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 闫以功
□演讲时间 2011年5月21日
□演讲地点 山东省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辉煌业绩、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三个伟大的时期，每个时期都约为30年的时间。
9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90年风雨兼程，90年峥嵘岁月。我们今天主要是回顾建党90年的第一个大的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党的历史著作中，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为5个历史阶段。下面，就按照5个历史阶段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的光辉历程。
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一般指1921年7月～1923年6月。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在上海后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一大召开前，国内外已有8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到一大开幕时，远在法国的在留学生中建立起的党的早期组织尚未与国内的早期党组织取得联系，所以在法国的早期党组织未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大。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来自国内的6个早期党组织和旅日的早期党组织，代表国内外50多名党员。一大通过了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型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在党的一大召开整整一年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有195名党员，二大在发表的大会《宣言》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宣言》阐述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当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实现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宣言》阐述了党的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可以各用一句话来概括党的一大、二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一大至二大前后，中共党员人数比较少，按照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党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党从成立到1923年上半年，就领导了全国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100多次，其中比较大的罢工斗争有3次：一是1922年1月开始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了56天，前后有10多万人参加，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二是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斗争在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进行了5天，在未伤一人、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取得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的胜利；三是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16个工会分会，为了统一京汉铁路工会的组织力量，在河南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反动军警破坏大会的召开，并强行占领总工会会址。2月4日，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两万余工人举行总罢工。2月7日，在罢工的第三天，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两万多军警，对京汉铁路沿线罢工工人进行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下令复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第二阶段，党在大革命时期。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一般指1923年6月～1927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初始阶段力量比较弱小，要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其他革命政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就是我党所要联合的主要革命政党。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机关1923年5月由上海迁至广州。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达30多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文件确定，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争取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文件也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由9名中央执行委员、5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决定争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党的三大后，共产党员逐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后，便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正式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最后选出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10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内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1924年5月，在我党的倡议、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因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亦称黄埔军校。军校开办后，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共产党员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担任军校政治、军事教学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军校自1924年5月开办至1949年的25年间，共办23期，加上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毕业、培训了23万余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就由国民党一党管理了。
国共两党联合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解决党所面临的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达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党的四大的历史功绩是，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做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人为候补执委委员，由陈独秀等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肝病逝世，全国人民都无比悲痛。国共两党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推动国民革命继续向前发展。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的校军和驻广州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可靠的后方基地。
在孙中山逝世后，原来就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老右派跳出来掀起了反共逆流。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谋取了主管军事的权利，后来在北伐中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他这时已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在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的分裂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不要同他们进行斗争，以防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应该妥协退让。中共中央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建立并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后，面对的主要敌人是盘踞在华东的孙传芳、盘踞在中原的吴佩孚和控制着北京及东三省的张作霖。针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具体情况，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北上，至1926年年底和1927年年初，东路自广东入福建后打到上海，中路自广东入江西打到浙江，西路自广东入湖南打到湖北，已基本上消灭了孙传芳的部队，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把革命中心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矛头直指盘踞在东北方的张作霖。在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政府迁往武汉。
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之时，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分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背叛了革命。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上海为中心开始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中共中央保持了同武汉的国民党人的合作。刚到武汉的汪精卫打着反蒋的旗号，在7月14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但这为时已晚，蒋介石已羽翼丰满，他建立了南京政府，全国出现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错误，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受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对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从动摇走向背叛的汪精卫一派采取了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党的五大选出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了以陈独秀等10人组成的政治局，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尚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出现了多起反对和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此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党内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正式做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从“七一五”政变开始，汪精卫也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第三阶段，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一般指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于1927年9月实现同汪精卫武汉政权的合流，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改组后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为今后的总方针。会议还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利后，改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一时期，党还领导了各地大小起义100多次，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创建了众多小块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开始由低潮向高潮转变。
就在中国革命开始转入高潮时，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的错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由于当时国内环境险恶，这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大会得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帮助，在一系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式是出于两个高潮之间。大会选出了由23名中央委员、1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于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片面强调领导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实际上在六大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30年上半年，周恩来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向忠发把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主持。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9月下旬，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打着反立三路线的幌子，于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为期四年左右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国民党感到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在9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正当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革命走向复兴之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以王明为首的中央，在根据地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指挥。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要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队指挥权。1932年夏，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在该地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的错误干扰下，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向西转移，历时两个月，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同样由于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错误干扰，反“围剿”失利，红二军团不得不向贵州东部转移，后同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在鄂豫皖、湘鄂西相继得手后，于1932年底至1933年春，调集30余个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红军仍执行了毛泽东离开部队前制定的正确军事方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正当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开始在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了50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围剿”，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行军事指挥，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让装备极差的红军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中央根据地逐步缩小，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了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向西开始突围，踏上了长征的征程。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察觉到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毛泽东的提议得到许多人的赞同，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原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队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为首的中央的“左”倾错误，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领导层，负责指挥全军的军队行动。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后，飞夺大渡河上由铁索架起的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四川北部的懋功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情况，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毛泽东、周恩来等所在的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得知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将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称陕甘支队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自南方到北方的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返回草地南下，并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4万人，被迫退向西康的甘孜一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1936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随红四方面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等也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4月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北上，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间先后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长征。这时，国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已侵入华北，中日民族战争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开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第四阶段，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一般指1937年7月～1945年8月。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是蓄谋已久的，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京西南的宛平城进攻，驻守在城西卢沟桥上的中国国民党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
中国的抗日战争共进行了8年，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战。按照毛泽东1938年五六月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抗日战争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为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115、120、129三个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任3个师的师长。在南方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改编后的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板垣师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大车200辆，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日军在占领华北后，疯狂向华中、华东、华南地区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政府明令抗战后，怀着国耻家仇，杀敌御寇，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在台儿庄地区一次歼灭日军1万多人的胜利，在正面战场上痛歼日军。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有正规军200万人，抗战一年零三个月，损失了80多万。在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1938年10月至1942年底为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标志着日军已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大部分地区。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进攻，转而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深入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在1940年，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拨付军饷。1941年1月，国民党又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由于日军、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和蒋介石军队制造摩擦，解放区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实行“三三制”，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在艰难的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反击了日军、伪军的一次次“扫荡”，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与日军作战达4.2万次，毙、伤、俘日、伪军33万多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战，使解放区渡过了困难时期，为争取抗战胜利做了准备。
1943年初至1945年8月为战略反攻阶段。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举歼灭德军33万余人，德国法西斯从此走向失败；7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大利法西斯于9月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逐渐取得优势，转入战略反攻，日本丧失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走向瓦解。世界战局的这种变化，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1943年，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基本渡过严重困难时期，开始再发展，华北抗日军民开始了对敌军的攻势作战。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军、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在中国实现光明的前途，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选出由44名中央委员、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承担起了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也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军队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开始对日作战。同时，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第五阶段，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一般指1945年8月～1949年9月。
这一时期，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大决战的时期。解放战争的4年可分为4个小阶段。
第一小阶段，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是由抗日战争到国民战争的过渡阶段。抗日战争结束后，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蒋介石也没有做好内战准备，因此这一年国共两党之间没有发生较大的摩擦。
第二小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是战略防御阶段。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22万军队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我根据地军民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至1947年2月，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至6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重点进攻。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用4个月时间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第三小阶段，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是战略进攻阶段。在经过战略防御阶段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中共中央依据对整个战局发展的判断，决定立即转入全国性进攻。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在山东的鲁西南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然后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自山东向南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西南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态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人民解放军的其他各路大军也陆续转入外线作战，形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战略进攻的态势。
第四小阶段，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是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粟裕等指挥华东野战军32万人发动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的激战攻克济南，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敌人154万，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宣告“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4月13日国共代表在北平举行正式谈判，4月15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20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于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会议于9月30日结束。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峥嵘岁月已经过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来之不易的，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正像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和在7月1日庆祝建党28周年的讲话中讲到的那样，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党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去开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航程，还要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更伟大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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