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我闯入了“张学”领域，但具体情形语焉不详。现在可以稍为详细地说一说了。
一九八五年，长沙钟叔河先生编选的《知堂书话》问世，我十分喜爱，冒昧地写信向他表达一个普通读者的敬意。没想到钟先生函嘱参与周作人集外佚文的搜集编订工作。盛情难却，何况这也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应尽之责，即不自量力地应允下来，又邀请天津南开大学张铁荣兄共襄盛举，于是就产生了后来颇获好评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和《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前》（上、下）三部书。
也就在查阅周作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发表于上海《亦报》、《大公报》的佚文时，我无意中见到了署名“梁京”的连载中篇《小艾》。当时我已读过美国“张学”专家水晶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记得书中透露“梁京”是张爱玲的笔名，而且是唯一的笔名，张爱玲本人也已经承认。但《小艾》从不见“张学”研究者提起，夏志清先生的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未提，水晶先生书中也未提。因此，我几乎不需考证，就断定这是张爱玲的佚文。欣喜之余，立即影印了寄给远在香港担任《明报月刊》助理主编的黄俊东先生。
我之所以把《小艾》寄给黄俊东，有两个原因：一是由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月刊》在海外华人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六七十年代发表过不少张爱玲的散文；二是黄俊东本人与张爱玲有过通信往来，也是张爱玲在香港出版的她的第二本散文集《张看》的责任编辑。果然，黄俊东慧眼识宝，立即嘱我撰写一文介绍《小艾》的发现经过，与《小艾》一起在《明报月刊》发表。黄俊东认为《小艾》的“重见天日”，必将对海内外的“张学”研究形成冲击。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俊东的估计是对的。《明报月刊》一九八七年一月号刊出《小艾》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海峡两岸的反应尤为热烈，《联合报》副刊马上转载，大陆也很快推出单行本，香港更有盗版本出现，以致引起张爱玲的不快。张爱玲最信得过的友人宋淇（林以亮）先生曾形容这次发现为“张爱玲震撼”。
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收在本书中的《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成了我研究张爱玲的第一篇评论。如果钟叔河先生不委托我编订周作人佚文，我就不会去查阅《亦报》，不可能发现《小艾》，也就可能与张爱玲无缘。其实，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很多，郁达夫研究、周作人研究、梁实秋研究、台静农研究，我均有浓厚的兴趣，对这些作家生平和创作史料的搜集整理也都初具规模。但我意识到张爱玲研究在大陆还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对张爱玲史料的搜集整理几乎无人问津，这既是不正常的，也是与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不相称的。我应该潜下心来，花上数载，致力于我所擅长的关于张爱玲生平史料和佚文的查考。我相信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收获的。
从此以后，我一直把张爱玲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上天也特别眷顾我，让我不断地有所发现。当然，也使我沉湎于“张学”而不能自拔。张爱玲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悄然谢世之后，我的工作也没有停止，相反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张爱玲作品的考辨发掘也从文学创作扩大到美术领域。我还编选了《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和《名著图典：流言》等书。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主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称我为“目前在海峡两岸三地（张爱玲）书目学上最重要的学者”，我当然是愧不敢当的。
二〇〇一年七月，承已故的台湾远景出版公司主持人沈登恩先生的美意，我把历年所写的关于张爱玲的主要文章汇编成书交远景出版台湾版。我在这本题为《说不尽的张爱玲》的张爱玲史料考证文集的自序中说：“在并不算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发掘张爱玲早期佚文，考证张爱玲生平事略，自以为对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张爱玲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张爱玲研究的深入略尽了绵力。”我还表示，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张学’研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这个句号没有画圆。这两三年来找我谈张爱玲的有增无减，我也并没有在“张学”研究上罢手，并没有淡出“张学”领域，仍在继续耕耘，继续有所拓展。我越来越认识到张爱玲史料研究的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张爱玲的整体评价，也越来越体会到张爱玲其人其文确实是说不尽的。现在，上海三联书店拟推出《说不尽的张爱玲》大陆版，我欣然同意之余，又对全书作了修订，补充了近三年来的新作，以期更完整地展示我在“张学”研究上的心得，让读者共享，也请读者指教。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于沪西梅川书舍
（原载二〇〇四年六月上海三联书店初版《说不尽的张爱玲》增订本，原题《无心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