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
十多年来，子善先生辛勤致力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成绩喜人。他搜集、编定了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人的佚文，为读者提供了可读的文本，给研究者摊出了难得的资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他开手辑佚的工作时，周作人、梁实秋还是被排除在书林之外的“另册”人物，绝料不到后来居然会“热”起来，在不同意见纷起之时毅然从事，终底于成，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周作人后半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但作为新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研究者还是不能略而不论。要论，就要考查实证。在《周作人集外文》两卷中，就辑存了周作人自己删去的大量佚文，大致恢复了真《谈虎集》的本来面目，在读者和研究家看来，无疑是一种快事。对梁实秋作品的考订整理，也是子善先生用力甚勤的一个方面，有《梁实秋著译年表》为证。
中国过去有悠久的辑佚传统，曾蔚为文苑中的别国，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是一种名著，为文学史家离不开的文献渊薮。继起者代不乏人。鲁迅先生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先生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植根于《钩沉》的。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灼然可见。鲁迅先生是自己动手收集素材的，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以凭依的资料汇编。这就给后人以启示，人们已经重视并着手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成绩是显然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中间就有子善先生的劳绩。
前人进行古文献的辑佚，主要依据的是古典文献类书、总集。偶有细心的学者搜索广及地志、文集——如厉鹗的《宋诗纪事》，就为这一工作扩展了视野，是可以借鉴的方法。新文学辑佚工作所依据的则是报刊、杂志和单行著作，辅之以回忆录、社团史料等，其实还是大有扩展余地的。要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是非把眼界更扩展到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不可的。本书中不少记述前辈与辨析史料的文字，就提示了这种研究扩展方向的可能性。作者所援引的书报杂志甚多，这些报刊的背景、倾向与当时作家的思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比如在三十年代，梁实秋所用的笔名就有秋郎、陈淑、敬远、子佳等数十个，这就又有一个考定的问题，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往往一篇短文之成，作者不知翻遍了多少书报、杂志，而这些在今天又几乎成了“孤本秘籍”，残缺断烂，检索为难。作者埋头于资料的探寻中，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这是读者捧读这本《生命的记忆》时，难免会产生的沉重之感。
作者又是一位新文学书刊的收藏家。他曾记下历访北京琉璃厂、上海文庙书市的访书经历，读了恍如重睹北京厂甸书市风光。但其辛苦搜访的岌岌心情，却与“冷摊负手对残书”者迥异。偶然拾得一二珍异册籍，就亟亟写短文记之，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之情。他在北京无意中得到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就是这种奇遇。宋先生穷毕生之力搜集的七千八百册戏剧藏书，五十年代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但仍逃不脱狼藉市上的命运，真是言之痛心。不论长篇短制，作者记下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子善先生年力正富，未来的收获正无穷尽，这是读者殷切的期待，也是对作者的鞭策。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原载一九九八年八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生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