怎么过来的？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俩是一个合作的感觉，生活是需要合作的。我们的两性文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必须合作起来生活，成立家庭，必须要合作，合作好了就好了。像这个人生的阶段，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像嘉陵江，金沙江，激情澎湃的，可能找对象是审美或其它什么，觉得漂亮不漂亮这些外在条件很重要，但是真正能够携着手，能够互相帮忙或者互相合作补充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才能够长久，很多东西很快就过去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像长江水过了宜昌水流就没那么激荡了，人生就像长江的水流啊，再到六七十岁快到吴淞口了，面向大海面向更宽阔的空间时，人是回不去的了。
鲁豫：演员总会等那么一个机会，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濮存昕机会有一天也到了。
“不，光阴最公正！它对一切人一视同仁，它不会因为你权势显赫而低眉奉献一分！也不会因为你道德高尚而额外加恩一寸！你是去还是回？是进还是退？”
——话剧《李白》片段
在空政话剧团九年之间，濮存昕不止一次的渴望着自己能够站在话剧舞台的中央，听到观众为他而鼓掌。
“你怎么不怕有人告发？”
“谁敢呐？谁敢到那个正在势头上的总长次长家里指着他厅堂里高悬的天子题款加盖着唐伯虎玉玺中堂大轴说那是假的？你敢？我敢？还是他敢？”
——话剧《古玩》片段
曾看过濮存昕在话剧《周郎拜帅》中表演的北京人艺著名话剧导演蓝天野先生在1990时力排众议将濮存昕借调至北京人艺，出演他执导的另一部人艺大戏《秦王父子》，而濮存昕则形容自己到人艺之初是一个笨拙的演员。
濮存昕：“蹩脚演员”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对我自己的形容，很蹩脚，演戏很使力气，我真的是很拙很拙的一个演员。我记得蓝天野老师在底下拍戏的时候，他说“停！再来一遍！”停叫了很多遍，这实际上是在治你，你这个脸挂不下。所有人还聊天呢，一听，出事了，怎么了？蓝天野老师说“再来一遍！”再来我又得做一遍，已经慌了。然后郑荣老师把我叫出来，那次郑荣老师演秦始皇，我演公子扶苏，他跟我说别这么说话，念台词哪儿能那么念呢？全都是重要的，念的很假。像生活中说话一样，每句话里都有一个概念，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不能句句都穷使劲，瞎使劲，你说话要懂得自己的意思，要有思想，所以那次创作虽然不是很出色，但是是我到人艺的一个开始。人家很多演员说“小濮，你得合槽，到人艺来向老演员学习。”所以我就看，没有我戏的那些排练场我也去看。
鲁豫：听说那时候你差点上了谢晋的戏，差点演周瑜是吗？
濮存昕：对，谢导演那一年要拍《赤壁大战》，他听说空政有一个演过周瑜的年轻演员，因为《周郎拜帅》，我演惟一的主角，就是周瑜，没想到他真的进空政话剧团的院子里边来找了，打听濮存昕住哪儿，打听到我这儿来了，说“你知道濮存昕住哪儿吗？”我说我就是，我当时正抱着孩子在院里晒太阳。所以说“这周瑜抱孩子不是周瑜。”
鲁豫：他是这么想的吗？
濮存昕：不不，开玩笑，他后来因为筹钱的关系，那年头拍一个电影筹一千万筹不到的。那时候（梁信）先生那个剧本终究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到现在还没有人去拍，我也很惋惜，我真的希望有导演来拍这个赤壁大战，绝对是国际题材，也写的真好。后来第二年拍《最后贵族》的时候谢导演又想到我，调我到上海去试装了，我当时觉得没影的事，那时候已经不相信命运了，彻底放弃，不相信机会了。那时候1988年，家里也没电话，肖雄从上海打来电话说来上海试装来，有个好机会，林青霞主演。
鲁豫：后来不是林青霞演了。
濮存昕：是啊，我说我没钱到上海试装，所以我没去。结果谢导演自个儿到北京来了，他的脑子里有俩人他要找，一个是张宏民，中央电视台那个播音员，再加上一个濮存昕，俩人选，就是陈云的角色，他觉得陈云应该是这样的人。结果张宏民肯定去不了，到我这儿来做小品，做的还挺好，就说“好，你去吧。”我就去了。
鲁豫：挺兴奋？
濮存昕：对，到了上海，说1988年10份开拍，从6月份开始就做准备，寻找贵族感。
鲁豫：那时候哪有贵族感？
濮存昕：都是做小品做练习，在那之前我拍了两个电影，都是演小配角，应该不算是我真的电影的开始，真的电影开始是谢导演拉我进来的。他把我领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一拍就连着拍了俩，第二年又拍了《清凉寺钟声》，很多外景都是在国外拍的，我觉得这对我个人的世面、眼界和审美标准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鲁豫：有一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嘛，演员总会等那个机会，即便有时可能需要等很长时间，濮存昕的机会有一天也到了。
十几年光阴荏苒，在努力和等待之中体会着失意与冷落的濮存昕终于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春天。他先后主演的北京人艺的《雷雨》、《茶馆》、《李白》等话剧经典，而后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他饰演的诗人田乔开始让更多观众记住了他。
1996时另一部电视剧《英雄无悔》更让濮存昕家喻户晓，在一次次的角色塑造中濮存昕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变成艺术营养，而同时他也在表演中品尝着艺术创作给他带来的成功喜悦。
鲁豫：成功了以后就带给人很多的自信，自信以后演戏反而更成功。
濮存昕：自信是因为你有准备了，我们以前都觉得石竹进列宁演的好，《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的那个脑子里审美的标准也在那儿，一说要演特型人物，演伟人，演领袖就是那样，可是丁一南导演跟我说“小濮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让克伦库斯卡亚看到的时候，问夫人您觉得列宁演的好吗？你知道夫人说了一句什么吗？‘太累了。’”，你想，列宁永远颠着脚那么一个样子，作为他的夫人，她真实的丈夫即便是永远在战斗，在领导着公民闹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来了一个社会主义，可是他也有脆弱、失望、痛苦和迷茫的时候，有偎在妻子旁边甚至非常脆弱的时候，她觉得那也是列宁。所以我就觉得要在生活中去感受更宽阔的东西，把它吸收在心里头，出手的时候要无意识。
鲁豫：我觉得看濮存昕表演挺享受的，听他讲表演也挺享受！
结束语
听了濮存昕的故事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世界上肯定没有无缘无故才成功的人，成功的背后一定是有故事的，是有原因的。濮存昕永远不会如偶像派那般流行，但是他却有能力长久地牵引你的目光。无论影视，还是舞台。濮存昕说过：不同流，才可能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