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崔相翼
论韩国人的孝，理应从孝思想的本质出发，但对此已有很多充分的研究成果和论证，所以本文暂不论这一问题，而重点探讨对韩国人而言的孝到底是什么。
韩国人的孝，从思想上源于中国，但其实行成果并不亚于中国。
韩国人在潜意识当中身体力行孝，可以说由生至死活在孝当中。韩国人的这种“生活中的孝”或“孝中的生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论点得以论证。
一、韩国人对孝有本质性的遗传因子
韩国人常说诸如“关门进来”等结构上有逻辑性矛盾的话，这句话其实是“进来后把门关上”的意思，但倒着说听者也毫无反感。也就是说意思表达不明确的情况下也毫不影响相互之间的沟通。正如在红绿灯启动不正常的十字路口，车辆也可以自由交叉行驶的情况。“有味道（好吃）”也与“关门进来”一样，世上没有“没有味道”的食品。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与逻辑性语言相比，韩国语更接近于情感性语言。韩国人使用这种情感性语言的理由也很单纯，是因为很多情况不需要逻辑性的表达。若沉默也当作是一种沟通的手段，那么不过度的情况下，非逻辑性的情感表达会比逻辑性表达更有效果。
韩国人常用“我们洞里”或“我们谷”来表达自己居住的地方。“我们洞里”是汉字“洞里”的变音。洞一般解释为山谷，但语源上指河水交流的地方。洞由表示水的“氵”+“同”构成。“同”又由表示“盖”意思的“冖”、“一”和“口”构成。“一”和“冖”在一起表示再盖一次的意思。因此“同”的本义是“重叠嘴”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说的话由其他人反复重述的意思。出于这样的意思，洞表示水流交叉合一的地方。“里”是“田”+“土”，表示种田生活的土地。结果洞里表示在水流交叉的广阔的土地种田过日子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谷”也是山谷的变音，“谷”的上部表示潺潺流淌的小溪；“口”表示从嘴里吐出来的嘴行为之一“吐”的意思。也就是说“吐出细水之处”就是谷，是细水长流、开田种地居住的地方。无论如何，是“洞”还是“谷”都表示韩国的地形，这由山多地少的地形特征决定，人们常在山谷或溪水交合处集居生活。其中集姓村是韩国人典型的居住方式。到现在仍有很多这样的集姓村。
在背山临水的地形中生活的同一氏族之间无需逻辑地传达自己的意思。早晨起床后，看到最年长的爷爷的脸，就知道爷爷要说什么。只听见“孙子啊”一声，孙子就随“哎”的应答声把洗漱水拿到爷爷跟前。因为不细说也可以通过彼此的感情交流传达彼此的意思。
这种不必通过逻辑接近的生活形态，直接投射到韩国人言语习惯当中。这种一连的生活形态使韩国语的言语结构成为主语为中心的结构。
中国汉语是以谓语为中心的语言，“我+吃+饭”是汉语的结构。以“吃”的动作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名词形成对称结构，由于这种结构中国人把动词前面的名词叫主语；叫动词后面的名词为宾语，如同以桌子为中心，主人和宾客相对而坐。中国的语法学者当中，有人认为主语是引起动作因此叫做“起词”；而位于动词后面的名词是表示述语行为的结束，因此叫做“止词”。这强调汉语是以述语为中心构成的言语体系。
述语为中心的言语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提起“吃”这一动作，理所当然首先联想到“谁”这一主体，紧接着会联想到“什么”、“为什么”、“怎么”等疑问。根据这样的疑问顺序，可以依次逻辑地予以回答的语言就是述语为中心的言语体系。不细问就不能明确传达双方之间的意思，因此只能是逻辑性的。
与此相反，韩国语不是述语为中心的言语体系，因此没有这样的逻辑性开展。韩国语语序是主宾谓结构，因此只说到“我饭”，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吃”或“不吃”这些动作，而“吃”或“不吃”与整个情况相关，只要把握什么情况下说了“我饭”，那么回答也自然可以判断其真伪。在提示情况的前提下，把述语置于句末的言语就是韩国语。这种结构终归是韩国人生活形态的反映，是韩国人意识的发现。
以血缘为纽带集居在一起，限定了氏族集团成员之间没有必要逻辑地展开自己的意思。双方相视就明白对方要说什么，再则个人的背离行为是不被接受的，这直接关系到他的生存问题。因此也自然而然恭敬大人、怜爱邻居、体恤后辈，他们和自己都是以血缘相连结在一起的。这样数百年来一直予以继承的生活模式，使韩国人毫无意识地实践并体现孝道。韩国语的恭敬语和贬义语的细化也与此相关。
二、为实现孝而实施的政府政策
韩国人潜意识之中的孝可以追溯到朝鲜建国时期。朝鲜自1392年以儒教为建国理念成立之后，直到1910年被日本合并为止存续了五百多年，是当代大韩民国的前身。因此朝鲜时代的政策也自然体现了儒教政治思想，而实施这些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进行强力的学校教育。
朝鲜时代的教育机构，中央有成均馆和四部学堂，地方有乡校、书院和书堂。书堂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机构，经过这一过程升到乡校或书院。
乡校则是现在的中等教育机构。6－7岁进书堂，修近十年的基础学科后，16岁时入乡校正式开始做科举准备。朝鲜时代所有人才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因此入乡校是必须的，在乡校有学籍才可以应试科举。从而乡校成为朝鲜时代最为核心的教育机构。因此要考察朝鲜时代的教育目标，理应掌握乡校的教育内容，即乡校的主要教科书。乡校的教育内容因时代有若干差异，但乡校大体上以《小学》、《四书五经》、《朱子大典》、《二程全书》、《三纲行实》、《二伦行实》、《孝经》、《心经》、《近思录》、《通鉴》、《宋元节要》等各种史书、乡约、家礼等儒教经典为主要教材。以上经典的内容可以借用《大学》里的一句话进行概括。修炼自身以完善的人格维持家庭、治理国家、照亮天下名德的《大学》里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而这些概括的内容又可以提炼到“孝”这一主题当中。
孝，若从自身表现到父母身上则是孝；若对国家则是忠；若对社会则是信、悌；若对家庭则是和与爱；若对年幼之人则是慈。即孝是百行之源、为仁之本。儒教的伦理行动规范可以归结到孝，儒教主义理想社会就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孝来展开的。因此乡校的教育内容也是对孝的教育。
朝鲜时代就是通过上述的体系化教育机构系统地进行了孝的灌输教育。
书院相当于私立学校，但与乡校有相同的功能。书堂虽是较低阶段的学校，但其教材更集中于孝的教育，主要由开始深入到四书五经。
成均馆作为朝鲜最高教育机构，通过小科的生员、进士100人与通过初试的100人，共选拔200人作科举准备，但其教材与乡校、书院的教材大同小异，只是多了《经国大典》而已。可见，朝鲜时代从书堂到成均馆，虽然内容上每个阶段有所不同，但其教材基本上与乡校相同，都以孝为主要教育内容。
此外，朝鲜政府还力求通过印刷发行关于孝的书籍来推动一般庶民的“孝”的大众化教育：例如世宗十七年（1432）发行的《三纲行实图》，中宗十三年（1513）发行的《二伦行实图》，正祖二十一年刊行的《五伦行实图》等。这些书都是以图画为主、为文盲编撰的书，以便让不懂文字的人掌握孝的重要性。虽然对朝鲜时代的文盲率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当时一般的社会情况来推测，中人以下阶层应该几乎都是文盲。不仅对出仕科举、治理百姓的统治阶级强调孝，而且对庶民也要求应理解并掌握孝。这样孝教育才能有效地普及到全国。因为百姓不呼应的政策是没有效果的。行实图中的主人公并未局限在特定阶层内，甚至有御前或巫堂，其理由也在于孝的大众化推广。
针对大众的孝教育在整个朝鲜时代持续进行。《三纲行实图》自世宗十七年（1432）初次刊行以来，又分别在成宗十二年（1482）、中宗六年（1511）、中宗九年（1554）、宣祖三十九年（1606）、英祖五年（1729）重新刊行5次。特别是中宗时期，1511年刊行《三纲行实图》后发现五伦中遗漏了二伦，便为弥补遗漏，下令编撰《二伦行实图》，两年后正式发行。《二伦行实图》也如同《三纲行实图》般在图画上附加了汉文和国文的解说。一年之后又重新刊行《三纲行实图》，为孝的大众化付出心血。
到了朝鲜后期正祖二十一年（1797），重新出刊《五伦行实图》，把原来的《三纲行实图》和《二伦行实图》合并起来，进行了若干修正，把五伦上升为典范的150人的言行用图画描绘后附加了韩文说明。为了附加韩文说明，这时特别制作了韩文活字就是“五伦行实谚解字”，这意味着韩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大众化。正如上述，朝鲜从建国初期到后期一直努力促进“孝的大众化”，使朝鲜社会脱胎换骨成为孝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