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刚摆脱战争创伤，元气得以恢复，国内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跻身一流经济大国。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创造与大规模开发自然，一方面使美国人过上了空前富裕舒适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掠夺性开发自然，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原先淳朴恬淡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销声匿迹。这时候，有一位独具慧眼、颇有忧患意识的伟大思想先驱，切中时弊，大声疾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就是新英格兰著名作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亨利·戴维·梭罗。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一个商人家庭。康科德四乡风景如画，梭罗喜欢经常到野外去，独自徘徊在树木花草、鸟兽鱼虫间，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1833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好学不倦，是班级里的优等生；1837年毕业后返回故乡任教两年（1838—1840），还当过乡村土地测量员。他毕生酷爱漫步、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大量日记，积累了日后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他与大作家誉称“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投契，于1841—1843年住在爱默生家里，成为后者的门生兼助手。于是，他弃教从文，在爱默生的激励下开始写诗与论说文，起初给超验主义杂志《日晷（guǐ）》撰稿，随后也给其他报刊撰稿。
1845年，他在离康科德两英里远的瓦尔登湖畔（爱默生的地块上，事前征得门师同意）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完成了两部作品《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或林居纪事》（均在他生前出版）。1847年梭罗返回康科德居住，其后从事写作、讲学及观察、研究当地动植物，偶尔也出门做短程旅行，以广见闻，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有时，他还得到父亲的铅笔工厂去挣点钱维持生活。1862年5月6日，梭罗因患肺结核不幸去世，年仅四十四岁。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赏识。直到二十世纪，人们才从他的不朽杰作中普遍地认识了他。实际上，他真正声名日隆，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1846年2月4日，梭罗在独居瓦尔登湖畔期间，曾经给康科德乡民们做过一次学术性的演讲，题为《托马斯·卡莱尔及其作品》。演讲结束后，乡友们如实相告，对于这个不可理喻的苏格兰诗人其人其事，他们压根儿不爱听。说真的，他们很想听听梭罗谈谈个人湖畔林居的所见所闻。对于乡友们的这一要求，梭罗倒是心领神会。于是，在1847年2月10日，他以《我的个人经历》为题，在康科德再次登台演讲，结果令他喜出望外，他受到听众们空前热烈的欢迎。听众们甚至劳驾他在一周后再演讲一遍，希望他的讲稿还可以进一步增补内容。是故，此次以及后来类似的演讲成为《瓦尔登湖》一书的雏形，并于1847年9月完成初稿，1849年打算出书，可万万没想到会受到出版遭拒的挫折。因此，他不得不历时五载，将此书反复修改、增补、润饰，前后计有八次之多，终于使它成为一部结构紧凑、文采斐然的文学作品。《瓦尔登湖》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迄今已有二百种以上不同的版本，同时在国外也有不计其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译本。
《瓦尔登湖》一书副标题为《或林居纪事》，一望可知，乃是梭罗本人入住瓦尔登湖畔林居的实录。此书一开头，作者就声明是为了“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而写的。他选择湖畔为未来住所，就地取材，亲自搭建小木屋，恰巧于1845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入住，种庄稼、栽菜蔬，过着独立不羁、悠闲自在的生活。当时在美国，就有人拿这本书当作十九世纪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来阅读欣赏。没承想《瓦尔登湖》书中充满风光旖旎的田园般的魅力，足以诱惑数以百计的读者退隐山林，或者傍湖筑舍，竞相仿效这位贤哲俊彦的生活模式。一般说来，这种趣事是人们都始料所不及的，殊不知梭罗仿佛料事如有神，早就预见到如此众多之门徒，所以，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奉劝过读者诸君，说很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他的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把《瓦尔登湖》看成逃避现实的隐士幽居胜地或世外桃源，事实上，恰恰有违梭罗的初衷。梭罗在书中开宗明义，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谛，思考人与大自然这个重大问题，显然不是消极的、出世的，而是积极的、入世的。实际上，梭罗入住之后，并不是茕（qióng）茕孑立，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恰好相反，他一方面经常出门走访，回康科德做学术讲演；另一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来客专程登门造访，有的还冒着大风雪赶来，与作者倾心交谈，所以，梭罗始终置身于“社会”大家庭中。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鲁滨孙漂流记》毕竟是笛福的虚构小说，而《瓦尔登湖》是名副其实的非虚构作品，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某种程度上说，《瓦尔登湖》就像是《康科德地方志》中的“动植物篇”。确实，梭罗大半辈子在康科德与瓦尔登湖边度过，始终致力于观察与研究飞禽走兽、草木花果，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过程。从他写到的草木、禽兽，如按生物纲、自、科分类粗略地估算一下，动辄以百计，他还给它们分别标上拉丁文（或希腊文）学名。追溯渊源、观察研究之如此精当、地道，事实上与博物学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更有甚者，梭罗还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他的心得体会点染在自己的描述中，从而被誉称为《瓦尔登湖》一书中的精华所在。难怪十九世纪美国书评家奉劝过读者不妨跳过《瓦尔登湖》中颇有哲学意味的片段，直接去品味赏析描写大自然的那些篇章。梭罗是当之无愧的描写大自然的高手，他在促进生态文学创作发展方面确实功不可没。虽说在他之前，美国也有过好多专门描述大自然的作家，但他们仅仅报道科学界的一些发现，显得相当单调乏味，是故能以神来之笔描写大自然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学架构，那毫无疑问，梭罗堪称个中翘楚。美国有的批评家曾经举例指出，单单从《瓦尔登湖》中有关潜水鸟的描写，若与约翰·奥杜庞所著《美国鸟类》一书中潜水鸟章节做一比较，显然有天壤之别，后者纯属科技性的报道，前者则是艺术作品。同样，我在译书过程中也觉得，梭罗不论对红黑蚂蚁大战，还是对灰背隼、红松鼠、猎狐犬等的描写，总是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引人入胜，真可以说是旷世罕见的华章。
作为艺术品的《瓦尔登湖》，在美国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散文的最早范本。《瓦尔登湖》的风格，若与它同时代的作品，比方说，具有写作天才的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等人的作品相比，都迥然不同。那主要是因为梭罗这种独特的体裁颇具二十世纪散文风格。当然，《瓦尔登湖》的主题，显而易见，写的十之八九是十九世纪的人和事，然而妙就妙在，作者对字句文体的选择似乎有些超前，颇具二十世纪的风格。句子写得率真、简洁，一扫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漫无边际的文风，而且用词极其精当，富有实体感，几乎不用模糊抽象的缀字。因此，梭罗虽然写于十九世纪的散文，除它文体多变化外，实际上似与二十世纪海明威或亨利·米勒的散文并没有多大差异。
写作手法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有不少独创之处，特别是修辞手法的运用，几乎达到了极致。读者可以发现各类著名比喻语之实例，包括从音节的调配到意重语轻的反语，或者比较通俗的从明喻到双关语，等等。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知道，梭罗特别喜爱使用双关语，那么多的双关语在全书中俯拾即是，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读者不妨试着编成索引，的确耐人寻味。精彩绝妙的双关语，我在这里只是信手拈来一两个，仅供读者细细玩味。梭罗写到一个在瓦尔登湖没有钓到鱼的渔夫，管他叫作修道士（Coeno bites），作者在此不仅暗示此渔夫乃是虔信宗教人士，而且我们读者要是稍加留意，听一听“修道士”这个英文词儿的发音，立时会发觉，其实，梭罗是在说：“你瞧，没有鱼来上钩。（See, no bites.）”再说，他写到作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标志——铁路时，既表示铁路开通有利于人际往来、城乡交流，但对铁路建设破坏自然生态等，又深表不满，就借“枕木”这个双关语写道：“如果一些人乐呵呵地乘坐火车在铁轨上驶过，那肯定有另一些人不幸地在下面被碾压过去。”他说“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说一个北方佬”，“他们可睡得很酣”。作者在这里通过英文枕木（Sleeper）这个双关语，比喻那些为修造铁路卖命而又昏睡不醒、毫无觉悟的人。对于这些劳工，梭罗确实满怀同情，真可以说，哀其不幸，怒其昏睡不醒。总之，梭罗笔下那么多的双关语，我在译述时不由得一一加注，我想，说不定我国读者也会感兴趣。
从《瓦尔登湖》中的双关语，我们不禁联想到梭罗那种独特的幽默感。尽管当时文坛上很有权威的洛厄尔撰文说梭罗没有幽默感，但不少批评家反驳道，缺乏幽默感的倒是洛厄尔，而绝不是梭罗，因为人们在阅读《瓦尔登湖》时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耀着梭罗的智慧光芒。他的幽默不见得都是喧哗的，就像喜剧性那样俗不可耐。梭罗的幽默感饱含着一种批评性的、亦庄亦谐的韵味，它不仅使读者看在眼里，心情轻松，乃至于忍俊不禁，还像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或萧伯纳的幽默，发人深省。比方说，十九世纪上半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还不太久，人们老是觉得自己脱不掉乡里乡气，一切时尚紧跟在欧洲后头，特别是以英国、法国马首是瞻，乃至于东施效颦，也屡见不鲜。因此，梭罗就在《瓦尔登湖》中写出了“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读者不难揣想，美国人读到这类俳谐字句管保暗自发笑，毋庸否认，这笑声里头还包含着梭罗把他们当作猴群的默认呢。总之，像上面这样连类不穷、涉笔成趣的诙谐幽默的词句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梭罗就是通过它们来揭示：我们人类是何等愚蠢啊！
梭罗还擅长夸张手法。最好的实例就是当年他在《瓦尔登湖》初次问世时扉页上所写的题词：“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不言而喻，作者旨在说明自己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他要使自己写在书中的切身感受对人们多少有所裨益。反过来说，作者写在书里的是一首精神抖擞、乐观向上、歌唱生活的欢乐颂。这是全书的宗旨，气势豪迈而又言简意赅，原本印在卷首，意在引人注目。不知何故，后来数以百计的《瓦尔登湖》版本上几乎全给删去了，依我看，显然拂逆了作者的初衷。他有时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比方说在《消极抵抗》的名篇中就是这样，他写道：“我衷心地接受这箴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相信这箴言等于说——‘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接着，梭罗就笔锋一转，对自己过分激烈的观点有所收敛，采用委婉的口吻：“我不是要求即时取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有个较好的政府。”从而表明了自己绝不是政府废除派的立场。但是，弦外之音，反过来说，政府要是逼迫人民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人民就应该拥有消极抵抗的权利。《消极抵抗》一文，原先也是应乡民们要求所做的讲演而写成的，随后不胫而走，远播海内外。没承想梭罗这种单凭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的主张，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仁人志士——比方说，对圣雄甘地、列夫·托尔斯泰和马丁·路德·金——的灵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垮掉的一代”中最出名的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其代表作是《在路上》）等人，也对当时尽管繁荣、但无生气的美国文明做过真正的抗议。美国文学史家据此指出：他们就是继承了美国悠久而了不起的抗议传统，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的风骨。
梭罗还在书中谈天说地、纵古览今时，一边立论公允、痛斥时弊，一边又提出不少积极性的批评与建议，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饮食文化、住房建筑、生态环境、学校教育、农贸渔猎，等等。他反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费用高昂、培养年轻学子的学院式教育，提倡“与同时代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什么钱的”。显然，这是梭罗根据自己追随爱默生获益匪浅的可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十分精彩有力，至今仍然启迪后人深省。他一贯主张生活简朴，社会公正。在书中这么写道：“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那么，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时美国社会上贫富悬殊的要害。梭罗还根据个人耕作体验，认为“一年里头只要工作六周，就足够生活开支”，或者换句话说，一周之中只要工作一天，剩下六天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或者从事艺术创作，等等。要知道，一周以内，人们六天工作，一天是安息日，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安排。梭罗身为基督徒，却大唱反调，主张工作一天，休息六天，岂不是大逆不道？反正在本书中，读者能时不时碰到类似上述的叛逆言论，如果说梭罗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一点也不过分。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草木鸟兽和谐相处，有许许多多精彩片段，恕不一一列举，我打算日后另撰专文予以介绍。这里着重提一下，梭罗还主张社会内部各族群之间和谐相处。自古以来，北美大陆的主人、原住民是各部落的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到达“新大陆”后不仅肆意残杀无辜印第安人，使其濒临种族灭绝的境况，而且彻底毁掉了悠久的印第安人文化与生活方式，还对印第安人持极端歧视的态度。殊不知梭罗乃是猖介之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书中常常笔酣墨畅地写到印第安人的种种美德，甚至说，即使是“野蛮民族”，美国人也“不妨学一学，也许大有裨益”，具体地说，就要学习各部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风俗文化，比如，“第一批果实节”、“除旧祭祀活动”，好像是在“蜕皮求新”，“净化自己处世理念”等，试想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梭罗就具有上述真知灼见，确实值得世人称道。
梭罗从年轻时起就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古希腊罗马文学、东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他都有影响，但是，爱默生的《论自然》等著述中的超验主义思想给他较深的影响。超验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反对权威，崇尚直觉；其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无奈梭罗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而又注重实践的哲学家。他和爱默生虽然是师生关系，在哲学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的思想观点却是“和而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与作风毕竟大异其趣，结果他们日益疏远，越到后来越难接近。爱默生偏重于哲理的思辨，而梭罗力求将自己相信的哲理付诸实践，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有趣的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康科德派文人，虽然也在小溪农庄和花果园地建立了一些公社，希望实现他们的理想，一边耕地，一边谈论哲学。可惜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失败了。但是，梭罗主张人应该过一种有深刻内容的返璞归真的生活；他意志坚定地入住湖畔林居，根据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不朽之作《瓦尔登湖》，就是他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而结出的丰硕成果，并且赢得“超验主义圣经”的美誉。
不言而喻，梭罗曾经从东方哲学思想中取得不少滋养与借鉴，从而丰富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值得注意的是，梭罗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他在《瓦尔登湖》中旁征博引，孔子、孟子等先秦贤哲儒家经典言论有九处之多。博大精深的儒家经典，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仅成了梭罗在阐发自己的思想论点时有力的支柱，而且不经意间扩大了现代美国文化的思想视野。读到梭罗如此热衷地向美国人介绍孔孟之道、老庄思想，我想我国读者也一定会很感兴趣。梭罗引经据典并进行了新的诠释，难道不就是重新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固有的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从而顺势融合到美国文化，乃至于全球性文化中去吗？说到底，凡吾同胞每每一读完《瓦尔登湖》，掩卷深思不难发觉，远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前，梭罗在他的杰作字里行间，仿佛早就倾情赞同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远大理想。
梭罗根据自己深信的超验主义观点，在书中就自然界四季更迭和精神复苏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描述。从章节上来看，《瓦尔登湖》一书是以春天开端，依次经历夏天、秋天和冬天，最后仍然以春天告终，好似生命轮回的写照，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生生不息，开始复苏。梭罗在书末讲到一个在新英格兰广泛流传的故事：从一个蛰伏六十年之久的虫卵里孵化出一只健壮而又美丽的小虫子，再次强调世上任何力量扼杀不了生命的复苏，同样也表达了他无比乐观的人生态度。直至今日，梭罗在结尾时所写下的箴言隽语依然令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遮住我们眼睛的亮光，对我们无异于黑暗。唯有我们清醒的时候，天光才大亮。天光大亮的日子多着呢。”
随着岁月流逝，梭罗的《瓦尔登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无比崇敬，曾被誉称为“塑造读者人生的二十五本书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评语），“美国文学中无可争议的六本或八本传世之作之一”（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评语）。美国批评家伊拉·布鲁克甚至还说过：“在过去一百年里，《瓦尔登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纯洁天堂的同义词。”不消说，英国著名作家乔治·爱略特更是慧眼识珠，远在当年《西敏寺周报》上就撰文指出：“《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所以，梭罗这本书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
走笔至此，我猛地记起，《瓦尔登湖》于1848年问世以后，恩格斯于1873年—1886年写成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也曾言近旨远地告诫过世人们这一段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扱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517页）。余外不久前我国有识之士在深圳举办自然论坛，在特意向我国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的“十大自然读物”的书目中，梭罗的《瓦尔登湖》名列榜首，足见它确实是举世公认的一部不朽名著。说真的，梭罗写在书里的一字字、一句句，对上至国家决策人、下至草根百姓，都是恒久不变的警世箴言啊！我想，不管怎么说，当前全球生态环境仍在不断恶化，天上看不到一片蓝天、一丝和风，地上找不到一方净土、一泓清水，社会上贫富越来越悬殊，“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依然甚嚣尘上，只要以上种种现象还没有得到全部彻底根除，各个不同国家、各个不同民族的人们总要回首前尘，带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缅怀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先驱，研读梭罗的这部不朽经典，并从中不断地为自己汲取灵感、力量和希望。
潘庆舲
2007年1月识于上海中山公园圣约翰名邸
2008年1月稍有增补
2017年1月最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