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没有人比萝丝·沃特福德对我更友善了。她阳刚气十足的机智里带着些女性的骄横。她写的小说既独树一帜又令人惶惑难解。有一天在她的住所，我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当时在举办茶话会，她那间小屋子里挤进了比平时多得多的客人。看上去每个人都在交谈，而我则静静地坐着，感觉有点如坐针毡。我实在是太腼腆了，以至不敢强行加入哪个谈话组。因为所有谈话组的人看起来都在专注地聊着他们的事。沃特福德小姐是个有心的主人，她看见我很尴尬，便冲我走来。
“我想让你和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聊一聊。”沃特福德小姐说，“她正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你的书呢。”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下意识地感到了我的孤陋寡闻。我想，如果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知名作家，那么在和她聊天之前，我先了解清楚一些她的情况为好。
萝丝·沃特福德端庄地低下双眼，用更加有感染力的口吻回答道：“她是举办午餐会的。你要是能表现得稍微爱说话一点，她就会邀请你。”
萝丝·沃特福德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她把人生看作写小说的机会，把芸芸众生当作自己创作的原始素材。如果她的读者中有谁能够展示出对她创作天赋的欣赏，或者用适度奢华的宴会招待她，她便会邀请他们来家中做客作为回报。她对读者们喜好结交名流的行为抱着一种又好气又好笑的态度，但她还是会扮演一个既高贵端庄又有教养的角色去迎合他们。
我被引见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而后我们一起聊了十几分钟。除了她悦耳的声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我没有发现她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她的寓所坐落在威斯敏斯特区，那里可以俯瞰尚未建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因为我们同住在一个街区，所以我们对彼此颇有朋友般的好感。社区里的陆海军商店是连接河岸和圣詹姆斯公园两地居民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德太太问了我的住址，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她的午宴邀请。
我那时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应酬的事，所以我很乐意应邀前往。我那天有点姗姗来迟，因为我害怕来得太早，所以便绕着教堂溜达了三圈。当我进屋之后，才发现聚会已经开始了。与会者有沃特福德小姐、杰伊太太、理查德·川宁和乔治·罗德。我们都是作家。那天天气不错，正值早春。我们心情极好，谈天说地。据说沃特福德小姐来之前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尊奉自己年轻时的唯美主义理念，穿上她在巴黎买的一套灰绿色衣装，手拿一枝水仙花来赴宴好些，还是展现自己成年后具有的优雅，穿上高跟鞋和巴黎式连衣裙来赴宴更好。犹豫了半天，她最终只是戴了一顶新帽子。这顶新帽子让她情绪高涨——她刻薄地评论我们这些友人，我还从来没有听她这样说过话。杰伊太太知道，这种不当的犀利之词表现出了灵魂的机智。她用不高于耳语的声调，发表了一些能把雪白的台布染成玫瑰色的评论。理查德·川宁则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充满古雅韵味的怪诞见解。乔治·罗德知道，他不需要向我们展现他世人皆知的显赫才华，所以他张开嘴只不过是为了大快朵颐。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是她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能力：她能够让交谈总体上一直连贯地保持下去。当我们的谈话突然冷场的时候，她就接过话茬说一些恰到好处的评论，好让我们继续聊下去。她三十七岁，是个相当高挑又丰满，但不会让人感到肥胖的女人。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她的容貌非常讨人喜欢。这可能是因为她有双棕色的眼睛。她的皮肤相当蜡黄，一头乌黑的长发精心梳理过。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不涂脂抹粉的。因此和其他女士比起来，她看上去更加单纯而质朴。
餐厅的装潢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高端品位。由白色木头组装的护墙板搭得很高；一张绿纸上的蚀刻版画是惠司勒[11]的作品，它还被裱在一个干净的黑色画框里；设计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垂落着；地毯也是绿色的，上面绣着一些白兔在枝繁叶茂的绿树间嬉戏的图案，这表示它的设计受到了威廉·莫里斯[12]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蓝色的代夫特陶器摆放在壁炉架上。那时的伦敦肯定有超过五百个家庭的餐厅都严格地遵循着相同的装潢风格：朴实无华，外观唯美，但也有些沉闷。
当我们离开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的。那天天气很好，由于她戴着新帽子很有兴致，于是我们决定一起漫步穿过公园。
“聚会真的很不错。”我说。
“你是认为菜肴很不错吧？我跟她说过，如果她想要和作家交往，就要好好满足他们的胃口。”
“真是令人佩服的提议。”我答道，“但是她为什么要和他们交往？”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觉得他们很好笑啊！她希望自己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我认为她非常单纯，是个惹人怜爱的宝贝。她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很棒。毕竟，邀请我们参加午宴能让她高兴，而且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我喜欢她就是因为这点。”
回首往事，我认为在那些喜好结交名流者之中，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最没有恶意的。有些攀龙附凤者为了追逐猎物，能从汉普斯特德的高高在上的高台会所搜寻到深藏于切恩·沃克街的偏僻的地下画室。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在乡村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不仅给她带来了专属于自己的爱情，也为她的脑海里嵌入了伦敦这座城市的罗曼史。她对读书有着发自内心的酷爱（像她这种类型的人很少会这样，她们绝大多数对作者本人的兴趣多过作者的著作，对画家本人的兴趣也多过画家的作品）。她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在那里，她能享受到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自由。当她和作家结识之后，她感觉过去只能通过脚灯瞭望戏剧舞台，现在自己也终于可以亲身登上去体验一番了。她戏剧性地注视着作家们。她深入并且探访了他们不为世人开放的内心世界，这仿佛让她自己的人生也更加开阔了。她能接受作家们的准则，即把游戏人生当作合乎情理的事情。但是，她从未有一刻想要把自己的行为准则调整得和他们一样。欣赏他们人伦道德上的怪癖行径，比如他们奇异的着装、疯狂的理论和悖论，都让她感到是一种消遣。不过，他们的言行对她本人的处世观念连最轻微的影响都没有。
“有没有斯特里克兰德先生？”我问。
“哦，有啊。他在市中心工作。我认为他是个股票经纪人，不过挺沉闷的。”
“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吗？”
“他们相敬如宾。你如果能在她家吃晚餐的话就能遇到他。不过斯特里克兰德太太不经常邀请别人共进晚餐的。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太安静了，而且他对文学和艺术一点都不感兴趣。”
“为什么好女人总会嫁给沉闷的男人？”
“因为聪明的男人才不会娶一个优秀的女人。”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反驳这句话，所以我就改口问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否有孩子。
“有的，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孩子都上学了。”
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于是我们开始聊一些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