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面随口说了些题外话。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由于机缘巧合，这本书幸运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而后，很多人都想同我结识。
当我的思绪漫游在我初次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那段回忆时，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既充满期待又有些羞涩的自己，心头不无忧伤之情。我很久没有去我以前经常出入的地方了。如果一些小说对当下伦敦特征的描述是准确的话，那伦敦现在是真的变了。文人聚会的场所不同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已经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商业街、肯辛顿。过去，一个人不超过四十岁还被看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但是现在，超过二十五岁的人在别人眼中却成了荒唐可笑的存在。我觉得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有些羞于展示我们的感情。因为害怕被别人嘲笑，所以我们才会约束自己那惹人注目且自命不凡的举止。虽然我不相信上流社会那些放荡不羁的文人墨客的骨子里会多么崇尚节欲文化，但是我却不记得过去的文艺界充斥着像今天这样粗俗的男欢女爱。我们过去不会认为，用得体的缄默作为遮羞布去掩饰我们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我们那时候说话也懂得含蓄，并不总是固执得直言不讳。而女性在那时还被约束得无法充分地实现自我价值。
我那会儿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到一些热情好客的文人家去做客总要乘车坐好长一段路。由于羞怯，我在街上来来回回地游荡了好一阵子才鼓起勇气按下门铃。之后，在恐惧和焦虑的伴随下，我被领进了一间密不通风、满是宾客的房间。我被介绍给一个又一个名人雅士，他们评价我的书时所说的溢美之词让我感到极度不适。我觉得他们很期待我能够有一番高谈阔论，但是直到宴会结束之时我都想不出来我到底该说些什么。我只好努力通过分发茶水和切得不成形的黄油面包来掩饰我的尴尬。我希望没人能注意到我，这样我就能内心平静地观察这些名流，聆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言辞了。
我想起一些体格高大、表情冷淡的女人，她们长着巨大的鼻子，双眼放出贪婪的光芒，穿着的造型就像铠甲似的。我还看到一些身材矮小、獐头鼠目的老剩女，她们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还时不时地会狡黠地对谁瞥上一眼。她们戴着手套吃黄油面包的行为总是吸引我的目光。她们吃完之后会若无其事地在椅子上擦拭手指，而且自以为不会有人看见，这让我叹服不已。当然，这种行为肯定会对家具造成损坏。不过我猜，本次宴会的主人日后去宾客家做客的时候也会报复性地做同样的事。女宾中有一些穿着很是时髦，她们说用自己的人生观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你写了一部小说就要穿得这么古板过时。如果你是个雅致的人，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展现你本来的面貌。她们还说，给你那双小脚套上一双时髦的鞋子可不会妨碍编辑出版你的作品。不过另一些女宾倒是觉得这种琐事无关紧要，她们穿着“艺术性的纺织品”，还戴着充满原始野蛮质感的珠宝。男宾们从外观上看倒是不显得稀奇古怪，他们努力让别人看不出自己是作家，而是希望把自己看作很有城府的人。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都市大公司里的高级职员。他们的面容经常显出一副疲态。我那会儿还不认识这些作家，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怪诞。而且，他们在我眼里似乎一直都是些不那么真实的人。
我还想起，我当时觉得他们的言辞可谓是极为出彩，又惊讶于我听到的那些充满恶毒的幽默。当某一位“作家兄弟”转过身去的时候，其他作家就用这种幽默将他批判得体无完肤。艺术家凌驾于世上其他职业的优点是：艺术家的朋友们不仅贡献了他们的外表和性格，甚至还奉上了他们的著作来让他讽刺。他们恰如其分、滔滔不绝地表述自己观点的能力让我望尘莫及。在过去那些日子里，谈话技巧仍旧被当作一门艺术去培养，工整机智的应答也比锅底烧荆棘的爆声[10]更有价值。隽语在那时能让雅致的闲谈妙趣横生，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种犹如机械装置的工具，让缺乏内涵的人都能通过使用它来让自己装出一副睿智的模样。我已经想不起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谈话内容了。不过当谈话一旦转向交易的细节问题时，我觉得它总是不能在皆大欢喜中归于沉寂。其实做交易也是我们实践艺术的另一种方式。当我们谈论最新出版的一本优秀的图书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本书已经卖出去多少册，这个作者拿到了多少预付款以及他最终能通过此书赚多少钱。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各个出版商，比一比哪家慷慨大方，哪家小气吝啬。我们还会争论这本书最好是交给一个能够支付可观版税的出版商，还是更值得交给另一个会“全方位营销”一本图书的出版商。有些出版商的宣传做得很糟糕，有些则对此很在行；有些出版商很超前，有些则很保守。再之后，我们会谈论代理商和他们为我们争取的出版报价，还会谈论编辑和他们喜欢哪类作品，每卖出一千册他们能给我们多少钱，以及钱款能否迅速支付，等等。对我来说，这些话题都极富浪漫元素。它给了我一种成为某个神秘兄弟会成员的亲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