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
今人每一谈到“乾嘉朴学”，往往认为那已是古老陈旧的学问，或竟把它看成过了时的糟粕。其实所谓考据之学，乃治任何一门学问的津梁，其内容有着丰富的科学性。即使治现当代文学，同样用得着考据手段。远在若干年前，我就认为不但“古籍”需要整理，“今籍”也需要整理，甚至整理今籍的难度还要大一些。我所谓的整理今籍，用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从事“史料学研究”。当然，从事史料学研究也有不同的切入点。如果对史料进行诠释工作，那就用得着治文字训诂的一套学问，即前人所谓的“小学”；如果要从事“辑佚”工作，那就需要掌握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方面的基本功。这就是我读了陈子善先生的近著《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二月出版）的第一印象。
陈子善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本《发现的愉悦》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他近年通过“辑佚”所获得的成果。一位研究工作者对于一篇佚文或一本佚著的发现，当然会感到欣慰和愉悦。所以子善先生给他这本近著起了个“发现的愉悦”的书名。而我作为一个同行的读者，在读到这些文章时自然也分享了这种愉悦的感情。因为我深有体会，作者的欣慰和愉悦乃是从“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阶段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机缘，最终“发现”自己所要寻找的对象，然后才产生了这种感情的。这其中无疑包含着一个艰辛求索的历程。而在这一历程中，作者所凭藉和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属于自乾嘉朴学发展下来的“考据学”范畴的。试举书中《张爱玲〈天才梦〉和文学奖》一篇为例。《天才梦》（原名《我的天才梦》）是张爱玲尚未成名时写的一篇短文，却获得了《西风》杂志的“文学奖”。在张本人的印象中，这篇文章应该获得应征作品的第一名，结果却排名在后，这使她终其一生都耿耿于怀。这桩公案，从史料看，先后有三种不同说法，包括张本人的回忆在内。而这三种说法互有出入。子善先生费了一番爬梳搜检功夫，终于找到当年刊有“设奖征文启事”的那一期《西风》杂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出版），并把这篇启事“全文照录”。根据这份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澄清了张爱玲本人和其他两人在一九九五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互有出入且不够准确的说法。这种谨严可信的论证正是沿用并发展了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仅从这一件事来看，子善先生是具有“辑佚”和“考据”的基本功的。这不只是一个方法和材料问题，而是有原则、有规范的“辑佚”和“考据”。可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要想获得有效而可信的成果，继承并发展乾嘉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而当前有的青年人，却以鄙夷蔑弃的态度对乾嘉朴学不屑一顾，声称自己根本不去读那些书，而同时又采用一笔抹杀的办法予以否定，认为那些书毫无价值。这种主观武断的作风，说他狂妄无知也许言重了，但说他心态有些浮躁总该是事实。希望持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子善先生这本朴实无华的近著，或许不无裨益。
读子善先生的“辑佚”文章，使我联想到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丛书》。这部丛书又名《玉函山房辑佚丛书》，编著者马国翰从先秦至唐代古籍中辑出经、史、子各类佚书六百余部，可谓是“大工程”。尽管后来人也有批评它不够尽善尽美的，但动口的人总比动手的人来得容易。平心而论，古籍虽多毕竟“有涯”，而近、现代人的著作和近百年来的报刊杂志，虽不敢说“无涯”，但从中爬梳剔抉出佚文、佚著来，至少难度不比整理古籍小。愿学术领域中能多出现几位像子善先生这样的有心人，为我们现当代文学领域多开垦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新的土地。
二〇〇四年三月写讫
（原载二〇〇四年北京中华书局《书品》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