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汉昭帝平陵东北70米处汉代遗址距地表深2米左右，发现一件玉奔马。这件玉奔马通高7厘米，长8.9厘米，白玉雕成。据描述，此玉马“马足踏于刻有云纹的长方形托板上，昂头张牙露口，双耳竖立，两眼前视。身躯肥圆，用阴线刻出飞翼，四肢粗壮有力，作奔腾前进状。骑者戴盔，身穿短衣，两手按着马颈”（咸阳市博物馆：《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3期。）。玉马刻出飞翼，显然不同于一般，而其上的乘骑者从文中发表的照片来看，应当是汉代流行的仙人或称“羽人”的形象，其双肩生翼而不是“穿短衣”，头上也不是戴盔，而是生出高出头顶的双耳（咸阳市博物馆：《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3期。），如《抱朴子？论仙》所载“（仙人）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因此，仙人所骑的带翼之神马，极可能便是当时对“天马”的想象和造型。
河南洛阳出土的汉画像砖中也刻有带翼神马的图像，如一幅被定名为“骏马图”的画像砖上，刻有一马，体格粗壮，肩上生出短小而丰满的小翼，马体上还带有一个旋涡状的图案，其用意可能表示马飞翔时的飘逸感。类似的这种装饰图案在其他几例洛阳出土的天马画像砖上同样也可见到（王倩编著：《汉唐动物造型艺术》，页168，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河南洛阳还出土过一方被名为“马与仙鹤图”的汉画像砖，其图案为一棵树下分别立有一马、一仙鹤，其中的立马肩生双翼，昂首挺立，与上例“骏马图”造型极为近似，也当系“天马”的形象（王倩编著：《汉唐动物造型艺术》，页168，左上图，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另一例河南洛阳出土的西汉画像砖上也有天马的图像，马身硕壮，肩上生出短而丰满的翼，昂首挺立。已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其可能为“艺术化的天马形象”（董依华等编撰：《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汉画像砖》，页46，台湾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2000年。）。
1992年，陕西灞桥呼陀寨汉墓中出土有一件陶质翼马，据介绍，“翼马作跪卧状，昂首，双目前视，长嘴微张，短耳后抿，短尾下垂，背生双翼”（高曼：《西安地区出土汉代陶器选介》，《文物》2002年12期。）。除中原地区之外，四川是较多保留有汉代天马图案及造型艺术的地区之一，可举出以下各例：
其中一类为雕刻在汉代石阙上的天马图案，多系高浮雕，造型生动，有呼之欲出之感。如四川绵阳杨氏阙右阙，左后角刻一翼马，其前一人，衣饰飘飞，神态轻盈似仙女，是为御者（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等编：《四川汉代石阙》，页2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四川雅安高颐阙主阙，据调查简报称，“四隅诸兽皆生双翼”，其主阙楼部右侧面有人物和翼马（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等编：《四川汉代石阙》，页3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细审考古调查报告，骆驼身有双峰，肩上生有短翼，身后紧随一胡人，头戴尖顶，似为牵骆驼人。翼马四蹄奔腾，生有短翼，一人紧随其后，头为双髻。这种翼马的性质当为“天马”，只是从造型上看，与河南洛阳画像砖上的翼马图案相比较，其双翼更为突出明显，已飘出身外，具有更强烈的“天马行空”的动感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最终确认西南地区汉阙上这类带翼神马为天马的直接证据，可举出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上雕刻带有“天马”铭文的带翼马图像。这幅图像位于该阙左阙斗石的右侧面，整幅图案为一马昂首而立，马身饰卷云纹，生出有翼，马背上部正中浮雕长方形榜题，榜文为汉隶“天马”两字，与此阙左侧面的“天禄”图像相对应（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文物》2007年1期。）。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有“天马”题铭的图像史料，不仅能够进一步支持本文对天马图像所作的考订，其史料价值更为重要。
此外，在汉代崖墓中也有天马的图案，如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内的“勒天马图”便是其中一例（详见本书第五章。），其雕刻方式与汉阙上的天马相似。
第二类为四川多见的东汉画像石或画像砖上的天马图案，这类图案多为减地浅浮雕或线刻。如简阳三号石棺一侧画像刻有天门、太苍、白虎等图像，另一侧刻有日、月、先人（仙人）骑、先人博等图像及文字（高文编著：《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九八、九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其中“先人骑”为一头上有高髻、身上有羽毛的仙人骑一马，其寓意与上述陕西咸阳出土的玉奔马相同，推测其表现的应当是天马与仙人。
新津县二号石函上，刻有“天马图”，长80厘米，高80厘米，中间刻一马，一身着长袍之人以手牵马，似在与马交流。除以上这幅图画外，新津出土的石棺画像上还有“栓马”、“翼马”两图，这三幅图的构图方式非常接近，马的形象均为肩部有两翼，这种生有两翼的马即是传说中的天马（高文、王锦生：《四川新津县汉代石棺上之新发现》，《四川文物》2002年5期。）。
彭山三号石棺上有天马图像，天马生翼，站立于山峦之间（高文编著：《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另在新津县二号石函上，刻有“天马图”，长80厘米，高80厘米，中间刻一马，一身着长袍之人以手牵马，似在与马交流。除这幅图画外，新津、成都等地出土的石棺画像上还有“翼马”的图像，构图方式非常接近，马的形象均为肩部有两翼。对于新津石棺、石函上的带翼马，有学者认为其与汉代以西王母崇拜为主线的升仙思想有关，并且也指出其性质可能为天马（高文、王锦生：《四川新津县汉代石棺上之新发现》，《四川文物》2002年5期。），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彭山三号石棺上天马站立于山峦之间的寓意，与文献记载中天马可载乘者登昆仑、入天门的观念正相对应，其身下的山峦，很可能即为昆仑神山的象征。此外，1978年在四川金堂县出土了两件东汉画像砖，其中一件在砖的一个侧面有一幅图案，前为轺车，后有身上生有羽毛的仙人骑马随行，轺车与仙人之间刻有阳文两字，曾被释为“元马”。另一方也在砖的同样位置上有相同的图案和文字，只是在砖的后部还加刻了墓主的姓名“王子冯”（《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汉画像砖》，页196。），其意义可理解为在天马和仙人的导引之下，墓主王子冯正在升仙途中。砖上阳刻的“元马”两字，有学者认为“元马意为良马”，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天马。但笔者认为，甚至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其中“元”字的字形与“天”极为接近，或原为“天马”两字的误写或误识。第三类与天马可能有关的考古材料为陶制灯台、陶俑之类，其造型独特，别有寓意。如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汉墓中曾出土一件“人马陶灯”，陶灯的器座呈扁圆形，灯从上而下分为三层，每层均塑有骑马人像，手托灯盏，骑马人的形象均头上有高耸的两耳，长发披肩，在灯座的中央有头戴胜，双手拱于胸前的西王母坐像，底座上塑出象、蛇等图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8期。）。笔者认为这类灯台上的神奇图案及造型的寓意可能均与四川地区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信仰体系有关。其造型上下分为三层，很可能象征着“昆仑”之类的神山，故以西王母守护在天门的入口之处（霍巍：《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华夏考古》2005年2期。）。由于灯台上的马上骑乘有仙人，如前所论，可以推测仙人所骑之马应具有天马的含义。此墓中还出土有两件单体的人马陶俑，造型与上述陶灯上的俑相同，上骑乘仙人。仙人的头上生出高出头顶的双耳（原简报将其定名为“骑马女俑”，笔者认为显然不确，其上骑乘者并非女性，而是仙人。《抱朴子？论仙》云：“（仙人）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可与之相互对照。），他们一手高举，屈腿骑于马上，一手叉腰，身下乘骑为昂首挺胸、前腿收蹄呈奔驰状的天马。
通过以上这样一些具体而形象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天马的形象化的理解，就是带翼的神马，它们多由仙人驾驭，可由昆仑和天门阊阖升入仙境。这类天马还常常与其他有翼动物共处，如上例中四川雅安汉代高颐阙上的天马，就是与有翼骆驼、有翼虎等并列，这也再次证明汉代有翼神兽的产生，实际上是将来自域外文明中的新事物（各类有翼动物），赋予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内涵，从而融会形成一种新的艺术表现风格，可以说这是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反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个典型例证。
不仅如此，在汉晋时代西南地区的一些文献记载中，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专门祭祀天马的“天马祠”：
如《华阳国志？蜀志》会无县条下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马河，马日千里，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县有天马祠。初，民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天马子也。今有天马径，厥迹存焉。”（笔者按：此条材料蒙张勋燎教授见告，特此致谢。）
又《华阳国志？蜀志》江原县条下载：“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笔者按：江原县系两汉旧县，蜀、晋因之，辖今崇州市及都江堰市岷江西南之地。）
由此可见，时人对西极天马的崇拜已达到何等程度，这与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有一点引起我们格外的注意：在远离汉文化中心区域的西南地区，出现如此众多与天马有关的带翼神兽，并且文献记载还有相应的祭祀天马的“天马祠”，足以说明这一观念早已从中原传入到汉帝国的边缘地带，成为当时流行的天马崇拜观念。
三天马与神龙
中国的传统神话中，有所谓“龙马”，如《尚书？顾命》孔安国传曰：“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礼记？礼运》：“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河出马图。”可见马与后来被视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龙这种非实体的动物，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各地考古发现的“龙”发展演变到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龙的形象，是经过历代的加工、改造才成形的。但是，文献史料当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先秦时期与西方最为接近的周人，认为体形高大的马也是龙。《诗？大雅？皇矣》记载周人有“禔类禔马”的习俗，大约与对马的祭祀活动有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则进一步记载这种祭祠“马祖”的习俗：“乃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夏官？庾人》。）汉代仍有将马与龙相联系的记载。如王充《论衡？龙虚》云：“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是言之，马，蛇之属也。”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本文前面所引《史记》、《汉书》中在言及“天马”时对龙的特别垂青：“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这表明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唯有“神龙”才能与“天马”相匹配，天马以神龙相为媒，可以漫游天门，直升天国。西域的良马因其形体远比中土的马为高大，故被称之为天马，如果按照《周礼》的说法，如在八尺以上，则其本身就已经是“龙”了。
顺着这条线索梳理下来，我们似乎可以明白汉武帝为何对“西极天马”情有独钟：实际上他所期冀的，就是自先秦以来古史传说中的神龙，而这种龙的实体，先秦时期最具西方知识的周人认为其即为体形高大（八尺以上者）的马，只是这种高头大马生于何处，在汉通西域以前中原人士大概无从知晓。随着汉通西域之后对于西方的知识背景的拓展，人们终于明白唯有从西域才可求得如此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