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民
笔者与中年学者闫广林教授共事多年，一直对他十分赞赏。这不仅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恢复博士制度以后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国名牌大学南京大学，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学术名师指导下，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获得博士学位；也不仅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学院更名为人文传播学院后再任院长，在这两任院长任内，学术研究成绩斐然、成果倍出，行政管理工作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学院各项规章制度井然有序并严格贯彻执行。而笔者更赞赏的是他思维方面显示出的睿智、客观冷静的思辨能力和细致深刻的分析能力！他又精通英语，有对西方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的中译本行世！
作为他的新著《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书稿最早的读者之一，我痛快淋漓地一口气读完全稿。读他的书，是真正的“悦”读，愉悦地读；因为全书对海南文化显示出一种理论上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字里行间又透视出极高的学术领悟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和论证的严谨性！这种理论的诱导，甚至让笔者感到这部书稿可以疗饥！不信，有理论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看！
对海南文化作研究的学术专著，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和阅读量，其中，或者是海南史的历时性叙述，或者是对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或者是对海南文化作共时性把握，或者是关于海南风土人情的记叙，更多的是对海南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民俗、建筑等专业性的地方知识的介绍，等等。著者这本新著，虽然汲取了上述这些方面研究的成果作为论述的证据，但它不是这些研究中的某一种，更不是一种档案化经验的收集者知识的总结。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把海南文化的整体，作为一种关于地方文化的观念史或精神史的研究，而且是一种寻根式的比较研究。全书的宗旨，是在人类岛屿文化的语境中，将海南岛文化与英国、日本等岛屿文化进行类型比较，再将海南岛文化与不同类型的中国大陆文化进行综合比较，以求在差异中发现和把握海南岛文化的特质和规律。全书显示出研究者思想的智慧。
著者通过研究，肯定了海南的确还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著者准确地掌握与描述了海南岛历史上存在的黎族本土文化、村落家族文化、贬官仕官文化、苗族的“无产”者文化和异域传入的宗教文化，而且这些文化在对抗合作中形成一种张力结构，促进不同性质的海南岛内部诸多文化产生一种很好的合作、互补关系！在这一基础上，著者对海南文化根性的四个维度，即祖先崇拜、宗法社会、实用理性和边疆心态作出深入的分析，并对海南女性和近代化问题作专题论述。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看清楚海南的文化根性是由哪些元素组成，这些元素的组成关系和组成模式、组成规律和组成意义，以及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等等。然后，进一步对海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开放性质作出肯定，并概括出海南文化形成了自己特色独具的地方知识体系。指出，这个体系的结构是“一主两翼”：“一主”是指大陆汉文化，尤其是由贬官和仕官因为教化所建构起来的儒家文化；“两翼”是指本土的黎族文化和外来的苗族文化、穆斯林文化所组成的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大陆的道教文化和异域的佛家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宗教文化。作者慧眼独到，认为这种文化体系的优势就是杂交优势。
除了杂交优势以外，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海南文化还有一种优势，那就是后发优势。
著者正确地指出，杂交优势在于多元的体制，多元是民主而不是官僚化的基础，或者说是现代化的基础；后发优势在于追赶者的心态和灵活机动的姿势，灵活机动是创新而不是程式化，或故步自封、或夜郎自大的前提。杂交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统一，多元化与创新精神的统一，必将让海南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把握好海南文化的根性，真实了解和正确认识海南文化，挖掘海南的精神资源，建构海南的中国意义，并将之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形成地方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海南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同时，也必将使海南文化沿着全球化的路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笔者以为，这是著者代表所有关心海南文化建设的学人在如此呼喊！
笔者还以为，大体上可以如上所述去解读《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一书的主题。
读罢这部书稿，笔者感受到全书有一种通体性的学术风格。一方面是多学科融会贯通的比较研究，对海南文化的根性作出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辨析；另一方面又对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当今最有社会主义文化特性的一个岛屿文明体——海南岛，通过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并以磅礴的历史事实与严格的论证相结合，成功地诠释了它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
作为一部思想性分析力极强的学术专著，以它的包容量和深度，激动广大读者的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这是此前关于海南文化的论著力有不逮的！
临了，请容许笔者对是著的结论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展开讨论。这就是本书第一章第三个论题所提出、并在全书所得出的结论：海南文化是“蓝色的农业文化”。对于这个结论，著者也明确表示：“并不指望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而是为海南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解答方式，一种历史性的思想。”
其实，海南文化与江浙文化并非同质，很难有可比性。显而易见的是，江浙跟闽粤一样，在海洋的背后，都有广阔的农田原野作为自己的经济腹地，发展农业。海南呢？众所周知，这个四面环海的海岛，腹地是五指山等高山隆起，然后依次是梯级的丘陵，“农业文化”非海南岛的主体，即使是历史上所谓农业大县儋州和水田耕作最多的琼海，也还是以白马井和潭门这些渔港为代表的渔业商贸文化。因此笔者认为，海南文化属海洋商业文化。不是吗？自唐宋时期遗存的伊斯兰古墓群，证明回族是自海洋带着深厚的商业传统在海南生存并发展的。自唐代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海南海盗文化，是一种两面文化，其中以亦商亦盗最具代表性，因为海南通过南海通向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国家的许多条当年险阻极大的航道，是海南海盗打通的，海南早期的海外贸易是海盗经营的。海南海盗文化亦是羡利文化。对海南渔民更路簿的研究表明，自明代初年，即郑和下西洋之前产生的更路簿，证明渔民联帮出海，捕捞到海产品后在日积礁（渔民俗名为“西头乙辛”）集中，再派代表船运到新加坡等国家出售，所得款项再购洋米、洋油（即“火水”、煤油）、洋火、洋布等回海南卖，也是羡利的商业。明代，特别是清代大宗海南人出洋，即后来形成的华侨、华人文化，更是为了获利。因此说历史上的海南人民，从来都是面向海洋、开发海洋、多元用海的人民。海南岛是航海的枢纽，是过往的船只的依靠站、重大的补给基地，是开放的岛屿码头，也是中国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海上门户！笔者的结论是，海南文化是“开放兼容，多元用海的海洋商业文化”！
笔者郑重向读者推荐闫广林博士的新著《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因为它会启发读者多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