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了北京，就听说俞平伯先生将要去香港，应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之邀，作《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演讲。
这个消息把我带进他的家。他正忙着去香港的准备工作，除了为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为三联书店等写条幅，写字送人；余下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静养”。他很幽默地说：“不把身体养养好，到了那里不能演讲，怎能对得起听者？”
勃勃生气又回到这位88岁的老人的生命中来了，这次是我十几年来第四次拜访他，这也是他的精神最好的一次，过去每次去拜访，他都是沉默寡言，只好和他相向静坐，而此时，他的话也多了起来，我觉得他的心的深处在微笑。
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是《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他的外孙韦柰告诉说：“过去，谁要和外公提起《红楼梦》，他就生气；这些天来，他天天都和我们谈《红楼梦》。”
从他和家人的谈话中，透露出他对《红楼梦》研究新的信息，也是他这次去香港讲学的内容。他认为，《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不能离开小说的艺术形式来对它进行研究。贾宝玉是谁？贾宝玉就是书中的一个人物，大观园在哪里？不就是书中所描写的一个园子嘛。什么是小说？小说就是虚构，不可能把小说中的人、事、物都一一落在实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已经在九泉之下，现在无法找他出来一一对证，研究《红楼梦》还应该着眼于它的文学和哲学，经济和政治……
当和他谈到十多年前，北京红学家在寻找曹雪芹故居时，我们《文汇报》还发表了《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章，引起轰动，他摇摇头说：“哪里有什么大观园，《红楼梦》明明写道‘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我早就说过，大观园是曹雪芹理想中的园子，他写小说，要表示想象的境界。‘红学’研究穷途末路，总要生发出一些事情来热闹一下，你们报纸也跟着凑热闹。”
由寻找大观园联系到《红楼梦》研究的现状，记者觉得一些研究者恨不得把曹雪芹在九泉之下请出来，对他所写的东西一一作出回答，这种研究离开《红楼梦》这部文学著作的主体越来越远了。
在《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的论文中，俞平伯客观地分析了“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得失，他认为“索隐派”在研究中，也能偶有所得，有些地方还是有根据的。两派都是钻了牛角尖，现在有些研究还继续钻牛角尖。
谈到“自传说”，俞平伯说：“我过去也是自传说的支持者，现在还有些惭愧。”
在童年时代，俞平伯欢喜读的是三国、水浒、西游，对红楼一书是毫无兴趣的。到了十三四岁才开始读红楼，一读就无法释手。1920年，他赴欧洲留学，与他朝夕相伴的就是一部《红楼梦》，他出生在书香世家，曾祖父俞樾是清代经学大师，祖父早逝，父亲也是学者兼诗人。在《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中，程伟元、高鹗的一百二十回盛传了120年，它以各种名称、版本在人间流转，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学术界大都以为《红楼梦》的原貌就是如此。只是俞樾在《小浮梅闲话》里提出“此书非出一手”。这条为旧红学所忽视了的记载，却被胡适所注意，经过他的考证：“程排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
1921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写他所见所闻的旧梦而成的“自传说”，俞平伯是积极的支持者。1923年4月，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辨》，也主张“自传说”。1921年的4月到7月之间，俞平伯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在胡适考证的基础上，俞平伯又进一步提出“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继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俞平伯的论证，恰如魏同贤的评论所说“续书说的提出和论定，无异空谷足音，震动了当时的红学界”。“新红学一出场就弄清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注意到了作者著述的情况以及版本搜集研究。”去掉了旧红学中的那种牵强的附会和虚妄的“猜度”，是旧红学所“无法比拟的”。无疑，俞平伯成为“新红学派”的开拓人物之一。
俞平伯毕竟是一位有着严密风度的学者。1923年4月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辨》不久，他就发现了自己的若干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是本来的，有的是新材料的发现证明了的，这使他心中惴惴不安，他说：“破笤帚可以掷在壁角落里完事。文字流布人间的，其掷却不如此的容易。奈何。”到1928年1月，他又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对于《红楼梦》是作者自叙传这一说表示怀疑。他认为以贾宝玉比附曹雪芹，实质上是旧红学的攀附那一套，要彻底打破旧红学，“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掉。”
1950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向俞平伯约稿。俞平伯苦于没有新作，又把《红楼梦辨》作了修改，再加上逐年发表的其他文章，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向出版社交卷了。在此书出版之前，他在《文汇报》发表了开头的几章。1953年，《红楼梦研究》热销，俞平伯也红极一时，出版界纷纷上门组稿，于是俞平伯又写了《红楼梦随笔》等文章，对“自传说”的态度就更为明确了，他认为：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府并了家，把书中的主角和作者合为一人，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黏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说明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换上姓名罢了。”
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发展了，变化了，对原来的一些观念都作了自我批判并放弃。可是在1954年还是对他进行了批判，而且借题发挥到所谓“阶级斗争”上来。这样的批判俞平伯能服气吗？“文革”期间，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会上发言，还对“自传说”作了专题批判。
这时，看到这位和我静静相对的老人，当年竟有那样大的勇气，敢于对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加以修正与否定，经受了那样大的风浪，对照今天的红学研究，不是特别值得令人钦佩吗？
谈到《红楼梦》的版本之多，我又想起不久前看到一位红学家的《〈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看来，《靖本石头记》的佚失和俞平伯有关，作者认为这部书似乎被俞平伯藏了起来。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所谓《靖本石头记》原为南京靖应鹍所藏，因之而有“靖本”之名，1959年毛国瑶曾借阅，摘录了150条批语，这是正本上所没有的。毛将此书用完即归还给靖家了。1964年，俞平伯首先确认了“靖本”及其批语研究的价值，这时才引起藏者的重视，再寻找此书时，已经不知去向。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有不少人写过“靖本”遗落的故事，谁都没有认为这事和俞平伯有关。20年后的今天，却有人撰文重提此事，又认为可能是俞平伯藏匿起来，这是否在欺负他年迈没有还手之力呢？即使俞平伯不还手，但是“靖本”的藏主还在，不应该无视这活的历史证人吧。
谈到这件事，红学界的人及俞平伯的家人都是很气愤的。这时他自己却淡淡地，“对这种人不要理他算了。”是的，他是有资格把这件事情看得淡淡的。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对他进行不公正的批判，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创伤，也随着时间的流失淡化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举行的“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活动时，赞扬了他在逆境之下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就是在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把他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集成专集，对出版社为此书的题名，他不满意，为这本书的名字，全家争执不下。他说：“打电话给你叶圣陶公公，书名请他来定。”电话打去了，没有几分钟，叶圣陶打来电话，说：“就叫《俞平伯论〈红楼梦〉》，俞平伯可以论《红楼梦》，别人也可以论《红楼梦》。”俞平伯对韦柰说：“快打电话给叶公公，他想的好，我非常佩服他。”
（1986年11月16日）
《京华无梦说红楼》是我写的一篇新闻通讯，在《文汇报》上刊出。文中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学术思想的变化只能作粗略的介绍，意在说明对他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他的思想已不相符合，是失之公允的冤案了。在通讯的背后，我和俞先生还有着个人的交往，略述于后。
1986年11月15日，俞先生要乘飞机去香港讲学。一清早，我就赶到首都机场为他送行。这时，他已经到了，精神比平时要好得多。他说他早晨5点钟就起床了，65年前去香港，香港还是个村落，不知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看到他衣着单薄，就问冷不冷，他说：我很耐寒，不怕冷。谈到这次乘飞机，老人童心再现，说：我也有顽皮的时候，1935年，我瞒着母亲，偷偷乘飞机由上海到北京，自那以后就没有再乘过飞机。因为飞机起飞晚点，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由机场安排他到民航宾馆小憩。到了宾馆，他首先把新的尼龙袜子脱去，说这种袜子不好，又闷又热。他在家中，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是赤脚不穿袜子的。接着他又手抚摸着装潢新材料墙，低声问外孙，这是什么东西？他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而又陌生。
我在宿城二中读中学时，正值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教语文的谭沧溟老师没有给我们讲什么批判的问题，却偏偏选了朱自清、俞平伯两篇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对比的方法讲这两篇都是美文，但情致各异，一篇是富有渲染的音乐性节奏之美，一篇是淡妆素抹的诗意之美。我接着又读了俞平伯以“槐”命名的几本散文集，好像都是开明书店的本子，方知他的那座宅子并没有什么“槐”，只有一棵榆树，那“槐屋之梦”是虚幻的，有着理想之美。由此我更想认识在“槐屋”里做梦的人。
在一些文章中，我曾不止一次提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那个“缘”字。我和俞先生相识也是有“缘”。我的中学同学陆永品大学毕业后进了文学研究所，到俞平伯身边搞古典文学研究。从永品那里我知道俞先生的一些情况，家被抄了，老君堂的房子被占了，槐屋梦也破灭了，去了“五七干校”。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老房子是回不去了，就住在日坛南路的新工房里，和永品成了邻居。到了北京去看望永品，他把我领进俞先生家里。俞先生见到永品，立刻问有什么会议吗？他问话时有些紧张，好像有些条件反射似的。永品说不开会，把我作了介绍。俞先生听说我在《文汇报》工作，神情宽松了许多，问了《文汇报》一些老人特别是黄裳的情况。他听了我的介绍，说：都还活着，那就好，那就好。说罢又和夫人带我看了两个房间，又说：这里蛮好，蛮好。一口浓重的苏州话。俞先生和夫人许宝驯虽然个子瘦小，都还硬朗，并不软弱。我知道此时的俞先生没有聊天的心情，只稍坐片刻就离开了。听到永品称俞先生为“平老”，从此我对他也就遵循着这样称呼了。
1975年10月，我到了北京，还是由永品陪同，我去看望俞先生。这时，他和夫人许宝驯仍然住在日坛南路的宿舍里，只是室内多了几只书橱及箱子。由于毛泽东要许世友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社会上又刮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红楼梦》之风，经受批判与横扫的红学老人，曾经发誓“终生缄口，不谈红楼”，这时也很注意上海市委写作班写的批判文章，问方岩梁、徐缉熙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言谈中也偶而流露出对“自传说”与“索隐派”的见解，在文学研究所的小组会上，他也发言对“自传说”作了批判。
这年的国庆节，周恩来给他发了大红请柬，请他参加庆祝活动。脚踝虽然骨折，在室内走动也要扶着椅子，但他情绪很好，当永品转达我要向他求一幅字，他欣然命笔，为我写了毛泽东《长征》诗，并已写了上款。我看他书兴很浓，就提出请书他自己的诗句，他又理纸，写下：
燕京游赏最匆匆，桃杏先春不耐风。见得花王须炳烛，藤萝纡紫海棠红。
梨英未必逊丁香，素艳同登白玉堂。何事春归恼红药，折为瓶供殿群芳。
盆中自发女萝子，晚秀愁她不及春。何必洛阳千朵艳，秋风袅袅一花新。
前两首诗是他的旧作，后一首是新作。花盆中的女萝子已经枯萎了，可是到了秋天，郁然勃发，俞先生新创就是写这件事。寄情于物，这首诗应该是他此时心情的写照。
以后再去看望俞先生就在南沙沟了。这里是一座大院子，现代公寓式的建筑，清静雅致，是国务院的宿舍，在这里住的除了像俞平伯、叶圣陶、钱钟书这样的文化学人，政府的一些部长也住在这里。全称应该是三里河南沙沟，不远处就是玉渊潭，永定河从旁边静静地流过，本来是块荒凉的地方。
这时俞先生夫人许宝驯已经去世，大女儿俞成和他住在一起。进门就是客厅和餐厅，靠墙着一排老式书橱，客厅的墙上悬挂四条用五尺纸写的长屏，好像是俞樾的书法，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再往里有一张大床，平常俞先生会盘腿坐在床上静养，有时我就坐在床前和俞先生聊天。他欢喜讲的还是早年丢失研究《红楼梦》手稿的事：一次，他乘一辆三轮车，把一部手稿丢在三轮车上，后来还是顾颉刚在地摊上发现这部手稿，就为他买了回来。还谈到他最近看了列宁格勒本《红楼梦》，发现“芙蓉诔”比其他版本少了四句，他的外孙韦柰找来其他版本核对，果如老人所说。令俞先生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抄家抄走的书籍又都发还了，有的书上钤了“江青藏书印”的印记，他又在“江青藏书印”上再盖上“俞平伯之印”。他说“这是一种游戏”，脸上流露出天真的表情。
1983年秋天，我携带壮暮翁为我画的梅花翠鸟长卷，想请俞先生为此卷写一题跋。打开手卷时，卷尾有壮暮翁题的年款“时丁巳春初”，俞先生突然想起了什么，走到书橱前拿出一个大信封，我打开一看，是他手书《重圆花烛歌》复印品，歌前小序云：“前丁巳秋，妻许来归，于时两家椿萱并茂，雁行齐整。余将弱岁，君亦韶年。阅识海桑，皆成皓首。光阴易过，甲子再臻。京国重来，倏已七载。勉同俚唱，因事寓情焉尔。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八日丁巳岁九秋既望於北京三里河寓斋。”俞先生和夫人许宝驯结婚周日，时在1917年（丁巳）到1977年（丁巳），正是60周年，俞先生为此写了《重圆花烛歌》，以作纪念。结婚六十年，西方称之为“钻石婚”，中国称之为“重圆花烛”。在俞先生的朋友中最早看到《重圆花烛歌》的是谢刚主国桢，他看后重抄一遍，此抄件为新加坡周颖南所得。周氏将谢氏抄卷再给俞先生看，俞先生看后将此诗的最后两句“为君再赋催妆句，退笔拈来字几行”，改为“即教退尽江郎笔，却扇曾窥月姊妆”。俞先生改后再题：“初稿以退笔拈来字几行句结束，颇觉衰飒，改末两句易位，以催妆为却扇，借月姊字面点明中表之谊，与首段相应，于文情章法或稍进欤。”此歌实为两部分，前面是写婚前在苏州生活，后段是写河南“五七干校”，自称为“乡居”，无论在日记中或写这首长歌，他都感到“写乡居光景比较惬意”，并不以干校生活为苦，而是随遇而安，这应该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我当即将此歌复印借到住地抄录一份。1991年，我随壮暮翁去新加坡参加鉴事活动，与周颖南相遇，提起俞先生《重圆花烛歌》，隔日在他开的饭店宴请，并将已经精装的《重圆花烛歌》携来欣赏，前后有叶圣陶、施蛰存、周策纵、潘受诸家题跋累累，尽享翰墨之香。
数日后，俞先生为我携去的《梅花翠鸟卷》题了一首七绝：
苔梅几阅岁华深，拣得高枝卓翠禽。萼绿仙人似姑射，好将冰雪洗凡心。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