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写的而非编校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两个“第一”使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
十多年来，只要条件许可，我就会端坐在灰尘扑面的旧报刊堆中，翻动那些发黄发脆的纸页。那个已离我们远去的年代的人和事，又重新在我眼前出现、晃动，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不断引发我的遐想和沉思。这在我已养成一种习惯，或者更确切地说，已变成我的一种爱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众多的历史教训，使我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宁可自己去查阅原始的报刊书籍，至少也要把前者与后者加以对照，求得印证。唯其如此，才可能浸淫在当年具体的文学氛围中，设身处地地熟悉研究对象，从而实现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尽可能的贴近，进入与作家共同的感受与情怀的特定境界。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正确途径。
这本书就是我近年来埋首于原始报刊部分所得的结集。每当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在茫茫报海中发现现代文学大师不为人知的佚作，或者清理出一段湮没不彰的文学史实时，我的欣喜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随之我就会设法把它们公之于世，不但让海内外同好分享我的喜悦，也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事实已经证明，我所挖掘的张爱玲的一系列“少作”和中篇小说《小艾》，我所考订的梁实秋前期用各种笔名发表的评论和小品，都足以影响对这两位著名作家的整体评价，已引起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
本书中论及的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孙大雨、戴望舒、钱锺书、张爱玲等各位，都是我喜爱的作家，他们多姿多彩而又备受争议的文学历程深深吸引了我。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设想，没有这些熠熠闪光的名字，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是什么样子。然而，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遭遇”实在令人扼腕，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打入另册。经过这几年步履艰难的“重写文学史”，他们的成就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承认，所推崇，这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关于他们创作生涯的史料还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和重要的文学活动仍被埋没，这就大大妨碍了更为准确、全面地认识这些作家。有鉴于此，我在查阅原始报刊时对这些作家给予较多的注意，收获也较为丰硕，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所从事的这项自以为很有意义的工作，曾被钱锺书先生戏称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页一），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史料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古老，是因为在中国文史类史料学源远流长，所谓汉学、朴学、乾嘉学派等等，崇尚“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传统；说年轻，则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只不过四五十年，而作为其分支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却未能与之同步发育，长时期处于与上述传统“断裂”和因此形成的几乎空白的状态，只是到了最近十多年，情况才大有改观。我极愿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进一步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略尽绵力，本书大部分篇什虽然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但我力求从“外缘”和“内证”上考析佚文真伪，钩稽文坛轶事，就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知道自己这些并不漂亮的文字很可能是“速朽”的，考证的最后结论一旦被学术界所认可，相比之下，考证的过程往往会显得无关紧要，很快被人遗忘，这也是正常的事。但我还是摆脱不了“敝帚自珍”的文人旧习，结集出书毕竟是对自己以往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一种纪念，何况海外对我发现这些现代文学新史料的经过和甘苦，对这项拾遗补阙、考辨析疑工作的学术价值感兴趣的恐怕仍有人在，那么，就让这部《遗落的明珠》去接受读者的评判吧。
大陆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经告诫后来的研究者：“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即从事历史资料考证等工作，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建立体系），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燕园问学集》页四十五）对我而言，不要说“第一等的天资”，就是“第二等的天资”也决不敢自诩，我的研究也肯定产生不了“第一流的成果”。不过，我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在今后一个时期里，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仍将是我的主要的学术任务，但愿我对现代文学各种史料的发掘、鉴别和整理能够做得好些，再好些。
书中附录了台湾秦贤次先生、香港黄维睴博士对拙作的两篇补正文字，以存他们与我切磋学术的美意。另外，《少年情怀——谈新发现的戴望舒佚诗》一文系上海张伟先生与我合作，由我执笔，也一并说明。
最后，我要感谢香港《明报月刊》自董桥先生起，至潘耀明先生的历任主编，特别是该刊助理主编黄俊东先生、《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台湾《联合报》的痖弦先生和陈义芝先生、《中国时报》的季季女士和焦桐先生，以及《文讯》月刊的李瑞腾先生，正是在这么多师长文友的不断鼓励下，并且提供宝贵篇幅，我这些文章才有机会与海内外广大读者见面。
我要感谢著名前辈作家柯灵先生，他老人家拨冗为拙著写了热情洋溢的序，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重写文学史”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我还要感谢台湾业强出版社发行人陈春雄先生和总编辑陈信元先生，要不是他们对推动学术和两岸文化交流的满腔热忱，拙著是不可能问世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日于上海酷暑中
（原载一九九二年十月台北业强出版社初版《遗落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