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说到儒家，人们往往“孔孟”并提，但这其实是在宋代之后。从汉代到唐代，人们一提到圣人，往往指的是孔子和周公。
周公，姬姓，名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的弟弟，成王姬诵的叔父，鲁公伯禽的父亲。在政治方面，他辅佐武王一举灭商，统一天下，建立周王朝；武王早死，又辅佐周成王，营建洛邑，东征平定三监之乱，是周朝初年稳定政权的最关键人物。在文化方面，周公制礼作乐，使周代文物大备，奠定了周代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并且影响后世。在“至圣先师”孔子那里，周公堪为他一生践行“德”“礼”的典范，因此常常梦见周公，晚年时，孔子将无法梦见周公视为自己的衰老和无力，他感慨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从文王、武王，到周公、成王，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缔造史，也是一个家族的兴起史。周公是这个兴起历程的引导者，也是这个家族的守护者。一代英雄曹操，曾用一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的强烈意愿，这句诗流传千古，为众人所知，而“周公吐哺”的典故出自周公对其子的训诫，却鲜为人知。他写的一些家规训诫，比如《诫伯禽书》《无逸》，成为家训名篇。他教育儿子和侄子时强调的勤俭、敬畏、谦虚等品格，以及作为皇族负责人所秉持的顾全大局、忠诚无二的精神，都对后世的家风家训影响深远。
一、忠信传家远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称作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在郡县制彻底推行之前，这种特色尤为明显。正因为家国同构，才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帝王的家事即是国事，国事亦与帝王的家事相关联。而周公对武王、成王的辅佐，既是对国的忠诚，也是对家族的忠诚。
周王朝是由一个西方的小部落发展起来的。在商朝强大的时候，周是臣服于商的异姓封侯。商纣王在位时，姬昌为西伯侯。他修德睦邻，努力发展生产，使周成为众多诸侯国中实力最强、最有威望和号召力的国家。许多人才和诸侯纷纷归顺西伯侯，以至于当时周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程度。不过文王仍然恪守臣节，依然保持对纣王的忠诚。文王死后，武王即位，此时的纣王已荒淫无度，为人神所共愤。武王便联合各诸侯国起兵伐纣，商郊牧野殷军倒戈，纣王自焚。武王灭商后，因为过度劳累，患了重病，宫中和朝堂无主，周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这时，周公站了出来。他觉得作为武王的弟弟，要对兄敬；作为武王的肱股之臣，他要对君忠。于是他建立了三个祭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求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以安天下。
太王、王季、文王是武王、周公的先祖。那时的人认为，有德的帝王死后，其灵魂将升天，成为天帝的辅助（所谓“宾于帝”）。后世子孙向祖先和天地祷告，可以获得赐福。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是周族兴盛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的儿子便是姬昌。太王看到姬昌出生时有祥瑞之兆，知道他将来是圣王，因此有意传位给季历以传孙姬昌。但根据商代的宗法制度，不能直接传位于季历。泰伯、仲雍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便故意逃到吴越地区。那时的吴越还是未开化的地方，泰伯、仲雍割断头发，身体纹上少数民族的纹饰，表示自己已混同于蛮夷，不具备继承的资格。泰伯、仲雍这样做，既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又不使父亲为难，不陷父亲于不义。正是如此，孔子赞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大意是：泰伯这人，我真是佩服。他无私地让出天下，人民都找不到语言来称赞他。周代能够兴起，和其家族成员的忠诚、和睦是分不开的。
这种忠诚也延续到了周公身上。周公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祈求他们保佑武王健康平安。他的祷辞是这么说的：“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尚书·周书》）大意是，如果三位先王在天上需要儿子服侍，请让我姬旦代替兄长姬发吧。我灵巧能干，多才多艺，能事奉鬼神。周王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会侍奉鬼神。他受命于上天，拥有天下四方，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安定地生活，四方人民无不敬畏他。他能使天赐宝运长守不失，我们的先王也能永享奉祀。现在我已经用神龟占卜，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将圭璧献上，听从吩咐。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圭璧丢弃掉。这是在向祖先祈求，希望自己能代周武王去死。于国而言，是臣子尽忠；于家而言，是弟弟尽悌道。
后来武王暂时恢复了健康，周公命人将这个祷辞封在盒子里。不过好景不长，武王不久还是去世了。这时成王年幼，周公与召公奭共同辅政，以周公为主导。历史上甚至有人认为，周公当时是摄政王。他大权在握，又有人望，而成王年幼，难免会有人对他产生猜忌。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便对周公的掌权不服，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小皇帝图谋不轨。还勾结纣王之子武庚，煽动东夷几个部落，发动叛变，史称“三监之乱”。周公由此作《大诰》，率军东征。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贬霍叔为庶人，还消灭了参加叛乱的五十多个小国，将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大大地稳固了周朝的统治。可以说，周武王完成了灭商的功业，周公则为周朝的统治添上了最坚固的柱石。创业维艰守业难，家庭也是如此，需要每一代人的坚持与努力，需要每一个成员对家族和事业的忠诚。
周公的功劳大，反而引起成王的猜疑。还政成王后，为避免猜疑，周公一直居住在东方的洛邑，守护东方国土。周公后来病死，遗言是想葬在成周（镐京），以默默守护自己的侄子成王，但成王把周公葬于毕，使周公服侍文王。这一年秋天，周出现了异象：庄稼谷粒饱满，一看就是丰收之景，然而未等人们收割，忽然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天空中电闪雷鸣，人们非常恐惧。成王这时候打开封在盒子中的祷辞，才知道周公当年尽忠的那段真相。他对自己怀疑周公的事懊悔不已，于是按周公的遗愿改葬，并亲自去郊外迎接周公的神主。据史书记载，这时天空忽降细雨，风改变方向，把吹倒的庄稼又吹起来，周朝获得了大丰收。
周公在国家危难之时，临危受命，作为摄政王，单凭行为确实很难判断他是忠臣还是篡国之佞臣。周公曾经向姜太公和召公奭表达过他的忠诚和志向，并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这种忠诚，既是对家庭的忠诚，又是对国家的忠诚。这种忠诚，不仅维护了周王室的长治久安，也使周公自己的家族获得了赞誉。成王把周公当作君王一样看待，赐给鲁公伯禽天子礼乐，使鲁国君主能以天子礼祭祀周公，这是其他诸侯国想都不敢想的。周公的忠心给家族带来了善报。
二、谦虚获民心
周公有一篇著名的家训，即《诫伯禽书》。当时，周公本被封为鲁国的诸侯，但成王尚且年幼，国家政权不稳定，周公便留在王都辅佐成王，让长子伯禽代他去鲁国。临行前，周公告诫伯禽说：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的意思是，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按权力、声望和地位来说，也不算卑微了。但我仍然在洗头的时候三次握起湿着的头发，吃饭的时候三次吃进去，又吐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有贤能之士来见我，我就马上出去接待他们，不敢怠慢。这样才能够不失去天下的人才，得到人们的信任。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国之主，便傲视国人啊。
周王朝以宗法制与分封制统治天下。嫡长子继承天下，成为王；庶子被分封到其他地方，成为诸侯王。那时的周王朝，还没有强大到将其他所有部族纳入到自己的行政范围。为了维持王朝的统治，周天子不仅分封同姓诸侯，还分封异姓诸侯。异姓诸侯国，一般是灭商的联盟侯国，或者是周王室的功臣，比如姜太公被封于齐。周王室常用通婚的方法联络异姓诸侯，以婚姻“合二姓之好”，所以周王室以及姬姓的诸侯国，与异姓诸侯国便结成甥舅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的周王朝，就是一个大家庭：同姓的属于宗法关系的范畴，异姓的多是姻亲。周天子于天下而言是君主，于家庭而言则是家长。大夫对于诸侯，诸侯对于天子的效忠，既是政治上的，又是家庭伦理上的。异姓诸侯作为姻亲之国，一方面辅助周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也给周王朝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力量。所以，如何笼络异姓诸侯，也是周天子必须考虑的治国方略。
周天子非常明白，仅靠姻亲来联络诸侯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治国治家时还表现出另外一个特点，即“尊贤”。姜太公是当时非常有才能的人，故文王谦虚地向他求教，“学焉而后臣之”，终于获得姜太公的辅佐而一匡天下。要获得其他人的支持，首先要谦虚。周公每天兢兢业业，日理万机，但遇到有贤能的人来拜访，必定中断饮食或沐浴而去接待，正是这种礼贤下士的谦虚态度，使他获得天下贤才的信任。老子说：大海之所以能让千万条溪流都朝向它，正是因为它处在最低下的地方。周公的谦以待人，正是如此。后来曹操读了周公的《诫伯禽书》，写下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是对周公善待贤能的最佳总结。
对于一个新封的诸侯王来说，谦虚尤其重要。伯禽被封在鲁地，这个地方土地较于齐国稍丰厚，人口更多，民风也更为淳朴。但伯禽没有因民风淳朴而轻视其民众，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开辟国家，尽管有周天子的授命以及赐予的士卒、人民和礼器，还需要虚心地接受当地贤人的意见，才能与当地融为一体。伯禽的礼贤下士，使鲁国大治。当时淮夷、徐戎叛乱，伯禽配合成王，讨伐徐戎，一举而定鲁，也使周王朝获得了稳定和统一。伯禽的后代在鲁地的统治，相较于其他诸侯国，基本是忠厚、稳固的。周公不但以此教育儿子伯禽，也以此教育侄子周成王。他告诫成王说，千万不要慢待贤人，欺侮老幼。
谦虚，不仅包括对于其他人的尊重，还包括对于上天的敬畏。内心无所敬畏的人是可怕的，因为他们往往会肆无忌惮。如商纣王，当各地诸侯都已反叛的时候，他还以一种傲慢的口气对臣民们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我做帝王的命运是天定的，叛贼能奈我何呢？他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坏事，上天都站在他这一方，对上天无所敬畏，肆无忌惮。西方的周文王，则小心翼翼，昭事上天。他们认识到，上天对于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的赐予或帮助，不是无条件和永恒的，而是扶植有德之人、有德之家。文王、武王、周公一直以“小邦周”自居，称殷商为“大邑商”。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向纣王称臣，并不放弃劝说纣王的努力；武王会八百诸侯，观兵孟津，感觉天命未到，仍不轻易冒进，重新整顿力量。这些都是谦虚、敬畏的体现。在当今社会，我们未必信奉上天和神灵，但须知内心的敬畏，须有道德的底线。只有如此，才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与此相反，则是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对于国如此，对于家亦然。
三、无逸保家业
《周易》的乾卦，其《大象传》十分有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象传》，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但他传达的是周代特别是周公的精神。《周易》的爻辞据说是周公所作。乾卦九三爻的爻辞有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一天到晚都奋发有为，到了晚上仍十分警惕，就好像遇到危险一样谨慎。君子保持这种状态，就会没有咎灾。
著名思想史家徐复观先生在总结周代人文精神时，特别点明了周人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先秦儒家人文主义的源头，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由原始宗教向人文主义的转化，并预示着以后几千年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人文主义的根本趋向。”而这种忧患意识，最集中的表现便是周公。我们前面说到他“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既是谦虚之故，也是忧患意识使然。
创业是艰难的，古人常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形容。但基业建立之后，家族或国家的继任者们往往体会不到当时的艰苦，认为财富和权力的拥有是理所当然的，容易骄奢淫逸。周公追随文王、武王，知道家族创业的艰辛，更知道维持这份事业的不易。周代分封诸侯，往往赐给他们青铜礼器，上面常刻有一句话：“子子孙孙永保用。”这句话的重点不是青铜器的长久保存，而是祈求子孙绵延和事业长久。
周武王去世的时候，据《史记》记载，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在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君主，容易贪图享乐。周公非常注重成王的教育。为了使成王成为一代明君，继承乃祖乃父的基业，周公给成王作了各种训诰，它们被史官记录、整理下来，便是《尚书》中的许多文章。其中《无逸》乃是最有名的一篇。
《无逸》的一开头便告诫成王，居于天子之位，一定不要贪图安逸，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周的祖先后稷，是舜禹时候的农官，他教导百姓种植庄稼，人民不再因只吃鱼虾而生病。《诗经·生民》记载他：生下不久就能种大豆。种的禾粟嫩苗青，麻麦长得又旺盛，瓜儿累累果实成。后稷稼穑，善于辨明土地特性，让五谷按照其特性繁茂生长，人民喜获丰收。自从后稷以来，周人便比其他部落更了解稼穑艰难。那时社会生产还没进入铁器时代，青铜器贵重，耕种主要是靠木、石、骨制成的工具，“刀耕火种”是那个时候常见的景况。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得，除去勉强维持温饱的部分，能交给王室和诸侯的并不多。如果王室的赋税再重一些，很多人便食不果腹。
王室对耕种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赋税，一是徭役。尤其是后者，对于正常的生产破坏极大。一般说来，动用民力筑城、修路等活动，最好是在秋收之后进行，以做到“不违农时”。但骄奢淫逸的君王则不管这一套。大的建筑工程，不仅需要的人多，而且耗时长久，必然耽误农时。除了追求壮丽的宫室，历史上还有很多君主、贵族变着花样玩耍。比如尧帝的儿子丹朱，居然喜欢在地上坐船。地上如何能行船？当然是让民夫在旱地拖着船走。隋炀帝循大运河游览，征调了大量民夫来牵引他的龙船，已是十分骄奢，丹朱居然让人在旱地上拉着他巡游，荒唐之极。无怪乎尧没有把王位传给他，而是给了舜。骄奢的人，整日游手好闲，想着如何打发光阴，如何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求，必定会疏于事务。
在《无逸》中，周公给成王举了四个勤政的模范：殷商的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成王的祖父周文王。殷中宗敬畏天命，在治理民众方面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最后享国七十五年；殷高宗在父亲死的时候，守丧三年，居住在庐棚里，一言不发，将国家大事委托给冢宰，他亲政之后也不随便发言，一发言便直中要害，使商朝获得中兴，他在位五十九年；祖甲曾在民间生活，深知民众疾苦，即位后特别体恤民众，不敢逸豫，从不歧视孤寡之人，他在位三十三年。此后商朝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放纵，享国也短，最后使成汤的基业毁于一旦。周文王善仁谦恭，安抚庶民，施德孤寡，从早晨到中午再到太阳偏西，几乎没有工夫吃饭，全用于造福万民，从不敢懈怠，恭恭敬敬操劳政事。文王中年即诸侯之位，在位五十年。
周公给成王树立了四个正面典型，又列举了纣王这个反面例子。除了一般的骄奢，他尤其点明了纣王“酗于酒德”。不酗酒为何在“无逸”的要求中如此重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酒是消耗品，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这在生产力不高的时代，显然是比较奢侈的，即便到了宋代，司马光在《论风俗劄子》里面还提到，饮酒之风不利于农粮的丰赡。二是饮酒过度会乱德。古人对于酒的主要用途是礼。祭祀上天、祖先，都要用酒，君主宴请贤人，乡里增加情谊，也需要酒。但喝酒的场合、对象和数量，是有节制的。过度饮酒，狂醉迷乱，是对礼法的极大破坏。据说纣王建造了“酒池肉林”，男女裸体追逐于其间，有这样的国君，国家如何不败亡呢？小到一个家庭，其成员过度饮酒也往往出事。周公也是有鉴于此，而以勿酗酒训诫成王。殷商人喜好饮酒，亡国之后此风仍不衰。当时殷商遗民居住在卫地，饮酒不辍，周公把康叔封在卫地后，给康叔作了《酒诰》，让他限制本国的饮酒风气。
事实证明，周公的教育非常成功。周成王最终成为一个非常勤勉有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联合堂兄鲁公伯禽东征淮夷、徐戎，大获成功，四方皆归顺，同时他还兴正礼乐，民众和睦，百姓纷纷称颂其功业。
四、礼教护门风
关于礼教，还有个故事。周公命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做鲁公。伯禽在鲁三年，才回京师向周公汇报。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汇报？伯禽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意思是，我到任后，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仪，给他们制定三年之丧。等到他们除丧，礼仪的变革才结束，所以迟了。与此相对的是，姜太公封到齐国，五个月就回朝廷来汇报。周公问他为何这么快，太公说：我自然是为政简易，随顺当地风俗。
我们这里不争论齐、鲁的管理方式谁优谁劣。应该看到的是，伯禽其实忠实地传承了乃父的精神——重视礼乐文明，以及其移风易俗的作用。我们说周公最大的贡献，除了具体的政事实践，乃在于他“制礼作乐”，使周代文物大备。不少人认为，现在十三经之一的《周礼》，就是周公平定叛乱之后，制礼作乐，以致太平之书。周礼与周公，紧密联系在一起，周公成了周礼的象征。
由此，周公的封地鲁国，自然也传承了其礼乐文化。伯禽身承周公的教育，在鲁地推行周的礼乐，三年之后取得了成功。从此鲁国变成礼仪之邦。到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列国不秉周礼，而鲁国成为保存礼乐文明最完备的国家。鲁襄公的时候，吴国的季札到鲁国游历，听到太师演奏的乐之后，十分慨叹。鲁昭公的时候，晋国的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见到了《易象》和《鲁春秋》，他便感叹：周礼都保存在了鲁国啊，我现在终于明白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晋与鲁，同为姬姓诸侯国，晋国离周王室更近，但晋国的大夫却羡慕鲁国礼乐的完备，可见鲁国奉行周公之礼，传承得十分认真。
鲁国的历代国君奉行周礼，还救了国家一次。据载：鲁庄公的夫人哀姜与当时的公子庆父私通，庄公死后，公子般即位，庆父唆使人弑杀了公子般，让闵公即位。齐国的仲孙年去鲁国访问，回国后，齐桓公问仲孙年鲁国的情况，仲孙年回答说：庆父不死的话，鲁国祸患就不会结束。齐桓公又问：现在可不可以灭掉鲁国呢？仲孙年否定了齐桓公的想法，其理由就是鲁国还没有放弃周礼，周礼是鲁国的根本，现在鲁国的根本还没失去，就不可能灭亡。
当然，鲁国的君主因不循礼法而导致身死家破的也不少。比如鲁桓公弑兄而立，自己的夫人文姜与兄长齐襄公私通，鲁桓公最后在齐国被齐襄公杀死。鲁桓公的儿子鲁庄公，忘记了父亲的大仇，又娶了齐国的哀姜，哀姜与公子庆父私通，虽然没有弑庄公，却连续杀死了庄公的两个儿子，直到齐桓公把哀姜杀掉才平息了这场祸乱。《周易》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桓公、庄公不秉持祖先制定下的礼法，莽撞妄行，故而酿成弑君之祸。
但不论如何，伯禽在鲁地所推行的周公之教是成功的。整个鲁地的百姓比较笃守礼仪，爱好经学。因为周公的影响，这里才诞生了颜徵在、孟母等伟大的母亲，才培育出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不管是秦灭鲁，还是后来刘邦取鲁，这里都能弦歌不绝，以至于司马迁感叹：“齐鲁间之于文学，盖天性也。”其实这哪是什么天性，是周公和孔子的流风余韵啊。
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万事问周公”。同孔子一样，周公成为中华儿女心目中最有德性、最有文化的人。与孔子稍不同的是，周公还处于摄政王、鲁国先祖等较高的政治地位，参与了许多政治实践，因此他的家训，多上升到国家的层次。但这些训诫能施之于国家，同样可以施之于家族。一个国家的兴衰，与一个家族的兴衰，虽规模有所不同，其治理智慧却可以相通。忠信为家（国）、谦虚待人、无逸戒惧、秉持礼义，这些都已成为塑造中华家风的基本元素。周公的影响，可谓深远长久！
（执笔：谷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