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运佳
世界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这一种道德”，乃指中国之“孝道”。此话十分精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他们用一个“忠”字，来维系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用一个“孝”字，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用一个“悌”字，来维系弟兄之间的手足关系；用一个“义”字，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用一个“节”字，来维系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不仅仅是针对封建帝王的一族一姓，而且是针对被统治的各族百姓。他们认为，只要人人是孝子，个个皆忠臣，便不会有人犯上作乱，帝业便会千秋万代，永世长存。而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道德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以孝治天下”便不足为怪了。虽然唐代似乎有点不重“孝道”，但唐玄宗尚且亲自注释《孝经》，并在西安刻石，从而成为了今文《孝经》的珍本，广为流传，其社会效应超过了古文《孝经》。由此观之，李隆基还是推崇《孝经》，从理论上注重孝道的。不过，他在实际行动上却又有违孝道。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孝道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有时甚至达到了“愚忠愚孝”的程度。《二十四孝》在元代刊刻出版而广为流传，清代顺治皇帝也亲自注释《孝经》。正本清源，证明这种发展绝非偶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明代的“孝子皇帝”朱元璋。他的孝道观不仅对明清两代颇有影响，就是在今天也还有积极的认识作用、社会价值和研究价值。朱元璋的孝道观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治乱世用重典，治盛世重孝行。并且必须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用他的话来说则是：“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他曾经啮指滴血，寻找母亲指骨。
他登基以前自称“孝子皇帝臣元璋”。
他称帝以后，于洪武三年九月诣太庙时，则自称“孝子皇帝”。
他命令在乾清宫左边建奉先殿，供奉四代神位衣冠，每天焚香，初一、十五及节日、生日、忌日等都前往祭祀。
他在太庙祭祖，次次悲咽，痛哭流啼。
他常常说在梦中与父母亲相见。
他命人绘《行孝图》，以教育其子孙。
他教育子女要永远不忘父母养育之恩，时刻牢记“奉先思孝”。
他命儒臣辑《孝慈录》，颁行天下……
正因为朱元璋如此重孝道，故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驾崩后，时年七十有一，安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谥“神圣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朱元璋虽然没有像唐明皇和清顺治帝那样亲注《孝经》，但他却是用他自己的孝心、孝行、孝道观而成为封建帝王重孝道的杰出代表，名垂青史。
一、提倡全忠全孝
朱元璋认为：“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而本质上便是一个“孝”字。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帝王们都以“天子”自居，而“君能敬天”者，实为尽孝也，即君王之孝。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故“臣能忠君”者，也是尽孝也，即人臣之孝。而“子能孝亲”者，则是人子之孝。这个孝道便是先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的“至德要道”，是治理天下、顺应民心、社会和睦、上下无怨之大德妙道。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子皇帝”朱元璋可谓心领神会，活学活用，举一而反三。他虽无“以孝治国”之口号，但却有“以孝治国”的政策和措施。他视孝道、孝行为“帝王之先务”，而“全忠全孝”则是他希望臣民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他赞扬高则诚的《琵琶记》，并欲提拔重用剧作者，便是绝好的证明。
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南戏的代表作之一。此戏的创作理念便是宣扬“孝义廉耻”，维持社会风化，赞扬全忠全孝，故广为流传，竞相搬演，一直保留到今天的戏曲舞台上。朱元璋看重的不是插科打诨，也不是寻宫数调，而是“只看子孝与妻贤”，是“孝矣伯喈，贤哉牛氏”。特别是首场结尾时四句下场诗：
“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剧中主人公蔡伯喈是辞试父不从，辞婚相不从，辞官帝不从，只有自己委曲求全而相从，最后一夫二妇大团圆结尾，对全忠全孝的思想作了艺术的展示和形象的再观，与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观不谋而合，故他极为推崇此戏。据明代人黄溥言《闲中今古录》记载：
元末永嘉高明字则诚，登至正元年进士，历任庆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于时。见方国珍来据庆元，避世于鄞之栎社，以词曲自误。因刘后村（应为陆游——邓注）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郞”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洪武中征辟，辞以心疾不就。使复命，上曰：“联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既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之家岂可缺耶？”其见推许如此。
这段佳话，在明代人徐渭的《南词叙录》中也有记载：我高皇帝既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列杲者，遂撰腔以献。南腔北调，可于筝琶被之……这两人的记载，字句虽互有出入，但基本事实却是一致的：孝子皇帝听说有《琵琶记》，有人进呈《琵琶记》，再命优人天天演唱《琵琶记》，而且欲任用《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琵琶记》所宣扬的理念是“全忠全孝”，可以作为他的孝道观的载体而深入民间，深入人心。实现上行下效，便可国泰民安。因为孝道在封建社会中是道德建设的根本。在孝子皇帝看来，孝道立“则人道立矣”，这是对孔子、曾子等人的孝道理念的新发展。朱元璋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开启了西方人道主义的先河。
二、怒斥愚忠愚孝
孝子皇帝倡导“全忠全孝”，但他却反对愚忠愚孝。在明代人余继登所辑《皇明典故纪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似应作“乃”一邓注）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此事又载于《明史·孝义传》一中：
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胁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杖之百，遣戍海南……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水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
前者是野史笔记，后者是正史传记，所记愚忠愚孝事实完全相同。就是明代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民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以祀。不曾想母病竟然好了，他便果然杀了自己才三岁的儿子去祀岱岳神。山东守臣把这件杀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后，帝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灭伦害理，必须严惩。将江伯儿杖一百，发配海南。朱元璋虽然不懂得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等合法权利，但他深知，这种愚孝的严重后果便是不孝。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将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
《礼记·祭统》曰：“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又《孟子·离娄上》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作为孝子，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祭祀，乃是孝亲的实际行动，是最起码的孝行。但最根本的最大的孝行则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这是孝子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便是最大的不孝。而江伯儿等人的愚孝行为，正是与这两条原则背道而驰的。割自己身上的肉去为父母治病，已是愚昧之举。一旦流血不止，或得了破伤风，一命呜呼，其对父母生养死葬和祭祀的孝行何存？而杀死自己的子女，作为行孝的代价，那么传宗接代的最大孝行便不复存在。前者应当制止，后者必须治罪。在今天，则必定绳之以法。遗憾的是朱元璋对江伯儿惩罚太轻。杖一百，戍海南，其警世作用不大，还会有人重蹈覆辙，子女的生命权、生存权等仍会受到愚孝者们的威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孝子皇帝在这里还不点名地批判了元、明以来颇为流行的《二十四孝》中的糟粕——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愚孝行为。
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于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欲食生鱼，时值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裂，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
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王祥的这种行为是由愚孝而造成的变态心理，或者说是心理扭曲的反映，今天的小学生也不会做出这种卧冰求鱼的蠢事。其孝行是违反科学的。“双鲤跃出”纯属巧合，纯属偶然。郭巨字义举。家贫，有子三岁，母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弃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一日掘坃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金上有字云：“天赐孝子郭巨黄金，官不得夺，民不得取。”
郭巨思供给，弃儿愿母存。
黄金天所赐，光彩耀寒门。
这又是一种因愚孝而绝灭人性的犯罪行为，是明代日照县民江伯儿因愚孝而杀三岁儿子之事的前世之师，影响不可谓不恶劣。
这类愚孝实不是孝，而是不孝。在今人眼里，只能叫做“搞笑”，实质上是一种犯罪行为。
孝子皇帝朱元璋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违道伤生，莫此为甚”。对于愚孝者们的“卧冰、割股”，他坚持“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列”。即这种事不提倡，不表扬；这种人不提拔，不重用。而对杀子、埋儿之类愚孝者，则必须严加惩处。如果孝行违反了人道，则不算是真正的孝道。由此看来，是朱元璋开启了批判元人《二十四孝》中糟粕的风气之先，在后人研究中国的宗教学、伦理学、民俗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孝子皇帝的这一孝道观与周代人“灭宗废祀，非孝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曾子的“能全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的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
三、孝道可以屈法
孝子皇帝朱元璋对于真正的孝子是很爱护的，也是很重用的。推荐人才讲孝道，科举考试讲孝道，官员选拔讲孝道。因此，“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他重孝道，甚至重到了孝道可以屈法的程度。在明人余继登辑《皇明典故纪闻》卷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这位山阳民所犯何罪？书中没说明。既然只是“当杖”，显然还不是死罪。孝子请代父受罚，他就以孝屈法，免了杖击，释放归家。其目的是为了倡导“父子之亲”的“天性”，教育世上那些“亲遭患难，坐视不管之徒”。
孝子皇帝“以孝屈法”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野史笔记中的姑且不说，就是在正史上的记载也颇不少。据《明史·孝义传》记载：
周琬，江宁人。洪武时，父为滁州牧，坐罪论死。琬年十六，叩阍请代。帝疑受人教，命斩之。琬颜色不变，帝异之。命宥父死，谪戍边。琬复请曰：“戍与斩，均死尔！父死子安用生？为愿就死以赎父。”帝复怒，命缚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
孝子周琬的一个孝行，感动了孝子皇帝，便免去了父亲的死刑而被特赦。再如浙江新昌孝子胡刚的事更为突出：
刚，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谪役泗上，以逃亡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刚时方走省，立河上俟渡。闻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殷怜之奏闻，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
新昌孝子胡刚，其代父领死罪的孝行，不仅救了父亲，而且同时救了与其父同罪者八十二人。监斩官梅殷只是同情，只是相怜，关键是孝子皇帝朱元璋点头，才得以开罪免刑，并赦免同罪之人。更为有意思的是有关孝子陈圭的代父抵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