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争议的比丘尼参政事件，即支妙音向东晋孝武帝推荐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一事。案《比丘尼传》：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恭门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既而烈宗问妙音：“荆州缺外，问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比丘尼传校注》，第36页。从上录来看，东晋孝武帝问政事于支妙音，桓玄是此事的发起人与受益人。
案《晋书》：“太元十一年十一月癸酉，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晋书》卷九《孝武帝》，第154页。殷仲堪任职的时间在简静寺立寺后，从这一点上考虑，孝武帝确有可能曾与支妙音谈及殷仲堪任荆州刺史一事，因为作为“黄门郎”离“荆州刺史”的官路仍较远，“晋氏以扬为京畿，荆、江为重镇，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读史方舆纪要》卷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局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世说新语·识鉴第七》。由此而论，殷氏升任，至少是一次特例提拔。
再考《晋书》，支妙音所参与的另有其事：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无卫霍之才，而比方古人，为患一也。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其违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滥无罪，必夭天命，其违三矣。盗者未必躬窃人财，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盗公行，其违四矣。在上化下，必信为本。昔年下书，敕使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其违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陈：“太子宜出临东宫，克奖德业。”疏奏，并不省。中书郎范宁亦深陈得失，帝由是渐不平于道子，然外每优崇之。国宝即宁之甥，以谄事道子，宁奏请黜之。国宝惧，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因发怒，斩悦之。国宝甚惧，复潜宁于帝。帝不获已，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专恣。《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四·琅邪王道子》，第1148页。也就是说，支妙音与太子母陈淑媛交好，通过陈淑媛向孝武帝进言，所托之人是王国宝而非桓玄。后因王国宝事件，袁悦之被斩杀。从上段话分析，孝武帝杀袁悦之，主要并不在于袁与支妙音与言王国宝一事，在于袁是司马道子擅朝权的主要推动者《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袁悦之》(第1313页)：“袁悦之，字符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对孝武帝造成了威胁。几年后，王国宝也为司马道子所杀。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面和心异诸事，涉及殷仲堪及东晋比丘尼的记录，《晋书》还有两例。其一：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博平令吴兴闻人奭上疏曰：“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协辅宰相，起自微贱，窃弄威权，衒卖天官。其子寿龄为乐安令，赃私狼藉，畏法奔逃，竟无罪罚，傲然还县。又尼姏属类，倾动乱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又振武将军庾恒鸣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谏被囚，殆至没命。而恒以醉酒见怒，良夫以执忠废弃。又权宠之臣，各开小府，施置吏佐，无益于官，有损于国。”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乃出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传，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道子复委任王绪，由是朋党竞扇，友爱道尽。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四·琅邪王道子》，第1149页。其二：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同上，第1148页。以上两则所录，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其中较为明确的是，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各有忠实拥护者，孝武帝一方为王恭、殷仲堪、王珣及王雅，司马道子一方为王国宝、袁悦之。
殷仲堪是陈郡人。“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导》，第1164页。特别是殷仲堪上《白鹿表》《晋中兴书》卷七(《二十五别史：九家旧晋书辑本》，第468页)：“巴陵县青水山得白鹿一头，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义。”称赞孝武帝治世有功，甚得帝王欢心。不仅文才风流，殷仲堪也以孝闻名：“父常疾患经时，仲堪衣不解带数年。年分剂汤药，误以药手拭泪，遂眇一目。”从宗教信仰来说， “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玄来攻，犹勤请祷”《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五十四·殷仲堪》，第1465-1466。他处事精明，将其从弟殷仲文“荐之于会稽王道子，即引为骠骑参军，甚相赏待。俄转谘议参军，后为元显征虏长史。会桓玄与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间之，左迁新安太守”《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殷仲文》，第1739-1740页。因为处心经营，殷仲堪实则置身党争漩涡之外，除桓玄对他轻视外，他与孝武帝、司马道子、王恭等均保持了良好关系。所以，孝武帝选任殷仲堪并非听取他人之言，而是自己慎重考虑的结果。
《晋书》中支妙音支持的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出身高贵。但据传言，“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遂间毁安焉”。司马道子掌权时期，任王国宝为秘书丞。但“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王国宝》，第1310-1311页。后王国宝改投孝武帝，未几，孝武帝暴崩。
孝武帝死后，旧臣纷纷起义：隆安元年(397)夏四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举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为名。甲申，杀国宝及绪以悦于恭，恭乃罢兵”《晋书》卷九《孝武帝》，第159页。王国宝死后一年，“隆安二年(398)秋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瘐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全期等举兵反”《晋书》卷十《安帝》，第160页。不久殷仲堪亡、王恭死于兵败，桓玄建立政权。
以上各事件的发生，虽与东晋党争有关，此事涉及的几个关键人物孝武帝、司马道子、桓玄、袁悦之、殷仲堪、王国宝与王恭，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佛教僧尼有交道。围绕着简静寺所建立的社交圈，东晋上层社会，司马、王、谢、袁各大姓氏都对佛教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与支持，可以说，东晋上层社会的支持，是当时佛教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没有植根于社会大众的宗教易受政权更替的影响，随着司马氏的衰落，简静寺也淡出世人的视线。三东晋女性地位提升的反映
支妙音之所以能够活跃在东晋政坛，与东晋时期女性地位的提升分不开。
东晋有两位太后曾掌朝政，其中最具权势的褚太后信仰佛教，她崩于孝武帝执政时期。孝武宁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为从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议，以为：“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其夫属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资母之义。鲁讥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服齐衰期。”于是帝制期服。《晋书》卷十九《志第九·礼》，第402页。孝武帝的即位得益于褚太后的支持，从这一层面，他对褚太后是尊敬的，葬服齐衰，对帝王来说是对褚太后表示了极高的敬爱。
再有，《晋书·五行传》录：太元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时烈宗仁恕，信任会稽王道子，政事舒缓。又茹千秋为骠骑谘议，窃弄主相威福。又比丘尼、乳母、亲党及婢仆之子阶缘近习，临部领众。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狱吏，枉暴既甚。此又僭逾不从冤滥之罚。《晋书》卷二十八《志第十八·五行》，第546页。此段描写了社会等级制度松动的状况：比丘尼、乳母、婢仆的儿子均有机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女性以比丘尼为代表，在东晋社会地位较高。
“史臣曰：道子地则亲贤，任惟元辅，耽荒曲蘖，信惑谗谀。遂使尼媪窃朝权，奸邪制国命，始则彝伦攸，终则宗社沦亡。”《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四·琅邪王道子》，第1153页。虽然笔者并不认同史臣的论断，但从史臣的话语中可见女性地位提升，东晋朝比丘尼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状况。这一社会地位的获得，得益于东晋皇室与士族的支持。
§§§第三节 中国比丘尼重受戒考
——以景福寺为中心
中国比丘尼第一次二部受戒之事，并录于《比丘尼传》、《高僧传》、《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开元释教录》、《四分律批钞》与《大宋僧史略》等佛教史料中。景福寺作为主要参与者，在比丘尼史上因此闻名。作为外国比丘尼与中国比丘尼授受戒的中介、由印度到中国比丘尼法脉传承的纽带，景福寺又与南林寺《高僧传·慧观》(《大正藏》第50册，第368页下)：南林寺立于元嘉四年， “又有法业，本长安人，善大、小品及《杂心》，蔬食节己，故晋陵公主为起南林寺”。戒坛、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狮子国比丘尼等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比丘尼重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