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独立不惧
《论语》中记述孔子论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正是孔子自述的知命之年。《中庸》称：“天命之谓性。”孔子认为学易可以贯通天人性命之理，以之行事，自然不会犯重大过失。
《易经》中即有大过卦，大过和小过的不同，相当耐人寻味。阳大阴小，大过四阳二阴，阳刚太甚致凶；小过四阴二阳，阴柔过度成吝。大过为上经倒数第三卦，前颐后坎，养生不当陷于险难；小过为下经末三卦，前中孚后既济，秉持信念任事，在尝试错误中学习，终获成功。上经重天道，下经重人事，二卦正好天人相应。以中爻论：小过二、三、四、五爻重组，适成大过，表示积小过能成大过，勿以恶小为之；大过中绝无小过之象，积重难返，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小过应属人事之必然，理想和现实间恒存差距；大过则似指自然生命有其极限，挥霍过度酿成危机。学易可以无大过，岂不是修行有成，突破了小我生命的限制，而证成大我生命的永恒吗？难怪大过的《大象传》称：“独立不惧，遯世无闷。”独即《大学》、《中庸》所论慎独之独，这种内在生命的主宰一旦确立，当然解脱生死恐怖和忧悲烦恼。《杂卦传》以一“颠”字释大过卦，无大过，便能远离颠倒梦想，得证究竟涅盘。
圣人是先知先觉者，本诸己身之参悟，创作《易经》；君子是后知后觉者，借着研习《易经》，而了悟宇宙人生的奥秘。本章所述，即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传习之道。
三极之道
设卦、观象、系辞是《易经》创作的三个步骤，若以实际的易学史来说，可能长达数千年。伏羲画卦，设立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不断激发后人的创意想象，藉此观察自然、理解人事；待文字发明后，再尝试以精简的文辞来叙述情境，说明吉凶。早先的卦爻辞一定不只一种，这由《左传》、《国语》上的一些筮例，即可得知。经过长期的印证、比较，最后在集大成式的编纂下产生了定本。传统有所谓“四圣真经”的说法，除周公政务忙碌，作爻辞一说令人难以相信外，伏羲、文王、孔子，应该都在《易经》的集体创作上有其贡献。
《易经》是探讨变化的书，而宇宙间一切的变化，皆由刚柔相推而生。《杂卦传》有云：“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刚柔互动，既相反又相成，互补合作很快乐，对抗冲突生烦忧；彼此面对接触，相互观察试探，或给与或追求，遂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繁复变化。
吉凶悔吝为《易经》最主要的判断辞。吉凶较极端，表示得失、成败、输赢、祸福已有确定的结果；悔吝程度较轻，尚有转圜的余地。一般来说，行事过刚生悔，若能悔过则无碍；过柔致吝，文过饰非将愈走愈窄。乾卦上九刚愎自用，亢龙有悔；屯卦六三行险徼幸，往吝。
吉字从士口，表示知识分子金口玉言，与人为善。凶字象地穿交陷其中，有坎卦初六、六三爻辞“入于坎窞”之意，恶运当头。凶字另解，也有象龟兆淆乱之形，或臼中缺米以示荒年。《说文解字》以善恶释吉凶，似有道德劝说之意，教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系辞不云得失而称失得，表示吉未必得，也可能失，凶未必失，或可能得。世事多变，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短期和中长期的得失可能相异。即便就一时而论，吉凶也往往互见，有所得便有所失，竞争双方此得彼失，吉凶其实是相对的，不必过度执着。所以称失得之象，只是象而已，未必属实。
“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行事过程中刚柔失调，生出悔吝，若能警醒作出调整，便可转忧为喜。虞字在《易经》中大有意味，本义为天子掌鸟兽之官，当天子行猎之时，充作向导，妥善安排一切事宜，免生意外。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以从禽也。”追逐猎物至山脚下，若无向导带路，盲目跟进，则将陷入被动，迷失于原始林中。虞字引申为行动前必须深思熟虑、妥善防范之意。中孚初九爻辞称：“虞吉。”信仰不可盲从，得先经思想缜密的检验；人际交往，资金流动，征信工作不可或缺。萃卦《大象传》：“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群众聚集，情绪相互感染，容易生事，必须准备好兵器，以防暴乱。虞又有安乐之意，和娱相通。其实只要做好事先的规划准备，事后便可得享安乐，这和豫字兼有豫测、豫备、豫乐之义，非常相近。
《诗经·召南》末篇为“驺虞”，毛传释为义兽，有至信之德，《说文》释虞字即同此说。如此，则中孚首言“虞吉”，更有深趣。《周南》末篇为“麟之趾”，麟为仁兽，《春秋经》以西狩获麟寓大同之义。《诗经》二南素为孔子所推重，《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趾；《召南》始于鹊巢，终于驺虞。正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而归终于仁义之旨。关雎顺性纯情，麟趾仁满天下，揭示王道理想。鹊巢鸠占却显现人间情状，必须大声疾呼、铁腕制裁，以捍卫社会公义，这便是驺虞之旨。《周南》为法，《召南》为戒，对人生有成熟而深邃的认知。
悔吝是忧虞之象，悔若能忧，即可趋吉而转安乐；吝若安于过而不改，将至凶而转忧。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阴阳互动，或进或退，生出无穷变化；刚柔亦非永远不变，刚可变柔，柔能转刚，就像昼夜流转一样。吉凶、失得、悔吝、忧虞、变化、进退、刚柔、昼夜，皆相对之辞，有随时转换的可能，故称象。忧与虞相对，一忧一乐；变与化，如何相对呢？
一般来说，人事所造成的变动称变，自然所造成的变迁为化，所谓天地造化、潜移默化、物种演化等等。阳极转阴称变，阴极转阳为化。革卦人革天命，九五爻辞云：“大人虎变。”，凸显人为的创造性。观卦彰明天道，彖传称：“下观而化也。”剥卦以阴剥阳，说的更清楚；“柔变刚也。”根据大衍之数的占法，老阴出现的机率最低，阴极转阳所释放的能量也最大，故而自然造化的力量，还是远远超过人为的变革。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一卦六爻，寓有天地人三才之义。初爻、二爻为地位，三、四爻居人位，五爻、上爻为天位。爻之动，表示阳极转阴或阴极转阳，每一次的变化，皆反映了三才关系的变动。应用在人事上，即为任何举措都须考虑天时、地利与人和，将其配合的综效发挥到极致。极又有中之义，《大学》称无所不用其极，即无所不用其中。《中庸》则称：“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论语》亦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六爻始壮究始壮究，代表一卦中终而复始、持续变化的历程，三极之道，念兹在兹，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若以全卦象征组织，六爻则为基层到高层的科层体制，三极之道又成了全民总动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卦六爻爻辞皆言比，推展全民外交；临卦六爻爻辞皆言临，实现全民共治…等等。
深造自得
以上为圣人创作《易经》的历程，这套思想和行为的典范确立后，即可提供后人无尽的启发。“君子”的观念似乎起源甚早，卦爻辞中已相当普徧，《大象传》更多“君子以”，可说整套经典内容，都是为了造就君子而设计。宋儒张载曾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论语?雍也篇》中记述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分君子、小人，且郑重其事叮嘱弟子，似非一般泛泛的道德劝说，而是蕴有思想格局和路线的不同。子夏为孔门后进高才，接受的是孔子晚年主张的大同思想。《易经》与《春秋》皆由子夏传述，而《春秋》太平世的理想为“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易经》最后一卦为未济，六五爻辞称：“君子之光，有孚，吉。”君子之真义，不宜轻忽看待。
易之序主要是卦序。今本《易经》六十四卦的次序，究竟由何人于何时排定，始终没有定论，然而其间所蕴涵的深刻哲理，实在令人惊叹。天道的演化、人事的因革，都能在卦序中找到完整而精确的说明。有心硏易的君子，若能虚怀体会，必可安身立命，守道不疑。爻辞必涉及变化，在众力交推下指示人最佳的应对之道，其中真趣，愈玩味愈有深悟。所谓一爻一世界，一卦一乾坤，身历其境，方知如世因果。
君子平居无事之时，深观易象推衍之理，玩索爻辞应变之道，藉此锻炼思维，蕴养智慧；一旦形势有变，将采取行动之际，便可冷静分析，当机立断。居而安、乐而玩，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举止动静皆有法度。以此立身行事，自然如获天助，顺利成功，鲜少失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在系传中凡三见，本为大有卦上九爻辞。大有继同人之后，发挥同心同理、人人皆有之义，正与春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理想相应。上九为大有极境，人人皆已修成正果，实践天命，天即人、人即天，故云“自天”。人人心中一片天，天助实即自助，焉有丝毫迷信？
居而安之居字，作持守、守住解，在易经中相当重要。屯卦象征新生，《杂卦传》称“见而不失其居”，勿因环境艰险而丧失了清新的美质。屯初九、随六三、颐六五、革上六爻辞皆云居贞，强调固守正道的重要。乾九三朝乾夕惕，埋头苦干，《文言传》称“所以居业也”；九二见龙在田，君德已着，文言称“宽以居之”。丰极变旅，《序卦传》称：“穷大者必失其居”；未济失败，《大象传》称：“慎辨物居方”。节卦九五甘节吉，《小象传》称：“居位中也”；涣卦九五发出号召，以整合人心，《小象传》称：“王居无咎，正位也。”涣、节二卦相综，王居究竟是什么意思？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又称愿学孔子，大体上是遵循儒家的大同思想。他在论辩所谓大丈夫的意涵时，有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广居为广大羣众所居处之地，所有民生问题的解决，均为大丈夫无可旁贷的责任。为了捍卫天下的广居，遂有立于天下之正位，以行天下为公之大道的期许。孟子倡行王道，主张居仁由义，这就是涣、节二卦君位爻辞所言之义。而其思想的渊源，则为《春秋经》中的“大居正”，拨除私相授受的世及乱制，回复尧舜选贤举能的正道。大位传承必须公正合理，以杜乱源。
居而安，乐而玩，确是深于习易者的经验之谈。孔子所谓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恐怕便是这种境界。《孟子?离娄篇》说的好：“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自得，正是本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