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和启功先生相识。
那时我去北京办事，谢稚柳先生托我去拜望他，还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拿着。其实我在想，像我这样吃记者饭的，只要想找的人，没有找不到的。找到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小乘巷的小乘庵，见到自署“小乘客”的启功先生，我还是把信交了上去。早知名人信札这样值钱，我会把稚柳先生的信留到今天换饭吃。那时启功先生60岁出头，他那圆圆而带着微笑的面也显得慈善而年轻。此时，小乘庵内，四壁肃然，无什么可记，只是那几间草屋围起来的小院，青砖铺地，墙脚下长满绿苔，一切都很安静，只是他在介绍夫人时，说：“这是贤妻章宝琛，我们相依为命。”我似乎听到他的心脏跳动声。
这次，启功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和稚柳先生在一起鉴定书画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鉴定家在后海前门团城上鉴定流散在东北的故宫书画，参加者有郑振铎、张葱玉、谢稚柳、朱家济和启功。启功先生向我谈的对许多画的鉴定，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倪云林的《狮子林图》、梁楷的《右军题扇图》，确定这两件是临本而非原件。他对刚从上海过去穿着蓝布长衫的徐邦达有些不以为然。
第二次见启功先生是1975年，还是在小乘庵。这次是我自己要去拜见他的。我带着稚柳先生为我画的《塞上牧马图》，请他题跋。这时，先生的夫人章宝琛逝世不久，他还在悲恸之中。他给我看了一包文稿，并告诉我这是在“文革”之初抄家时，夫人智斗红卫兵保存下来的。夫人在弥留之际，用手指着隐藏文稿的地方。办完丧事，启功找出来一看，原来是他的文稿，内用牛皮纸，外用塑料薄膜包裹着。启先生告诉我：“贤妻不通文墨，但她是我的文章知己。”这次，启功先生给我谈了在他被打成右派的艰苦岁月中，章宝琛是如何变卖首饰，来供他买酒和买书。夫人去世，给启先生介绍对象的可谓是说客盈门，启先生很风趣地说“讨字的没有红娘多”。他坚志不再续娶。从他平淡而幽默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他们夫妻之间刻骨铭心的情与爱。
启功先生在伤痛中还是为我题了《塞上牧马图》卷子。他在卷上题了一首诗并跋，诗云：“大漠云开晓气澄，粘天草色胜青绫。平生肺腑今无恙，老骥堪追万马腾。谢公稚柳余故人也，不晤已逾十载，一九七五年六月获见其近作马图，笔思精妙，题尾尤见超轶绝尘之致，因次韵一首，就正郑重同志并发稚老一笑。启功。”启先生这里说是“次韵”，是因为谢先生在画卷跋尾中有他自己游内蒙古诗：“天低四野碧虚澄，碱草萋萋翠似绫。极目平原向空阔，如云骏马气骁腾。”回到上海之后，我把启先生的题跋送给谢先生看了，他特别注意启先生对他卷尾书法的评语，高兴而带着几分感慨地说：“启功也说我的字写得超轶绝尘了？”谢先生所以有这样的感慨，那是因为他摆脱陈老莲书体转向张旭古诗四帖，并取得变法的成功。我感到谢先生是很看重启先生对他的书法评论的。
1977年以后，我去北京采访的机会多了。每到北京，我总要到小乘巷去看启先生。社会上对启先生的认识是他的书法，那时向他求字的人就不少，他又总是每求必应，对我说：“人家求我写字是看得起我。”而我观赏的则是他的诗稿，从他的诗稿中可以看出他的洒脱。他是用幽默的目光看世界，也是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述内心的体验。我看到他为自己的小乘庵写的联语：“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我看到他的《自撰的墓志铭》三言诗稿：“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诗很有时代特色，也很能反映他那时的心情。那时启功先生虽然名气大显，但仍然是出无车，要乘公共汽车，他写了《鹧鸪天八首·乘公共汽车》，我当时读了，拍手称快，曰：“绝妙好词！”其中一首云：“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这些诗稿都是在未发表之前我就读到，虽然不是第一读者，也是较早的读者。
在京城，人们对启功先生以“当代书圣”尊之。现在我还感到奇怪，当时除了请他题画，我为什么没有要他写字。启先生给我题的另一幅画是黄胄先生画的《驴图》。1983年，国务院请画家作布置画，集中住在东交民巷一个宾馆里，启先生、谢先生都在。此时，我正有京华之行，前往探望。恰遇黄胄先生也在，我对他说：“我现在还无驴可骑。”黄先生说：“你要骑驴很容易，可请谢先生以画换画。”谢先生答应作保。黄先生又说：“还要启先生赶驴。”启先生莞尔笑曰：“我愿作赶驴者。”当时只作游戏之言，说了之后我就离开北京到别处采访去了。当我回到北京，再去探望他们时，黄先生果然画了九头毛驴，启先生题曰：“倒骑张果唐宫远，笑堕陈抟宋鼎初。一九八三年冬日题黄胄兄画驴精品。小乘客启功。”
再次去看望启先生，还是在小乘巷。我和韩瀚兄在夏（衍）公家中看了《纳兰容若手简卷》，卷后有启功的题跋，我们就乘兴去了小乘巷。谈起那个题跋，启先生说：“我对卷中各简写作时间作了考证，以免后人搞错了，卷在装裱时，有的手简前后颠倒，失序颇多，如能再进一步考证，理清秩序，也不是难事。”启先生感叹容若高才早逝，对其词尤为称赞。对容若这样一位人物的手迹，启功常会以诗代跋，但这次只写了一段考证文字。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他说：“这如同黄鹤楼头，谁敢题诗呢。”
后来，启先生离开小乘巷搬进北师大宿舍红楼，我就没有再登门拜望过。那时，我在写两弹元勋邓稼先，要到北师大宿舍红楼采访邓稼先的姐姐，她也住在红楼，和启先生只是一壁之隔。我顺便去了，只见门上贴着“谢客启”，纸条上写着：“熊猫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钱一元！”我怕被罚，就没有敲门进去。后来看到丁聪为他画的漫画《大熊猫病了》，把启功先生画得胖胖的，手持一张纸，纸上写着：“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我感到启先生真的累了，为名所累，也为书所累。
虽然不登门拜访，我还是能经常看到启先生的。那就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立，启先生、谢先生都是鉴定小组的成员。他们去全国巡回鉴定书画，有时我利用采访的机会，跑到鉴定的地方，跟着他们看画，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故事。启、谢两位虽然都是鉴定大家，但他们有着不同的鉴定风格，可以说是代表当代两个不同的鉴定流派。启功先生属于学者型的鉴定家，重在考订文献、避讳文字和著录。稚柳先生属于画家出身的鉴定家，立足于书画自身的规律，如画家的个性、时代性、笔墨表现方法等。前面提到谢先生很看重启先生对他的书法的评价，其中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由于对唐《张旭古诗四帖》不同的看法引起的。谢鉴定此帖为唐张旭的真迹，由此引发了他的书风变化，由崇尚陈老莲转而崇尚张旭。启先生则从避讳、文献鉴定此帖为宋真宗以后的作品，两者相差数百年。两位先生虽各持己见，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若不是他们的虚怀若谷，是无法做到的。他们争论的时候，也是我学习最好的时候。我没拜师，但对启先生和对谢先生我都是以师尊之。在谢先生那里我更多注意的是如何看画；在启先生那里我更多注意的是如何读书，每在看画中遇到的问题，我会从启先生那里得到指点，如何去找材料，到哪些类书里去找材料。我的侧重，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偏颇，谢先生的学问高深，启先生的画有元人的气格，很精绝。他们也会告诉我鉴定中的某些窍门。不过，我那时注意的只是在鉴赏的层面上，用功不深，没有认真深入到真伪的鉴定里去。早知今天鉴定家是如此走红，我也就会在鉴定上多花些功夫了。
我对启功先生的正式采访只有一次，而且走进了他住的红楼，那就是2003年《淳化阁帖》回归上海博物馆的时候，因为要写这方面的文章，我专程去北京向他请教。这时我已经十多年不见启先生了。他中过风，又跌过跤，行动已经离不开拐杖，仍然有着他的幽默，提提手中的四脚拐杖说：“现在靠它的四条腿，加上我的两条腿，我成了六条腿的人了。”我说：“你是狡兔三窟，很难见到你。”他伸出两个指头作小兔状，说：“我耳朵不长，是只小兔，没有三窟，只有两窟。”我说：“按老谱你是八旗子弟，就是有个三窟五窟也是应该的。”启先生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实际上他们祖先就没有享受过殊荣，因他的高祖父不是正室所生嫡系而列入另支。他说：“我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爱新觉罗的饭，不当八旗子弟。”还像过去一样，我们见面先说一番笑话再谈正题。对《淳化阁帖》的回归，他花费了颇多的心思，当他发现《淳化阁帖》（以下或简称《阁帖》）流落在美国后，先是把《阁帖》请回北京展览，让更多的人鉴赏，求得共识；然后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写信，建议想法把《阁帖》购回。启功先生给张文彬的信说：“美国安思远先生所藏著名古帖拓本若干种，曾在故宫展出，观者甚多。经我们专门研究鉴定，其中宋《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共四册为海内孤本，在我国列为一级文物，所展其余碑帖总和可抵此帖一册，值得收藏。”信中还写道：“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碜。始足使安有无所亏损之感，且足以鼓励将来，使海外藏家乐于捐献。”
故宫珠宝虽然多，可上档次可供选择的不多。有几串朝珠可拿来交换，但在典章制度上都有记载，不宜拿出交换。后想用翡翠交换，没有成功，又想用红木椅子交换，亦没有成功。后经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总裁王雁南帮助，为上海博物馆购得。
谈到阁帖，启功说：《淳化阁帖》是北宋赵光义时刻，传到今天，可信为宋代内府原刻原拓本，现在回归的三册，都是王羲之的书法，有北宋名人跋一页和南宋宰相王淮跋一页，明末清初藏于孙承泽家，每卷前有王铎题签。这些都说明它是北宋原刻原拓。
谈《大观帖》，启功先生说：《大观帖》刻得细，很传神，那是宋徽宗时刻的啊，他是专门玩这个的，懂行，刻得好。《淳化阁帖》虽刻得比较粗，但刻得早。《大观帖》第三卷是翁松禅收藏的，现藏美国翁万戈处。我和翁万戈是同辈，我的曾祖父是翁松禅的门生。现在不讲究这些封建社会关系了。多年之后，我去翁万戈的莱溪居，看到了启先生所说的这本《大观帖》。
谈到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买下四卷《阁帖》，启功说：有人却说太贵了，也有些记者采访老是和我谈价钱的问题。我对他们说，大清档案都在，你查查乾隆档案，拿乾隆的钱折合人民币，看看它值多少钱。你不问价钱，我也不和你谈价钱，可以问问三希堂为什么刻，《石渠宝笈》为什么编。把这些问题搞懂了，就会知道花这样多的钱买进四卷《阁帖》是否值得了。
启功还说：《阁帖》的回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回归文物的一件大事，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可谓是物得其所，是再好也不过的了。
在采访中，启功先生不时地表现出他的幽默，指着陪我去采访而又抱着《阁帖》回归的还未到退休之年的王立梅尊称为“立梅大姐”，并称赞：“都是她的功劳！”立梅大姐则说：“有你老爷子的‘不把《阁帖》请回来死不瞑目’这句话，我就是舍得一身剐，也要把《阁帖》抱回来向你老人家交差。”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有关《阁帖》回归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了，启功先生的谈话是采访记的重要内容，我把报纸寄给启功先生。他写了一封信，说他“眼底黄斑，对面不辨面貌”，因之“多年不晤，对面不识，万分抱歉！”我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后来出现在拍卖市场，被我的一位朋友买去。邮寄信经常丢失并不奇怪，可是那天我们交谈时，启功先生谈了许多和《阁帖》无关的事，如谈谢稚柳先生、陈佩秋先生、徐邦达先生，还谈了当年我去小乘巷的事，所以立梅大姐几次说他谈话跑题，向他发出“黄牌”警告。我当时认为和启先生是相知相识的老朋友了，也就没有作自我介绍，直到采访结束，他还不知道我是谁。
（201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