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献曝——沈从文的文物世界》，沈从文著，王风编，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第一版。
沈从文前半生写小说，后半生研究文物，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沈从文的小说，在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被重新发掘出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只不过其价值只有在圈子内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
沈从文对文物的研究，源于他年轻时的兴趣。有兴趣才有动力，这兴趣促成了他后半生学问的归宿。据沈从文自己说，他十几岁时就在湘西一位“统领官身边作书记”，常常帮统领官登记收藏的旧画和古董。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他时常到昆明街头的地摊上淘一些价廉物美的工艺品，入迷地欣赏和琢磨。他的高足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和《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两次写到此事。汪曾祺说：“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了，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
如前所说，沈从文研究文物源于兴趣，所以他没有在这方面求学拜师的专业背景。然而，沈从文从兴趣出发，长年累月地淘购、欣赏、比较、琢磨，大量地接触和品鉴，练就了不同寻常的鉴赏眼光。同时沈从文又是一个极认真执著的人，他除了尽可能地接触实物以外，还下功夫研究历史、研究文物制度，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尤其是衣着器物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些高出于常人的努力，奠定了沈从文成为一位杰出的文物学家的坚实基础。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一个特色是不追热门，不赶时髦，他将自己锐利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一些属于冷门的“杂文物”，乃至于“非文物”的工艺品，许多连专业人士也极少注意到的东西，他却能热心地予以关注，从中发掘它们的文物价值和工艺价值，填补了许多文物研究的空白点。沈从文曾为自己的这种“杂项”研究开列过一些小专题，具体有五六十项之多，例如：绸缎、漆工艺、玉工艺、陶瓷加工、金属加工、前期山水画、图案、镜子、扇子、灯具、屏风、家具、饮食用具、地毯、纸张、车辆、肩舆、船只、兵器、马的应用和装备、马技和百戏、马球和其他球类、杂技、舞乐、狮及狮子舞、熊经鸟申、玻璃、琉璃，甚至是古人的穿衣打扮乃至古人的胡子，等等，由此可见，他涉及的范围有多广，研究的领域有多宽。
沈从文研究文物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这就是对文物及其背后的创制者劳动者投入了深深的情感，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汪曾祺说：“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术发出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好一个“抒情考古学”，汪曾祺将沈从文这一独特的富含人性色彩的文物研究表述得多么准确，多么的富于诗意啊！
历史当然也常常给人留下遗憾，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比较完整的成果仅留下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还是因周恩来的提起和齐燕铭的举荐才得以问世并产生影响的。而还有许多他可以做甚至只有他才能胜任做的课题，大部分都不了了之了，真让人感到可惜。
这一本《野人献曝》是由王风编选的，编选者的编辑思想我颇为赞同，就是在书中要力求全面体现沈从文文物研究“杂项、涉及面广、不追热门”的特点，通过这一本书，让人们知道沈从文在文物研究的领域中将目光投注到了哪些常人没有注意或注意到了却无学力把握的方面，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沈从文的文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