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应该有许多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新旧书店，让读书人得以流连忘返，让知识和资讯得以“不胫而走”。这本是都市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衡量一个大都市文化积累是否深厚的标志。但是，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不喜欢“书城”、“图书总汇”之类大而无当的大书店，而对各种个性化、专业性的小书店情有独钟。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书店在今日上海是越来越少了。犹记九十年代初，上海几位爱书的友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凤鸣书店”，位于现已高厦林立的申城南市区。除了刮风下雨，我那时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光顾，先到附近的文庙旧书集市转悠一圈，收罗几本价廉物美的民国旧版书，然后就到只有一开间门面的“凤鸣”小坐。清茗一杯，与店主人海阔天空神聊一通，再翻翻钱锺书、杨绛、王佐良、张中行、汪曾祺、黄裳、王元化等前辈大家的签名本（店主人与他们交谊不浅，故能征得签名本独家经营），实在是赏心悦目的美事。
后来“凤鸣”又代营“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施蛰存所藏的西文旧书，琳琅满目。我曾带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前去“觅宝”，李欧梵满载而归之余撰文大发议论，批评国内图书馆有眼无珠，不去征集施老的珍稀藏书。其实，即使收藏了也会流失——前一段，堂堂国立图书馆不是爆出了巴金捐赠的西文书刊惨遭厄运的丑闻吗？
读书人办书店并非像舞文弄墨那么轻松，“凤鸣”风光一阵之后就寿终正寝了。我还在感叹偌大一个上海竟没有我中意的个性化书店可去时，长乐路上的“山水书店”悄悄诞生了。这为九十年代上海民营书店业的普遍不景气增添了一点亮色。“山水”店主何许人也，至今是个谜。很可能是“海归族”之一员，因为“山水”为读者购书包扎的绳索和装书袋都是用再生纸所制，环保意识如此超前和强烈，殊出我的意外。而“山水”坚持不售畅销书，坚持独特的中外文人文社会科学书刊混合陈列的方式，也为我所欣赏。此外，“山水”还是上海滩上第一家只用西方古典音乐作为店堂背景音乐的书店。凡此种种，均使我对之有相见恨晚之感。
然而，曲高和寡，好景必然不长。随着“山水”新书品种越来越少，我就预感到其经营状况越来越不妙。终于有一天我再经过长乐路时，发现“山水”的店面已换作一家时髦的“唐装”店。“山水”步“凤鸣”后尘，也销声匿迹了。
无可奈何，我只得继续在上海滩游走，找寻我心目中理想的个性化书店。近年来我常去四川北路上的“福德广场”四楼。“福德”本是百货公司，但公司经理是爱书人，因此忽发奇想，施出怪招，在公司四楼低价租出若干铺位给个体书店经营。与“凤鸣”和“山水”不同，进驻“福德”四楼的几家个体书店清一色从事旧书业，这当然更对我的胃口。到“福德”坐一坐，喝杯茶，与差不多已成版本学专家的几位个体旧书店主交换一下旧书资讯，谈论一下新文坛旧闻轶事，比较一下稀见的新文学版本书，已成为这二三年来我逛书店的“必修”功课。诸如张爱玲《传奇》初版签名本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书，我就得之于“福德”，其间的曲折经过或许可称得上一部新《传奇》。没有了“凤鸣”，没有了“山水”，还有“福德”，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谁知就在我草此短文之际，又传来一个坏消息，由于“福德广场”大楼易主，这几家小书店也恐将不保，何去何从，尚在未知之数。这真令人沮丧。西谚云：“我不在家中，就在咖啡馆；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对我而言，或可改作“我不在家中，就在书店；我不在书店，就在去书店的路上”。但如果已在海内外小有名气的“福德”旧书店也不复存在了，上海还有什么个性化的书店可以吸引我呢？
（原载二〇〇三年四月十八日北京《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