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为学三境界以及教育与文凭
2013年夏，廖彬宇先生做客由湖北省图书馆主办的“长江讲坛”。本文根据彬宇先生在“长江论坛”的言论整理。谈到教育，彬宇先生说，为学是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是孔子所说，来自《论语?雍也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什么意思呢？先生说为学的最低境界是“知之”，纯粹为了知道而知道，好比今天的教育方式，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文凭而学习，为了工作而学习，有朝一日一旦拿到文凭，便从此不再学习。这样的状态，是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工具，感受不到学习本身给人带来的乐趣，不但没有乐趣可言，甚至会厌恶学习，因为他是为了拿到文凭、找到工作才读书的，所以一旦拿到文凭、找到工作就从此不再读书学习。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教育的根本原理？为什么我们要批判应试教育？因为应试教育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它是教育学习中最低的境界——“知之”。
学习的第二重境界，叫“好之”。兴趣激发起来了，求知欲就生发出来了，这种求知欲会驱动你如饥似渴地自发地去学习，挡也挡不住。譬如彬宇先生从少年时代就学习传统文化，曾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误解，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并暗自下定了决心，不但要学，而且一定要学好。
历史上大多数有作为的人，都进入了“好之”这个层面。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爱因斯坦也只说到了学习的三重境界的第二重境界。
从兴趣点出发，必然会自发地不懈努力、不断追求，伴随着接触面的越来越广，碰到的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也会培养起越来越多的新兴趣，随着越学越多，兴趣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点，而是一个面，甚至不是一个面，而是全方位爆发。于是从学习的中级阶段升华到最高境界——“乐之”阶段，进入这个阶段，人就随时随地都在学习，随时随地都能触动内心，并与内心的思考和感悟相应。
乐知的境界，其实已然进入了“悟道”的境界。因为只有悟道，才和禅宗的参禅一样，是随时随地都在参悟。任何一种现象的发生，都会和内在的思想、感受联系起来。这就是从“为学”到“为道”的一种变化过程。
所以真正的教育，不应该只停留在“知之”层面，起码应该从“好之”层面开始，然后自然而然地升华到“乐之”的层面。
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各领域的杰出人士，都达到了“好知”这一层面，而圣贤则都进入了“乐之”层面。
从“为学的三重境界”出发，先生还谈到了他自己人生的学习历程，以及延展出来他对教育现象的思考等许多问题。他说：我小时候喜欢读诗，有这样几首诗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对我未来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其一，是我八九岁的时候登贵阳黔灵山，看到清人吴旦的诗：
山因特立方称贵，人能独行始足传。
纵使岱宗高万丈，若无孔子亦枉然！
这首诗启发了我，做人应该具备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这就是古代教育极为看重的特立独行。记得我18岁退学时，同乡的萧锡义先生赠我一言：“千古不多独行人。”这样的勉励，是最能从内心打动我、激励我的。
只有做到人格的独立，才会有自由的思想。曾国藩说“自拔于流俗”，当一个人真正独立了也就会有自主的力量了。庸俗带不走我，诱惑迷不倒我。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只有具备这种精神，这个人才可能站得起来，顶天立地。
其二，是我七岁时读到的袁枚的诗：
《咏苔》
白日不到处，青春还自来。
苔花虽然小，亦学牡丹开。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一个偏远小镇。贵州历来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国文化有一个变迁的脉络，但似乎都与贵州关联不大。从古老的红山文化，到中原文化，到齐鲁文化，再到荆楚文化、三湘文化、蜀国文化，似乎都跟贵州没什么关系。
因此出生在贵州的人，就好比生长在阴暗地域的青苔，缺乏阳光照射，不受重视。所以袁子才的这首诗，让我树立了人生的志向。大山之子，也可以学牡丹花开。
后来我曾写过一副对联：
继黄老心传，须知圣由天纵
承孔孟道统，讵不德合时中
贵州的文化土壤，相比齐鲁大地、中原大地而言，确实相对薄弱，然而薄弱并不代表就不能直与天通。
心性通了，就与天相感通。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以绝学可以“传承”，同时也可以“下载”。下载，也就是“天纵”。古人云：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只要能建立起本心，也就建立了天心。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再荒漠的土地，也受天地日月之恩泽，这是一个人真正的自信。
第三首诗：
雨后山中蔓草荣，沿溪漫谷可怜生。
寻常岂借栽培力，自得天机自长成。
我理解，它传达的也是一种独立自强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教育，夏、商、周三代，“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然而细观，从春秋战国的情况来看，包括万世师表的孔子在内，诸子百家的种种人物、宗师，都并非公共教育所培养，他们都来自民间。
汉代的时候，开始施行荐举制度，以所谓“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为目标。此制度肇端于汉高祖，成形于汉文帝，定制于汉武帝。汉代虽然有所谓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但一如周代的“辟雍”“泮宫”，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机构而已。真正两汉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公孙弘等辈，也都来自民间，可谓“圣由天纵”，自学成才之辈。
到了隋唐之时，尤其是唐太宗扩充隋朝考试选举雏形而施行正式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民间一直以来都藏龙卧虎，如果不能启用，这些人很可能会自谋出路，很容易形成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所以唐太宗开科考之先河，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宋代宰相晏殊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范仲淹，二人又对办民间私学情有独钟，于是宋代办书院之风大行。良相如寇准、富弼、文彦博，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周敦颐、二程兄弟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几乎都与范仲淹有关，也就是与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息息相关。
我们所说的八股文，则是明清时期的事了。
古人为什么大多是自学成才？孔子的千古名句揭示了其中的原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其实考试制度充其量是“知之者”的层面。
“好之者”是兴趣的层面，而“乐之者”才是人生永恒的追求。
私学的人生，开启了乐之者的局面。不像公学，没有功利目的，是人生的追求。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和意识形态，也就心无挂碍与局限束缚，可以达到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避开大脑的“格式化”，充分挖掘出自身的潜能。所以古代的人才多是通才，从通才成为大才，从大才成为伟才，从伟才成为伟人，从伟人而为圣人，达到了生命的极致与人生的圆满。
这是我从小一直在思考的教育体制、教育意义与学历的问题。
当然，远的就不必说了。在近代史上，中华大地就涌现出一大批自学成才的大师，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界认真借鉴。他们在学问上可谓博大精深，学究天人，但在学历上都普遍只有很低的认证。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留学美、日、德、法、瑞等国，精通梵文、藏文、巴利文、英文、法文、德文，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佛经之比较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正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规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1925年，陈寅恪留学归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之一，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据记载，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钱穆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后的大儒，然而这个大师连中学都没有毕业。钱穆父亲去世时，他才12岁，父亲这一走，钱家立时陷入了困顿。因此，他在和长兄双双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不久便辍学在家，后又到一间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教育生涯。其间钱穆以面壁之功专治儒学和史学，终于因学术著作《论语文解》获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钱基博的赏识，将他推荐到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之后，他接连接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聘书，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无锡小子同时在北京三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一时名动京师。
刘半农也因为其过人的才情和勤奋被世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和钱穆一样，中学时在常州府学堂学习，但出于对保守教育体制的失望，刘半农在快要毕业前一年选择了退学，拿了一张肄业证，只身闯荡上海滩。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可就在穷困潦倒之际，他突然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被正式聘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的身份。
我国近代文学巨匠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是小学，可他创作发表了《边城》《长河》《湘西散记》《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集》等五十多部文学著作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六部文物论著。他还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讲学，并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1930年的某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周围的人摇摇头。“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大家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想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啊！他只念过初中，听说是一个杂货店的店员。”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作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养家糊口，他16岁至18岁，经人介绍在家乡教小学。1935年，经友人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员的位置，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到处拜师，勤奋自学，终成一代大师。
在书画、古典文献、文物鉴定方面堪称大师的启功先生，给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开篇便写：“中学生，副教授……”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坛巨擘齐白石没有上过一天学，自然没有学历。鲁迅先生也仅仅是中专学历，巴金是成都外国语学校的肄业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师。
南怀瑾先生十多岁便退学在家，看守宗祠，百无聊赖之际开始遍读经史。尔后外出游学，真正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般友，历万端事”的传统。
文凭不代表水平，学历也不是能力。我们不会因为大师的学历低，而怀疑他们的学术造诣。大师的大，指的是学问及人格的高度。从他们身上，我们才能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学问，体会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彬宇先生在谈到文凭时，也谈到了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彬宇先生二十出头时的故事。那时彬宇先生已经开始在全国各高校讲学，与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姓张的教授成了好友。
张教授很爱惜彬宇先生。有一次，张教授对彬宇先生说：“我由衷地钦佩你这种自幼就发心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但是你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头衔。换句话说，你人微言轻，要不这样，我把你特招为我的博士生，几年以后，你拿着一个博士文凭，再出来讲学，弘扬传统文化，就更有分量了。”
彬宇先生却问了张教授一个问题：“请问张教授，我们都在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具体点说，您认为您能教给我哪一方面的知识？”
张教授没想到一个年轻人会突然这样反问自己，有些惊诧，沉默了半晌，才说：“我看过你的《国学旨归》的部分内容，平心而论，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思想，我都不敢说我一定比你精通。但实事求是地讲，你在《易经》方面的领悟，远远在我之上。”
彬宇先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笑着说：“尊敬的张教授，既然如此，我读您的博士，您的言下之意，就是您不能教我什么，但是我可以教您有关《易经》方面的内容，要不这样吧，您来我这里，我把您特招为我的博士，几年以后，我给您发个我的博士文凭，签上我的大名。您意下如何？”
张教授说：“你的文凭不能用啊。”
彬宇先生说：“那请问您给我的文凭，除了中国，拿到欧美国家去可以用吗？”
张教授说：“似乎也不能用。”
彬宇先生说：“既然如此，我们的文凭都不能用，我们拿文凭来做什么？”
张教授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思考得很深、很远。于是，他向校方提议，聘请二十出头的彬宇先生为南京师范大学的特聘研究员。
关于文凭，此后又重复发生过多次类似的故事。
包括清华大学心理系首任系主任彭凯平教授，他有次就当着好几位教授的面对彬宇先生说：“彬宇先生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助您成为清华的博士。但是您恐怕早已超越了，认为不必要。”
另一个故事，也发生在彬宇先生二十出头的时候。
那时，彬宇先生受邀在清华大学讲学。
有一次，清华校方组织了许多企业界学员去韩国访问学习，彬宇先生作为授课导师同行。因为在同行人员中年龄最小，随团的翻译不知道他是授课导师，而彬宇先生为人又很热情，翻译就以为他是随从的服务人员，时不时地招呼彬宇先生做些体力活，甚至把很多行李都让彬宇先生扛着。彬宇先生毫无怨言，背上背着、肩上扛着、怀里抱着各种大包小包。有学员见状，就问彬宇先生：“老师，您带这么多行李出国啊？”
问的人多了，翻译就很好奇地问了一句：“他们怎么都叫你老师呀？你是这次访问团的授课导师吗？”彬宇先生就说：“是啊。我受邀在清华讲学啊，这次是随团到韩国讲学。”翻译的表情很诧异，他又问：“你这么年轻就能到清华讲学啊？”
彬宇先生一字一顿地说：“能到清华讲学，固然是我的荣幸；但是清华能请到我去讲学，难道就不是清华的荣幸吗？”
这绝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所思所学的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