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天，历史学家顾颉刚逝世的时候，我写了《当他远行的时候》为他送行。文章写道：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远行去了。
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又是那样突然。
可不是吗，就在去年11月中旬，记者有北京之行，画家刘旦宅、承名世合作了一幅松鹤图，嘱咐带给顾颉刚先生，以贺他八十六诞辰。他们都是顾先生的多年老朋友了。临行的时候，还有的同志说：“看看他的眉毛白了没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当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满头白发，唯有两道眉毛是浓黑的。
“这次能见到他吗？”到京之后，我有一些犹豫。前年的夏天，我去看他，他住在医院里；去年的夏天，我又去看他，他还住在医院里；冬天到了，他会不会又住进医院呢？
这次，他在家里。11月24日，我在他的书房里见到了他。他坐在藤椅上。前面是一张不大的书桌。原来那浓黑的眉毛已经全白了，只是耳朵有些聋，但眼睛不花，看书写稿，不用戴眼镜。他看到那张画，爱不释手，展开在书桌上，看了又看，然后把我拉到靠近他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交谈起来。
看到这样情景，一点也看不出他要远行的样子。
《我怎样度过这风雨飘摇九十年》，看到他写在稿纸上这个题目，我心中一动，马上想到我看过他在60年前过黄河铁桥时写的诗中有“探源星宿海，我欲指深波”的句子，那时他就注定自己的一生要在书山学海中度过了。在这个题目上，他已写了87年，还要继续地写下去，看得出来，他是有这样的决心的。
看到这个题目，谁能想象得到他要远行呢？“到90岁的时候，你还要做许多工作？”“是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好像是在沉思中给我作了回答。
怎样提出问题？怎样搜集材料？怎样收集歌谣……这是他准备在民间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就在这个提纲旁边，他还写着：“千万不可错过机会，本会前程远大。”还画了加重符号。这是他要为成立民俗学研究会而作的呼吁。
“我这十种书，如都能出版，则死不恨矣。”在十种书目的后面，他写上了这样几行字。这十种书都是他自己的著作，有的是过去出版过，现在要修改重版；有的是正在写作中；有的正在整理资料，准备写作。
“人们想到我的年纪了！”在一张剪报的旁边，他作了这样的批注。在这张剪报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名字，要抢救他的学术成果，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化遗产。
无论是从他的日记上，无论是我们的交谈中，都感到他还准备做许多事情，而且正在做许多事情，谁也想像不到他这样快地就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远行去了。
就在我去访问他的这天晚上，他发烧了，医生来了，要接他去住院，他觉得自己是偶感风寒，不必去医院。医生有些不放心，坚持要他往院。
他向医生及家属提出了约法三章：“不能让我老是躺在床上，我还要工作；如果此行一去不回来了，也不要开追悼会，那是劳民伤财；把我送到医学科学院去，供青年们实习解剖。”这时，他还对医生说：“我吃了六十多年的安眠药，看看我的神经有没有中毒。”
他说得是那样轻松，又是那样的风趣，没有任何远行前的留恋和别离的忧伤，好像此去只是暂离开书桌几天，很快就会回来的。
到医院，经过医生们的治疗，热度很快就平息下去了。他让儿女们为他搬来《十三经注疏》，高兴地说：“今年冬天可以好好写文章了。”
时不我待，岁月无多，在这种感情的支使下，在医院里，他还是紧张地在工作，每天都看许多文稿，约后学之士到医院去交谈，指导他们如何进行研究，以完成《古史辨》的第八册。《古史辨》是他几十年研究的心血，前面已经出过七册，这次重版，他要增补第八册，是历史地理专集。
他就是这样不停地工作着。为了让他休息一下，小女儿为他找来《三国演义》，他说：“我不看，我7岁时就看过它了。”
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就离开书桌远行去了。
1月3日清晨，胡乔木和周扬同志为他送别来了，他在学术界的许多老朋友为他送别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来迎接他了。他的夫人张静秋拉着吴阶平医生的手，说：“让他为树立新的风气尽一分力吧。”吴阶平说：“他把自己献给医学科学，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我们感谢他。”
顾颉刚先生远行去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印着他的指纹的六万册书，而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不必要的负担。
（1981年1月5日）
补记
看望顾颉刚先生，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那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不是访问，访问前我是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的，只是受朋友之托临时的看望，所以毫无准备。说实在的，顾先生也是我在计划中要访问的学者，想和他谈疑古的问题，他曾经说过：“欲清扫战国而下之蔀障，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当时也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过，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都知道，顾先生对商周以前的历史表示怀疑，有很流行的名言：“大禹是一条虫”。还是在“文革”期间，我对中国的考古就有浓厚的兴趣，跑了一些考古挖掘现场，夏之前的三代文化就引起了议论。我就想了解一下，对众多考古成果的出现，不知道顾先生的史学观念有什么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我虽然买到顾先生的《史林杂识》，但对他的其他著作没有读过，所以并不敢贸然采访他。
1980年11月24日，我去看望的当天晚上，顾先生就住进医院，从此就没有出来，直到他病逝。顾先生是因为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在病房里还能做些研究，后来突发脑出血而病逝。顾先生病逝，我很伤感，就写了《当他远行的时候——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刊之报端。因为是新闻通讯，不可能像副刊文章写出许多细节，即使写了，也会被编辑删去的，在编辑看来与报道主题无关的细节都是“水分”，受报纸版面的限制，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水分”挤得干干净净。35年的时光流逝，这些“水分”并没有干枯，流动在我的脑海里或在日记中，现在还是抑不住地要溢出来，流在纸上。
那年冬天，北京的雪下得很大，我在白石桥卫星研究院采访，每天的采访都作了安排，11月24日趁着没有采访任务，我去了顾先生南沙沟寓所。许多学者像叶圣陶、俞平伯、钱钟书等都住在这里。我已经去过俞先生家多次，对这里的房子并不陌生。顾先生家的客厅也不小，我走进客厅，顾先生的夫人张静秋忙里忙外在收拾。顾先生在书房里，书房的门是关着的，我在客厅等待，看到商承祚写的一副金文对联，不懂金文，我不知道对联的内容。看其书房的门，只见门上贴着会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子。我知道这是提醒来访者要自觉遵守时间，也是夫人用来保护顾先生的武器，我担心自己会被这武器打中。书房门开了，我走了进去，又看到墙上贴着和书房门上内容相同的字条“五分钟”，这应该是对顾先生的提醒了。
顾先生把那幅《松鹤图》展开在书桌上，很有兴趣地看着，喃喃地说着我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顾先生在上海办大中国图书局，出版教育挂图和史地小丛书。顾先生爱才，把初到上海的刘旦宅聘用到书局画教育挂图，承名世担任史地小丛书的编辑。顾先生所说的老朋友，应该是这一段历史。顾先生说罢又把承名世的信看了一遍，信上写的有笔者爱好书画的内容，顾先生就要笔者磨墨，他给笔者写一幅字。我刚要磨墨时，顾夫人走了进来，对顾先生说你身体不好，还写什么字，转而对我下了逐客令：超过了会客时间，你该走了。
看看顾先生的表情，他示意要我留下，再说像我这样当记者的人，怎么会轻易就被赶走呢。我继续站在书桌边，这样可以和顾先生聊天，也可以看到铺展在书桌上的稿纸写的内容。在顾先生的书房里听到的和看到的，基本上都写进这篇新闻通讯了。
当时我就想，这也许是对顾先生采访的开始，需要和他有感情上的沟通与亲近，就对他说：“你很早就是我们《文汇报》的作者了，我在1946年《文汇报》副刊《史地周刊》上读到过《宝树园杂记》。”他毫不费回忆思考地说：“那是应王伯祥之约写的。徐铸成很开明，学术副刊都是请报社之外的学者主编。”我这时也壮起胆子向他提出疑古的问题：“大禹是条虫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是鲁迅给我戴的帽子，从此许多人就一叶障目，封我为疑古派，其实那只是研究中的一片叶子，不是主干，你以后看了我的文章就清楚了。”刚说到这里，他的夫人又第三次走了进来，说：“好啦，以后再谈吧。”
回到客厅，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和顾夫人攀谈着。她是徐州人，和我的口音一样，也许是她感到是一种乡音吧，对我并没有拒绝。这时我认识了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还有顾湲，她在内蒙古插队还没回城。顾潮介绍我认识她们的大姐，是顾先生和前夫人生的女儿，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这天的日记中我还写了一句“采访最麻烦的就是遇到秘书和夫人”。
顾先生逝世之后，我就着手搜集他的资料，去北京时我也会到他家去看看，顾夫人也向我谈了一些顾先生前夫人病逝之后，他们在重庆结婚的事。顾潮、顾洪对我也很热情。这时顾洪还是顾先生的研究生，她带我去干面胡同的老宅子看顾先生的藏书。顾洪向我介绍，这座四合院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住宅，他们一家住宽大正房，两侧住的是高士其和贺昌群，张政烺住在后面。后来，我在北京大学和张政烺先生谈过考古问题。顾先生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线装书较多，顾洪说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宋刊孤本，都是常用的。顾洪就住在这里，我曾多次来这里，看了顾先生的一些手稿和一部分日记。除了顾潮、顾洪的帮助，顾先生的助手王湜华也帮助复印了许多资料。那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我的女儿，有时跟着跑来跑去，她居然写了一篇《寻找顾颉刚》的文章。她的这篇文章有没有发表，发表在什么地方，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读了顾先生《古史辨》二集的《自序》，我才了解他的疑古史学的来历。他说：
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人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人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是不放弃，也是我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术假设，深得他的老师胡适的赞许：“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舜）都送上封神台了！”并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几年之后，胡适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
经过这样的学术思想梳理，胡适的学术思想在变，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也在变，我逐渐地明确了要为顾颉刚写一本学术评传，主要讲他的学术思想是如何衍变的。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他的著作、搜集他的资料、访问他的学生谭其骧、杨尚奎和徐中舒。直到1990年，我买到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编著的《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并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1990年10月中，由蜀入京，忽心血来潮，妄想作顾颉刚先生文学传，随去三里河南沙沟拜访女公子顾潮，又去干面胡同旧居拜访女次公子顾洪。23日又去社科院观看颉刚先生藏书，数代书香集于一室，以作颉刚先生传之开端，空口无凭，立此存照也。10月23日晚于东便门灯下。”东便门即《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所在地。后来读了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仍然是以顾颉刚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更感到写顾先生学术思想衍变这本书的必要了。
白首灯下，伏案探求，已经积累一些资料，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本书呢？说不出原因，心中有些愧疚，也无法回答。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