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从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至今，研究“新月派”诸子文章的结集。“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已不必我再辞费了，我只在这里对我研究“新月派”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
与许多同道一样，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从鲁迅起家的。具体地说，是从注释《鲁迅全集·书信卷》起步的，逐渐扩大到与鲁迅关系密切的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等作家，再扩大到与鲁迅意见相左乃至发生过严重冲突的“新月派”诸子。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正常的过程。因为现代文学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不研究鲁迅的对立面，甚至对鲁迅的对立面简单地全盘否定，都不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应持的态度。如果这样做，鲁迅研究其实也无法再进一步深入。
当我开始关注“新月派”诸子时，我发现除了梁实秋还在台北、孙大雨还在上海，其他各位都已经谢世了。时不我待，我多次向孙大雨先生请教，获取了一些“新月派”的宝贵资料。但当我打算设法联系梁实秋先生时，却传来了他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台北溘然长逝的噩耗。我前所未有地强烈感受到时间的无情。随着“新月派”那一代人几乎凋零殆尽，研究他们的难度大大增强了。譬如，梁实秋使用过不少笔名，如果他还健在，就可一一向他求证，但他作古以后，就只能摸索考查了，有的笔名很可能就会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大约从一九八八年起，我把我的研究重心向“新月派”诸子倾斜，尤其注重对梁实秋、徐志摩的研究。当时，我的同行已在“新月派”诸子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位的研究资料集已经出版，我只不过做了一些“新月派”诸子生平交游的探幽发微、集外诗文的补阙拾遗而已。因为这些一直是我的治学兴趣和路径之所在。
毋庸讳言，在“新月”诸子中，我在梁实秋研究上所下功夫最多。我编纂了《梁实秋著译年表（一九二〇—一九四九）》（刊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香港文学》第47—54期），考证了一些梁实秋笔名，编订了多种梁实秋集外文编，编注了《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和《回忆梁实秋》等书，从而为梁实秋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我一直认为只有当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对一位作家的研究才可能真正开始。
现在，承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美意，我把历年所作关于“新月派”诸子的长长短短的研究文字编成一书，以供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月派”感兴趣的读者参考。书中有考证，有论析，有书评，有序跋，还有对话和通信，部分篇章是首次结集。由于写作时间跨度较大，各文体例不一致，为了尽可能保持文章原貌，除了个别错漏略加订正、注释格式稍作调整外，均不作统一。
是为跋。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二〇一三年八月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初版《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