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面这些篇章，或者写这里头大部分篇章时，我正形单影只地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1]的瓦尔登湖畔树林子里亲手搭建的一间小木屋里，离左邻右舍一英里，仅凭一双手养活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了。
要不是我的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来不作兴向读者念叨私事，有渎清神。尽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方式不可理喻，在我看来并不尽然，而且，考虑到当时情况，我反而觉得非常合理。有人问我有些什么可吃的，我是不是感到孤独，我害怕不害怕，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些人好奇地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少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人问我抚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我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请那些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人多多包涵。大多数书里，都不使用第一人称“我”这个字。在这本书里，“我”将保留第一人称。“我”字用得特别多，就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其实，不管哪本书，说到底，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这说那，不过我们往往把它给忘了。要是我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明，那我断断乎不会大谈特谈自己的。不幸的是，我阅历很浅，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再说，我还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能朴实无华、真心实意地写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写他听说过的别人的生活。写一些就像从远方寄给亲人那样的书简，因为他只要真心实意地融入生活，一定是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地方。本书中这些篇章，也许对清贫学子特别适合。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会接受他们认为适合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把撑破线缝的衣服穿上身，因为衣服只有合身，穿着才舒服。
我想要说的事儿涉及更多的，倒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人[2]，而是阅读以下这些篇章的，据说都是住在新英格兰[3]的读者诸君；就是说，有关你们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你们在当今世界上的外部状况或者现实环境，你们这个镇究竟是什么样儿，是不是非得坏成目前这个样儿，还能不能改善得好一些？我在康科德去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不管是商店、公事房、田野，依我看，居民们都在苦修补赎，干着形形色色非同寻常的活儿。我听说过婆罗门的信徒在烈火中打坐，两眼直瞅太阳；或者身子倒悬于烈焰之上；或者侧转脑袋仰望苍穹，直到身体无法恢复天生的姿态，这时脖子是扭曲的，除了流汗啥都进入不了胃囊中去；或者栖身在一棵树底下，今生今世把自己跟链子拴在一起；或者就像毛毛虫，用自己的身子丈量各大帝国的疆土；或者一条腿站在立柱顶端——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每天见到的情景更不可置信，更令人触目惊心。赫拉克勒斯[4]的十二件苦差使与我的邻居们所经受的困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赫拉克勒斯毕竟只有十二件苦差使，好歹做完了就宣告结束，可我从来没见过我的邻居捕杀过任何妖魔鬼怪，或者服完过任何苦役。他们没有得到过像伊俄拉斯[5]那样的好友相助，用通红的烙铁把九头蛇的蛇头烧掉，不过九头蛇嘛，一个蛇头刚除掉，两个蛇头马上又长了出来。
我看到年轻人，亦即我的乡友们，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子、谷仓、牲畜以及各种农具，因为这些家产来得容易，要舍弃却很难，乃是他们的不幸。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喂养成人为好，他们就可以两眼更亮地看到他们应召去干活的田地是个什么样。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只好含垢忍辱，为什么有人就可以坐吃他们的六十英亩[6]收成？为什么有人一生下来就得开始给自己挖坟墓？他们本该像常人那样过日子，把眼前所有一切东西甩掉，尽可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碰到过好多可怜虫，他们几乎被沉重的负荷压垮了，连气都透不过来，在生活道路上爬行，推动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从来不打扫的奥吉厄斯的牛棚[7]，祖传一百英亩土地还得耕种、除草、放牧、护林！没有祖产继承的人，固然不被祖产继承而来的拖累所折磨，但他们要拼命地干活，方能培育自己几许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们常在误导下辛勤劳作。人的音容才智很快被犁入泥土中，化成肥料。正如古书里所说受一种似是而非、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人们积累的财宝会遭到虫咬、锈坏，而且诱贼入室偷盗[8]。这是一个笨伯的一生经历，他们要是生前也许还不明白，那么在临终前准会明白。据说，丢卡利翁和庇娜是从头顶向身后扔石头才创造了人类[9]。——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ns qua simus origine nati.[10]
或者有如罗利[11]铿然吟咏过的诗句——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躯体源自岩石。
如此盲从荒谬的神谕，将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去，也不看一看它们都掉落在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仅仅因为无知和误导，要应对的是虚假的忧虑、没完没了的粗活，却采撷不到更美好的生命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操劳过度，极其粗笨，而且一个劲儿颤抖，实在没法摘果子了。说真的，劳动的人没有闲暇休息，使身体得以复原。他无法保持最洒脱的人际关系，他的劳动到了市场上就不免贬值。他除了做一台机器以外，哪儿有空去干别的什么？他怎么会记得自己是无知呢——他靠的正是无知才成长起来——即使他时不时让自己的知识派上用场。有时我们应该无偿地让他得到温饱，并用我们的补品去使他恢复健康，然后才好对他评头论足。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好似水果外皮的粉霜，只有精心加以呵护才保得住。可是，我们不管对待自己也好，还是对待别人也好，都缺失如此温情柔意。
我们全都知道，你们里头有些人挺穷，觉得求生很不易，有时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你们里头读过这本书的一些人，进餐后并不是都付得出钱来，或者衣鞋快要穿烂，或者早已穿烂了也没钱添新的，即便如此，你们还忙里偷闲，阅读这几页文字，而这一点时间是从你们的债主那儿借来或偷来的。一望可知，你们里头好多人过的是多么卑微、鬼鬼祟祟的日子，反正我阅历丰富，看得一清二楚。你们老是身陷困厄，很想做一点事来还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坑，拉丁文叫作aes alienum，亦即是指别人的铜钱，因为他们的铜币是用铜铸成的；你们生前，乃至于最后入土掩埋，使的都是别人的铜钱；你们老是说好还债，满口答应还债，明天就还，直到今天死了，债并没有偿还；你们竭力讨好求宠、获得惠顾，并且还使尽浑身解数，只图自己不吃官司坐大牢；你们撒谎，溜须拍马，选举投票，自愿被那套繁文缛节框住，要不然，你们自己大吹大擂，营造一种酸溜溜的慷慨大方的氛围，以便说服邻居让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缝衣服，造马车，或者给他们代买食品杂货，反正为了防备日后生病而攒下点什么，没承想把自己累得病倒了。你们把一点钱塞到一只旧箱子里，或者在泥灰墙后头一只袜筒里藏过点什么，或者更加保险地塞进砖柜里，根本不管藏在哪里，也不管积攒多少。
有时候，我暗自纳闷，我们怎能如此轻率地——我几乎要说——致力于推行那种万恶不赦、但多少有点陌生的所谓“黑奴制”，有那么多精明而诡秘的奴隶主在奴役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监工良心固然坏，北方监工良心更要坏，但话又说回来，良心最最坏的还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胡扯什么人身上的神性！看一看大路上的车把式夜以继日地往市场赶，难道他心里还有什么神性在激动吗？他的最高职责是给驮马喂料添水！跟他的运货收益相比，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还不是在给一个炙手可热的乡绅赶车吗？他要什么神性？他要什么永世不朽？照他那副畏畏缩缩、鬼鬼祟祟的德行，整天闹不清楚自己干吗胆战心惊，哪来什么不朽和神性，他仅仅是以奴隶和囚犯自居，给自己干的活儿挣个好口碑罢了。与我们的个人见解相比，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轻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是决定了的，换句话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在西印度群岛各省谈论空想的自我解放——还不就是威尔伯福斯[12]带来那种理念的结果吗？不妨再想一想，这块国土的女士们，她们编织梳妆用的垫子，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却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仿佛尽管消磨大量时光，于永生却纤毫无损似的。
人们在绝望中默默地过日子。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你从绝望之城走向绝望之乡，还得拿水貂和麝鼠的勇气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娱乐下头，都隐藏着一种陈旧的却是下意识的绝望。两者里头根本没有玩儿的，因为只有工作之后才能玩儿。不过，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
我们使用教理问答式的语言思考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资料时，仿佛已经深思熟虑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方式，而别的一概不喜欢。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舍此以外，别无选择。但是，神志清健的人都知道日出山河清。捐弃我们的偏见，从来不算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考方式或行为方式，不管它有多么古老，如无确证都是不可信的。今天人人附和或予以默认的真理，明天有可能成为谬论，而这种谬论只不过是缥缈烟雾，有人却坚信那是雨云，会把甘霖洒向他们的农田。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不妨试一试，却发现你自己是能做的。老人有老办法，新人有新招数。古人也许不知道添上燃料，火苗儿就灭不了；新人会在火车锅炉底下放上一点干柴，就像鸟儿似的绕着地球飞转，正如老话所说“气死老头子”。其实，老年人未必比年轻人更够格充当导师，因为老年人一生中获益也不见得比失去的更多。人们几乎可以质疑，即使是最聪明人又从生活中能感悟出多少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说实话，老年人没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忠告给年轻人的，他们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够完美，他们一生中又遭到如此惨败的事情，他们必须承认那都是归咎于自己。也许他们还有一些有悖于那种经验的信心，可惜他们不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生活过三十多年，还没有听到我的长辈说过一句可谓有价值的、乃至于热忱的忠告。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也许他们对我说不出什么深中肯綮的话。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没有尝试过的实验，他们倒是尝试过了，但对我丝毫无益。如果我有什么自以为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可是我的贤师们都还没有说的过呢。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对骨头毫无营养可言。”于是，他虔诚地奉献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的骨骼系统提供滋养。他一边说，一边跟在耕牛后头，他的那头耕牛就靠蔬菜长成的骨头，却不顾一切障碍，使劲地拖着它和耕犁往前赶。有些东西在某些人的圈子里，（比方说，那些最孤苦无助的重病人）确实是生命的必需品，但换了一个圈子，仅仅成了奢侈品，要是再换一个圈子，则完全成了未知之物。
在有些人看来，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论山巅还是峡谷，已被前人涉足过，所有问题也都关注过。按照伊夫林[13]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曾经下令，规定树与树之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过，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地头上，去拾落下来的橡果而不算非法侵入，多少份橡果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14]甚至给我们留下了剪指甲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指甲应剪得不可过长，也不可过短，与手指头并齐。有人认为如此枯燥与无聊会将生活的多样化和欢乐消耗殆尽，这种看法毫无疑问如同亚当[15]一样古老。然而，人的各种能量还从来没有被估量过，我们也不应该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的能量，尝试过的事委实太少了。不管迄至今日经受过多大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有谁会指派你去做你未竟之事呢？”
我们可以通过成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考验我们的生命：比方说，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亮了就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整个太阳系统。这点我只要记住了，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我在锄豆子地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星星是好多神奇的三角形的顶点！宇宙间形形色色的宿或宫中，有多少相距很远的不同物种，却会在同一个时刻思考着同一个事物！如同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形形色色。有谁能说清楚别人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们在一瞬间彼此两眼相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个钟头里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代，是的，经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可不知道别人阅读的经验，还会有什么能像阅读历史、诗歌、神话那样令人惊讶而又增长见闻呢。
凡是我的邻居说好的，大部分在我心目中却认为是坏的，如果我有什么要反思，也许反思恰恰是我的正派作风。是哪个恶魔缠住了我，使我的所作所为如此这般正派？老人啊，那些最睿智的话你尽管念叨好了——你毕竟活了七十岁，活得还算体面——我却听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跟这一切离得远远的。一代人抛弃上一代的功绩，就像抛弃搁浅了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笃笃定定地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还要多得多的事物。我们对自己的关怀不妨多放弃一些，就可以在别处诚心实意地给予别人。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紧张焦虑，成了一种迹近不治的瘤疾。我们生来就爱夸大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又有多少工作还没有去做！万一我们病倒了，又该怎么着？我们该有多么谨小慎微！只要能不信教，我们决心不靠信教过活。白日里老是提心吊胆，晚上又违心地做祷告，把自己托付给未定之天。我们如此彻底真诚地被逼着过活，既要崇敬自己的生命，又要否认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既然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好多好多半径来，生活方式一样也有好多好多。一切变革都是奇迹，值得思考。而奇迹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6]既然有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自己所理解的事实，我敢预言，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那个基础上打造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略费片刻，思考一下我在前文提及的麻烦和焦虑，十之八九是些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烦心，或者至少得小心应对。我们尽管置身于一种徒有其表的文明，若能过上一种原生态的，或者开拓疆土的生活，还是颇有裨益，即使仅仅为了弄明白大量生活必需品是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方可获得；或者，甚至只消翻一翻商人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商店里买得最多的是什么，商店里存货是什么，也就是说，存量最大的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固然在进步，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我们的骨骼同祖先的骨骼相比，也没有多大差别。
依我看，生活必需品，是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或者经过长期使用）就变得对人类生活如此须臾不可离，因此，不管是出于野蛮、贫困还是哲学上的缘故，没有人能不靠它独自过活，即使有这样的人，那也是寥寥无几。许多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来说，那就是几英寸长、可咀嚼的青草，可饮用的水，此外还要在森林里或山阴处寻摸栖身之地。野兽需要的，不外乎是食物和栖身之地。在这个气候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极其精确地分为几大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以上东西，我们方可自由自在地，去考虑真正的人生问题，并有指望取得成功。人类发明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熟食。也许是偶然发现烤火可以取暖，后来使用了火，起先被看成是一种奢侈品，到现在，围火取暖也成为一种必需品了。我们已看到，猫、狗也都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我们只要住处合宜，穿着适当，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可是，如果我们住处过暖，穿着过厚，或者燃料消耗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大大地超过我们体内的热量，那岂不是在烘烤人体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17]的原住民时说，他自己随行人员穿得很厚实，围坐在火堆边一点也不觉得热，而一丝不挂的化外之民（原文为野蛮人）在离火堆老远的地方待着，达尔文大吃一惊，发现他们被“烘烤得竟然汗流浃背”。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身裸体走来走去，若无其事，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冷得瑟瑟发抖。这些野蛮人的体质强健和文明人的智质聪明，难道不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吗？根据李比希[18]的说法，人体是一座火炉，食物即维持肺内消耗的燃料。我们冷天吃得多些，热天就吃得少些。体内的热量是内部消耗缓慢的结果，内耗太快，就会出现疾病和死亡。换句话说，由于缺乏燃料，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体温与火不能混为一谈，但作为比喻也只好将就一用。因此，从前文所述来看，“动物生命”和“动物体温”几乎可作同义词用。因为食物可以看成在我们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不过用来煮熟食物，或者从体外来增加我们的体温——此外，住处和衣服也只是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因此，就人体来说，最大的必需品就是保暖，延缓生命的热量。我们为此就得含辛茹苦，不仅为了获取食物、衣服和住所，还要寻摸床铺，包括我们的睡衣，从鸟巢和飞鸟的胸脯上掠夺羽毛来打造这个住所，就像鼹鼠在地洞尽头拿杂草和树叶子做了一个窝！穷人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的大部分疾病，不论生理上的也好，社会上的也好，都干脆归罪于饱受风寒。在一些气候区，夏天会给予人们一种“天上乐园”似的生活。那时节，燃料除了煮熟食物外，也就不是必需品了。依他们之见，太阳就像是一团火，许多果实被太阳的光煮熟了。一般来说，食物的品种繁多，又唾手可得，衣服和住所已是完全用不着，或者部分用不着。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时下在这个国家，我觉得只要有几件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等，就可以过日子了。饱学之士，可另添一盏灯，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均属次要的必需品，稍微花上几个铜子儿就能获得。但是，有些人不太聪明，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了蛮荒和肮脏的地区，一门心思地做了一二十年生意，为了谋生——就是说，为了追求舒适温暖——可到头来还是魂归新英格兰。奢侈的富人不只是得到令人舒适的暖和，而是暖热得太过反常；正如我前文所说的，他们肉体是在烘烤，不消说，是很切合时尚的方式[19]的烘烤。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并非必不可缺，还极大地有碍于人类进步。就奢侈和舒适来说，最聪明的人的生活，甚至比穷人过得还要简单、朴素。古代哲学家，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从外表看，他们比谁都穷，从内心看，他们却比谁都富。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还很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他们毕竟还是素常有所知晓。近代改革家和他们的民族救星，他们也都是如此。一个人唯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于清贫的有利地位上，方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公正、睿智的观察家。即便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也都是奢侈的。时下哲学教授比比皆是，哲学家却一个也没有。然而，教授令人艳羡不已，因为教授的生活曾经令人艳羡不已。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深邃广博的思想，乃至于建立一个学派，而且要热爱智慧，按照智慧的要求，过一种简朴、独立、豁达大度与富有信心的生活。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反观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成功，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壮汉式的，通常都是侍臣式的成功。他们一味随流徇俗，应对生活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跟父辈们如出一辙，压根儿成不了什么顶天立地的人类始祖。那么，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是什么使得许多家族没落？奢侈导致国家衰亡，那它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敢不敢说一点都没有奢侈味？即使在生活的外部形式上，哲学家也是处于时代前列。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饮食、居住、穿着和取暖。既然做了哲学家，岂能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生命的热量？
一个人从我所描述的多种模式中得到了温暖，接下来他还想要些什么？当然不会是更多的同样的温暖，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子，更多更持久、旺盛的炉火，等等。他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就不会再要那些剩余品，而要选择另外的东西。那就是说，要摆脱卑微的劳动，开始度假，亲历生活中的奇遇。看来这里泥土对种子是很相宜的，因为泥土已使胚根向下延伸，随后又信心十足地使嫩茎不断朝上茁长。人既然那么牢牢地在大地上扎了根，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恰如其分地升高到天空中去呢？——因为这是名贵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下结出的果实来评定的，跟比较低等的菜蔬不可相提并论。那些菜蔬，哪怕是两年生的品种，也仅仅被栽培到根须长好为止，而上头枝叶通常都被剪去，因此，到了开花季节，人们多半认不得它们了。
我可不打算给那些坚强勇敢的人厘定什么规章，不管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会专心于自己的事情。或许他们的住宅造得比富豪们更豪华，挥霍也更惊人，却并没有因此而一贫如洗，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如何生活——如果就像人们所梦想那样，确实有过这样的人。再说，我也不打算给下面那些人厘定什么规章，他们是从各种事物现状中得到鼓励和灵感，以恋人般的狂热珍爱现状——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就归属于这类人。还有一些人，我也不想对那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些什么，反正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居乐业……我主要是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话，他们原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老是徒然地诉苦说自己命运不济、时世艰难。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不迭，使人没法给予安慰，因为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这是在尽职责。在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看上去很富，实际上却是各类人当中最穷的人，他们尽管攒下了一点“破铜烂铁”什么的，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就这么着拿金银给他们自己打造了一副镣铐。
我要试着说一说，我希望，过去几年里如何将自己的生活给打发过去的，也许会让多少有所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惊喜，当然也会让全然不了解的人吃惊。我只是稍微谈一谈我的内心体验就可以了。
不管天色阴晴，也不管白昼黑夜，我任何时候都渴望及时改善自己眼下的境况，并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的真理的交汇点上，恰好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即脚尖抵着起跑线。请原谅我说话有些晦涩，因为我的行当秘密要比大多数人的多得多，不是我存心要保密，而是我这个行当离不开这个特点。但我很乐意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断然不在门上写着“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20]，我至今还在追寻它们。我跟许多观光客念叨过它们，描述过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怎么样的叫唤声会做出怎样的应答。我碰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吠声，也听到过马蹄声，甚至还看到过斑鸠消失在浮云后面。他们看上去也急巴巴地想把它们找回来，好像是他们自个儿丢失了似的。
我殷切期望着，不仅观看日出和黎明，如有可能，还可一睹大自然本色！无论多少个寒冬酷暑的清晨，左邻右舍还没有起来张罗这张罗那以前，我就开始忙自己的事了。我有很多乡友们，有天蒙蒙亮往波士顿赶的农夫，也有出门干活去的樵夫，毫无疑问，他们都碰到过我一大早干完活儿回来。
说真的，太阳冉冉升起，我可从来没有具体地出过力，但切莫怀疑，只要赶在日出之前到达现场，其意义就非同小可。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在镇外度过，试图聆听风中有什么好听的，听后将它精准地播发出去！我为此几乎投入了所有的资金，为了这笔生意，我顶着风东奔西跑，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要是风中有涉及两党政治的信息，那它肯定成为最新要闻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了。其他时候，我守望在悬崖或者大树旁的观测台上，用电报发布新来的人的信息。或者傍晚时分在山巅上等待暮色徐徐降临，也许会捕捉到什么——尽管我捕捉到的从来就不多——何况这不多的东西如同“天粮”[21]似的会在阳光下消融殆尽。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发行量不太大的杂志[22]的记者，编辑也从来不觉得我写的大量稿子可以刊用，反正作家们对此都感同身受。我煞费苦心地写作，换来的只是痛苦。不过，就这件事来说，痛苦乃是它自身的回报吧！
好多年来，我自我指派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还兼任测量员，测量公路以外的森林小道和所有交叉通道，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此外，我还测量过四季通行的峡谷桥梁，反正公众接踵而至，足以证实它们具有很高的利用率。
我还看守过镇上未驯化的牲畜，因为它们常常蹿过围栅逃跑，让我这个恪守职责的牧人吃足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23]今天有没有在哪一个特定的地块干活儿，反正跟我毫不相干。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樱桃树、荨麻、红松和黑梣，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都浇过水，要不然它们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就会枯萎。
总而言之，我就这么着忠心耿耿地干过很长时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门心思扑在我的工作上，直到后来事态越来越明显，我的乡友们压根儿不把我归入本镇公职人员之列，也不让我挂个闲职，拿一点菲薄的津贴。我可以起誓说，我做的账目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没人来核查过，更不用说获得同意，付了款，把账给结清了。好在我也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此后没有多久，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一位知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天哪！”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声嚷道，“你们存心让我们饿死，可不是？”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如此红火——当律师只消把论据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干这玩意儿我准行。”他以为，篮子编好了，自己也就大功告成了，随后该是白人向他买篮子。他可没有觉察到，必须把篮子编得让别人觉得很值得买，或者至少让别人从心眼儿里认为买后很值得，要不然他还不如去编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值得购买的玩意儿。我自己也编过一只质地精美的篮子，但没法做到让人一看就值得买。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犯不着去编篮子，我心里琢磨的，不是怎样让人感到值得来买篮子，恰恰相反，是如何避免篮子编好后非得卖掉不可。人们赞赏并被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罢了，我们干吗要夸大一种生活，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我发觉我的乡友们不大可能在县府大楼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职位或者别的生计，于是，我只好另谋出路，要比往日里更专注地把脸转向了树林子，反正那儿的一草一木我全都熟悉。我决定立即开业，不必等到通常那样筹措资金到位，不妨先动用手边那一点微薄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因为那儿生活费用便宜或者昂贵，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在那儿麻烦可以减少些。要不然，由于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我难免做出惨不忍睹的傻事来。
我一直竭尽全力，务必使自己获得严格的经商习惯——这些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的生意是跟天朝帝国[24]打交道，那么，好歹在塞勒姆[25]港海滨某处设置一间小小账房，有这么一个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比方说纯正的土产品，还有许多冰凌啦、松木啦、一点花岗岩啦，常常用本国货船运走。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得亲自过问。你又是一身数役，兼任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收到的信函要一一过目，发出的信件要自己拟写或审阅。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物品卸货。与此同时，你要到沿海各地露露面——因为装货最多的大船往往都在泽西[26]海岸卸货——自己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送到天涯海角，还要跟驶往海岸的所有船只通话。要源源不断地给一个遥远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发送货物。你自己要熟悉市场行情，看到何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活动的成果，使用新辟的航道和一切先进航海技术——要研究海图，认准各处暗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图表要不断地校正，因为万一计算出了差错，本应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被礁石撞得粉碎，再有就是拉·贝鲁斯[27]的未知命运——要紧紧跟上宇宙科学的发展，要研究从汉诺[28]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最后，舱里的货物要时不时记清楚，方才知道如何给货船取特定航向。反正以下所述的种种问题，都会让你累得精疲力竭，真的是苦不堪言——什么利润啦，亏损啦，利息啦，还有什么净重计算啦，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要有精确数字来测定，就非得具备广博的知识不可。我已想过，瓦尔登湖将会成为做买卖的好地方，不单单因为有铁路和采冰业。它还有诸多有利条件，把它们泄露出来恐怕也不是上策。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具备良好基础。没有涅瓦河[29]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填埋，即使你还得到处打桩加固。据说涅瓦河只要发了大水，再加上西风和冰块助虐，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冲走。
通常必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我倒是先做起生意来了，因此，我从哪儿可以获得像每一个这样的企业至今仍然不可或缺的资金，这个难题也许很不容易加以揣测吧？先说衣服，一下子就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们置备衣服时也许常常被新奇爱好、别人对它的看法所误导，就不太考虑是不是实用。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住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在大庭广众前把一丝不挂的身子遮盖起来，然后他就可以做出判断，不会给衣柜里增添什么衣服，就能完成多少必需的或重要的工作，国王和王后有御用男女裁缝给他们制衣，但每一套衣服总共只穿一次，所以体会不到穿上合身衣服的乐趣。他们比披上干净衣服的特洛伊木马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穿的衣服天长日久，已与我们融为一体，由此凸显出穿衣人的性格，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弃，而且如此一本正经，就像舍不得丢弃我们自己的躯体一样，所以老是一再延宕，仿佛想给它疗救一下。在我的心目中，有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并不是低人一等。但我也相信，一般人心急如焚，总想要穿着入时，或者至少要干干净净、没有补丁，至于有没有健全的良心，就全然不放在心上。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来得及缝补，从而暴露出最大的缺点，也不过是大大咧咧罢了。有时候，我就用以下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有谁肯穿一条膝盖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线缝的裤子？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要是穿了有补丁的衣服，就会把自己的前程全给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破裤子出门去。一位绅士要是在一场事故中腿受伤了，通常总有办法给予疗救，如果他的裤腿在同样的事故中扯破了，却无法补救。因为他考虑的，不是真正令人可敬的东西，而只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不计其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时髦的一套内衣，而你懒洋洋地站在一边，有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那天，我路过一块玉米地，走近那根穿衣戴帽的桩杆，一眼就认出了农场的主人。同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由于饱经风霜，似乎显得更加憔悴。我听说有一条狗，只要见到衣冠齐整的陌生人走近主人家门口，就会冲着他大声吠叫，但它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糊弄得一声不吭。人们要是被剥去了衣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各自相对的身份地位，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人人身上被剥去了衣服，你能肯定说哪一拨文明人谁才是属于最尊贵的阶层吗？菲菲夫人[30]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向西的探险之旅中，快要抵达亚洲境内的俄罗斯、即将晋谒当地长官时，她觉得自己非得脱去旅行服、另换穿着不可，因为她“现下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那里，人们是根据衣着装扮来评定人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各城镇，谁只要不经意间发了大财，衣着奢华，宝马香车，照样会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尊敬。不过，那些如此表示尊敬的人，尽管人数极多，都是不信上帝的人，说真的，应该送一名传教士给他们才对。再说，衣服是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的，你会说，那是没完没了的活儿。反正一个女人的衣服，少说也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了工作的人，上班时用不着穿什么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身旧衣服就行了，即便那套旧衣服在阁楼里已搁了不知有多久，积满了尘土。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英雄的仆从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得多了——如果英雄也有过仆从——光着脚丫的历史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反正英雄光着脚丫走路也行。唯有那些赴晚宴和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非穿新衣服不可，还得一套又一套地不断变换，如同那些官场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过，如果我的外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一一穿戴起来才适合给上帝做礼拜，那么，这些衣物也好给上帝做礼拜，可不是吗？有谁见过自己的旧衣服——他的旧外衣，其实早已穿烂了，变成原先一块块坯布，就算送给某个穷孩子都称不上行善不行善，说不定那个穷孩子还会拿去转送给某个比他更穷的人，或者还要富的人，因为这个穷孩子不要什么照样过日子。我说，要小心提防的，是非得穿上新衣服方能办大事，更确切地说，倒不是单单穿新衣服的人。要是没有新人，怎能给他裁制合身的新衣服呢？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做，不妨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们所企求的，并不在乎穿着新旧，反倒是做事要帅，或者换句话说，做人要帅。也许我们压根儿不该置备什么新衣服，无论旧衣服有多破、多脏，我们还是我行我素，或者惨淡经营，或者扬帆远航，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好像新人穿旧衣，依然故我，无异于新酒装在旧瓶子里。人的换衣季节，犹如飞禽更换羽毛，必定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潜水鸟隐没在人烟罕至的湖边换羽毛，蛇蜕皮，蛹出茧，也是如此，全靠体内奋力苦斗，往外扩展。因为在我们看来，衣服至多不过是外层薄膜和尘世烦恼罢了。要不然我们就会不觉意识到自己扯起虚假的船旗在航行，到头来将不可避免地被全人类以及自己的看法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是外长植物，靠外部添加而成长。通常穿在外面的很薄的奇装异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是假的肌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即使这些奇装异服被剥下来，都不会造成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厚一些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外膜，或者说皮层；我们穿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者是真正的树皮，一剥下来，肯定连皮带肉，以致人身俱亡。我相信，所有物种到了某些季节，都会穿上某种类似衬衫的东西。可取的办法有如下述：一个人穿着力求简单，就算在黑暗中两手准能摸到自己，而且，他的生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紧凑扎实，有备无患，哪怕是敌人攻占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从容不迫，空手徒步出城。一件厚衣服等于三件薄的衣服一样派用场，顾客可按照自己能接受的价格买到便宜的衣服。厚外衣好几年都穿不破，五块钱可买到一件，两块钱可买一条厚实的长裤，一块半钱买一双牛皮靴，两角半买一顶夏天的遮阳帽，六角二分半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换句话说，只花很少的钱在家就可以制作一顶质地更好的帽子。一个人穷虽穷，但一穿上用自己的辛苦钱置备的行头，难道还会没有聪明人去向他表示敬意吗？
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听了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现下人家不时兴这个啦。”话音里压根儿没有强调“人家”两个字儿，仿佛她引用的有如命运三女神那样毫无人情味的权威。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要的款式，仅仅因为女裁缝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好像是随便说说罢了。我听了这神谕一般的话儿，一时间陷入沉思，稍后才使这句话儿逐字地显得特别清晰，好让我悟出个中含义，以便发现“人家”和我有多大血缘关系，在一件跟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家”究竟拥有多大权威。最后，我决定同样神秘兮兮地回答她，对“人家”两字同样压根儿没有加以强调，说：“不错，前一阵子人家是不时兴这个，可眼下人家又时兴啦。”她要是没有量过我的特色，单单量了一下我的肩宽，仿佛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的量法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31]三女神，也不是珀尔茜[32]三女神，而是“时髦”这位女神。她纺线、织布、剪裁，具有百分之百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有时候，我感到绝望，在这人世间，原本非常简单朴实的事情都要靠人帮助方能完成。人们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台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从里头挤压出来，他们两腿再也不能马上直立起来，那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忽地想出怪念头来，真不知道何时从卵子里头孵化出来的，哪怕烈火也都烧不尽，而你的一切辛苦全都打了水漂。不管怎么说，我们可别忘了，有一种麦子是从埃及一具木乃伊那儿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
本国或别国的服装已然达到了在艺术上一种高贵的地位，从整体上看，上述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眼下，人们还是能寻摸到什么就穿什么，如同搁浅船上的水手在沙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越过时空间距之后，不免彼此嘲笑对方身上化装舞会似的服饰。每一代人都在嘲笑旧的时尚，又在虔诚地紧追新的时尚。我们见到亨利八世[33]或伊丽莎白一世[34]的衣服，不免觉得好笑，仿佛这些都是食人岛上岛王和岛后的衣服。反正衣服一离开了特定身份的人，就会显得可怜兮兮，或者稀奇古怪。唯有以严肃的眼光凝视穿衣人的真诚生活，方能抑制住嘲笑并对人们所穿的衣服肃然起敬。喜剧丑角在表演一阵阵急腹痛时，他的行头也不得不表达出这种痛苦的神态。士兵被炮弹打中，他那身上炸烂了的军服顿时会变成高贵的帝王紫袍[35]。
如今，男男女女都喜爱新款式，这种既稚真又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摇着万花筒，眯起眼睛，不断窥看能否从里头发现今天这一代人所需求的那种独特的图样。那些制造商早就知道人们的趣味反复无常。两种款式，仅仅是有几根线条在色彩上有点不一样，一款立时卖掉了，另一款却在货架上无人问津。殊不知，过了一个季节，无人问津的衣服却成了最时髦的热门货，反正这类事屡见不鲜。相比之下，文身还算不上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可怕的陋习。其实，文身也说不上野蛮，仅仅缘于刺花在表皮，不可改变。
我们的工厂制度不是人们有衣可穿的最佳模式。技工们的状况日复一日地更像英国的状况。这不足为奇，因为据我的所见所闻，原来他们主要目的并不是让人们穿得既好又体面，而是（毫无疑问）为了工厂要多多地赚钱。从长远看，人们只好迎合工厂所制定的目标。因此，尽管暂时不会得逞，他们仍然觉得把目标不妨定得高一些为好。
至于住处，我并不否认，现在已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例子说明，在比我们这儿更寒冷地区的人们长期以来居无定所，也照样能生活下去。塞缨尔·莱恩[36]说：“拉普兰人[37]身穿皮衣，头和肩套在皮袋里，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地睡在雪地上——寒冷的程度会使身历其境的穿毛衣的人都被冻死。”他看见过他们就这样睡在雪地里。但莱恩还补充说：“其实，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壮实。”也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多久，就发现住在房子里就有诸多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可能表明对房子感到满足，而不是对家庭生活觉得满意。然而，在某些气候区，一提到房子，就会使我们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不着房子，只要一把遮阳伞就够了。因此，上述说法非常片面，间或适用罢了。在我们的气候区，从前到了夏季，只盖一点被单之类就可过夜。在印第安人的意识里，一座棚屋象征着一整天的行程，树皮上刻画的一排棚屋，说明他们露宿已有过多少次。人生下来并不是肢体粗壮、身材魁梧，所以，他得设法让自己的活动天地缩小，用墙板围造一个与自己相宜的空间。人类早先赤身裸体，都在户外过活，大白天，赶上宁静而又暖和的天气，的确令人非常愉快。可遇到雨季和冬天，姑且不论那毒日头，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子把自己遮蔽起来，也许早在萌芽状态就被消灭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穿衣服前就是用树叶遮蔽身体，但每个人都想有个家，一个温暖的或舒适的地方，先是生理上的温暖，然后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婴儿期，有些颇有魄力的人爬进岩洞里去寻摸庇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孩子都是在开始重演这个《创世记》的历程，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哪怕是雨天和冷天。孩子玩造房子，骑木马游戏，都是出于本能罢了。至今有谁还会记忆犹新，小时候窥探一座叠岩，或者走近一个岩洞时的极大兴趣？这是一种与生俱有的渴望，最原始的祖先把它的一部分遗留在我们体内。从岩洞开始，我们逐渐进步，依次使用棕榈叶屋顶、树皮和树枝屋顶、编织可撑开的亚麻屋顶、杂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木瓦屋顶，一直到石块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叫露天生活，我们的生活却比所想到的有更多家庭情调。从围炉走到田野，毕竟相距太远了。如果我们在未来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任何遮挡把我们和天体隔开，如果诗人不是在屋顶底下那么高谈阔论，或者圣人没有在屋子里住得那么长久，也许这样就会更好些。鸟儿在岩洞里不会歌唱，鸽子在鸽棚里不会觉得自己天真可爱。
但话又说回来，要是有人设计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得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精明一点，免得日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家感化院中，一座走不出去的迷宫中，一座博物馆中，一所济贫院中，一座监狱中，或者一座壮丽的陵墓中。先要想一想，这样的栖息处是不是非造不可。就在这个镇上，我看见过来自佩诺勃斯科特河的印第安人，住在薄棉布的帐篷里头，而周围的积雪差不离高达一英尺了。于是我揣想，也许他们真的巴不得大雪下得更厚实些，好给他们挡挡风。如何获得体面的生活，让自己自由地从事正当的探索研究，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使我烦恼不已，可现在呢，多亏我对它变得有点麻木不仁了。过去，我常看见铁路旁边有一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夜里工人们把自己的工具锁在里头，这使我想到：每一个生活艰难的人，不妨花一块钱，买这么一个箱子，在上面凿开几个窟窿眼儿通通气，到了下雨和过夜的时候钻了进去，随手把箱子盖合上，这么一来，他就有了自由，至少可以爱他所爱的，心灵也获得了自由。看来这不见得是个坏点子，断断乎不会遭人白眼的。可以随心所欲，彻夜不寐，而且，不管什么时候起身外出，也不会有哪个房东或旅店老板盯住你要房租。为了给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付房租，许多人一直被困扰得快死了，而在这么一个小箱子里头，他们万万不会冻死的。我这话可不是在开玩笑。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尽管一直被人轻视，但绝不能就这么着被去掉。这个长年累月在露天过活的体质壮实的民族，从前在这里造过一所舒适的房子，几乎全部采用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殖民地主管印第安人事务的负责人古金，曾在一六七四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房顶都用树皮覆盖得非常齐整、紧密而暖和；那些树皮是在树汁充沛的季节从树干上剥下来，乘树皮还发绿时，在沉重的原木压力下，把它们压成很大的薄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子，房顶上覆盖的是用一种灯芯草编成的草席，同样很紧密、很暖和，只是不像前一种好看……我还见到过，有一些房子，六十或者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住在他们的棚屋里歇夜，觉得就像在最棒的英国式住宅里一样暖和。”他还补充道，那些房子里头常把镶花的草席子铺在地上和墙上，各式器皿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然相当先进，在屋顶上开了洞孔眼儿，挂上一张草席子，用一根绳子牵拉，调节通风状态。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就能造好，几个钟头内管保拆掉，每家都有这样一座棚屋，或者在这样的棚屋里拥有一个单间。
在原始的状态下，每家都拥有一个说得上最好的住处，满足他们比较粗陋而简单的需求。不过，我认为，我说下面这些话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空中的鸟儿有窝[38]，狐狸有洞，野蛮人有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居有其所的家庭不到一半。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人只占全体居民的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人每年都得为这件遮蔽身体的“外套”支付房租，不管寒来暑往，那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笔钱原本管保能买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棚屋，如今他们却一辈子挨穷受苦。在这里，我无意比较租房和买房之间孰优孰劣，但很明显，野蛮人拥有房子，是因为造价很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是因为买不起房子。从长远看，即便租房住，也未必一直租得起。但是，有人回答说，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这么一份租金，就有了房子住，这种房子同原始人棚屋相比，不啻（chì）是皇宫。一年的房租是二十五块钱到一百块钱，这是乡下的价格，却让他得到了历经好几个世纪改进后的成果，有宽敞的房间、洁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39]式壁炉立柱抹上灰泥，软百叶窗帘，铜质水泵，弹簧锁，偌大的地下室，以及许多别的东西。据说享受这些玩意儿的人，通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享受不到这些玩意儿的野蛮人，却觉得自己好像还是那样的富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这是指文明使人类生活条件获得真正的改善——我认为这话很对，虽然只是聪明的人使他们的有利条件得到改善——那么，它必须说明：文明不会使房价太贵就可以造出质量较好的住房。所谓物价，其实就是我称之为“生命”的那部分，必须在交换时支付，要么立即支付，要么以后支付。附近这一带，一所普通房子造价大约要八百块，积攒这笔钱需要一个劳动者付出十年到十五年的生命代价，而且此人还得没有家室的拖累——按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块钱的价格来计算，反正有人收入多了，别人就会收入少了——因此，通常他必须花掉大半辈子的生命，才挣得到他的一座印第安人棚屋。如果我们假定他不买房而租房，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当中做出了一种令人可疑的选择。在这些条件下，野蛮人懂不懂得拿他的棚屋去换取一座皇宫？
拥有多余的财产最大的好处就是储存资金，以防未来不时之需，我认为，就个人而言，主要是足够他支付自己的丧葬费罢了。也许人们猜想，我把储存的最大好处说得几乎一无是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一个人也许用不着自己来掩埋自己。不管怎么说，这可指出了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一个重大区别。他们为了保存文明种族，使文明种族臻于完善，就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无疑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无奈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我倒是想指出，我们为了得到眼前这种好处，已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原本不必遭受任何损失，照样也可以得到所有好处。你们说穷人总是和你在一起[40]，或者说父辈们吃过酸葡萄，孩子们牙齿还在发酸，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41]
我一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况至少跟别的阶层的人一样好，我却发现他们十有八九已然辛苦了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于四十年，不外乎为了也许会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他们都附带抵押权而继承下来，要不然就靠借贷买下来——不妨把他们劳动的三分之一当作他们的置房费——但这笔钱他们还没有偿还哩。没错，那些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大累赘，反正到头来总会还有一个人来接受它，因为正如这个人所说，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向评估官咨询时，吃惊地发现，他们无法一下子列名说出来镇上十多个农场主，他们是无任何负担地拥有农场的业主。如果要了解这些农场的底细，去银行问一问有关抵押的情况就得了。依靠在农场干活、真的能支付农场债务的人是如此之少，就算有，任何一个邻居都可以把这个人指名道姓说出来。康科德能否找得出两三个这样的人，我表示怀疑。人们谈论商人时说过，绝大多数、甚至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人肯定要破产，农场主也同样如此。不过，说到商人，他们里头有一个人倒是说到了点子上，他说，他们的破产八成并不是真正的亏本，而仅仅是由于诸多麻烦事，没有履行承诺之故，也就是说，信誉道德垮掉了。可是，这么一来，问题简直糟透了，而且会使人联想到，即便是百分之三的人也拯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们的破产，很可能比那些老老实实地破产的人更要糟糕。破产和拒付债务都是一块块跳板，我们的文明有好大一部分从这些跳板上一个劲儿地腾跃，又不断地翻跟斗往上蹿，原始人却依然站在饥荒这块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一年一度在这儿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牛展评”照例兴高采烈，仿佛农业这台机器所有的环节都运转自如。
农场主一直在想方设法来解决生活问题，无奈采用的方式却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为了得到一点蝇头小利，他居然投资做起了牲畜生意。凭借娴熟的技巧，他用细如发丝的套索设置一个陷阱，想捕捉舒适和独立的生活，不料一转身，自己的一条腿掉进了陷阱。他的穷根就在这里，而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尽管我们被各种奢侈品所包围，但跟野蛮人的成千种舒适相比，我们都是一贫如洗。正如查普曼[42]有诗写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宏伟
天上种种安乐像空气般稀薄。
农夫得到他的房子，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富，倒是更穷了，惹他发火的恰好是他的房子。按照我所理解的来看，莫摩斯[43]反对密涅瓦[44]所造房子的理由言之凿凿、令人信服，他说密涅瓦“没有把它造成一座可以移动的房子，如果可以移动，就好躲开坏邻居”。这种反对意见依然成立，因为我们的房子造的是一点也不实用，与其说我们住在里头，还不如说我们是被关押在里头。要躲开的坏邻居，恰恰是我们自己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镇上，至少有一两户人家，差不离盼了一代人的时间都想把郊区的房子卖掉，迁到村子里去住，无奈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到头来，唯有一瞑不视，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者租用具备各种改进设施的现代化房子吧。虽然文明一直使我们的房子得到改善，但并没有使住在房子里头的人同样得到改善。文明打造了一座座皇宫，要打造贵族和国王可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追求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所花去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去获得那些粗劣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享受，那么，他干吗非得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那些贫穷的少数人又如何过日子呢？也许人们会发现，有一些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好，另一些人的外部境遇则成正比地比野蛮人差。一个阶层的奢侈和另一个阶层的穷苦是互为消长的。一边是宫殿耸立，另一边则是济贫院和“沉默的穷人”。修建金字塔即诸法老陵墓的百万劳工，只能靠大蒜过活，死后也不见得会像模像样地得到殓葬。石匠给宫殿修飞檐添彩，也许夜晚就回到远不如印第安人棚屋的窝里。有人以为，在一个常常显示文明存在的国家里，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可能不至于降低到如同野蛮人那样，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那些落魄的穷人，此刻还没有谈到那些落魄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用不着往远处看，只消看看我们铁路边上到处都有的简陋小木屋，恐怕是毫无文明改进的角落。我每天散步时都看到，人们都挤在小窝棚里，整个冬天门都敞着，为了透进一点阳光。看不到有什么取暖火堆，那只能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无论老年人和年轻人，躯体由于长期挨冻受苦养成了蜷缩的习惯，所以永远变了形，四肢和官能也得不到正常发展。当然应该公正地看待这个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许多使这一代人享有盛名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一世界特大济贫院里，名目繁多的技工们的状况，多少也是如此。要不然，我就给你说一说爱尔兰的情况吧。爱尔兰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标为白人居住的开明地区，不妨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和北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岛民、或者任何别的因为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而未退化的野蛮民族比较一下吧。但是，我毫不怀疑，野蛮人的统治者和文明人的统治者同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说明，何等肮脏的东西可以和文明并存。现在我几乎不必提到南方各州的劳工，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都是他们生产的，他们自己却成了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别扯远了，我还是只好谈谈那些中不溜儿的人吧。
大多数人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一所房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儿，他们原本不应该穷，实际上却穷了一辈子，仅仅是因为心里老想得到一所跟邻居住所一样的房子。好像一个人只能穿裁缝给他量体制作的衣服，或者，由于逐步甩掉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帽子，他就抱怨时世艰难，因为他实在没钱买一顶皇冠！要造一幢比我们住的房子更方便、更豪华的房子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都承认，那样的房子反正谁都买不起。难道我们应该老是在琢磨如何寻摸到更多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应该满足于少寻摸一些东西吗？那些可敬的公民，竟然如此正经八百地言传身教，开导年轻人要在老死之前多多置备些富余的乌亮的皮鞋啦、晴雨伞啦，还有空荡荡的客房来招待空想的客人，这行不行呢？我们的家具干吗不可以简单一些，就像阿拉伯人或印度人那样呢？我们将民族的救星尊称为“来自天国的使者”，给人类带来神圣的礼物，我想到他们时，脑海里却怎么也不会出现他们身后还紧跟着什么随从啦，或者什么满载时髦家具的车辆啦。或者，有人说，既然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等，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他们的更为复杂，我要是同意了以上说法——这种同意岂不是怪得出奇吗？——那又会怎么样呢？目前，我们的房子里头堆满了家具，简直脏乱不堪，一个好主妇宁可让大量家具堆成垃圾堆，而早上的活儿万万不可撂在一边不做。早上的活儿啊！在奥罗拉[45]的灿烂霞光里，在门农[46]的美妙琴声里，世人们早上的活儿该做些什么？我的案头上有三块石灰石，每天尚且还要给它们掸去尘埃，简直把我吓坏了，而我脑海里的家具至今还没有掸去尘埃，于是，我在一气之下把它们扔到窗外去了。那么，我怎么能拥有一所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露天坐着，反正草地上不会尘土成堆，除非人们已在那儿破了土。
贪图奢侈、挥霍成性，正是骄奢淫逸之徒开创的新时尚，众百姓趋之若鹜，唯恐落人之后。一个观光客在一所人们所说最佳的旅店下榻，很快发现果然名不虚传，因为店主们把他当作萨达那珀勒斯[47]，他要是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没多久他的阳刚之气管保消失殆尽。我认为，火车车厢里，我们总是喜欢把钱更多地花在奢侈的设施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方便上，结果安全和方便付之阙如，车厢反而成了现代化客厅，里头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睡榻，遮阳窗帘，还有上百种富有东方情调的别的玩意儿，一股脑儿照搬到我们西方来了，其实，原先都是为天朝帝国的后宫嫔妃、六宫粉黛发明的。要是约拿旦[48]听到了这些个名字，管保羞惭得无地自容。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为我一人独占，也不乐意跟大伙儿一起挤坐在一个有天鹅绒坐垫的椅子上。我宁愿坐在一辆牛车上走天下，来去自由，也不愿意搭乘什么花里胡哨的观光游览列车飞向天空，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在蛮荒时代，人们生活极其简单，而且赤身裸体，那至少有一个好处，他依然是大自然中匆匆过客。他吃饱睡足、振作精神之后，心里就琢磨自己重新上路。可以说，他住在这个尘寰的帐篷里，不是穿过峡谷，就是越过平原，或者攀登山巅。可是，瞧吧！人们已然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从前肚子饿了独自摘果子的人，如今成了一个农夫，原先站在树底下庇荫的人，如今却成了一个管家[49]。现在我们不再支起帐篷过夜，无非是安居在大地上，把天堂给忘了。我们信奉基督教，无非是把它当作改良农业的一种方法罢了。我们已然为尘世修建宅第，并为阴曹冥府修造坟墓。最美好的艺术作品里表达的，都是人类为自己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而进行的搏斗，可我们的艺术效果只是使这种低迷的精神状态变得安逸，而把较为高昂的精神状态忘得一干二净。在这个村子里，美术作品实际上没有立足之地，就算有什么作品传下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子和市街，也没法给它配置合适的底座。我们这儿连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安装英雄或圣人胸像的台架也没有。一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如何修造的，钱款已付清或还没有付清，内部经济又是如何管理和如何支撑的，我就暗自纳闷，客人在赞赏壁炉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摆设时，亏得地板是没有塌下去，让他从地下室一直落到某块硕骨铁硬的宅基地上。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有和优雅的生活，好像让人越级攀升的阶梯。我压根儿也欣赏不了那些点缀生活的艺术品，已全神贯注在人们跳跃的高度上了。因为我记得，人的肌肉能达到的最高跳高纪录还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跳过了二十五英尺高。如果没有人给予支持，即使跳到这样的高度，一定还会回落的。我首先要问问举止如此不合适的业主，是谁在支持你？你是百分之九十七个失败者里头的一个，还是百分之三个成功者里头的一个？请回答我这些问题，随后，也许我会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发现它们原来只是一些装饰品罢了。车子套在马前头，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我们用漂亮的饰物装潢房子前，务必把房子的墙壁剥掉一层皮，也把我们的生命剥掉一层皮，此外还得有出色的家政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可如今，审美观大抵都是在户外培育，那儿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50]在他《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谈到了这个城镇的最早移民，原来他与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他们在某个小山坡上挖土修窑洞，作为自己最早的栖身之处，把泥土堆在原木上面，再在高头生起烟火来烘烤泥土。”他还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给自己造房子，直到托上帝的福，大地给他们带来面包来养活他们。不料，第一年收成不大好，“有好长一段岁月，他们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口粮”。一六五〇年，新尼德兰州[51]秘书，用荷兰文所写的、给希望到那儿移民的人提供的信息中，特别详细地介绍说：“在新尼德兰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那些人，最初没法按照他们的心愿修造农舍，只好在地上挖一个方形坑，像地窨（yìn）子一样，六七英尺深，长和宽只要合意就行，坑内四壁围上木板，又衬上树皮或别的什么材料，以防泥土从缝隙渗进来。就在这种地窨（yìn）子里，地面铺了木板，顶上用护壁板权当天花板，架起一个圆杆子屋顶，再给圆杆子高头覆盖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就好一家子住在里头，既干爽而又暖和地过上两三个或四个年头，而且，地窨子里头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分隔成一些小小单间，这也不难理解。在殖民地初创时期，新英格兰有钱有势的人物开头也都住在这种样式的房子里，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不为修造房子浪费时间，导致下一个季节粮食短缺；其次，不让他们从本国带来的大批贫穷劳工感到灰心丧气。过了三四年，这儿四乡已适宜耕种了，他们才花上好几千块钱，给自己修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祖先采取这种做法，说明他们至少是谨小慎微的，好像他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满足当前最紧迫的需求。可现在，最紧迫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我一想到给自己寻摸一所豪宅就吓住了，因为，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国家与人类文化还是不相适应，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削得更薄，甚至削得比我们祖先削过的全麦面包更要薄得多。这倒不是说在初创时期，所有建筑装饰可以置之不顾，而是说让我们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子先装潢得美一些，有如贝类动物的内壁，可又不要过犹不及。可是，老天哪！我去过一两处房子，才知道他们室内的装潢究竟是什么样儿。
今天，我们固然还没有退化到再去住窑洞，或者住棚屋，或者去穿兽皮，但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提供的、也是来之不易的种种好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现在在我们这一带，木板、木瓦、石灰和砖块，比适宜居住的窑洞要便宜得多，也更容易寻摸到。整根原木、大批量树皮，甚至高质量黏土或平坦的石板也都不难得到。我谈这个问题还算通情达理吧，因为我对它很熟悉，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只要动一点脑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利用得更好，比时下那些豪富更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福祉。文明人无非是更有经验、更聪明的野蛮人罢了。不过，还是让我赶紧做自己的实验吧。
一八四五年快到三月底的时候，我借了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畔树林子里，就在离我打算修造房子的最近处，砍了一些虽然高大尚属幼龄的箭矢形白松作为造房用木材。开了工就很难不向人家借这借那，但这么一来，能让你的同胞们在你的惨淡经营中沾一点光，这也不失为最慷慨大方的善举吧。斧子的主人把斧子递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的宝贝疙瘩哩，殊不知我归还他时，那斧子比我刚借到时还要锋利呢。我是在景色宜人的山坡上干活，那儿满山坡全是松树林，透过松树林我望得见瓦尔登湖，还有一小块林中空地，在那里，松树和山核桃树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湖里的冰凌还没有融化，虽然有好几处化开了的窟窿，全是黑黝黝的颜色，湿漉漉的样子。我在那里干活的日子里，还稀稀拉拉地飘过好几回雪花；不过，在我出了树林子、从铁路走回家的路上，只见大部分地方还是绵延不绝的黄沙堆，在灰蒙蒙的云气暮霭里微微闪光，铁路道轨在春天艳阳之下闪闪发亮，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儿在歌唱，跟我们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在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令人不快的冬天正在跟冻土一块儿消融，蛰伏的生命则开始自我舒展。有一天，我的斧头从柄上脱落来，于是，我砍了一段碧绿的山核桃树枝做楔子，用石块把楔子嵌入斧头眼儿，稍后连柄带斧一块儿浸泡在湖水里，以便木头发胀，这时，我看见一条花蛇窜入水中，显然毫无不适之感，潜伏在湖底，竟然跟我待在那儿的时间那么长，有一刻多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吧。依我看，人们之所以滞留在目前低级和原始的状态，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如果他们感受到万木之春的影响，使自己奋发起来，那么，他们必然会崛起，到达飘飘欲仙的人生最高境界。前一阵子，我在霜冻的清晨看见过小径上有好几条蛇，蛇体有些部分依然麻木，欠灵活，在等待太阳出来融化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凌融化了，在浓雾弥漫的前半天，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四处摸索哀鸣，好像是迷了路，又像是浓雾中的精灵。
就这么着，我连续干了好几天，砍伐树木，切削立柱和椽子，全靠我这把小不点儿的斧子，既没有多少可以告知诸君，也没有什么学者式的思想，只是独个儿哼唱——
人们都说自己是见多识广；
瞧啊，他们长出了翅膀——
艺术呀，科学呀，
还有上千种技艺呀，
其实，只有一阵吹过的风，
才是他们见识的全部。
我把主要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面，其他几面保留树皮，这么一来，它们跟锯过的木料一样平直，还要结实。这时，我还借到了别的工具，所以，每一根木料都精心地开了榫眼，削好榫头。我在树林子里度过的白昼时间不是很长。我常常带着面包黄油当午餐，正午时分，坐在我砍下来的碧绿松树枝桠上，读读原来装面包黄油的报纸上的新闻，连面包上也散发着松香味，因为我的双手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松脂。完工以前，我就成了松树的朋友，而不是仇敌，尽管我在松树林里砍了一些树，却跟松树越发熟悉了。有时候，林中闲游的人被我的丁丁伐木声吸引了过来，就会在我砍下的碎木屑堆头上跟我愉快地闲聊。
我干活儿不是急吼吼，而是全力以赴，到了四月中旬，我的房子框架已做好，终于立起来了。我买下了在菲奇伯格铁路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里头的木板还可以利用。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人们都说是一所不同凡响的好房子。我去看房子时，他并不在家。我在屋子外头转了一圈，起初并没有被屋里头的人发现，因为窗子很深很高。这所小木屋不算大，有一个光屋顶，别的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四周堆着五英尺高的垃圾，好像是一堆堆积肥。屋顶不少地方已被太阳晒得翘裂而且发脆，但还是屋子里头最完好的材料。门槛没有了，不过，门板下头有一条常年供母鸡们进出的通道。科林斯太太来到大门口，请我到小木屋里头去看看。我一走近，倒把母鸡们赶进屋子里去了。屋子里头光线很暗，地板八成都很脏，冷冰冰，潮腻腻，阴湿发黏，不由得令人浑身寒战，里边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的，可惜已是经不起挪动了。科林斯太太点燃了一盏灯，给我看看屋顶和四壁内墙，还有一直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提醒我可别踩到地窨子里头去，其实，那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垃圾洞。拿她自己的话来说，小木屋的“顶上木板是好的、四壁木板是好的，还有窗子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框，近来只有猫咪从这儿进进出出。屋子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一个在这屋子里头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遮阳伞，一块镀金边框的镜子，一只钉在橡木上新颖的咖啡磨，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这笔买卖很快就成交了，因为詹姆斯这时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应付给他四块两毛五分钱，他应该在转天清晨撤离，不得再把房子卖给别人，六点钟，小木屋产权归我所有。他关照我，说最好赶早搬过来，以免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蛮不讲理的要求。他还向我保证说，唯一的麻烦就只有这一个了。六点钟，我在路上就碰到了他们一家人。那一大堆东西——床、咖啡豆研磨器、镜子和母鸡——他们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唯独猫咪没见到，原来它直奔树林子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那猫咪踩进了诱捕土拨鼠的陷阱，最终成了一头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拆卸了这个小木屋。把木料上的钉子拔下来，随后一小车、一小车地运到了湖边，把木板铺在草地上，以便在阳光下晒白、复原。我驾车经过林间小道时，一只早起的画眉冲我鸣叫了一两声。一个名叫帕特立克的年轻人不无阴损地告诉我，说邻居爱尔兰人西莱，在装车的间隙趁机把仍然好用、笔直的、可以再派用场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通通装进自己口袋里去。等我回过头去接班时，心里不免春思涌动，既有感慨而又满不在乎地望着那一片废墟似的场景，这时，西莱就站在一旁，说：“没什么活儿可干啦。”此时此刻，他正代表大伙儿“作壁上观”，使这种区区小事倒是很像特洛伊城众神[52]在大撤离。
我在南边的山坡上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窨子，以前土拨鼠曾在这儿挖过洞穴。我刨去漆树和黑莓的根，一直挖到几乎见不到植物痕迹的地方，即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的一块优质沙土上，赶明儿不管冬天有多冷，土豆断断乎不会冻坏。地窨子四壁装上搁板，所以没有砌上石块，反正阳光照不到地窨子里边，沙土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活儿只不过花了两个钟头。我对这种破土挖洞的活儿感到特别开心，因为在所有差不离的纬度上，人们只要动工挖洞，都会得到同样的温度。在大城市豪宅里至今仍有地窨子，里面储存一些块根植物，有如古人那样，即便上层建筑消失后，后人还会在黄土里发现它遗留的凹痕。所谓房子，只不过是通往地洞的一道门廊罢了。
最后，到了五月初，我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其实并没有必要，不外乎借此改善一下邻里关系罢了——就这么着把房子的框架竖起来了。当时有这些朋友[53]前来相助，就拿他们的声名来说，我感到无上荣幸。我相信，有那么一天，他们注定会出力相助修建许多高楼大厦。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我的房子，当时木板安装才不久，屋顶也刚刚竣工，反正木板上下嵌边都是精心地制作，紧密地扣在一起，防风是万无一失的。镶嵌木板前，我已然在屋子的一端砌好烟囱的底座，所用的石块有两小车左右，全凭我的两只胳臂从湖边往山上搬过来的。入秋后锄过庄稼，赶在非生火取暖不可之前，我就把烟囱造好，因为前一阵子，我一大早起来就在露天做饭：我至今依然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比通常的方式要更方便，更合意。要是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前碰上刮风下雨，我就会拿几块木板，架在火堆上遮挡一下，自己则坐在木板下头看我的面包，就这么着，我度过了非常开心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上的活儿挺多，书读得很少，不过，只要在地上有零星碎片什么的，甚至我的布衬垫或台布，都会带给我实际上不逊于阅读《伊利亚特》时一样多的乐趣。
我造房子固然很细心，要是更细心一些也许还要合算，比方说，从人的生理需要方面来看，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地窨子，一间阁楼，要考虑到有什么样的基础，而且，我们在找到除了满足暂时需要更好的理由之前，也许永远不会修建什么上层建筑物[54]了。人给自己造房、鸟儿筑巢，都是同样合情合理。有谁知道，要是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造住房，简单而又朴实地养活了他们一家人，那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才能就会得到普遍发展？这和鸟儿鸣叫时引吭高唱、响彻云霄一模一样。可是，天哪！我们倒是很像牛鹂和杜鹃，它们总是到别的鸟儿筑好的窝里去产卵，那唧唧喳喳的刺耳噪声，让路过的游客听了大为扫兴。难道我们就这么着把营造的乐趣永远让给了木匠师傅吗？在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我做过的好多个行业里头，从来还没有碰到过某某人在从事像给自己造房子这么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呢。我们全都归属于社会，缝缝补补不是只有裁缝可做，传教士、商人和农夫同样可以做。这种分工究竟要分到哪儿才算到头呢？到了最后又会有什么结果来着？毫无疑问，别人也可以代我来思考，但是，如果他思考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考，那就不可取了。
不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有一位建筑师），此人有一种想法，建筑装饰要具有一个真理的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才有一种美，仿佛是神灵给予他的启示。也许从他的观点看来，全都美得很，其实，他只不过比“半瓶子醋”的业余爱好者稍微高明一点罢了。作为建筑学领域里一位多愁善感的改革者，他不是从基础上，而是从飞檐上入手。他的设想，只是琢磨如何以真理为核心装进各种装饰里头，好比每块糖里头实际上都有一颗杏仁或一颗葛缕子——反正我觉得，没有糖衣的杏仁倒是更有利于健康——可他并没有想到居民，亦即住在里头的人，如何把房子真正造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让各种装饰顺其自然就得了。哪个有理性的人，向来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东西，纯属皮毛罢了——好比乌龟有斑纹外壳，壳类动物有珠母的光泽，如同百老汇的居民有他们的三一教堂一样，都要什么立约规定吗？不过，一个人跟他的房子的建筑风格无关，如同乌龟跟它的硬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也犯不着那么无聊，把他骁勇无敌的确切色彩涂在军旗上，敌人准会一望可知，考验一到，他立时脸色煞白。依我看，这个建筑师仿佛从飞檐上俯下身来，对住在里头的老粗们怯生生地嘀咕着半真半假的话儿，其实后者比他知道得还多着哩。何谓建筑学上的美？我现在知道，乃是从内部逐渐向外部形成的，是迎合了居住者的各种需要和性格，因为只有居住者才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师——它来自不知不觉的真实与高贵，对于外表从来不予考虑。如果此外还有什么类似这种的美注定产生，那么此前必定有过一种同样不知不觉的生命之美。正如画家都知道，这个国家最耐人寻味的住宅通常是穷人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这些木屋和农舍之所以别具风姿，不是在外表上有什么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住在外表好似贝壳的房子里头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的，还有市民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子形状的木屋，他们的生活有如想象一样简单而又随和，他们并没有竭力追求什么住房的风格效果。绝大多数建筑装饰都是形同虚设。
九月间的一场大风就会如同借来的羽毛[55]一样通通给剥光了，对住房实体却丝毫无损。地窨子里既没有橄榄又没有美酒的人，就算不懂建筑艺术也无所谓。如果在文学作品里也竭力追求什么装饰风格，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圣经》设计师，就像我们教堂的建筑师那样，把大量时间花在飞檐上，那结果又会是怎么样？纯文学和艺术学以及它们的教授，都是这么着打造出来的。不消说，谁都很关心的是，这几根木条子究竟斜放在上头还是底下，他那箱子形状的房子应该涂上什么色彩。说真的，要是他把那些木条子斜放，给房子涂色，那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精神一离开居民的躯体，那它无异于给自己打造棺材的材料——亦即造墓工程，而“木匠”不外乎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种叫法。有人说，你要是感到绝望或对生活非常冷漠时，不妨从你脚下抓起一把泥土，把你的房子涂成黄土色。这就想到了那最终的狭仄的房子，可不是吗？不妨扔下一枚铜币，碰碰运气吧。想必有的是闲暇时间！为什么你只抓起来一把泥土？最好还是用你的肤色粉刷自己的房子，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感到羞愧。这是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大创举！等你为我的住房装饰准备停当了，我一定会采用它们的。
赶在入冬之前，我已造好烟囱，房子两侧原先挡不住雨水，这时已钉上从原木上砍下来的薄片，这些薄片很不齐整，树汁又多，我不得不用刨子把它们的两边刨平。
就这么着，我有了一所严丝合缝、涂抹灰泥的木板房子，七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立柱有八英尺高，一个小阁楼，一间盥洗室，每一边有一个大窗子，两个活动天窗，房子一头有一个大门，大门对过有一个砖砌的壁炉。我造房的确切费用支出，只是按我采用的这些材料的通常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造房的活儿是我自己干的，现将清单开列如下：之所以毛举细故，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得出自己造房究竟花了多少钱，即使有，但能把造房的各种各样材料费用单独列出来，一一加以说明，这样的人也是极少的——
木板（大多数采用旧棚屋木板） 8.035元
屋顶与两侧使用的旧墙板 4.00元
板条 1.50元
两扇旧玻璃窗 2.43元
一千块旧砖 4.00元
两桶石灰 2.40元（买贵了）
发毛织物 0.31元（买多了）
壁炉架铁料 0.15元
钉子 3.90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元
门闩 0.10元
粉笔 0.01元
搬运费（大多数自己驮） 1.40元
总计 28.115元
造房的所有用料有如上述，不过，原木、石料和沙子不包括在内，因为这几项材料我是按照政府公地上造房定居者应享受的权利取得的。我还搭了一小间披屋，主要利用造房剩余材料盖成。
我打算给自己造一幢房子，论宏伟豪华，要盖过康科德的那条大街上任何一幢房子，只要它能像现下这个木屋那样使我喜欢，造价却比前者更便宜。
由此我发现，要想得到一个住处的学生，只要支付还不到现下每年所付房租的费用，就可获得一所终生受用的房子。如果我这话好像言过其实，那么我的理由是：我是为人类，而不是为自己夸耀，而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一致并不会影响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之处——那就像糠秕（bǐ）很难跟麦子分离一样，我和别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可就这件事来说，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挺直自己的腰板，这对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莫大欣慰。我已决定赶明儿断断乎不低声下气地变成魔鬼的代理人，我将竭尽全力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56]，学生住宿的房间只比我自己那个木屋稍微大一点，每年租金却高达三十块钱，而“那家公司”顺便占了便宜，在一个屋顶底下并排修建了三十二个房间，由于周围邻居众多又嘈杂，所以，居住者都觉得有诸多不便而叫苦不迭，也许还不得不去住四层楼。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教育的需求可以减少，因为，说真的，人们已经获得更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要缴费这种现象多半也会消失。在剑桥或别的什么学校，为了必须得到这些便利，反正学生或者别的什么人就要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双方要是处理得当，只要付出十分之一也就够了。最花钱的东西，断断乎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方说，学费是在这一学期收费账单上重要的一项，可是，与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钱的[57]。建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靠募捐，收进美元和分币，然而极端盲目地遵循分工的原则，——其实，这种原则非得谨慎从事不可。于是，招来了一个承包商，不料这个承包商把它当作投机生意，雇了一个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技工，果真奠基开工了，据说到校上学的学生就不得不凑合着住了进去。为了这些失误，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掏钱缴学费。我认为，如果学生，或者那些渴望从上学中受益的人，哪怕他们自己动手奠基动工，也会比上面这种做法好得多。学生经常逃避人人必不可缺的任何劳动，他得到的只是他所垂涎的闲暇和休息，就得到一种可耻而无益的空闲，而唯有让这种空闲结出硕果的经历偏偏没有得到。“可是，”有人说，“你这不是说学生不该用脑子，而是应该用双手去干活儿吧？”我的本意确实不是这样。我是说学生不妨多多思考一下，我的本意是说他们不应该拿生活当作游戏，或者仅仅拿生活来研究一番，同时在这场昂贵的游戏中还要这个社会大家庭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认真地取得生活的体验。青年人要是不赶快投入生活实践，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我想，这就很像学习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比方说，我要是希望一个孩子学一点艺术和科学，我就不愿走老路，那不外乎把他送到邻近某某教授那儿去，在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唯独生活艺术不教不练——教他从望远镜和显微镜下观察世界，从来不教他用肉眼来看世上万物；学了化学，却不懂得面包如何做成的；学了力学，却不懂得是如何得来的；发现海王星周围好几颗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成了一颗漂泊无定的卫星；或者他在一滴醋酸里观察各种怪物，却反而被他周围的怪物吞噬了。一个孩子一边从书本里尽量找到所需要的知识，一边自己挖掘铁矿石，加以熔炼，终于给自己打造了一把折刀，而另一个孩子在大学里听有关冶金学的讲座，同时收到了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折刀，一个月之后，这两个孩子里头，究竟是哪一个进步得更快呢？哪一个孩子的手指最有可能被折刀划破呢？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离开大学时就被告知，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得了，我只要到港口去兜个圈儿，管保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政治经济学，就算可怜巴巴的大学生都学过了，但只是被教过罢了，而生活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从来没有在我们学院里教授过。结果是学生一面在学亚当·斯密[58]、李嘉图[59]和萨伊[60]的政治经济学，一面却使他父亲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之中。
我们的大学是这样，一百项“现代化改进设施”也是这样。对它们抱有幻想，但并不是总有积极进展。魔鬼因为很早就向那些设施入了股，后来又不断增资，所以在不断地索取复利，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使我们分心，不能专注于严肃的事物。它们不外乎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的手段，其实，这个是早已达到而且很容易达到的，正如通往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吼吼地兴建了一条从缅因州直达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线路，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说不定压根儿没有什么重要信息需要沟通。这就好比一个男人，急巴巴地想见一个聋子贵妇人，可一等到被引见给这位贵妇人，她的助听器一端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无话可说，你倒说说，大家尴尬不尴尬？仿佛主要目的是赶快把话儿说出来，而不是要说得合情合理。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修建隧道，让旧世界缩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到达新世界，殊不知传入美国人偌大耳朵里的第一条消息，也许就是阿黛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反正骑着马儿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也不会带来最最重要的消息，他可不是一个福音传道者，他跑来跑去也用不着吃蝗虫和野蜜[61]。我怀疑，飞童[62]有没有带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人跟我说：“我纳闷你怎么不积攒一些钱？你喜欢旅游，不妨搭乘汽车，今儿个就去菲奇伯格，见见世面呗。”我想的却比这更聪明。我知道，最快的旅游者是安步当车的人。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不妨试一试，看看谁先到达那儿。这段路程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角钱，差不离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工人在这条路上干活儿，一天只挣六角钱。得了，现在我开始步行，天黑之前到达那儿，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保持这个速度行走。这个时候，你是在挣车资，明天某个时间才能到达，或者今儿个晚上也会到达，要是你运气好，能及时找到工作。其实，这天你并没有去菲奇伯格，反正你这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干活。所以，就算这条铁路绕着全世界一周，我想，我总得赶在你前头。如果更进一步见见世面，多一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也只好跟你完全断绝往来了。
这是普遍的法则，没有哪个人能智胜过它，至于铁路嘛，我们甚至可以说，反正它有多长就有多广。要想给人类修建一条环球铁路，无异于把这个星球表面全铲平了。人们朦朦胧胧地觉得，仿佛只要坚持这种合股经营方式，用铁锹不停地挖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大家可以分文不花地乘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地方。不料，人们一窝蜂拥向火车站，乘务员高声喊道“大家上车吧”，这时火车黑烟四起，蒸汽密集喷发，方才发现只有少数人登上了火车，其余的人通通被火车碾过去了——这就被称为而且确实是“一次令人为之动怜的意外事故”。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火车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还能话到那个时候的话。不过，他们到时候也许早就心情不佳、游兴阑珊了。耗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去挣钱，为了享受最不宝贵的时间里那一点可疑的自由。这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最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为了日后可以回英国，过上一种诗人般的生活。得了吧，他应该马上住到小阁楼去。“什么呀！”一百多万爱尔兰人从四面八方的窝棚里大声惊呼道，“我们修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是比较好，要不然你们干得会更差劲呢。不过，既然你们是我的哥们儿，我希望赶明儿你们过的日子能比这挖土活儿更美好。”
我的房子落成前，我希望通过诚实而愉快的方式，挣到十块或十二块钱，来应对我的额外开支，于是，我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半沙土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豆子，也种了一点土豆，还有玉米、豌豆和萝卜。整个地块总共十一英亩，大抵种植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个季度，一英亩卖到八块零八分钱。一位农场主说，这块地皮“没有啥用处，只好养几只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给这块地施过肥，因为我不是这块地的主人，仅仅是个合法定居者。我也不指望再栽耕种这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子把这块地锄完。我在犁地时挖出了好几堆树桩头，可供燃用好长时间，于是留下了小小几圈待开垦的肥沃土地，入夏，一望可知，那儿的豆子长得分外茂盛。我房子后头那些枯死、多半卖不掉的树木，以及从湖上漂过来的木材，提供了尚待补足的燃料。我还租了一套马匹犁地，雇了一个短工帮我耕地，虽然仍由我亲自扶犁。在头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开支，比方说，农具、种子和用工等，是十四块七角二分钱。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这实在也值不了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63]豆子，十八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一无所得。我的农场全部收入是——
扣除支出费用 23.44元—14.725元
结余 8.715 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手头还存有的农产品以外，当时估算约值四块半——我手头的这笔钱，已超过了没有种植的那一点菜蔬。经过全面考虑，那就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天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只占用了很短时间，不，也许正是由于时间很短，我相信，我当年的收成要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场主的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欢了，我把所需要的土地全给铲平了，约摸有三分之一英亩。我压根儿没有被好多有关耕作的名著吓倒，其中包括亚瑟·杨[64]的著作，我从两年来的经验中认识到，一个人要是简朴地过日子，只吃自己种的粮食，而且吃多少种多少，不拿粮食贪婪无餍地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只消种一两平方杆[65]的地就够了。这么一点地，用铁锹翻要比用牛耕地更便宜，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省得给旧地不断追肥，所有必要的农活，只要在夏天抽空干一点就得了。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像今日那样被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一头猪拴在一起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说话力求不带偏见，因为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对目前的经济和社会措施都不感兴趣。我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人更要特立独行，因为我好歹没有被锁定在哪一所房子里头或哪一个农场上，反正可以随着自己悟性行事，而悟性是瞬息万变的呢。再说，我的日子已然比他们好多了，万一我的房子着火了，或者我歉收了，反正还可以像往昔一样过得很不赖。
我常常这样想，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牧人，反正前者有更多自由。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不可缺的劳动，那么，牛就具有很大优势，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做的一部分交换劳动，就是在六个星期里割草晒干，这可不是儿戏。当然，没有一个生活全面简单的民族，亦即没有一个贤哲民族，会犯下如此大错，竟让牲畜去劳动。说真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未必很快有那么一个贤哲民族，是不是一定要有，我也说不准。不管怎么说，我断断乎不会驯养一匹马或一头牛，让它替我干任何它可以干的活儿，唯恐自个儿成为一名马夫或牛倌（guān）。如果这样做了，社会好像成了赢家，难道我们能如此肯定，一个人是赢家，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是输家，小牛倌会跟他的主人一样有理由感到满意吗？就算有些公共设施没有牛马的帮助便完不成，还让人们与牛马一起沾沾自喜，难道我们可以从此得出结论，人们就不可能做出更令人称道的事情来吗？人们在牛马的帮助下开始从事不仅毫无必要或毫无艺术感，而且又奢侈、又无聊的工作，那就有少数人不可避免地去跟牛马交换劳动，换句话说，少数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就这么着，人不仅给他内心的兽性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种象征，还要给他身外的兽性工作。虽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块或石块砌成的房子，但一个农人的殷富与否，仍然要看他的谷仓在多大程度上盖过了他住的房子。据说，这一带最大的房子都辟为耕牛、奶牛和马匹的厩舍，而且比起城镇里头的公共建筑，也毫不逊色，这个县里可供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厅堂却绝无仅有。国家缘何偏偏不是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是要靠大兴土木来给自己竖立纪念碑呢？一部《福者之歌》[66]比东方各国的所有废墟还要令人赞叹不已！楼塔和庙宇是王孙公子们的奢侈品。一颗单纯的独立的心灵不会听从任何王孙公子的旨意去干苦活。天才不是给予任何皇帝的定金，连那有形的金子、银子或大理石也不是，即使是，也是微乎其微。请问，开凿这么多的石头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奥卡狄亚[67]就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开凿岩石。好多国家都像疯了似的痴心妄想，要留下大量石雕，让自己永垂不朽。要是他们付出同样的心血来打磨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是什么样呢？理智要比一座高得可攀月亮的纪念碑更值得流传下去。我偏偏喜欢岩石就留在原地不动。底比斯[68]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远不如围绕老实人田地的一堵长石头墙那么合情合理。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明修建了许多华丽的寺院，被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修建些什么。一个国家所开凿的岩石，十之八九只供它的坟墓使用，它把自己给活埋了。说到金字塔，原本说不上是什么奇迹不奇迹，令人吃惊的倒是在于：有那么多人竟然如此忍辱负重，不惜耗尽自己的性命，为某个野心勃勃的傻瓜蛋修造坟墓，其实，这个傻瓜蛋还不如淹死在尼罗河里，随后把他的尸体喂狗，反而显得更聪明、更有几分须眉汉子气派。也许我还可以给他们和他寻摸一些借口，可惜我没有这闲工夫。至于那些建筑师的宗教信仰和艺术爱好，全世界倒是都一样，不管修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成本总是超过实用价值。主要动力是虚荣，对大蒜、面包黄油的热爱则出力相助。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巴尔科姆先生，悉心追随维特鲁威[69]，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随后把它交给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当三十个世纪开始俯视它时，人类则开始仰视着它。说到那些高楼和纪念碑，这个镇上有过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要开挖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他已挖得很深很深，据他所说，他已经听到了中国的水锅和茶壶里煮沸的响声。不过我想，我可不会一反常态地去赞赏他挖的那个窟窿眼儿。许多人都关注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的。而我呢，倒是很想知道当时是谁不肯造的——是谁不屑于这般区区小事。不过，得了，还是回到我的各项统计上来吧。
当时，我在村子里又搞测量，又做过木工和各种各样打杂的活儿，反正干过的行当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多，就这么着，我总共挣到了十三块三角四分钱，八个月的伙食费。就是说，从七月四日到翌年三月一日，根据这八个月的时间估算的，尽管我在那儿住了两个多年头——至于我自己种的土豆、一点嫩玉米和豌豆都不算在内——结账当天留在手上的存货的价值也不算在内，合计：
大米 1.735元
糖蜜 1.73元（最便宜的一种糖精）
黑麦 1.0475元
印第安粗玉米粉 0.99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 0.22元
面粉 0.88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比印第安粗玉米粉贵，而且麻烦）
糖 0.80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猪油 0.65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苹果 0.25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苹果干 0.22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甘薯 0.10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一只南瓜 0.06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一只西瓜 0.02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盐 0.03元 所有实验均告失败
是的，我总共吃掉八块七角四分钱。不过，如果我不知道读者里头有大多数人是跟我自己也有同样罪过，他们的行为公之诸于众，恐怕还不见得会比我的好，我不应该这样没羞没臊地公布我的罪过。第二年，我有时就逮几条鱼来充当正餐，有一回我甚至还宰了一只糟蹋过我豆子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它的灵魂正在转世——我却把它吃掉了，部分是为了加以验证。尽管它有一股麝香味道，还是让我瞬间一饱口福。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种野味是不可取的，哪怕你请村子里卖肉的师傅事先将土拨鼠净血去毛加工也不行。
同一时期内，衣服和其他零星费用，尽管数目不大，却有：
8.4075 元
油和一些家庭用具 2.00元
除了洗衣和缝补费用，因为这些活儿多半到外头去请人代劳，账单还没有收到——这些费用都是世界上必须开支的（即使稍微有些超支）——全部钱财支出是：
房子 28.125元
农场的一年开支 14.725元
八个月内食物 8.74元
八个月内衣服及其他开支 8.4075元
八个月内油及其他开支 2.00元
总计 61.9975元
现在，我跟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说几句话。为了支付以上开销，我把农场上的产品出售了，收入计有：
23.44 元
打短工挣得 13.34元
共计 36.78元
从支出中减去此数，还差二十五块两角一分又四分之三——这跟启动时的那点钱相差无几（也就是我原本准备开支的金额），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从中获得闲暇、独立和健康，此外还拥有一座舒适的房子，我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看上去未免琐碎，好像没有多大意思，不过因为相当完整，也就有了一定价值。但凡开支过的，我全都入了账。从上述账目中可以看出，单是食物一项，每星期就要花掉我大约两角七分钱。在此之后近两年里头，我的食物不外乎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粗玉米粉、土豆、大米、少量的咸肉、糖蜜、盐和饮用水。像我这种对印度哲学精神情有独钟的人以大米为主食，自然非常合适。为了应对一些净爱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也不妨在此声明，要是我偶尔在外头用餐——正如过去常常在外头用餐那样，相信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外出用餐——那往往有损于我的家用开支安排。但我已然说过了，在外头用餐是常有的事，对这么一个相对的声明丝毫不发生影响。
我从两年的经历中知道，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获得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物一点也不费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饮食可以像动物一样简单，但仍然保持健康，孔武有力。我只是从玉米地里摘来一些马齿觅（拉丁文学名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权当一顿正餐，方方面面都让我感到满意。我之所以附上它的拉丁文学名，是因为它名字虽俗，味道可不错。请问，在和平的岁月里，日常的中午时分，除了品尝相当丰盛的煮熟加盐的嫩甜玉米，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会要求什么？就算我稍微变换一些花样，也不外乎迁就一下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但是，人们免不了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短缺必需品，而是因为缺乏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认为自己儿子一命呜呼乃是他只喝白水的缘故。
读者也许会看出来，我是从经济的视角，而不是从美食的视角来处置这个问题。读者也不会贸然拿我这种节食方法来做实验，除非他是个肥佬。
最初我用纯质印第安粗玉米粉加盐做面包，做成地地道道的“锄头玉米饼”[70]，我把它们置放在一块墙面板上，或者一根我造房时锯下来的木棍上，然后移到户外的火堆上烘烤。但时常烤煳，还带着一股松树味儿。我也使用过面粉，到头来却发现黑麦掺上印第安粗玉米粉一起烘烤，是最方便的，口味也最好。天冷的时候，连续烘烤好几个这样的小面包，就像埃及人小心翼翼地一边侍候、一边翻转正在孵化中的鸡蛋一样，不失为一件趣事。它们是我烘烤成熟的真正谷物果实，在我的五种官能中，它们如同别的高贵果实具有一种芳香，我用一块布把它们包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着这种芳香。我研究了不可或缺的古代面包的制作工艺，向有关权威人士求教，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首次发明未经发酵的食品，那时人类从啖（dàn）食坚果生肉的野蛮状态，首次达到面包这种食物的味淡和优雅境界，随后，我在循序渐进的研究中，了解到据说就是那个偶然间发酵的面团教会了人们发酵过程的故事，自此以后经过各种发酵作用，我终于读到了“优质、味甜和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这一生命的支柱。有人认为酵母是面包的灵魂，填充面包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女灶神维斯太的圣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下来——我揣想，好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还是“五月花”号[71]带来的，为美国立下了大功，至今它的影响仍然在上升、膨胀，波及四方，就像这片国土上的麦浪在起伏荡漾——这酵母起子，我是从村子里定期而又准确可靠地取得的，直到有一天早上，我不知怎的把惯例给忘了，用开水烫坏了我的酵母。从这个意外事故中，我发现，其实酵母有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我的发现是分析的经过，而不是综合的过程——自此以后，我就干脆把酵母省掉了，尽管大多数主妇满怀热忱地劝说过我，不经过发酵，恐怕面包不太安全，还不利于健康，老人们则预言说体力很快会衰退。可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不可缺的成分，不用酵母，我也照样这么着过了一年，如今还不是好端端地活在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我很高兴，总算用不着口袋里老装着一只瓶子，有时，它会砰的一声爆裂了，里头的东西全给抖搂出来，让我好不尴尬。省掉了酵母，这样就更简便，质量反而更好。人这种动物与别的动物相比，更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和环境。我也没给面包里放过什么盐、苏打，或者别的酸性和碱性的东西。看来我是根据基督出生前大约两个世纪的马库斯·波修斯·卡托[72]的配方做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tog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这段拉丁文，我的理解是：“揉面制作面包是这样的。洗净你的手和揉面长槽。把粗面粉投入长槽。逐渐加水，揉得要透彻。揉好后捏成面包的形状，最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小烘锅里烘烤。全文没有一个字提到“发酵”。不过，我也不老是使用这“生命的支柱”。有过一阵子，由于囊中羞涩，我有个把多月没有见到过面包。
在这块适宜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粗玉米的土地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毫不费劲地生产出自己所需的面包原料，而不依靠价格波动的远方市场来获取原料。无奈我们如今生活既不简朴，又缺乏独立性，在康科德商店里，新鲜香甜的玉米粉几乎很少出售。玉米片和更粗一点的玉米差不离没人食用了。农场主把自己生产谷物的大部分都用来喂牲畜和猪，自己却出了高昂的代价，到商店里购买未必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想，我可以毫不费劲地种上一两蒲式耳黑麦和印第安玉米，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地里都能生长，后者也用不着呱呱叫的土地。只要用手磨把它们碾碎了，没有大米，没有猪肉，也照样过日子。如果我一定要用一些浓缩的甜味素，通过实验，我发现从南瓜或甜菜里头就可以熬出一种非常好的糖蜜来。我还知道，只要栽几棵槭（qì）树，就更容易得到这种糖蜜。哪怕这几种菜蔬还在生长期间，我也可以利用各种替代品，取代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因为”，有如祖先们歌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和核桃树叶，
酿成美酒，滋润我们的双唇。[73]
末了，说到盐，杂货里头的大路货呗。要想寻摸到盐，不妨借此机会到海边去走走，或者完全不用盐，也许我还少喝点水哩。反正我可没有听说过，印第安人会煞费苦心地寻摸盐。
就这么着，我避免一切买卖与物物交换，至少食物一项是这样。好在我已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剩下来的就是穿着和燃料这两项了。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人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身上依然还有那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觉得，农人一下子降为技工，就像人降为农人，两者同样伟大，令人难忘。初来乍到乡间，燃料是一件够伤脑筋的事。至于栖息之地，如果不让我继续住在可以依法占用的公地，那我不妨按耕种过的那块土地出让价格——八块八角钱，另外购置一英亩地。事实上，我倒是觉得，我在这儿居住后，反而使这块土地增值了。
有一拨不肯轻信的人，有时会问过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方说，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光吃蔬菜就能活下去。为了立时揭示事物的实质——因为实质就是信念——我惯常这样回答：“我只靠木板上的钉子，照样也能活下去。”他们如果连这话都听不懂，那不管我该说多少，反正还是听不懂。就我而言，我很高兴听说有人在做这种实验。比方说，有个年轻人做过半个月实验，拿他的牙齿当研钵，光啃连皮带穗的玉米过日子。松鼠族做过同样的实验，获得了成功。人类对此实验很感兴趣，虽然有少数几个老妇人对此类实验力不从心，换句话说磨坊拥有三分之一产权，但她们说不定也会让人大吃一惊。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自己打造的，其余部分没花过多少钱，所以也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写字台，三把椅子，一块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一个壁炉柴架，一把水壶，一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把长柄勺，一个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勺，一个油罐，一只糖罐，以及一盏涂上日本油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只好坐在一只南瓜上，那就是苟且偷生了。村子里的阁楼上有许许多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有人喜欢，尽管拿走就得了。家具！谢天谢地，我能坐，我也能站，用不着家具仑库来帮忙。可有人看见自己的家具——不外乎是一些少得可怜的空箱子——装在马车上，串乡走村，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除了圣哲，谁不会羞惭得无地自容呢？这莫非是斯波尔丁[74]的家什吗？看过这么一车家具，我断断乎看不出它是属于所谓富人的，还是属于穷人的。这些家具的主人仿佛老是穷困潦倒。说真的，反正这样的劳什子你越多，你就越穷。每一车装的好像都是十几个窝棚里头的东西，如果一个窝棚是穷的，那它岂不是十几倍的穷？我们既然老是在搬家，千吗不甩掉我们的家什，甩掉我们的蜕皮。最后离开这个界域，到另一个置备新家具的界域，把老家具通通给烧掉呢？这就像有人把所有圈套都扣在自己腰带上，只要搬家经过撒下绳索的荒野时，不能不拽动那些绳索，从而被拽进自己的圈套里去。他是一只“走运”的狐狸，尾巴被掐断在陷阱里。麝鼠为了逃命，就会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有的人已失去了自己的灵活性，他有多少回走上了绝路啊！“先生，恕我太孟浪，可你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预言家，不管什么时候碰到一个人，你都会看出他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好多他佯装不是自己的东西，甚至厨房里的用具和破烂的零星杂物，他都要留着，舍不得烧掉，仿佛他被拴在它们的轭上，使劲地拖着它们往前赶路。有一个人从一个节孔或一道门穿过去，他身后的一车子家具却穿不过去，我认为，此时此刻，这个人就是走上绝路了。我听说有个衣冠楚楚、外表壮硕的人，看上去很自由，万事齐备，没承想他说到自己“家具”不知道是否保了险，就在这时，我不由得怪怜悯他的。“可我的家具该怎么办呢？”就这么着，快活的蝴蝶被蜘蛛网纠缠在一起了。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多年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家具，不过你要是细问一下，就会发现，他在某某人家的谷仓里头储存着好些家什。我看当今英格兰就像一位垂垂老矣的绅士，带着许许多多行李外出旅行，全是长年累月节俭持家积下来的破烂玩意儿，就是没有勇气把它们给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大大小小的包裹，至少前头三样东西该扔掉。今日里，就算身体不错的人，恐怕也不会拿了褥子[75]到处转悠，因此，我当然要劝告有病的人不妨丢下褥子，一溜小跑吧。我碰到过一个移民，扛着他那全部家当的包裹——看上去好像脖子根后头长出来的大巨瘤——跌跌撞撞地走着。我觉得他怪可怜的，倒不是因为他总共只有这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还得扛着那个玩意儿。如果我也非得拖着圈套走路不可，那我就会小心留神，拖一个轻一点的，别让它夹住我的要害部位。但是，千万别让手掌进入圈套，也许这才叫作最乖觉。
顺便提一下，我可不会花钱去买什么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我犯不着把喜欢偷窥的人都挡在屋子外头；至于太阳和月亮，我倒是乐意他们往里头看一看。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也不会让我的食用肉发臭，而太阳也不会损坏我的家具，或者使我的地毯退色，如果这两位朋友有时候太热情了，那我觉得躲到大自然提供的帘子后头去，从开支上来说倒是更划算，不必在家用账上另添一笔费用。有一回，有位太太要送给我一块草荐，无奈我屋子里头找不到让它铺开的空间，也没时间屋里屋外去打扫它。我只好谢绝了，宁可在我屋前的草地上擦擦自己的鞋子底。最好是邪恶一露头就避而远之。
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教会执事动产的拍卖，因为他的生命并没有白活——
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76]
大部分东西照例都很寒碜，从他父亲在世时就积存下来，里头居然还有一条干绦虫。在他的阁楼和别的垃圾堆里躺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并没有被烧掉，非但没有付之一炬，或者火化销毁掉，如今还拿过来拍卖，换句话说，让它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街坊四邻急吼吼地聚拢来看这些玩意儿，一股脑儿全买了下来，随后，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搬进自家的阁楼和垃圾堆，让它们躺在那儿，直到各自家产进行清理时，它们又开始了另一次搬家。人死了，不外乎复归尘土罢了。
我们不妨学一学某些野蛮民族的风俗，也许大有裨益，因为他们至少每年从表面上看总要搞蜕皮求新似的活动，这是他们的处世理念，不管实际上有没有做到。正如巴特拉姆[77]描述穆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风俗那样，我们倘能也有类似除旧祭祀活动，或者举办第一批果实节[78]，岂不是很好吗？“一个小镇节庆活动，”巴特拉姆这么说，“大家早就给自己准备好新衣服、新壶、新罐、新盘子以及别的家用器皿和家什，把穿过的旧衣服和别的废物通通收拢来，打扫和清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小镇，把这些旧东西，包括所有余粮以及其他旧物，一股脑儿扔到一个公共的堆物垛上付之一炬。随后大家服药禁食三天，全镇禁绝烟火。禁食期间，他们清心寡欲。这时大赦令宣布，所有罪犯都可以回到小镇上来——”
“到了第四天早上，大祭司两手摩擦着干燥的木头，在公共广场上燃起新的火焰，镇上每户人家都从这里取得了新生、纯洁的火种。”
随后，他们品尝新的玉米和水果，一连三天载歌载舞，“后四天，他们接待邻镇上的朋友来访，共庆节日，因为这些朋友也按同样的方式净化自己，并且准备就绪”。
墨西哥人每过五十二年也会进行一次同样的净化活动，他们相信大千世界每过五十二年就会告一段落。
我从未听说过比这更真诚的圣礼，也就是说，如同字典上厘定的，“一种内在的心灵美转为外在的可见的神迹。”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这种做法原先是由天意直接传授，虽然没有一部《圣经》那样的书籍来记述这种启示。
五年多来，我就这么着光靠双手劳动，养活了自己，我还发现，一年里头只要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所有的生活开支。整个冬天还有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我全力以赴地办过私学，发现我的各项支出与收入基本相抵，或者略有超支，因为我不得不穿衣服、坐火车，更不用说还得有相应的思考和信仰，结果我的时间都被耗掉了。我教书不是为了让我的同胞受益，而是为了自己谋食，所以，这次办学失败了。我还试过做生意，但发现，要想经商发财，就得花上十年时间，到了那时，也许我正在赶去见魔鬼的路上呢。说真的，我发愁的是，到了那时候，我也许正在做所谓的“好生意”。从前，我在到处寻摸谋生之道时，依照朋友的愿望，脑海里不时浮现一些可悲的经历，已使我殚精竭虑，于是，我常常想还不如去捡捡浆果，反正这活儿我管保干得了，而且，那一点蝇头小利对于我也足够了——因为我的最大本领是需求很少——只需要一丁点儿资金，我素常的情绪又极少抵触，我就这么冒傻气地思考着。我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做起生意来了，或者就业了，而我想自己这个职业倒是酷似他们从事的行当。整个夏天，我漫游于群山之间，路见浆果就拣了起来，稍后又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扔掉，好像在看守阿德墨托斯[79]的羊群。我还梦想自己不妨采集野草，或者用干草车辆运些常青树给喜爱树木的村民，甚至运到城里去。但从这以后，我才明白，商业诅咒它经管的每一件事，就算经营的是天堂的福音，还是躲不开商业对它的全部诅咒。
由于我酷爱某些事物，特别珍视个人自由，而且，我吃得起苦，又能获取成功，所以，我并不希望浪掷时光去赚取华丽的地毯或者别的优质家具，或者味美可口的烹调术，或者修造一幢古希腊式或者哥特式的房子。要是有人居然唾手可得这些东西，得到之后还懂得如何使用，那干脆让他们去追求得了。有些人是“勤劳的”，似乎天生热爱劳动，或许因为劳动使他们避免去做更要不得的坏事来。对诸如此类的人，目前我还是无话可说。至于那些有了比现在更多的闲暇却不懂得如何安排的人，也许我会奉劝他们要比过去加倍努力地工作——一直工作到他们能养活自己，获得自由的资格。至于我自己，我发现，所有职业中，打短工的人是最独立不羁。特别是短工这个职业，一年里头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夕阳西下时，打短工的活儿也告结束，随后他就自由自在，专心从事自己喜爱的但跟白天劳动毫不相干的事儿。他的雇主却要做投机买卖，从这一个月到下一个月，反正一年到头连气都喘不过来。
总之，根据信仰和经验，我确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谋生，只要生活得简朴和聪明，并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消遣，有如生活较为简朴的民族的消遣至今还是不太自然的体育运动。一个人要谋生，其实用不着汗流浃背，除非比我还容易出汗。
我认识一个继承好几英亩地的年轻人，他跟我说如果说他有门道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像我这样生活。我并不愿意有人采用我的生活方式，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因为在他还没有学会我的生活方式前，我也许已然寻摸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我倒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各不相同的人越多越好，可我又希望，每个人要谨小慎微，寻摸和追求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他母亲的或他邻居的方式。年轻人可以造房，可以种植，可以航海，只要不阻挠他去做喜欢做的事就行了。仅仅从精确的视点来看，我们是聪明的，如同水手或逃亡的奴隶两眼盯着北极星，这一点就足以引导我们一辈子，也许在预定期间我们到达不了我们的港口，可断断乎不会偏离正确的航线。
在这里，但凡适用于一个人的，无疑更适用于一千个人。比方说，一所大房子，按比例来说，并不比一所小房子造价更昂贵，因为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好几个房间，底下合用一个地窨子，一堵墙可分隔出好几个房间。不过，我个人偏爱离群索居。再说，与其说服别人相信合用一堵墙的好处，还不如自己动手造房，通常会更便宜。要是跟别人合用一堵墙，固然更便宜，但合用的这堵隔墙一定很薄，说不定你的邻居人品不好，到时候他那半边墙坏了，也未必去修缮。通常可行的那种合作也极其有限，而且是表面上的。就算有那么一点真正的合作，表面上也看不出来，要有一种听不见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有信心，那他无论到哪儿都会跟同样有信心的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心，那他会像世界上其他一样，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不管跟什么人做作。合作无非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最近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打算结伴环球旅行，一个人没钱，一路上就在桅杆前和犁耙后头挣钱，而另一个人口袋里装着一张旅行支票。他们不管结伴、合作，一眼就能看出来，都不会持久，因为里头有一个人压根儿什么事都干不了。果真，路上他们碰到第一个有趣的危机时就散伙了。最重要的是，我在上面说过的，单独出行的人可以今天说走就走，结伴旅行却要等到别人准备就绪，也许还得等上老长时间才能上路。
不过，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私的，我就听到过镇上有一些人这样说。我承认，直到现在为止，我很少致力于慈善事业。我有一种责任感，为此做出了一些牺牲，包括行善乐趣。有人使尽所有花招，劝我资助镇上一些穷困人家。如果我没有什么事可做——因为魔鬼净给闲人找事做——也许我会试着做诸如此类的“娱乐消遣”。可是，每当我想到自己要大肆从事这方面活动，让某些穷人在各方面过得像我自己过的日子一样舒适，把他们享受天堂般的生活作为一种义务，乃甚至于已然向他们提供了帮助，没承想他们毫不犹豫地一致表示，他们宁愿继续贫困下去。我们镇上的男男女女已在想方设法、竭力为自己的同胞们谋福祉，我相信，这至少可以使人不去做没有人情味的事情。从事慈善事业，如同从事别的事情一样，非得具备天资不可。至于“做好事”，那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职业，况且，我好歹也尝试过。看来也许挺奇怪，这种事不合我的脾性，因此，我倒是对自己觉得很满意。也许我不应该故意回避自己这种特殊的职责，社会却要求我去做拯救宇宙、使它免遭毁灭的好事。我相信，不知在别的什么地方，确实有一种类似的却无限坚定的力量，至今仍在保护这个宇宙。不过，我断断乎不会阻拦任何一个人去发挥他的天才。这种事我自己不做，但有人全心全意，终其一生地去做了，我就会对他说，哪怕世人很可能会有这样看法，管它叫做坏事，可你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断断乎不是说我的情况特殊。毫无疑问，我的读者里头有许多人都会做出类似的辩白。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不敢保证我的左邻右舍会管它叫做好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首屈一指的雇工。但我缘何是首屈一指的雇工，这就要我的雇主去发现。我做什么好事，通常对“好”这个字儿的理解来说，一定是我的分外事，而且十之八九是我无意中做的。人们几乎都这样说，你就照现在样子，从自己身边开始，别指望成为更有价值的人，首先要有一颗善心，才会去做好事。如果我完全仿效这种论调说教，还不如干脆这么说：“去吧，先开始做个好人吧。”好像太阳用自己的火焰照亮了月球或一颗六等星后，应该停下来，如同罗宾·古德费洛[80]一样，窥探每个村舍的窗子，使人疯疯癫癫，叫肉食变味，使黑暗变得可以看得见东西。而不是渐渐增加它那宜人的热量和恩泽，直到如此光芒四射，没有人能够仰望它的脸，与此同时，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地球做好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一种更为真实的哲学思想发现的，地球绕着太阳周转，从而得到了恩泽。法厄同[81]一心想以惠泽世人来，证明自己乃是天神出身，就驾着太阳神的四马金车出游，仅仅走了一天，就越出轨道，把天堂下面市街上好几排房子烧掉了，烤焦了大地表层，烧干了每个春天，打造了撒哈拉大沙漠，直到最后朱庇特[82]一声霹雳将他击毙在地上，而太阳为他的死哀恸逾恒，整整一年没有发光。
行善走了味儿，那才是奇臭难闻。有如人的腐尸，神的腐尸一样。如果我确实知道有人特意要到我家来为我做好事，那我管保要逃命了，就像躲避非洲沙漠里所谓西蒙风[83]，那种风干热灼人，刮得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是沙土，直到把人窒息至死，我唯恐他冲着我做起好事——它的病毒会跟我的血液掺杂在一起。不——要真的是这样，我宁可遭灾受难，反而来得自然。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哪怕我肚子饿了，他会来喂饱我，我快冻死了，他会来捂暖了我，我要是掉进水沟，他会把我拉上来。但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好人。我不妨就找一条纽芬兰狗给你看，它也样样做得到呢。从广义上说，慈善并不是泛爱同胞。霍华德[84]从个人作为来说，无疑是极其善良而备受尊敬的，他的善行也已得到了善报，但是，如果相比而言，在我们最值得接受帮助的时候，“霍华德们”的慈善行为要是落实不到我们拥有最好的财产的这些人身上，对我们来说，就算有上百个霍华德，又有什么用处？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慈善大会真心实意地提议过，给我或像我这样的人做点好事。
耶稣会会士已被印第安人所挫败，这些印第安人在被绑着活活烧死之际，竟向行刑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折磨方式。他们虽然肉体受苦但并不屈服，对传教士所给予的安慰也无动于衷。应该奉行的法则是，行刑时在他们耳边少说规劝之类的话，至于如何被折磨至死，他们自己倒是都满不在乎。不知怎的，他们反而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仇敌，对后者所做的一切罪恶几乎全部宽赦了。
穷人远远地落在你们后面，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儆戒，因此，你务必给穷人觉得最需要的帮助。如果你给钱，那你还得拿钱跟他们一块花掉，切不可把钱一扔给他们就完事了。有时候，我们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穷人尽管邋（lā）里邋遢，衣衫褴褛，举止粗俗，但有时候不见得都是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这多半由于他个人爱好，并不单单是他的命途多舛所致。如果你给了他钱，也许他会拿这钱去买更多破烂衣服。我素常怜悯那些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劳工，他们在湖上凿取冰块，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真的寒碜极了，而我尽管穿着比较干净、好歹入时的衣服，还是给冻得瑟瑟发抖。后来，在一个砭（biān）人肌骨的大冷天，一个落水的爱尔兰人来我家里取暖，我看到他脱下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这才见到了肌肤，一点没错。尽管这些裤袜肮脏破烂极了，可他还是拒绝了我要送给他的额外衣服，因为他已然有那么多里头穿的衣服。他求之若渴的正是这次落水啊！于是，我开始可怜自己，我觉得如果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衫，倒是要比送给他一家廉价成衣店更功德无量。有上千个人在砍罪恶的枝杈，只有一个人把罪恶之根给砍掉了。也许就是这个在穷人身上花时间和金钱最多的人，通过他的生活方式造的孽也最多，虽然他千方百计地想要加以补救，但还是徒劳。正是假虔诚的蓄奴主拿出奴隶创造的利润的十分之一，给别的奴隶购买星期日的自由。有的人雇穷人帮厨，来显示自己对穷人的慈悲心。要是他们亲自下厨房干活儿，岂不是更有慈悲心吗？有的人夸口说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慈善事业，也许更应该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九去行善，好歹也要善始善终嘛。即使这样，社会收回来的也只有财富的十分之一。这归咎于财富占有者的慷慨大方，还是公正的官员们的粗心大意？
慈善事业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赞赏备至的唯一美德。不，这委实对它估计过高了，而正是我们的自私才对它估计过高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一个粗壮的穷人，就在康科德向我夸赞镇上一个市民，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个市民对穷人很善良，而这个穷人就是他自己。人类里头善良的大伯大婶们，要比真正的圣灵父母更受尊敬。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才学兼优的英格兰牧师在话说英国，他先是列举了英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伟大人物，比方说，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以及牛顿等，随后，说到了英国基督教的英雄们，好像他的职业要求他务必如是说，他一个劲儿抬高基督教的英雄们，使他们凌驾于上述所有伟人之上，成为“伟人中的伟人”。这些基督徒英雄就是佩恩、霍华德和弗莱夫人。人们一定都会觉得他在胡扯淡。最后三位并不是英国的最佳男人和女人，只能算作英国的最佳慈善家罢了。
至于慈善事业应该得到的赞扬，我是不会加以贬损的，我仅仅是要求把公正给予所有用自己的生命和劳动为人类造福的人。我器重一个人并不是以他的正直与善行为主要依据，因为两者不外乎是他的枝枝叶叶。我们拿绿叶枯干后的草木做成药茶给病人喝，效用可说微乎其微，大抵被江湖医生所利用。我要的是好比让一个人能开花结果，让芳香从他那里向我飘过来，成熟果子就在我们的交往中芳香四溢。想必他的善良不是局部的、短暂的，而是持久的、绰绰有余，对他丝毫无损，也是下意识的，这是一种掩盖万恶的善行。慈善家总是念念不忘，要把自己一文不值的悲悯给芸芸众生营造一种氛围，美其名曰“同情心”。我们应该广泛施与人们的是我们的勇气，不是我们的绝望，是我们的健康和安适，不是我们的病恙，还要小心莫让疾病通过感染四处蔓延。是从哪些南方平原上传来了号哭声？我们会给住在什么纬度上的异教徒送去光明吗？谁是我们会去救赎的纵欲无度又残暴的人呢？如果有人得了病，他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还感到肠里疼痛——这可很值得同情——那他就要着手改造这个世界。作为宇宙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就是他发现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吃青苹果。事实上，在他的眼里，地球本身即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想想该有多吓人，人类的孩子在苹果还没成熟前就去啃它多悬乎。他那个雷厉风行的慈善团体径直找到了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85]，还体察了人口稠密的印度和中国的村舍。就这么着，经过好几年慈善活动，有权有势的人物利用它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他治好了消化不良症，地球的单颊或双颊都泛着淡淡的红晕，好像正在开始成熟，而生活的粗鄙状态也已消失，重新恢复和美健康的原貌。可是，他从来没有梦见过比自己所犯更大的罪孽。他从来没见过，今后也不会见到比自己更坏的人。
我相信，令改革家如此这般悲伤的，并不是他对苦难中的人们表示同情，而是他自己心存愧疚，尽管他是最神圣的上帝之子。让这一切纠正过来吧，让春天来到他身边吧！曙光在他的卧榻上升起来，他将毫无歉意地抛弃他慷慨的朋友们。我不反对嚼烟叶的原因，是我从来不嚼烟草，嚼烟草的人终究会自食其果，哪怕他已经戒嚼。尽管我自己尝过别的东西也够多的，我还是可以表示反对。如果你不慎干过一些慈善活动，那就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干过些什么，因为，就算知道了也没有意思。救起溺水的人，系好你的鞋带，你还是悠着点，去做一些自由的劳动。
我们的举止言谈因随圣者交游而被毁掉了。我们的赞美诗中悦耳地发出亵渎上帝和永远容忍他的回响。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先知和救世主，也只是抚慰人们的恐惧，而不是肯定人们的希望。哪儿都没有对生命礼物表示简单而由衷地满意，以及令人难忘的赞美上帝的记载。所有的成功和健康使我受益，尽管它看上去多么遥远而不可企及；所有的失败和病恙使我悲伤，让我遭殃，尽管说不定它很同情我，或者我很同情它。如果我们真的采用印第安人的、自然成长的、有魅力的，或者合乎人性的方式来振兴人类，那么，先让我们自己简朴和美如同大自然一模一样，驱散悬在我们额头上的乌云，给我们体内毛孔注入一丁点儿生命活力。再也不要做济贫院里的教会执事济贫助理，要努力成为一个值得世人敬重的人。
我在设拉子[86]谢赫·萨迪[87]所写的《蔷薇园》里读到，有人问一位哲学家：“主造了那么多高大、成荫、有名的树，为什么单把不结果实的柏树称为‘自由树’呢？”他回答说：“每一种树都有一定的季节，到了那季节，才会茂长，过了那季节，便会凋落。唯有柏树，不为时间所限，四季常青，所以叫作自由。”
暂存的一切不要贪求。
哈里发的光荣已成虚无。
巴格达城外的江水万古长流！
你应像枣树一样慷慨大度。
即使你是贫无所有，
也应像柏树一样无拘无束。
补充诗篇
贫穷的托词
可怜巴巴的穷鬼，你实在太放肆，
要求在苍穹底下有一席之地，
你的破棚屋或你的木桶
培养出一些懒惰或迂腐的德行，
在廉价的阳光下，或阴凉的泉水边
啃野菜和须根；在那儿你的右手
从心坎上扯去人类的热情，
美德之花在热情中灿然开放，
你贬损了大自然，又让感官麻木不仁，
像蛇发女妖[88]那样，将活人化成顽石。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沉闷的社会
你在那儿务必自我克制，
我们也不需要那种不自然的愚蠢
不知欢乐与悲伤；也不知道
你被迫使虚假消极的韧劲凌驾于
积极的韧劲之上。这低贱的一拨人
把他们的位置固定在平庸之辈，
成为你的奴性的心灵，可我们
推崇这样的美德，承认节制，
勇敢慷慨的行为，庄严宏伟，
纵览一切的审慎，无边无际的
宽宏大度，还有那种英雄的美德
自古以来没有留下一个名称，
只有一些典型，比如赫拉克勒斯，
阿喀琉斯[89]，忒修斯[90]。回到你可憎的陋屋；
你看到了文明的新天地时，
仔细研究会知道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T.卡鲁[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