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
一
时代是健忘的。历史是健忘的。“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转眼间化成荒凉幽静的后院：一弯池水擎起无数听雨的残荷，几株老树在风中诉说梦里兴亡；青苔斑斑的断桥上，依稀辨认出当年春游的屐痕。破落的书楼吟馆之中，也许还翻得到一些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甚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烟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灯都不亮了。在秋雨霏霏的深夜，一扇扇关不牢的长窗里偶然会透出摇摇曳曳的烛影：陈子善先生在楼上翻资料、写笔记……
二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所有作者都抱着对故人和对历史负责的认真态度撰写回忆文章的，我也相信绝大部分篇章都可以作为史料引证，都是具有甚至是较高的研究价值的。”这是陈先生在《闲话周作人》的《编者前言》中说的话。他穷几十年的精力到处搜寻现代文学作家的佚文，甚至一封短简一则笔记都不放过。陈先生于是编校出一部部很有价值的补遗和文集，不仅细加注解，连张爱玲的英文习作他都逐篇移译。陈先生自己的著作也以评论现代文人与作品为主，在台湾出了《遗落的明珠》和《前辈与我》。这本《文人事》是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在二十世纪末已经临近，一百年来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风风雨雨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他的著作和他编的书，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一个见证”。
三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的学问传统可以归为三大系统：人统、事统和学统。人统以人为中心，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的要旨是学习做人，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事统是以事业为学问系统的中心，学以致用。学统是学问本身的系统，为了学问做好学问。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全盘脉络，自有其宏观的深刻意义。回顾过去三十多年里我猎涉过的外国文人学者的著述，其实也隐隐约约呈现了这三个系统的影子。以文学研究的领域而论，注重人统的批评家以人取文，从观察做人做文的现象营造评论架构；关心事统的批评家衡量作品的市场出路，藉群众的爱恶判断作品的价值；坚持学统的批评家标举一宗一派的信仰，在一套严谨的程式里决定文学的层次。这些取向各有瑕瑜，既牵涉到批评家的思想背景，也关系到批评家的学养品味。
我不太相信文学可以铸入不变的模型中去加以研究。文学既属于“人”的系统，也离不开“事”的系统，更没有理由排斥“学”的系统。陈子善先生一定也体会到研究文学的这个关键之处。他好几年来在那荒凉的古园旧楼里听雨听风，挖掘杂草中的几块彩石，修整红墙边的几株古藤，始终企图不忘照顾人统、事统和学统的准则，尽量给普通读者和专业学人提供宽畅的思考空间，听任人家在断桥上凭吊随风而逝的暮鸦和沾上污泥的裙屐。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九八年八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文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