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黄岩人。父为仇所当死。圭诣阙上章曰：“臣为子不能谏父，致陷不义，罪当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谓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觐官至，播告之，以风励天下！”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路！”乃听圭代而戍其父云南十七年。
陈圭父亲被仇人诬告，显然是一起冤假错案。判处死刑，更是何其冤枉。朱元璋为了宣扬他的孝道观，阅孝子陈圭奏章，如获至宝，再次以孝屈法。不仅仅赦免圭父，还要大力宣传此事，“以风励天下”。当刑部尚书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时，朱元璋还是作了让步，同意改判有期徒刑，同意由陈圭代父去云南戍边十七年。证明朱元璋还是害怕大家都因他“以孝屈法”而竞相违法，弄得他应接不暇，最后危及其江山政权，致使宗庙社稷不保而造成“孝子皇帝”不孝。
朱元璋之所以能“以孝屈法”，是因为他是封建皇帝。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治理国家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在当时已不可取，在今天更不足法。虽然刑部尚书说“罪有常刑”，但当时并不完全可行。因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是超乎法律之上的最高裁判者。而在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判刑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领导的个人意见，都只可作供参，但绝对不是量刑、判刑的依据。即使是快判、重判，也必须依法而判，绝对不能违背相关法律而胡乱宣判。今天，父母犯罪犯法，绝对不允许孝子替代执法，这显然是一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四、不忘“奉先思孝”
《孝经》在“开宗明义章”中就明确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见孝亲是孝的开始，也是孝道、孝行的基础。在《尔雅·释训》中则更为简明：“善事父母为孝。”这是孝的核心。宋人朱熹在解释《论语·为政》中的“孝慈则忠”时说：“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已。”因此在朱元璋看来，孝道必须从孝亲开始。他认为，“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者，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故每个人都应当随时随地“奉先思孝”。
为落实他的这种主张，在其父亲仁祖淳皇帝配位以前，他自称“孝子皇帝臣元璋”；称帝以后，在洪武三年九月诣太庙的祝文中则去掉“臣”字，直称“孝子皇帝”。
朱元璋在南京钟山之阳的陵墓为“孝陵”。洪武三年十月，上以岁时致享，则于太庙。至晨昏拜谒、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下部考论时，尚书陶凯等奏曰：“古者宗庙之制，前殿后寝。《尔雅》：‘室有东西厢曰庙，无厢有室曰寝。’庙是栖身之所，故在前；寝是藏衣冠之处，故在后。今太庙祭祀已有定制，请仿宋建孝思殿于宫中之制，在于乾清宫之左，别建奉先殿，奉四代神位衣冠。每日焚香。朔望荐新、节序及生忌日皆致祭，如家人礼。”孝子皇帝朱元璋“从之”。这个奉先殿，实际上就是孝思殿，是祭拜四代先祖而尽人子之孝的地方。朱元璋曾说：“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一次祭拜先祖毕，李善长赞叹这位孝子皇帝“诚孝感通，达于幽显”。可见朱元璋奉先思孝，并不是例行公事，更不是走过场，而是真心诚意地尽孝道，意在为儿孙和臣民们做出表率。
这是为什么呢？一是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恩图报。正如曾子所说：“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故“夫孝，始于事亲”，而“事父可以事君”。朱元璋认为：“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自古君臣本同一体”，“君民犹父子也”。故能孝亲者，方能孝君。对父母尚且不孝者，又何言忠君呢？
二是父老见多识广。所谓“家中有个老，胜得一个宝”。敬老、重老，他们可以传经送宝。据《皇明典故纪闻》卷四记载，朱元璋曾对礼部郎中郑居贞说：“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则认为：“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朱元璋明确回答：“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由此可见，是朱元璋开了在中央设顾问的先河。不仅使老有所养，而且使老有所为。官员退休，他不主张以六十岁划线，更不主张一刀切。而是尊重老人，对老人恭敬。让老人参政、议政，家事、国事、天下事让其关心，实质上也是一种孝心和孝行的反映。曾子曾说：“不耻于亲，君子之孝也。”子女对于父辈的关心、体谅、宽容、尊敬、信任等，是比纯粹的供养、给碗饭吃、给衣防寒等更为重要的孝道，甚至可以说是孝道的升华。
当然，朱元璋反对六十岁退休，是与今天现行的离退休制度相违背的，故今不足法。但历史的经验确实也值得注意。曾子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又说：“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尊仁安义，可谓用劳；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在养与敬的关系上，二者都是孝道，但曾子认为敬比养更为重要。能养者，未必皆能敬。但能敬者，则必定能养。故朱元璋在对礼部的讲话中说：尚教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此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诏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疋，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赡者，止给酒肉絮帛。
他的这个诏书显然是敬老孝亲之举，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政令，是得人心的措施。他的这个养老标准，较之今日的低保户待遇来，也不算低。至于那些被朝廷延聘的顾问们，其生活水平显然还要比这高得多。因为他们是有俸禄、吃皇粮的。最后退下来，一定也会有丰厚的养老金。朱元璋认为：“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故他有以上这些举措。但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则是：人道以事君孝亲为重，其本在敬耳。换句话说，便是忠君爱国，孝亲齐家。
三是孝亲不忘祭祀。曾子对于“孝亲”的标准便是：“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孟子·万章上》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而“尊亲”除了生养死葬以外，就是生前尊敬，就是死后不忘祭祀以寄托哀思。
这一点，朱元璋是很重视的。《明史》记载“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从此，每年朝廷法定祀典便有大祀十三，中祀二十五，小祀有八。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亦得祭里社俗神及祖父母，并祭灶，载在祀典”。因此，有明一代，祭祀祖先、父母等活动因受法律保护，故全国上下成风。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于“奉先思孝”还有不少新的发展。首先，他认为庶母也应该享有这种礼遇。在洪武七年，贵妃孙氏病故，按照过去的陈法则是“父在为母服期，庶母则无”。但朱元璋却认为：“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于是下令儒臣们重新考定。宋濂等人认真考证后发现，古人服母丧者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于是朱元璋指示：“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于是乃重新制定：“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折衷三年。适子、众子为庶母，皆斋衰杖期”。书成，命之曰《孝慈录》，颁行天下。朱元璋将庶母也纳入祭典，实则是一种创新。关键就在“孝慈”二字。庶母是父亲的妾，不是今天的“二奶”。
特别与众不同的是，朱元璋不仅以身作则，祭奠自己的父母，而且还亲自祭祀阵亡将士，抚恤其父母、妻子、儿女。当他取得政权以后，大封功臣之时，想到“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他曾经对中书省的大臣们说：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作为一国之君，设坛亲自悼念阵亡将士，并预先发送钱粮以助家祭，确实难能可贵。他认为：只有这样，他在岁时宴会作乐时，心才少安，才无愧于心。表明朱元璋这时还没有忘本，还没有忘记过去，还没有完全背叛其阶级。“朕想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充满了对天下军民的感恩之情。因此，他虔诚祭奠阵亡将士便不足为怪了。
不过，朱元璋的祀典并不是每次都是三牲九扣，并不主张奢侈浪费。例如，洪武三年八月，礼部尚书崔亮言：“孟月者，四时之首。因时变，致孝思，故备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过荐新而已。既行郊庙，则时享乃宜改旧制。”朱元璋听后“从之”。凡祭祀祖宗，贵在心诚，不在物丰。这对我们今天的清明祭祖也颇有启发和教益。特别是与有些人清明节为父母化祭“别墅”、“美元”、“汽车”，甚至“明星”、“小姐”、“二奶”等等，不仅构成一种时代反差，而且形成一种辛辣讽刺。朱元璋的主张是对父母亡灵的孝思，而这些人的行为则是对父母亡灵的亵渎。前者是孝行，后者是笑人。
朱元璋倡导孝道，重视孝行，并不是登基称帝以后，而是在当皇帝以前就深知孝道的作用。早在吴元年（1367）二月，在给左君弼的劝降书中就说：
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垄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
左君弼得书后，正犹豫不决之时，朱元璋派人把左母护送到陈州，借以用母子亲情而感化之，利用孝心而策反之，是利用孝道为他争取民心、招贤纳士、夺取天下而鸣锣开道。
五、独特的孝道王朝
由于朱元璋提倡孝道，而且带头向祖先和父母行孝，教育嫔妃和子女不忘奉先，不忘尽孝，把孝道作为“人道”的基本条件，作为继承皇位的必备条件。因此，明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了一个以孝子皇帝朱元璋为首的、独特的、空前绝后的孝道王朝。
朱元璋自称“孝子皇帝”，后为“……大孝高皇帝”，朱元璋所葬陵墓为“孝陵”，明成祖为“……至孝文皇帝”，明成祖母亲封“慈孝马皇后”，明仁宗为“……达孝昭皇帝”，明仁宗母亲封“仁孝徐皇后”，明宣宗为“……纯孝章皇帝”，明宣宗母亲封“诚孝张皇后”，明英宗为“……广孝睿皇帝”，明恭仁帝太后为“孝恭皇太后”，明宪宗为“……圣孝纯皇帝”，明孝宗则本身带“孝”字，明武宗为“……思孝毅皇帝”，明武宗母亲封“孝康张皇后”，明世宗为“……大孝肃皇帝”，明穆宗为“……弘孝庄皇帝”，明神宗为“……止孝显皇帝”，明光宗为“……懿孝贞皇帝”，明熹宗为“……敦孝……哲皇帝”。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短短277年中，就有如此众多的带“孝”字的皇帝、皇后和皇陵，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孝道王国。这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从没有过的社会现象。记得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曾经对《孝经》作了这样的评价：“所言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如果用这个话来评价“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观，我以为也并不过分夸张。不过，朱元璋的孝道观与《孝经》的不同处在于，，他是小孝齐家，中孝治吏，大孝兴国，全忠全孝平天下。最核心的是希望大大小小的孝子们在孝亲的同时忠于明王朝，为皇帝尽孝。凡是这样的人，便是孝子，他便提拔重用。例如：在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中，曾记述他微服私访到一酒家，碰到一位监生。因当时喝酒的人甚多，他便与监生对坐。在言谈中知其为四川重庆人，便马上出了一个对子的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请这位监生对下联。监生随声对曰：“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又举桌上小木，请监生赋诗。监生出口成诗曰：“寸木原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朱元璋听后大喜，第二天就下令召见这位监生，被任命为按察司。
这位重庆监生是否“孝亲”？朱元璋并没有去考察，因为忠君即是孝亲。而监生的对句“孝君”，赋诗言志，不忘父母之教，可谓全忠全孝。这是非常明确的。故朱元璋立即破格提拔。这与他的孝道观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一点也不奇怪。
孝子皇帝孝道观，孝道王国非等闲。孝经天下谓大经，孝亲孝君孝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