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说扰乱的欢乐，自从1814年所谓复旧变故之后，欢乐就消失了。唉！我承认，大业没有完成；我们在事实上摧毁了旧制度，可是在思想领域却未能彻底把它铲除。除掉恶习并不够，还必须移风易俗。风车不存在了，而风还在刮呢。”
“你们只管摧毁。摧毁可能有好处，不过，带着愤怒的摧毁行为，我可不能苟同。”
“有正义就有愤怒，主教先生，而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不管怎么说，自从基督出世以来，法国革命是人类最有力的一步。固然不彻底，但是非常卓越。这场革命引出所有未知的社会革命。它减轻了人们的精神负担，起了安抚、镇定和开导的作用，使文明的洪流荡涤大地。法国革命好得很，它是人类的加冕礼。”
主教不禁咕哝道：
“是吗？1793年[33]！”
国民公会代表从椅子上直起来，神态庄严，几乎是悲壮的，他以垂死的人的全部气力大声说道：
“啊！您说出来啦！1793年！我就等着这个词呢。一千五百年间，乌云密布，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消散了，而您还指责雷霆。”
主教嘴上未必肯承认，心里却感到什么部位被击中了。然而，他却不动声色，答道：
“法官以正义的名义讲话；教士以慈悲的名义讲话，慈悲不过是更高一层的正义。雷霆劈下来，总不该弄错地方。”
他逼视着国民公会代表，又补充一句：
“路易十七？”
国民公会代表伸手抓住主教的胳臂：
“路易十七！说说看吧。您为谁流泪？为那个无辜的孩子吗？那好吧，我同您一起洒泪。为那个年幼的王子吗？我就要求考虑了。路易十五的孙子是个无辜的孩子，他在神庙钟楼上遇难，唯一的罪过就是生为路易十五的孙子；而卡尔图什的兄弟，也是个无辜的孩子，他被吊在河滩广场的拱腋下，直至气绝，唯一的罪过就是生为卡尔图什的兄弟。在我看来，两人都同样死得很惨。”
“先生，”主教说道，“我不喜欢将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
“卡尔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是为哪个鸣不平呢？”
二人一时默然。主教几乎后悔来到这里，不过他也有异样的感觉，隐隐为之心动。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道：
“唔！神父先生，您不爱听真话，嫌太生硬了。基督却喜爱。他拿着一条笞鞭，清除神庙的灰尘。他那鞭子电光四射，正是真理的无情代言者。他朗声说：让小孩子们……[34]当时并没有区别对待那些孩子。他毫不犹豫，同时提起巴拉巴斯的长子和希律[35]的长子。先生，童真就是它本身的王冠。童真无需殿下的头衔。无论贵为王孙公子，还是贱为花子乞儿，童真都同样是崇高的。”
“的确如此。”主教轻声说道。
“我坚持这一点，”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道，“您向我提起路易十七。我们得沟通一下。我们是否不管上层还是底层，要为所有无辜者，为所有死难者，为所有孩子痛哭呢？我会这样的。因此，我对您说过，必须追溯到1793年以前去，我们应当先为路易十七以前的人痛哭。只要您和我同哭老百姓的孩子，那我也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
“我为他们所有人痛哭。”主教说道。
“一视同仁！”G高声说道，“天平如果倾斜的话，那也应当偏向老百姓一边。老百姓受苦的时间更久。”
二人又沉默了。这回还是国民公会代表先开口。他用一个臂肘支起身子，用拇指和蜷曲的食指掐着脸蛋，正像人在盘问和判断事物时无意做出的动作；他那质问主教的目光，充满临终时刻的全部精神。他的话几乎是爆发出来的：
“是的，先生，老百姓受苦的时间更久。喏，再说，这一切都谈不上，您干吗来盘问我，向我谈路易十七呢？我并不认识您。自从到这地方，我就独自一人生活在这围墙里，双脚从不跨出去，除了扶持我的这个孩子，我不见任何人。不错，您的大名有时也隐约传到我耳边，应当说名声并不太坏，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精明人诡计多端，总能蒙骗这这些老实厚道的老百姓。对了，刚才我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响，也许您把车子停在那边岔道儿的树丛后面了。跟您说，我并不认识您。您对我说您是主教，但是通过这一点，我也根本不能了解您的人格。总之，我要再问您一遍：您是什么人？您是一位主教，也就是说，一位教门中的王爷，那些人披金戴银，饰以徽章，吃着年金，享受教士俸禄的那伙人里的一个。迪涅主教的职位，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收入、一万法郎的补贴，总共两万五千法郎——餐桌上有美味佳肴，身边有仆役侍候，天天肥吃肥喝，礼拜五还吃黑水鸡，出门趾高气扬，乘坐华丽的马车，随从前呼后拥，住的府邸非常气派，而且，坐在高头大马的车上，还打着赤脚走路的耶稣—基督的旗号！您是高级神职人员，因而，年金、府邸、骏马、侍从、宴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同那些人一样也拥有这些，同那些人一样也享受这些，这很好，然而，这既暴露无遗，又不够明显，还不能让我看清您内在的主要价值，而您前来也许要让我明智些。我是对谁讲话？您是谁？”
主教垂下头，答道：“我是一条虫。”[36]
“好一条乘坐华车的虫！”国民公会代表咕哝道。
现在轮到国民公会代表趾高气扬，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温和地接着说道：
“就算这样吧，先生。不过，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说我的华车停在不远的树木后边，说我肥吃肥喝，礼拜五还吃黑水鸡，说我拿两万五千法郎年金，还有府邸、仆役，可是这一切怎么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宏大量不是一种天职，而1793年不是伤天害理的？”
国民公会代表举手拂了拂额头，仿佛要拨开一片乌云。
“在回答您之前，我请求您原谅，”他说道，“刚才我失礼了，先生。您到我家来，就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对我的思想观点提出异议，我也只应限于反驳您的论点。您的富贵和享乐生活，固然向我提供驳斥您的论据，但还是要讲点气度，我不宜利用。我向您保证不再提了。”
“谢谢您。”主教说道。
G又说道：
“还是回到您要求我做出的解释吧。谈到哪儿啦？您刚才对我说什么？1793年是伤天害理的？”
“对，是伤天害理的，”主教说道，“马拉[37]对着断头台鼓掌，您是怎么看的呢？”
“博须埃[38]在龙骑兵杀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您又是怎么看呢？”
这句答话毫不留情，像利剑一样直刺目标。主教不禁浑身一抖，竟想不出一句话来反击，可他讨厌这样点博须埃的名字。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的偶像，有时因为别人不尊重这种逻辑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息了，这是临终时倒气，说话断断续续，但是他的眼神表明他的神志还完全清醒。他接着说道：
“再随便扯几句吧，我乐于奉陪。那场革命，总的来说，得到人类广泛的赞同，只可惜！1793年却落人口实。您认为1793年伤天害理，那么整个君主制度呢，先生？卡里埃[39]是个强盗，然而您怎么称呼蒙特维尔[40]呢？富吉埃—丹维尔[41]是个无赖，那么您又怎么看待拉莫瓦尼翁—巴维尔[42]呢？马雅尔[43]固然残忍，可是请问索勒—塔瓦纳[44]呢？杜谢纳神父[45]固然凶残，那么您又怎么形容勒泰利埃神父[46]呢？砍头匠儒尔当[47]是个恶魔，然而还赶不上卢乌瓦侯爵[48]。先生，先生，我可怜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我也可怜那个信奉新教的可怜女人：那是1685年，路易十四当国王的时候，先生，那女人上身扒光，被绑在木桩上，乳房胀满了奶水，心里充满了恐惧，她孩子放在附近，饿得脸色惨白，望着奶头连哭喊的气力都没有了；刽子手却对喂乳的母亲吼道：放弃邪教！让她选择，不是舍掉孩子就是舍掉信念。让一位母亲遭受坦塔罗斯[49]那种刑罚，您又怎么说呢？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兰西革命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愤怒会得到将来的宽恕。它的结果，便是更好的世界。从它最猛烈的打击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简短节说，不讲了，理由太充分了。况且，我这就咽气了。”
国民公会代表不再瞧主教，平静地用这样两句话表达完他的想法：
“是啊，进步的野蛮行为叫作革命。这种行为一结束，人们就能认识这一点：人类受到粗暴对待，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并不知道这一阵，他一个一个接连占领了主教内心的堡垒。仅剩下一处，那是卞福汝主教最后的防卫，突然，从那掩体后面抛出一句话，几乎重新显露开始交锋时的那种激烈口吻：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不能由不信教的人来扬善。无神论者是人类糟糕的带路人。”
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答言。他浑身颤抖一下，仰头望天，眼里缓缓漾出一滴泪，充满眼眶之后，便顺着青灰的面颊流下来。他出神地望着幽邃的苍穹，低声讷讷地，几乎自言自语：
“你哟！理想哟！唯独你存在！”
主教受到难以言传的震动。
沉吟片刻，老人抬手指天说道：
“无限是存在的，就在那里。如果无限没有我了，那么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就不是无限了，换句话说，它就不存在了。然而，它存在，因此，它有一个我。无限的这个我，就是上帝。”
垂死的人朗声讲这几句话时，仿佛看见什么人，浑身微微战栗，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话一讲完便合上眼，气力耗尽了。显然在顷刻之间，消耗了他生命仅余的几小时。刚刚讲的几句话，把他同死亡拉近了。最后的时刻到了。
主教明白，时间紧迫，原来他是作为神父来到这里的。他从极度冷淡逐渐转为极度激动；他注视这闭上的双眼，抓住这只冰凉而皱巴巴的手，俯身对着临终的人说：
“这是上帝的时刻，如果我们白白相会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睁开眼睛，脸上呈现笼罩着阴影的庄严的神态。
“主教先生，”他缓缓地说，这种缓慢的口气由于气力不支，也许更由于心灵的尊严，“我一生都在思考、钻研和观察。六十岁时，祖国召唤我，命令我参与国事。我服从了。当时有积弊我就消除积弊，有暴政我就摧毁暴政，有人权和法规我就公布和宣传。国土被侵占，我就保卫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就挺身而出。我从前不富有，现在仍然贫困。那时我是国家当政者之一，国库的地窖里装满了钱币，墙壁受不了金银币的压力，有坍塌危险，不得不加柱子撑住。我在枯树街吃二十二苏的份儿饭。我救助了受压迫的人，劝慰了受痛苦的人。我撕破了祭坛上的布毯，确有其事，但那是为了包扎祖国的伤口。我始终支持人类走向光明，有时也抵制了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自己的对头，你们这类人。在佛兰德勒的彼特格姆，恰好在墨洛维王朝[50]建造夏宫的地方，有一座乌尔班修会寺院，即博利耶的圣克莱尔修道院，1793年多亏我它才幸免于难。我不遗余力地尽了职责，也尽可能做好事。结果，我遭到驱逐，追捕，通缉，迫害，还遭受诬蔑，嘲笑，侮辱，诅咒，不得不背井离乡。我白发苍苍，多年来一直感到许多人自以为有权鄙视我，那些无知的可怜群众以为我青面獠牙。我离群索居，远离仇恨，也不怨恨任何人。现在我八十六岁，快死了。您还来向我要求什么呢？”
“要您的祝福。”主教说道。
主教扑通跪下去。
等他抬起头来一看，国民公会代表脸色森然，已经咽气了。
主教回到家中，便陷入无名的思绪里。他祈祷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好奇的人有几个胆大的，力图引他谈谈那个G代表，但他一言不发，仅仅指了指天。从那以后，他对儿童和受苦的人更加和气热情了。
只要有人一提到“G老贼”，他就心事重重，神态异常。谁也不能说，那人的神智从他的神智前经过，那人伟大的良心在他良心上所引起的反应，对他的精神趋向完善毫无作用。
这次“乡下拜访”，对当地小集团来说，当然是一次饶舌的机会：
“那种人垂死的病榻，难道是一位主教该去的地方吗？显而易见，别指望改邪归正。所有革命党人都是异端。因此，何必去那里呢？去那里看什么呢？他一定是非常好奇，要看看魔鬼如何摄走那人的灵魂。”
有一天，一位阔寡妇，就是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的那种人，对主教讲了这样一句俏皮话：
“主教大人，有人问起，大人什么时候能戴上红帽子[51]。”
“哦！哦！真是一种粗俗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蔑视帽子上红色的人，还崇敬法冠上的红色。”
十一 保留态度
从上文若是得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个“爱国的神父”，那就很可能错了。他同那个国民公会代表的会面，甚至可以说是结合，给他留下一种诧异，使他变得更加和善。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许应当简短地指出，在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过采取一种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态度？
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几个主教同时被皇帝封为男爵。众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为此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让米里哀先生参加了。联席会议于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首次会议由斐茨红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内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过，他只参加一次大会和三四次专题讨论会。他是山区的一位主教，过惯了简陋贫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达官贵人中间，似乎带去了改变会议气氛的见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问他为何来去匆匆，他回答说：
“我妨碍他们。外面的空气是我带给他们的。我对他们就像一扇敞开的门。”
另外一次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