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彬

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一般进程中，成为多少有些异样的特例。它以学术史的问题形式而展现近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多维面相。与其他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境遇相比，“文化学”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之势，这是近代以来在西学驱动下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发展的结果。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中国文化历史地位的自觉）的派生，近代中国社会恰好提供了这一具体学科转型的土壤。

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一般进程中，成为多少有些异样的特例。它以学术史的问题形式而展现近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多维面相。与其他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境遇相比，“文化学”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之势，这是近代以来在西学驱动下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发展的结果。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中国文化历史地位的自觉）的派生，近代中国社会恰好提供了这一具体学科转型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