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海出生的。父亲是上海纪王镇人，母亲是上海引翔港人，如要追溯，大概他们两家三代以上都已在上海滩繁衍生息。因此，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我是较为“正宗”的上海人，以区别于虽生于上海父母籍贯却不是上海的非“正宗”的上海人，也区别于改革开放以来云集上海拼搏奋斗的“新上海人”。诚然，上海是移民城市，我的祖先应该也是从内地迁居上海的，但家谱（如果有的话）早已失传，这段可能颇为复杂的家族史也就湮没不彰了。
我自小在上海长大，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历了每个大陆同代人都曾经历的风雨沧桑，从“三面红旗”到“三年自然灾害”到“学习雷锋”到“文革”骤起到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等等。其间除了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六年，除了八十年代以后数次短暂的访学英美和日本，我一直在上海生活、学习和工作，真可谓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哀乐于斯了。毫无疑问，我对上海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这长达一万八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所发生的有趣或无聊的事，平淡或奇特的事，将来如果有时间，有兴致，是很可以写一部个人回忆录的。
不过，这本《迪昔辰光格上海》所讲述的可不是我自懂事以后所知道的上海，所记忆的上海，而是更早的我尚未出生之前的上海，确切的说，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上海，而且是文学的上海，文化的上海，而不是别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东方的巴黎”，她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真是举足轻重，特别是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无论文学艺术还是新闻出版，都执中国文化界的牛耳，这早已成为中外“上海学”界的共识。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三十年代以后的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定会扮演更为重要更为精彩的角色。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态势和文学艺术生产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我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一时期的上海情有独钟，特别关注的原因。
二〇〇三年秋天，上海《东方早报》专栏版编辑康华小姐找到我，说要开辟一个谈老上海的新专栏，约我加盟。她是我指导的硕士，刚接编《东方早报》专栏版，理应给予支持。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专栏定名“上海罗生门”，由倪文尖、倪伟、包亚明、李天纲和我五人合作，一周五天，每人一篇。五人之中，他们四位都是上海人文社科学界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思想文笔都十分了得，有的本来就是上海史专家。而我年龄最大，文思也最为枯涩，只能“倚老卖老”，勉为其难了。不久，李天纲兄因故退出，“上海罗生门”五人组只剩下了四位，幸好康华用笔名“客串”助阵，专栏才得以顺利继续。
之所以把专栏定名“上海罗生门”，是别有深意在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和大导演黑泽明主要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罗生门》情节的吊诡，主题的多义，四个不同的引发人多种想象的结局，堪称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经典。凡文学和电影爱好者，想必都很熟悉。上海是海，是深不可测、变化无穷的大海，若要较为深入、新颖地讨论上海的成长变迁，讨论其中纵横交错的权力/文化/记忆的关系，用“罗生门”来喻其诡谲复杂，真是再恰当不过。
“上海罗生门”的主持者对专栏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上海开埠一百六十余年来，这个大都市和全球地域政治格局的关联，和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关联，应该是这个专栏的内在命题。但外在的表现也许只是一些文化现象、历史钩沉、边缘人物或者城市即景，这不仅仅出于可读性或者规避风险的考量，也因为文化、生活方式本身同样丰富而重要，而它相对暧昧模糊的一面则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对此，我深以为然。我和其他几位专栏作者各有各的专业和兴趣，各有各的风格和见解，我们只在自己所专攻的，最多也只能扩大到与其相关的范围内发表己见，我们不会也不想对陌生或未知的领域轻率发言。
就这样，从二〇〇三年秋到二〇〇四年春末，我总共撰写了二十八篇“上海罗生门”专栏文字，最后一篇《上海赋》因这个专栏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移入别的专栏才得以发表。它们所涉及的内容，不外对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学、艺术、影剧等方面鲜为人知的人物、书刊、事件和日常生活场景的查考，对保护上海文艺界名人故居等文化遗产的建议，以及对近年上海“怀旧热”和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批评。现在就把它们作为本书的第一辑，发表时由于篇幅和其他各种原因被删节的字句和段落均予以恢复。
在撰写“上海罗生门”专栏文字前后，我还撰写了一系列长长短短讨论三四十年代上海和八九十年代上海文学和文化问题的文章，包括相关的序跋、书评和访谈，有些是对“上海罗生门”言犹未尽部分的补充、引申和发挥，现在也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以“文化上海”名之，作为本书的第二辑。
“迪昔（张爱玲写作‘迭昔’）辰光”是上海话，意为“那个时候”，并带有些许怀念的意味。“迪昔辰光格上海”即“那个时候的上海”。这里主要是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也包括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距今已有一二十年，也已成为历史了。对上海的城市记忆和言说，无疑也应包括这段历史在内。
其实，任何对上海的回忆和怀旧，都不是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都是针对着当下的，都是把过往作为一个参照，试图对照、比较、探讨和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我不喜欢空泛地发议论，我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我这些专栏的或非专栏的文字都是从个案切入，通过具体问题的探讨辨析，来把握上海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空间，来重绘上海的文学和文化地图。我自以为多少有些发掘，多少有所反思，也可能会诱发对上海都市/社会/文化/人的未来想象和深度思考，到底做得怎样，那就有待广大读者评判了。
“迪昔辰光格上海”是异常丰富的，是十分迷人的，我只是回顾和描述了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一小部分，远非全部；即便是文学和文化方面，也还只是一小部分，远非全部。“迪昔辰光格上海”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是可以而且应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断言说的。
感谢出版这本小书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感谢为本书插图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吴志峰君。
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七月三十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二〇〇七年一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迪昔辰光格上海》，个别字句略作修改后也为二〇〇九年三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上海的美丽时光》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