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条线索平行对应的，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西方对马的神化和崇拜。这里，尤其应该注意到林梅村近年来从西域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提出的一些新认识：“我们最近无意中发现，吐火罗人所谓的神其实是龙。龙字在吐火罗语B方言中写作nge/ng（龙），在A方言中写作nke/nk（龙），在楼兰方言中写作nga（龙）。这些词形清楚地表明，吐火罗语神、龙两字为同源词。……值得注意的是，吐蕃人称马为‘hrang’，这个读音十分接近汉语的‘龙’，……凡此表明，龙乃原始汉藏语对马的称谓。”（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收入其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7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根据中亚大月氏人墓地“黄金之丘”（Tillya-tepe）——阿富汗席巴尔干王陵出土的宗教艺术品，他进一步揭示中亚吐火罗人（大月氏人）的原始宗教龙神崇拜中龙与马的关系：“大月氏人龙神的艺术形象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都表现了马蹄和马鬃，其艺术原形显然是马；第二，往往成对出现。我们认为，吐火罗人的龙神源于古代印欧人宗教中的双马神。”（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收入其文集《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页7，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其实还可以补充有关大月氏人龙神的第三个重要特点，即：这些双马神常带有双翼，是可行于天空的“天马”。如在大月氏人的“黄金之丘”中出土的一件双马神黄金坠饰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马神像的肩部生出有短而丰满的翼，翼分为三支羽翅，上面各镶嵌有宝石，但马的身躯却已被拉长，如同中原汉地龙的身躯（采自Victor Sar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 in Northern Afghanistan，New York，1985，f.ig.45.）。
类似这样的“双马神”图像近年来有学者作过深入的探讨，将其纳入到欧亚大陆曾经十分流行的“一人双兽母题”这一题材中加以考虑（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四辑。）。在印欧人的原始宗教中，双马神是其原始宗教传说中最为古老的神祇之一。据雅利安人的宗教传说，双马神是一对孪生的青年神使，常在黎明时刻降临，给人类带来财富，免除灾难和疾病。而在印度-伊朗许多部族的宗教观念中，马一般又是太阳神的象征或者帝王的标志。印度婆罗门经典《梨俱吠陀》和古代伊朗圣经《阿维斯塔》中，马的形象被赋予了多种含义，或许最终都可以溯源到印欧人双马神崇拜体系（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四辑。）。
在欧亚草原地带的考古材料中，遗留有许多双马神崇拜的图像与遗迹，包括双马神石像、双马头埋藏习俗等。随着欧亚草原古代游牧部落的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斯基泰人、塞人、中亚的大夏人、粟特人当中也可能将这一崇拜带到中国的周边地区。如1969-1970年，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伊塞金人墓当中（时代约为公元前五世纪），墓主人头冠的基座上有双马神像，其特点是双马“带翼长角”。前述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处黄金之丘第2号墓主人的耳坠上的图案更是耐人寻味，其式样为双龙守护国王的一人双兽母题，双兽的后半身向后翻转，又具有双马神的韵味，可以说是龙与马的合体形象，具有典型的欧亚草原艺术特点。此处墓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其中第4号墓墓主被推定为大月氏王公丘就之父，类似的以龙为主题的艺术品被认为是大月氏本族的文化艺术，而这一体现龙神崇拜的母题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是源于古代印欧人宗教中的双马神”（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收入其文集《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页7，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目前在我国也有类似这种双马神的图像发现，如在晚商青铜器族徽当中曾发现有一站立的人双手各牵一匹马者，如《金文编》著录的屯簋、作父辛尊、作父丁尊上的“双马与大马”。有学者指出，这些母题也可能是吐火罗系统牧民崇拜的双马神，因为晚商欧亚草原的文化联系已经开始了，这些母题从形式上看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一人双兽母题十分接近，估计内涵也同为祈求繁殖与健康之意。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我国中原北方地区同中亚、西亚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开始出现了大量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内容相似的大量神怪动物题材，有翼神兽也大致在这一时期传入到中原黄河流域，一些“一人双兽母题图像”也有可能通过草原游牧民族传入（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四辑。）。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区战国秦汉之际的青铜器上，已经发现了一类与大月氏人中流行的双马神像意匠上十分近似的图像。位于横断山脉南段的西昌凉山盐源县境内曾经采集到一批青铜树枝状的器物，虽然其造型有细微区别，有学者将其细分为四型，但上面的母题为正中一人，双手各牵一马，周围有分开的树枝和钱纹状的圆圈纹，因其质地、制作风格等均与盐源战国至汉代的青铜器相似，所以将其年代也一般比定在这一时期。对于这种图像的含义，有学者将其与商周时期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相联系，认为其可能为“若木”一类的神树（刘弘：《若木？神树？鸡杖》，《四川文物》1998年5期。），也有学者认为其为“树神崇拜和在丧葬祭祀中实行死后归葬等而铸造的一种特殊祀物”（刘世旭：《四川盐源县出土的人兽纹青铜祭祀片考释》，《四川文物》1998年5期。）。唯林向先生指出：“铜树上的骑马人，应该是上下于天地的神灵——太暭等的众神之类。神马其实就是龙……以马为龙亦畜牧民族的一种宗教文化反映”（林向：《中国西南出土的青铜树——巴蜀文化区树崇拜的源流》，《巴蜀考古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开始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在此基础上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它可能即是欧亚草原地带的双马神流入中土后的一种变像（仝涛：《四川西昌青铜器上的双马神像》，未刊稿。）。这一重要的考古线索表明，具有欧亚游牧民族色彩的双马神母题完全有可能已经通过欧亚草原经西北地区、再沿横断山脉南下进入到西南腹地。
由于良马对于游牧民族具有重要意义，西域各游牧民族对龙神，也即马神的崇拜与祭祀习俗，流行甚广，看来已并不仅限于大月氏人。汉代中原人士对此也已有了相应的认识。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史记索隐》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茏）城。”这里所说的西方胡，可能包括众多西域骑马为生的游牧民族，而其所祭祀的“龙神”，大约也应当为马神。
《魏书？高车传》：“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内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这条文献中所言之“龙马”，与汉以来西域所传之“天马”当系一类，但称其为“龙马”，当另有更为深刻之寓意，实际明了“龙”与“马”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
将上述两条线索交会重合起来，我们似乎可以廓清东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一个重要事实：随着汉武帝遣使开通西域之后，西方古代印欧民族的带翼龙神，实际上也就是马神，被早已具有神龙崇拜的中国人逐渐认知。由于先秦以来中国也曾有过将高大的马视之为龙的认识，所以，西方传来的天马与中国传统的神龙自然珠联璧合，从而被吸纳、演化成为中国人昆仑神话中可以驱之升仙的神灵。简而言之，汉武帝从西极寻求而来的天马，实际上也就是他期冀中的神龙。于是在汉人所作的庙堂郊祠歌中，才有了诸如“（天马）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这样赞美天马也同时赞美神龙的词句。
由于龙毕竟是一种虚构出来的神灵动物，所以如前所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土出现的龙的形象也极其驳杂多端，在红山文化曾发现所谓玉雕的“猪龙”，河南濮阳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过龙与虎的图案（有关龙形象的发展演变，近年来论著颇丰，如罗二虎《龙与中国文化》(海口：海南出版社，1986年)、林已奈夫《龙の话》(东京：中央公论社，1993年)等。），均无定型可言。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考古材料来看，只有到了汉代，龙的形象才相对趋于统一，形成了后世龙形象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同林梅村所言：“由于龙在中原销声匿迹，中原人士不知龙为何物，于是将古史传说中的龙神化为神灵。直到汉武帝伐大宛，汉朝远征军从中亚带回汉血马，中原人士才终于再次见到龙。汉武帝称其为‘天马’而不是龙，这表明汉代人士已不清楚这些高头大马其实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龙。”（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事实上，在汉代的考古材料中，我们既可以见到大量龙的形象，同时又可以见到“天马”的形象，表明这个时期的天马，和中原传统的龙的形象已经各有其发展轨迹。上述各种有翼天马的图像，迄今为止尚不见于汉代以前的考古材料，足以证明它是在汉代凿通西域之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才开始出现于中土，其来源与汉代各类有翼神兽一样，均是外来文明的产物。但在，由于中国也早已有过“龙马”之类的神话传说，所以西极的天马与中国的神龙才重新被熔为一炉，整合到战国秦汉以来流行于世的昆仑神话当中，成为载人升仙的神骥。
最后，我们还要附带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林梅村曾引述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关于麒麟之名与吐火罗人对“天”的称谓“祁连”有关的观点，进而提出“那么麒麟当系吐火罗神祇，意为‘天马’或‘神马’。……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前麒麟已经传入中原，从中亚大月氏王陵出土的神兽看，麒麟是一种长有双角的翼马”（林梅村：《中原与西域大型石雕艺术的关系》，《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页159，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从汉代考古材料来看，麒麟与本章所论的天马显然不是一回事，而是另一类带翼、双角、蹄足的神兽，其形象与天禄、辟邪之类的神兽更为接近，两者常常混淆不清。所以，它应当是属于另一个系统的神兽，可能另有其来源和发展线索。不过，从它在中亚的原始形态为“长有双角的翼马”这一点来看，当中也可能包含有“天马”的某些因素，与西方游牧人所崇拜的龙神（亦即马神）之间也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第二，唐代吐蕃人也称马为“hrang”，读音接近汉语的“龙”（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8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但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有关吐蕃人对“龙（hrang）”这一概念的认识。据笔者的了解，藏语中涉及吐蕃原始宗教“龙神”这一概念时，其所指代的不仅有马，还包括其他各种神灵的化身。西藏原始宗教——本教文献中有所谓《十万白龙经》、《十万黑龙经》和《十万花龙经》等等，就含有对天、地、人间所存在的各种神灵甚至妖魔的记述，据介绍龙神的形象便有人身马头、人身狮头、人身虎头、人身龙头等等，极为复杂（格勒：《论藏族本教的神》，《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至于吐蕃人对马的崇拜与祭祀，在其本教历史文献中有所反映（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3-4期。），但其与大月氏人对马神即龙神的崇拜，在方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的差异，已经不能单纯地从字面和读音上来加以理解了，其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