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大学国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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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赵孟頫仕元

(明)宋濂 等

【导读】

本文选自《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宋代崇儒尚文,士大夫与皇室上下相习,文风之盛,自古未见。宋徽宗赵佶固然是亡国之君,但也是颇见功力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宋代皇室好文的风习,自此亦可见一斑。

赵孟是赵宋宗室,宋太祖太子赵德芳的后裔。宋高宗无子嗣,帝位转入赵德芳一系,赵孟祖上遂历任南宋高官显宦。南宋亡后,赵孟頫度过了十余年的退隐生活,期间他是江南知名的文人。在南宋复国无望且元朝多次征聘的情形下,赵孟頫最后出仕元朝。

赵孟頫仕元大致在元世祖和元仁宗两朝,其余时间大多处在半退隐的状态中。元世祖爱重赵孟頫的才学,有意优容赵孟以笼络南宋士人,但无意在朝廷上推行汉化。在蒙古人的宫廷里,赵孟頫唯有屈居文学侍从的地位,甚至还常受蒙古贵族的非议。元世祖晚年逐渐怀疑、疏远汉族官员,赵孟頫的处境更不堪问。元仁宗继位后,意图推行汉化, 元世祖一朝的汉族文人大多受到重用,赵孟頫晚年恰逢其会,最后在汉化的仁宗治下去世,幸运地避开了后来蒙古贵族对汉化的反动。

南宋遗民对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却出仕元朝多有异词。赵孟頫自己也感觉到遗民议论的压力。元亡之后,对赵孟頫出仕元朝的责难更加激烈,甚至因此否定他在艺术上的修为。事实上,后一种责难应该归过于元朝汉化的失败。元朝汉化的努力几经波折,最后无果而终。因此在后人看来,赵孟頫的过错不仅是出仕异姓朝廷,更在于出仕少数民族统治的朝廷,这是双重的背叛。赵孟頫的遭遇以及世人对他的苛责,暗示着元朝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微妙关系。大批士人游离于朝廷之外,心怀不满地注视着这个少数民族的王朝。一旦地方上小股的骚乱发展成起事后,被朝廷疏远的士人们将相继投身其中,这种离经叛道的反叛将因此发展成改朝换代的政治运动。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

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 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试中吏部铨法:通过了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右丞:官名。叶李:人名],或言孟頫宋宗室子, 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草诏颁天下, 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欲计至元”至此:意谓大家认为凡贪赃至元钞二百贯的, 判死刑。至元钞,元朝发行的钞币。至元,年号],孟頫曰:“始造钞时, 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岂欲沮格至元钞耶:意谓你想阻碍至元钞的发行吗]?”孟頫 曰:“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 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

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诸驿:各处驿站。驿站负责为来往使者供应饮食费用]。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行省丞相:元朝地方最高长官。慢令:轻慢钞法。],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桑哥:人名。至元年间议行至元钞,官至右丞相,主张严刑峻法。后被劾处死。]。

…………

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中书:中书省,元朝最高行政机构],孟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儿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儿,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儿自归,郡中称为神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以事中之:找借口对其进行中伤], 会修《世祖实录》,召孟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 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呶呶何也!”俄赐钞五百锭,谓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 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别贮钞:单独的储藏]。”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衣冠:士大夫的穿戴。此处借指士大夫。]。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 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 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延伸阅读】

“华夷之辨”与“以夏变夷”

辽、金立国后,长期据有中国北方。与汉人混居既久,汉化自然水到渠成。相形之下,蒙古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可谓转瞬即逝,未能完成这一过渡。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时,蒙古人的政治、社会组织依然十分原始。与开化地区虽有偶然接触,却远未摆脱蒙昧。成吉思汗不得不依靠家族统治,以部落中传统的依附关系驾驭政府。因此不足为奇,蒙古政府仅仅是大汗家庭事务的延展,而政府官员也不过是大汗的家臣、侍从或者依附民。考虑到蒙古帝国后来统治的疆域之辽阔,成吉思汗原始的政府可谓一种奇迹。

蒙古部落的风俗和制度,也随着其军事胜利在中国扎根。宋元鼎革之际,中国士人最感痛心的是政治传统的变革。有宋一代,君王崇儒尚文,优容士人;朝野舆论激扬,政治相对开明。因此士人评议朝政得失,参与政治蔚然成风。在政治活动的刺激下,宋代文风极盛。宋人政治、哲学著作层出不穷,其见解大多源自平时的辩论和反思。

南宋亡后,士人有失落感是毋庸置疑的。元朝皇室和贵族难以理解中国士人的政治传统和理想,自然也无意为士人安排体面的地位。供职于元朝廷的士人对自己的处境始料未及,他们发现自己必须屈从于蒙古人的风俗,即自甘于依附者或者奴隶的地位。至于独立的理想、气节和操守,蒙古宫廷是决不会欣赏的。部分士人选择入仕蒙古宫廷,接受并不体面的地位,以便向蒙古人传授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践行“以夏变夷”的使命。但是蒙古宫廷施行汉化一波三折, “以夏变夷”的理想终于破灭。终元之世,“华夷之辨”与“以夏变夷”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一直考问着士人,成为他们面临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