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
若干年来，每到上海，我总要与陈子善君一晤。他也是我沪上的书友之一。
我们的话题不外谈书，主要是通报近况，以及有何新发现，正在编撰什么东西。陈君亦有史料癖，每次谈得都很欢畅。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长久毫无所获，好像活得也不那么自在了。陈君为人热情，出口声如洪钟，有时北上开会或访书，必然抽暇到寒舍小坐。我平时的嗓门儿也不低，陈君一到，彼此大鸣大放，了无禁忌。每次送走陈君后，妻子必然给以嘉奖：“好么！这声震屋瓦的男高音比赛总算收场了。”
“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不足百年，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的资料却已十分难得了。建国以来，新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长期被忽视，再受累于“左”倾思想，也只有个别有心人对左翼文学史料做了一点整理，不想在“文化大革命”前亦已被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树碑立传。“文化大革命”一来，更是彻底“舒服”，作品无分年代，作家无分“左”、“中”、“右”，一律全面否定，对于史料无疑是个毁灭性的大破坏！
幸亏有陈君这样痴迷史料研究的人，安于从故纸堆中抢救、挖掘、发现有意义的史料。试想，新时期以来出版界提供的不少重要作家的佚文集，包括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梁实秋、张爱玲等人，哪一部里没有体现陈君的目光和辛劳。一批作家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文学史某些章节的空白得到填补，莫不与史料的新发现大有关系。不重史料，仅靠说空话来定是非的现象再也不应该继续了。
陈君除编辑作家佚文外，并有所考证和辨谬，同时广征海内外与作家相关的旧友相知，组织他们回忆往事，撰写文章，编成回忆作家的专集出版。这也是带有创造性的一种抢救史料的工作，已出各集都富有保存价值。这与市场上出现的故意起哄和发财的某些投机出版物不能混为一谈。
陈君的目光还投向了当代的海外作家研究，这也是他专业工作的强项。因与我日常关注的范围稍有距离，恕我不能道其详细。
与很多前人从资料研究开始，终于走向专门家和学人的道路一样，子善君的成就和经历亦是如此。他在海外已出版了两本带有史料考证和研究性质的书，我都拜读过，并受益匪浅。现在他新编的这本书话集即将与读者见面，我分外高兴，并表示祝贺。在书话写作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位别具特色的作者。真希望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倘如此则新文学史料学有幸，于新文学研究史更利莫大焉。
某年我在上海购书，子善君来我住宿的地方帮我捆书打包，并同我一起扛到附近的小邮局去投邮。又一年夏季，他冒大雨锳水来旅舍长谈。这种友情令人难忘。前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文庙的书市访书，他捡起一本封面残破的《鲁迅自选集》，是战前上海天马书店的初版本，定价很便宜。他嫌书品不佳有点犹疑，我劝他立刻买下，机会难再呀！可惜如此访书的机会，如今已愈来愈少了。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原载一九九七年七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捞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