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周公之后，中国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当时就被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后世更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个人就是孔子。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直至今日仍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据《史记》记载，其祖上为殷商之后，周时被封宋国。后来孔子的曾祖让弟弟继承国君之位，辗转离开宋国来到了鲁国。等到孔子出生，家境已然堪忧，父亲又早逝，所以孔子年少时的生活十分清贫，给别人记过账，放过牛。但是孔子一心向学，并崇敬周公，立志改变时代面貌，恢复礼乐制度。
当时，鲁国的政治为季氏等三位贵族把持，国君的权力已被架空。贵族内部也是勾心斗角，国家正处于礼崩乐坏的境地。孔子想在鲁国推行仁政，恢复礼乐，终不能成，孔子无奈，离开了鲁国。从卫国到齐国，从齐国到楚国，孔子游历十几年，可谓尝尽了人间冷暖，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仁政理想。晚年的孔子，再次返归故国，一心教书育人，为后世传颂。孔子去世之后，儒家思想经曾子、子思、孟子传承，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流传的同时，孔子家族的传承也一直没有断绝，至今已有2780余年，是为有迹可查的世界古老的家族之一。尤其可贵的是，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孔氏一族总是人才辈出，并能以优良的品行处世。那么，是什么让这个千年的家族一直长盛不衰，绵延至今呢？这就不能不提孔门的优良家风了。
一、学“诗”学“礼”承圣言
孔子家风的源头，要从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育说起。这个故事在《论语》中有明确的记载。
孔子的儿子叫孔鲤，传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鲁国国君派人给孔子送来一尾鲤鱼以示祝贺，孔子非常高兴，因此给儿子起名鲤，字伯鱼。孔鲤是孔子的独子，他长大后也和孔子的诸多弟子在一起学习。有一天，孔子的学生陈亢拦住了孔鲤，问：伯鱼啊，老师有没有背着我们教你一点什么别的东西啊？孔鲤说，没有啊，和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过，有一次，我看见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庭中，我就小步快跑，到了父亲跟前。父亲说，伯鱼啊，最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我就赶紧回去读《诗》啦。又有一天，还是在中庭，父亲问我，伯鱼啊，最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礼》，无以立。我就赶紧回去学《礼》了。陈亢一听，嗯，老师确实没有给伯鱼开小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当时孔子的教育体系当中，《诗》《礼》都是孔门弟子的必读书目，陈亢和孔鲤学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孔子身后，后代子孙们牢牢记住了孔子对孔鲤的训诫，并把这种训诫的方式称为“庭训”。孔门家风，开宗明义就是学《诗》、学《礼》，它成为历代孔门子弟自我修养与教育后代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训诫。
那么，诗与礼对当时的孔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孔子为什么要把它们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而这样一条圣人的亲训又给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不知《诗》，无以言”，这是孔子对《诗》的评价。春秋时代，上层人物之间的对话有引用《诗》的习惯，以《诗》的内容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诉求。例如《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文公重耳在获得王位之前，曾经遭人诬陷，被父亲猜忌险些丧命，为了逃避仇杀，他不得不选择流亡国外。经历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重耳来到了秦国。当时主政秦国的是秦穆公，他非常欣赏重耳，热情款待，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在一次宴会上，重耳对秦穆公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这出自《诗》中的《沔水》。重耳借着诗句表达心愿：我重耳就是河水，愿依附您这个浩荡海洋。穆公听出了重耳的心意，回应了一首《六月》。《六月》也是《诗》中的一篇，讲述的是周宣王庆祝大臣凯旋的故事。穆公用这首诗歌作答，表示自己对重耳的欢迎，以及将来对重耳的支持。这一颂一答，不懂《诗》的人会觉得两人什么都没说，而熟悉《诗》的人都明白，两个人已经把自己的心迹表露无遗。这样的例子，在春秋的政治生活中并不少见。
另外，众所周知，《诗》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多年，而后来的所谓的“诗三百”（就是我们后来读到的《诗经》），是由孔子删定而成。删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也是思想工程，孔子在《诗》中寄托了自己对文学、对社会、对人心的理解与期待。所以，孔子在审视《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说明，《诗》在孔子的理解中，不仅可以用来与人对答，还可以陶冶人心。学《诗》也不仅是学会说话，还是学从内心生发出来的道德力量，所谓诗教就是从此而来。那么，学《诗》对于后代来说，更是一种道德情操的陶冶与修养了。
“不学《礼》，无以立”，则是孔子在向儿子强调礼的重要性。可以说，《礼》和《诗》是相辅相成的。《诗》陶冶人的内在道德情操，而《礼》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准则，大而言之，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的法则，小而言之，是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中自处的规范。孔子非常重视“礼”的意义，这从他一生的重大选择中可以看出。
孔子一生两次离开鲁国，可以说都与“礼”有关。第一次出走是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贵族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就是观看六十四个舞伎的舞蹈。孔子得知后，说下了那句著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一次远走他乡。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一段舞蹈让孔子如此愤怒呢？这就涉及当时的“礼”制。按“礼”，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而作为贵族的季孙用八佾，就是对“礼”的践踏，这是孔子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次出走发生在孔子做鲁国大司寇之时。孔子之所以能够出任大司寇，主要的原因是鲁国的掌权者季桓子的支持。但是，正当孔子干得风生水起，邻国齐国有点怕了，就给季桓子送了一大批美女。于是，季桓子整日沉迷女色，三日不问政事，国事眼看就要荒废了。这时孔子的学生子路有点坐不住了，就对孔子说：“夫子可行矣。”从对话中可见，师生两人对于这件事情早有讨论。但是，孔子却说再等一等。他等什么呢？原来，马上就要春祭了。按“礼”，季桓子在春祭时要给送给孔子一块肉。“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孔子依然希望，季桓子能够按礼制送给他祭祀的用肉，如果季桓子真的这么做了，孔子觉得还是可以劝说他重新走上正途的。然而，春祭日子到了，肉却没有送来。孔子终于下决心第二次离开鲁国，开启了他十四年的周游之旅。这时，又有人难免疑惑：季桓子沉迷女色都无法让孔子下决心出走，为什么一块肉就让孔子这么决绝呢？后来，孟子解释说，“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所以，孔子最终看重的还是“礼”。
历代孔门子弟当然非常清楚孔子在“诗”与“礼”所倾注的心血，这是孔子对人内在修为与外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最高期待。所以，“诗”“礼”传家，当仁不让成为孔门家风中第一条训诫，从孔鲤开始，成为孔门家风的源头，当然也为后世无数的孔门子弟亲身实践。在孔子的诸多后代中，他的二十世孙孔融可称这方面的楷模。
孔融，字文举，东汉末年人，世称孔北海。他在文学方面很有建树，位列建安七子之中，但是，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却说：孔融“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贤，可惜也！”意思是说，文章对于他来讲只是人生的细枝末节，而世人因此称赞他，就淹没了他真正的贤德。李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孔融所处的时代说起。
东汉末年是个离乱的年代，很像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群雄并起，纲常混乱。有德者，早就让位给有能者。但是孔融身处其中，却接续孔子的衣钵，把“诗”“礼”养成的道德品质看得非常重要。孔融不仅个人文学成就斐然，更重要的是，他能在一个乱世中，以自己的生命去实现这个“礼”。孔融身上有很多故事，例如孔融幼年时让梨的故事，告诉后人他懂得兄弟之间孝悌之礼。成年之后，孔融做官，适逢曹操主政。官渡之战后，曹操攻陷邺城，大肆放纵士兵，抢夺袁绍的妻女。曹丕就把袁绍的儿媳妇甄氏据为己有。孔融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他知道书中记载，武王伐纣之后，是把妲己杀了的啊，孔融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他问孔融这句话出处在哪儿，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曹操突然明白，这是在讽刺自己儿子强娶袁绍儿媳妇，于是恼羞成怒，不久就贬了孔融的官。但是，贬官并没有吓倒孔融，当孔融看到曹操身为汉臣，多有不轨之心、僭越无礼的时候，又几次讽刺，甚至当面指责，最终被曹操杀害。
孔融虽然死了，但是他不畏强暴，以才华成“诗”名重天下，以生命护“礼”德被千载，成为后世称赞的道德楷模。而后世从一个又一个“孔融”的身上，也越来越清晰地明白，孔门“诗”“礼”传家的训诫，注重人的内在修养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联系，它启示着后人不断思考，如何锻炼自己的内心，以及如何以自己的内心去面对我们所在的世界。
二、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曲阜孔府，存世两千余年。据记载，孔子谢世之后，他的嫡系后人就居住在那里，主要是看护孔子的遗物。后来，儒家思想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府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尤其到了宋明之时，孔府几经扩建，成为我国仅次于故宫的最大的私人府邸，所谓“天下第一家”。走进孔府，其内蕴的文化意味令后人赞叹，而孔子的家风，经过千年的陶冶，早就渗透在孔府的一草一木当中。
据传，在孔府西门内，有一口大铁锅，每天孔家都会有人带着薪材前去烧水。让人诧异的是，水沸即回，开水并无人使用。这一举动，着实令人不解，但这样负薪烧水、水沸则止的行为却沿袭了上千年，是孔府一直不变的规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异举动呢？细细探究起来，这其实是孔门子弟用行为阐释着孔子的善恶观念。
孔子曾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汤，就是沸水的意思。他在告诉人们，面对善与不善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有从善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去做，就像如果不做就再也没有机会一样；如果遇到不善的事情，那一定要赶紧回避，就像把手探入沸水中一样。这是对孔子的善恶观非常形象的表达。它成为孔门家风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提醒人们一定要善恶分明。几千年来，后人为了更好地铭记孔子的训诫，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烧水的习惯。水沸则止，貌似无用，其实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孔子对善恶的态度。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对待善与恶的态度呢，这就要从孔子的为人和他所处的时代说起了。
孔子一生主张仁政，为此四处奔走，留下很多关于从善的格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在劝人从善的时候，一般来讲，孔子给人留下了温柔可亲的形象。因此，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孔子在面对不善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决心和勇气。
孔子一生历经许多艰难困苦，遭逢的恶事，更是比比皆是，但是要说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在道德上构成挑战的，非阳虎莫属。这个阳虎也是鲁国人，是当时鲁国权臣季桓子的家臣。这人是典型的有能无德，他的名言是“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与孔子的政治主张恰好相左。这个阳虎一心钻营，深得季桓子信任，后来就架空了季桓子，成为鲁国真正的掌权者。当时，孔子也在鲁国，以教书为生。阳虎深知孔子是鲁国的大才，有学识，又有声望，要成就事业，就必须请孔子出山，辅佐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阳虎可谓做足了功课。
有一天，阳虎派人给孔子送去了一只烤猪。这在当时，是以“礼”相待。他深知，孔子尚“礼”，一定会遵循礼尚往来的习俗，给自己回礼。如果孔子拿着礼物来拜会自己，那么就可以趁机网罗孔子为自己效力了。孔子早就看透了他的企图，但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回礼，有悖礼俗；回礼，有悖自己的道德。不得不说，阳虎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段，真是相当高明。孔子无奈，只得与他周旋。孔子先派自己的弟子打听阳虎的行踪，趁着阳虎不在家，孔子忙去还礼。这既合乎礼，又能让自己避免与阳虎见面，可谓两全其美。但就在孔子觉得自己妙计可施之际，阳虎迎面而来。孔子当时的窘迫可想而知了。
阳虎率先发难，说：孔子啊，你明明有治国的才能，却不肯为国家效力，听任我们的国家陷入离乱当中，这能叫“仁”吗？孔子回答说：不能。阳虎又说：我知道，你是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但是时机来了，你却坐失良机，这能叫“智”吗？孔子回答：不能。阳虎感叹：孔子啊，岁月如流，时不我待啊！孔子只好表态：你说的对，我同意出来做事。
看这一问一答间，孔子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阳虎的话简直是入情入理，让人无力反驳。所以，经过这样的事情，孔子明白，“不善”这种东西，并不一定是以穷凶极恶的面目出现，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以理性的方式，以感人的方式，以礼节的方式。一旦人的内心不够坚定，那么就会被种种假象所蒙蔽，一旦自己的内心对善恶有哪怕丝毫的模糊，就有可能作出丧失自我的判断。豪杰者如孔子，还不是被阳虎逼迫得无路可退，只能唯唯诺诺吗？后来，幸好阳虎很快倒台，逃亡国外，不然孔子的生命轨迹就可能真的要被改写了。
孔子明白人性是有弱点的，正如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坚守德行，全凭内心的坚定。而色，则可以是很多种诱惑。不善，也是如此。所以，孔子告诉后人“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便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发。面对善与不善，不能含糊，不能找借口，不能给自己设置道德缓冲，要像把手伸进沸水时瞬间的条件反射，果断地拒绝，不然就很容易沦为不善的帮凶。孔子的另外一个故事，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个故事发生在孔子的晚年，当时鲁国的国政由季康子把持，而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季路是季康子的家臣。有一天，孔子听说季康子要出兵侵略颛臾，很是气愤，就把两个弟子找过来询问。
孔子说：冉有啊，我恐怕得责备你啊，你怎么能帮着季氏侵略颛臾呢？冉有说：老师，不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想出兵啊，是季康子他要这么做，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听到冉有的狡辩，孔子更加气愤，孔子说：冉有！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不能这样做则不担任那职务。盲人遇到危险却不去护持，将要跌倒却不去搀扶，那何必要用那个做相的人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龟甲和玉器在匣子里被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见老师生气，又找借口说：老师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看颛臾挨着我们的费城，要是他强大了，那对我们就是很大的威胁，那还不如先下手啊！
孔子听他这么说，就明白了。其实，冉有和季路不仅没有劝阻季康子，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分辨善与不善。他们看待问题完全是从现实利益出发，而不是道义。于是，孔子更加严厉地教训了两个人。
面对不善的时候，人是可以找出好多借口来掩饰、去搪塞的。一旦给自己找借口，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人性堕落，为虎作伥。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孔府的习俗，每天有人抱薪烧水，面对沸水，孔氏子孙们面对的就是那个不能含糊对待的“不善”，沸水滚动，热浪逼人，就是提醒着后人面对“不善”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家风如此，孔府中人，千载如一日耳濡目染，当然懂得圣人对人性的关切和对后世的期待。而有家风如此，后世优秀的孔门子弟，也能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了。
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的学生中，很多人才华出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孔子夸赞最多的，是颜回。颜回这个人，为人谦逊好学，但不幸早逝。孔子曾经对鲁国的国君说，颜回死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好学的人了。可见孔子对颜回的喜爱。而孔子和颜回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能让后人更深刻地理解孔子的为人。
这件事发生在颜回去世之后，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去找孔子，说：老师，您能不能把您的车卖掉，给颜回置办一个椁。椁，是棺材的外壳，按照古代丧葬的礼仪，比较隆重的葬礼都是棺椁齐备。颜回家境贫困，而他的父亲希望能厚葬颜回，但是只能负担得起棺，却无钱买椁，于是，颜路向孔子请求援助。面对颜路这样的要求，孔子拒绝了。孔子解释说，自己是大夫，按礼，出门是要乘车的，如果无车，就不符合礼了。这时孔子透露一个细节，孔鲤死时，也是有棺无椁的。孔鲤是孔子的独子，他在孔子生前就过世了，而且与颜回是同一年。通过这个细节，后人可以知道，孔子的经济条件是非常拮据的，他甚至无力为独生子和最喜欢的学生备齐棺椁。那年，孔子年近七十。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孔子一生的财富积累，定是十分微薄的。
孔子的一生，教过书，当过鲁国的司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官职，而且居官三年有余），他周游列国，曾经接受卫与齐的国君的礼物，又有那么多人慕名远来向他请教问题，这样的声名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良好的经济条件，究其原因，只有一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孔子实践一生的财富观念，在面对富贵与“义”时，孔子无疑坚定地选择“义”。注意，这里孔子不是不能富贵，而是愿意取“义”而放弃富贵。比如，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改革失败，气愤之下，他带着弟子离开了鲁国，第一站就来到了卫国。当时的卫国主政者是卫灵公，他对孔子很是欣赏，并且准备重用孔子。据传，他给孔子准备了一个六万石俸禄的职位。孔子在鲁国做司寇时俸禄就是六万石，所以，可以推想，卫灵公这是要把整个国家交给孔子来治理了。可想而知，刚刚遭遇政治挫折的孔子，面对这样的机会该是多么的兴奋。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孔子所预计。孔子向卫灵公推行自己的仁政理想，但卫灵公似乎并不感兴趣，“卫灵公问陈于孔子”。“陈”即“阵”，就是军事问题。孔子会不会打仗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鲁国时，孔子曾亲自部署，平定了公山不狃的叛乱。卫灵公把孔子当座上宾，就是希望孔子在军事方面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不料，孔子一听说行兵打仗之类的字词就不高兴了，他毫不客气地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打仗的事情我却从来没学过！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此后，孔子带领着弟子离开了卫国，继续艰苦的旅程。
这件事情表明，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是否实行仁政，而以对外侵略为国家理想的治国思路，与孔子是完全相左的，是不善、不义的。那么，以行不义之事换取的富贵，孔子宁可不要。孔子为子孙界定了这样一种“义”与富贵之间的关系，这后来也就成了一代代孔门子弟遵循的家风，不取不义之财。宋代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对孔子的家族礼遇有加。宋以及之后的近千年间，孔子的直系子孙都被晋封为“衍圣公”，享受国家的俸禄，可谓有权有势。当然，权利的获得，很可能带来的就是私欲的膨胀，那么这时，孔子的子孙们还能如先祖孔子一般，严守“义”与富贵的训诫吗？孔子以亲身的实践形成的家风，还有其实际效果吗？
可以重新回到孔府，孔府千门万景，而在孔府的诸多景致中，最显眼的，要数内宅门上的壁画。这幅图上画着一个动物，它状似麒麟，细数之下，它比麒麟多一角。此动物传为天界神兽，虽生得高贵，但生性贪婪，世间的荣华它都享受了，但是仍不满足，最终向着太阳张开大嘴，妄图独享。但是它迈向太阳的时候，就被淹死在重重波涛当中。孔府当中为什么要绘制这样一幅壁画呢？传说，每一代衍圣公要出门办公，必定经过此门。路过此地时，随从都要高喊一声：“公爷过了！”过什么？就是过贪念。此壁画寓意显而易见，就是告诫子孙切莫大胆妄为而有悖祖德，不管身居什么样的位置，一定不能取不义之财。每每通过此地，孔子那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加之孔子一生的际遇以及对于良知的坚守，必然涌上子孙的心头。家风流传至此，真是润物无声。
明崇祯十三年（1640），经过宦官乱政的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道德严重滑坡，国家内忧外患。为了应付关外的清军以及李自成农民军，此时的明朝各种捐税可谓多如牛毛。就在这时，山东又爆发了大饥荒，一时间饿殍遍野，瘟疫流行，本就困顿的民生更加艰难。孔子的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有感于人民的苦痛，在朝堂上为民请命，奏请减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筹善款，赈济灾民。经过他的努力，三千多饥民死里逃生，举国都感佩他的义举。这就是在孔子家风影响下，孔门子弟们对于财富的观念，不仅要取之有道，还要用之有道。在这样“义”与财富的界定之下，纵观孔门子弟千年的流传，大多数都能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放下贪念，不取不义之财。
孔子是我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言行几乎是后世的参照，对其家人的影响肯定更为全面深刻。但是，综合来看，孔门家风中，上述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孔门子弟已经历经两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第六十三代孙孔尚贤就结合孔子的言行以及孔门子弟这么多年形成的道德风尚，总结了一篇家训，命名为《孔氏祖训箴规》。
《孔氏祖训箴规》共有十条，摘录如下：
一、春秋祭祀，各随土宜。必丰必洁，必诚必敬，此报本追远之道，子孙所当知者。
二、谱牒之设，正所以联同支而亲一本，各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
三、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氏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
四、孔氏子孙，徙寓各州县，朝廷追念圣裔，优免差徭。其正供国课，只凭族长催征，皇恩深为浩大。宜各踊跃输将，照限定纳，勿误有司奏销之期。
五、谱牒家规，正所以别外孔而亲一本，子孙勿得互相誊换，以混来历宗枝。
六、婚姻嫁娶，理伦首重。子孙间有不幸，再婚再嫁，必慎必戒。
七、子孙出仕者，凡遇民间词讼，所犯自有虚实，务从理断，而哀矜勿喜，庶不愧为良吏。
八、圣裔设立族长，给与衣顶，原以总理圣谱，约束族人，务要克己奉公，庶足以为族望。
九、孔氏嗣孙，男不得为奴，女不得为婢。凡有职官员，不可擅辱，如遇大事，申奏朝廷，小事仍请本家族长责究。
十、祖训家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下人。
仔细分辨其中条目，除了一些生活中的具体规范之外，如尊长、课税、婚嫁等，主要讲的就是崇文重礼、从善守道、尊义忘利三个方面，这些都是孔子给家人留下的总纲性的规范。这样的家风保障了这个家族的基本特色，使家族成员在文教、道德、礼仪方面有很好的修养，能够区分善恶。孔门子弟多处于社会的上层，但是有了权位，多数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不取不义之财，而是义字当前，会把百姓、把社会理想放在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家风引导之下，孔子一门人才辈出，在不同的时代，尤其是在社会罹乱之时，都能保持人性的善良与正义。
（执笔：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