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过许多震撼世界的历史大节目。其中有一件，和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却不被普通老百姓（袭用传统名词：引车卖浆者流；或换用新式词汇：广大劳动群众）注意，实则对他们影响深远的事，那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不是布帛菽粟，却像空气阳光，人人都呼吸煦沐于其中。
“五四”风云际会，既是文化运动，又是政治运动。文化与政治，本来自立门户，各有经纬，却总是牵丝攀藤，眉来眼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香港名报人和作家董桥，最近在大陆首次出版他的散文集《乡愁的理念》（台湾版原名《跟中国的梦赛跑》）。第一篇文章就说到：政治是“热性的世界”，文化是“冷性的世界”；“政治”是“行动的人生”，文化是“静观的人生”。七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幸一直在冷热动静的夹缠中翻筋斗。董桥笔下生风，评弹世事，圈点理念，剪接感情，总显得那么天清云淡，水净沙明，使人悠然意远。
新文学运动的丰功伟绩早有定论，不可动摇。但不等于不容回顾反刍。传统与西化，国故与新知，白话文的得失，左右翼的功过，作家、作品、流派的评估，至今聚讼纷纭，却无不证明冷静思考探索切磋，有助于澄清问题，接近真理，是理知与智慧的胜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种了苦果，后人也要分尝。历史永无终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呢。
前几年，理论界有个热门话题，是“重写文学史”，形势一变，就此鸦雀无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历史记载出于人为，官书与野史就大有出入。何况岁月侵蚀，漫漶尘封，蠹鱼为患；时代隔阂，传闻异词，牵扯附会，在所难免。敢于白纸黑字胆大妄为地窜改和编造历史的，也大有人在。秦始皇焚书，红卫兵破四旧，刀兵之劫，文字之狱，还不计在内。考据成为一门学问，正是出于实际需要。占有材料，考核核实，去粗取精，去芜取菁，去伪存真，推陈出新，还事实以本来面目，正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确对马克思有点真心实意，似乎大可不必为此杞人忧天。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恐怕要拦也拦不住。
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发微，钩沉辑逸，力求史实的补缺还原。知人论世衡文是否确当，是第二步的事。这是一种艰苦的工作，需要耐性细心，水磨工夫。也是一种科学的工作，需要爬梳钻勘，刮垢磨光。同时还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工作，有些深埋地下的材料释放出土，就很足以醒酒破闷。例如《围城》问世之初，一面备受激赏，一面也使激烈派横眉怒目，大张挞伐，鄙之为不堪入目的“香粉铺”。活像曹雪芹笔下的傻丫头，在大观园里捡到了绣香囊，一时闹得家翻宅乱。现在《围城》不但“六国封相”，饮誉海外，国内也受到了充分肯定和普遍欢迎。前后对照，反差如此强烈，如何不令人为之莞尔！当然可能现在还有人对此不惬于心，这也是正常现象。世界上是否真有“一致通过”这回事，就大可存疑。
陈子善先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很值得有心人感佩。《遗落的明珠》将付印，聊陈管见，藉充弁言。
一九九二、五、十
（原载一九九二年十月台北业强出版社初版《遗落的明珠》，又为一九九八年八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文人事》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