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雕审定，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名人，为这样的人物立传、编年谱都是题中应有之事。
这部“年谱长编”由闻一多的后人完成，编撰者闻黎明、侯菊坤是闻一多的孙辈，审定者闻立雕则是闻一多的次子、闻黎明的父亲，这其中付出主要劳动的是闻黎明。
由谱主的直系亲属来编撰这样一部“年谱长编”，其有利之处是编撰者具有相当独到的资源优势，有些亲历亲闻的资料更是独家拥有，这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展现谱主的行迹和风貌；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编撰者立论的公允，不为亲者讳的学术态度。不过闻黎明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我的工作就是尽力使闻一多的生平记录更加完整。”“闻一多的探索与实践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成功的鼓舞，也有失败的彷徨。……对于成功人们记得很多，对于挫折则涉及较少。我对两者都客观记录，不敢回避。”在这部书出版并产生影响以后，闻黎明还曾再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坦诚地说，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确有感情方面的因素，但一旦做起来，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超脱感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客观是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多年后还是会恢复真实面貌的。”（《北京日报》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八日）我觉得这种态度就很好，体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史德。要知道，闻一多不仅仅是他的爷爷，更是一位雄立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作为学者应该对历史负责。事实上闻黎明不仅有态度，做得也不错，对有些“负面”材料，编撰时也能够尊重事实，并不回避。例如闻一多在青岛大学做文学院长时，曾与学生发生严重冲突，最后学生自治会发表《驱闻宣言》，这样的事年谱也是如实记录的。
这部“年谱长编”也确是一部“长编”，全书正文一千余页，八十多万字，如此浩浩巨篇，在年谱类著作中也不多见。作者信奉胡适的年谱编撰思想：“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胡适《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因此，以谱主为经线，举凡闻一多参与的文化、学术、政治活动，有关团体和历史事件的情况，甚至连闻一多为学生出的考试试卷等，都尽可能地纳入年谱的收录范围。这样做，一大好处是资料丰富，搜罗完备，手此一卷，即可窥见谱主行迹全貌，省却研究者许多翻检之劳。也有人对这种编撰的方法不以为然，认为繁冗而不精简，但我却很赞同这种编法，它就是一个完备的资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足够的研究资源，从这部年谱入手，研究者可以产生出更多的成果来。
“年谱长编”的主要作者闻黎明，一九五〇年生，一九七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工农兵学员，但有真才实学。他编这部“年谱”的态度是认真的，资料搜罗广泛，史料鉴别严谨，书稿质量很高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为了了解细节和具体材料，闻黎明走访和信访了近百位了解闻一多的人士，像冰心、陈岱孙、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组湘、季镇淮、范宁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他都是多次走访，挖掘史料。顾毓绣从美国回来，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去拜访。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他还给自己立了个“三个凡是”的规矩：凡是现有的资料，都要重新核对一遍；凡是闻一多当年生活地区的主要报刊，都要查阅一遍；凡是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尽量亲往调查感受；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编撰者辛勤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回报，这部书中有五分之三是新材料，以前从未公诸于世，而且，书中还有许多翔实生动的具体资料，史实可信，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闻一多的思想、品德、学问和性情，读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就使以资料见长的年谱具有了一些传记的色彩，使闻一多的形象立体而鲜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北大哲学系曾邀请季羡林、邓广铭、林庚、任继愈、汤一介、乐黛云、阴法鲁、何兹全、张岱年、张世英、赵宝煦、戴逸等校内外四十多位专家向研究生推荐古今中外的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各三十种，“年谱长编”经无记名投票被列入选读书目之中。
然而，这部书的出版却并非一帆风顺，若无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果断拍板，读者是差一点见不到此书的。为此，闻黎明还动了感情，他在书的《后记》中说：“出版社的魄力令人感动，当我读到卢福成总编辑的回函，酸甜苦辣之情难以言表。一度重创，几经失望的心，才重新振作起来。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儿明啊！”而对于读者来说，能读到这样的好书，确实也不能忘记出版者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