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中国大陆学界逐渐开放。到了一九八七年，在专治现代中国文学的大陆人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已是最为我重视的一位了。那年香港《明报月刊》正月特大号的封面上载有一条《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重现眼前》的绿色大标题。除了二十八页《小艾》正文之外，该期还载有陈子善《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这篇文章。它不仅详叙张爱玲写此小说时的生活背景，也交代了陈子善自己怎会去发现这部连作者出国后也并未提起过的作品的。凭我早在《明报月刊》上看到的几篇文章，陈子善不是专研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吗？怎么一下子他又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张爱玲专家了呢？那几年大家都想看到几篇张爱玲的佚文，但谁又有陈子善的本领和福气，能找到一篇从未出过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呢？
陈子善发现《小艾》之后，接着几年，他又发现了好几种张爱玲的少作、佚文，以及有关话剧《倾城之恋》、电影《太太万岁》的种种评论和争议。陈子善寻找资料如此有把握，主要因为他学识丰富，不辞艰苦，幸运的帮助实在是极有限的。他读书的计划比较宏大，不是单看作家的文集就算了。他往往坐在图书馆里，从容不迫地翻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整套的旧报、旧杂志。他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参加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才走上“研究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归路”（《文人事》跋，页四五二）的，因之，左右派的作家他都看。但凭其个性和兴趣，他显然对自由派或信奉自由主义的作家更为喜爱，研究他们的作品和生平也更成绩斐然。他当然敬爱鲁迅、茅盾，但真正花时间去研究的则为周作人、张爱玲等当年在中国大陆未受重视的作家。
一九八七年七月号《明报月刊》刊登了陈子善《〈知堂集外文编〉（一九四九——一九六四）琐谈》，我知道他为周作人所编的那本佚文集已经出版了，很为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陈子善有勇气给了周作人最高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整个现代文化史上，无论就声望还是成就讲，周作人都是曾与鲁迅相颉颃的第一流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是谁都无法否认的。”翌年，我在《联合文学》五月号上写了篇赞扬胡适、周氏兄弟的小文《“五四”三巨人》，就引用了陈子善上面那句话，表示我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时也让台湾读者知道，进入八十年代下半期后，大陆的文学研究者，态度上要比过去开放得多了。
一九九五年陈子善编了一册《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集了他自己同台、港、沪各地已发表的有关她的文章。可惜书尚未出版，张爱玲已于九月间离开了人世。陈子善接着又编了一本悼文集《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因为书里有我的那篇悼文《超人才华，绝世凄凉》，他也航寄了我一册，并附函谓“我还记得先生曾在一篇谈‘五四’新文学的文章中对我整理周作人佚文表示肯定，对此我深感荣幸”。从此我们二人书信不断，有时还要隔洋通电话。去年十月下旬，我为老友刘绍铭教授所邀，飞香港参与了一个“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场上与不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重聚，当然高兴，但同子善初次会面，因为二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更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慰。
因为他偏爱文艺界自由主义这个传统，我想即是在未同我通信之前，我们兄弟的中英文著作只要能在上海图书馆找到的，陈子善都已看过了。但大陆一般读者看不到这些书，因之，他在信上不断提到要为我们出书的事，且自告奋勇同出版社接洽，不计麻烦地为我们校阅书样。到了今天，已出版的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夏济安日记》、《人的文学》，上海三联书店的《鸡窗集》。即将出版的还有《夏济安选集》和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陈子善对先兄早年发表的文章也有兴趣去搜集，不久前他在香港《纯文学》复刊第三十二期（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号）上刊出了一篇《夏济安的佚文》，倒要感谢他费心去找到了先兄大学时期所写的两篇书评。
《说不尽的张爱玲》里的部分文章曾收入《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不妨先在序里把该书推介一下。《文人事》长达四百五十多页，乃陈子善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二十年的光辉成果。所集文章六十多篇，篇篇言之有物，内行读者看了，只有点头称善的份，不得不同意作者自己对其整个成就之明确了解：“聊可自慰的是，我研究的重点一直放在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上，一直放在对现代文人生平行谊、著译佚作的考证辨析上，在这些方面，我多少有些新的发现，对一些长期有争议或真相不明的文学史悬案多少有所澄清，对若干被忽略和被歧视的重要作家的研究也多少有所推动。”（《文人事》跋）
除了张爱玲外，《文人事》里占篇幅最多的文人乃是郁达夫和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作家。在中国大陆，郁达夫可能不算是一位“被忽略和被歧视的”作家，他同郭沫若、鲁迅的友谊多少保障了他的地位。但他有“颓废”的倾向，旧文人的气质也很重。陈子善同我一样，对他也特别有好感。此外，《沉沦》出版后大受攻击，周作人受郁达夫之托，仗义发言，这个文坛佳话，陈子善特别重写于《研究〈沉沦〉的珍贵资料》一文里，良有以焉。陈子善写现代文人交往的故事，多少有意为散文家吴鲁芹所谓“文人相重”的传统作证。现代文人相轻、相骂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关于叶公超，《文人事》只载有一篇《一笔重要的文学遗产——〈叶公超佚文专辑〉前言》，比同书谈论其他“新月派”大将的文章少得多了。但写这篇《前言》，陈子善先得去发掘很多资料，才能在《联合文学》第一〇六期（一九九三年八月）上刊出这个专辑，所花的时间与精力实在是很可观的。叶公超病故于台北，而《联合文学》特委一个上海学者去主编此专辑，这表示陈子善在台湾的身价也非常高了。
陈子善终于在一九九八年编出了一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所集文字要比秦贤次所编的《叶公超散文集》多得多了。我原先只以艾略特派诗学专家目之，看了《批评文集》才知道叶公超读书极多，对二三十年代的英美前卫作家和主流文学都非常熟悉，不说半句外行话。陈子善把他同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并称为“评论大家”，很有见地。但此四人一个也称不上是现代英美文学专家的。梁实秋留学哈佛，受了白璧德教授的影响，看不起英美现代文学，终生吃了大亏。
《文人事》所谈论的作家，以郁达夫、梁实秋、张爱玲三人的篇数最多。《说不尽的张爱玲》则是陈子善研究张爱玲文章最完整的结集。书中除了收入他这些年来查究张爱玲佚文逸事的一系列考证和解读，还附录了四十至五十年代初上海文学界对张爱玲话剧、电影和小说的一些评论，都是我当年未及注意的，很有意思。陈子善在香港张爱玲研讨会上宣读的那篇有趣的关于张爱玲的《〈天才梦〉获奖考证》，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已收入在这部论文集里了。
我很高兴看到张爱玲已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她的文学成就确实是说不尽的。因此，尽管我患有心脏病，笔力已不如前，我还是乐意为子善花了很多心血才完成的这部书作序，向张爱玲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郑重推荐。
二〇〇一年三月于美国纽约，
二〇〇四年四月改定。
（原载二〇〇一年三月台北远景出版公司初版《说不尽的张爱玲》，改定稿载二〇〇四年六月上海三联书店初版《说不尽的张爱玲》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