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居住的小城曾有“小苏杭”之誉。它的美在于和火车站相对的公园，几座山头雄踞于一弯澄江之侧，几棵古樟，满树白鹭，一片灌木，遍藏翠鸟。水贴着崖壁流，船划着树影走。但见渔人收起网来，半是鱼鳍半是羽翼。
还有几条街的行道树，让小城充满南国情调。一条，全是浪漫的合欢，在开花的五月如红袖飘飘；另一条，栽的是喜树，高大挺拔，如乐观向上的男子汉。从火车站到公园，则是两行棕榈一路芭蕉。
棕榈和芭蕉的中段，六十年代辟出一座万人广场。一个小山包，却没有全搬走，留了一小部分继续因地制宜做主席台，而且那里有人防工事的入口。听说，以前这儿便是群众聚会的小广场，如果开公审大会，宣判完毕，把该死的犯人拉到山包后面执行就是，十分的方便。后来，刑场迁到了南郊。留着的土堆，其意义便有些暧昧了。
每个重大节日之前，广场都要召开公审大会的。开会的时候，刑车就在主席台旁边等着。刑车一旦发动，会场便像炸了营，与会群众四散奔走，急切赶往刑车必经之路的某个好望角，以便最贴近地看清死囚的面目和表情。为了达到鼓舞人民威慑敌人的目的，刑车所选择的路线总是繁华地段，它载着罪犯缓缓地在市区游街示众，然后，在我家附近的十字路口一拐弯驶向南郊。离开市区，它就撒欢儿跑了。但人们锲而不舍，更有成群男女早已捷足先登守候在刑场附近。那片丘陵山坡虽时有鲜血灌溉，仍是草木稀疏，即便是晴朗的日子，也阴风习习，充满肃杀可怖的气氛。惟有行刑前的那一刻，才热闹非凡。当然，荷枪实弹的刑警是不允许观众靠前的，都被堵在公路上。就是说，他们不辞辛苦地赶来，只能听响。尽管如此，他们从无怨言和悔意，乐此不疲地赶着场。
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数百人追着刑车狂奔，那场面实在富有感染力。我观看过的死囚依次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大贪污犯、强奸杀人犯、抢劫集团首犯和主犯、投毒犯和其他几个杀人犯。最叫我们铁路子弟解恨的，就是瞄准现反份子的那几声枪响了。他从山上把巨石掀到轨道里，险些造成车翻人亡的大灾祸。当时，一连好些天，都有警犬在现场周围的山上拉网般侦查，满山犬吠刺激得铁路中学的男孩子热血沸腾，一放学就往山上去，企望和警犬抢头功。案子告破，是在一两年后。那个死囚吃了枪子，可能因为家人不肯收尸吧，尸体被一家部队医院要了去。我们一拨胆大好奇的半大男孩，居然打探到了确切消息，居然成功地混进了戒备森严的部队医院，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像太平间一样偏僻、死寂的解剖室。我们看到了那具尸体，赤裸裸地躺在药水池里，没有头，像一只扒掉皮的大青蛙。有的小说家老爱把女性的玉体称作“青春胴体”，以为很美。何谓“胴体”？这只割去首级的大青蛙便是。想着他企图颠覆列车的罪行，我们义愤填膺掏出家伙排成一溜儿冲着“胴体”一阵狂扫乱射，每人都补了一梭子。
我们的仇恨还有别的缘由。
在此案真相大白以前，做着英雄梦的我们，整夜整夜在小城的街道上梦游。幻想着某一天，意外地发现那个坏蛋或别的可疑者。那时候，连小学生的学期鉴定里都有战备观念如何的评价。作为中学生，我们十分明白小城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我家住的那栋红石楼房墙上，当时仍留着五十年代用石灰水刷下的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金门、马祖、澎湖列岛！想到这么多地方没解放，心里挺难受的。进了中学，好些女孩子身体蓬勃了，有个女生依然瘦小得像只秧鸡，大人说，她是叫美蒋特务撒下的糖果给害的，她幼时在火车站捡糖果吃中过毒。我相信这一说法，因为U2型高空无人侦察机真的光顾过我们的头顶，报载在华东地区击落敌机的消息，其确切地点就在小城周围。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每个夜晚，怀疑每个鬼鬼祟祟的动作、眼神和身影。我们常常守候在棕榈树旁，芭蕉叶下，那里是出入车站的咽喉，是坏人潜入或逃跑的必经之路。发现可疑者，我们一般是跟踪观察。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跟踪，走了有七八里路，走到了郊外，结果还是跟丢了。很沮丧地回来，一路上大家反复回忆那人可疑的行迹，说他躲在电杆后面划火柴是发暗号，要不怎么还对着电杆踢三脚呢，怎么躲躲闪闪尽走暗处呢，怎么东张西望时时来几个怪异的举动呢。把情况这么一凑，都懊恼不已，都觉得功败垂成。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之中块头最大的一个男孩，长相酷似外地警方正在通缉的罪犯，让火眼金睛的小城卫士盯住了。也不知那位便衣跟踪我们多久了，有天夜里，我们进了理发店，等到我们理完发，站在风扇下凉快的他拦住了我们。吊在头上的风扇是一块长方形的纸板，好像是靠人力拉动的，啪哒啪哒，扇得人心都凉了。
他把我们请进了公安局。一个个审。表情很严肃，目光和那条“一定要解放”的标语一样坚定。因为要证实我们是否真是本地学生，他甚至像如今的“综艺大观”主持人那样，出了一些关涉本地的地理题、风俗题、人物题。比如他问我：你说你家住在双水坑，那儿为什么叫双水坑？因长相让我们受牵连的大块头，则被要求回答本地特产是什么，他答道：红石，柚子，瘌痢头。
回答正确，便衣变得和蔼可亲了，欣然送客出门。
那泡尿，就是英雄饮恨的排泄物。
在此之前，我还有一次被讯问的经历。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中央苏维埃政权所在地红都瑞金的审讯，场面比小城正规得多，有审判长、审判员，还有书记员。
小学毕业之际，“文革”起来了。在红卫兵步行大串联的热潮中，我们十多个男孩子也拉起了一支队伍，要走瑞金再去井冈山。找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并做了一面旗帜。凭着介绍信，出发前可在学校领一叠红红绿绿的毛主席语录卡，一路散发；到达沿途各县，还可去红卫兵接待站申领。
我们的队伍向南挺进。一出城就得经过南郊的刑场，那片草木稀疏的丘陵令我们不寒而栗。于是，便装腔作势地齐声歌唱，脚下却是急急慌慌的。第一天赶了一百零八里，天完全断黑后到达金溪县城。第二天一早起来，都走不动了，便闹内讧，分裂的结果是大多数人扯下旗帜打道回府，剩下三人分得一纸介绍信和一根旗杆，将旗杆截成三根拐杖，继续一瘸一拐地前进。前方，不断传来流行性脑膜炎爆发的消息，县城和乡镇这类海报铺天盖地。我和一个同学因感冒去县医院开药，医生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俩扣下住院观察，另一位吓坏了，悄悄当了逃兵。医院把我俩关了一周才释放出来。出院后，我们依然执意前行。历时二十多天，步行四百多公里，我俩终于喝到了沙洲坝的红井水。
好像就是在沙洲坝，我那同学遇到了他的哥哥。他哥哥是高中生，独自骑自行车来的。为了冒领更多的语录卡，那个高中生出了个主意，让我俩和他交换介绍信，各自再去接待站申领。反正接待站只是看一眼介绍信，并不登记，换张面孔未必能记得。语录卡大小似如今的名片，很受沿途围观串联队伍的群众欢迎，当他们用土话高喊“我要最高指示”时，摸出一把撒出去，看着他们在公路边雀跃着争抢，当时觉得很神圣很自豪。
不料，那个高中生用我们由小学校开出的介绍信，获得了成功；而我们拿他的介绍信却被人识破了。
逮住我俩的是来自北京政法大学的大学生。而且，我们在前往瑞金的途中曾两次相遇，我俩还搭过他们拦下来的卡车，也算一路同行的战友了吧？但是，他们是学法律的，他们正好可以进行法律实践。
我记得那个审判庭是临时布置的，是一间空空的教室，拖来几张课桌组成审判台，中央的板凳上坐着被告人。大学生们很威严地入席，审起两个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来。问我俩的真实身份，问这张介绍信是怎么弄来的，问我们有没有前科。
我俩除了不懂“前科”的意思，别的全招了。全被人家记录在案了，还在记录上按了手模。
后来，我俩不敢再去井冈山，乘汽车赶快回家，带着一身的虱子一身的晦气。母亲把我全身的衣服用汽油搓、用开水烫，还逼着我用汽油洗头，总算把虱子消灭干净了。可是，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忐忑不安地等着学校的惩罚。
政法大学的人威胁道：你们的行为，我们一定会让学校做出严肃处理的！
时间证明，那只是大学生吓唬小学生而已。
在广场上召开公审大会，颇有杀鸡给猴看警诫老百姓的意思。但话不这么说，满街标语都说是“灭阶级敌人威风，长革命群众志气”或“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稍露骨些的，称：“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所谓公审，其实没有审理程序，只是宣判一批、公捕一批。所以，有时又叫宣判公捕大会。我读中学时，经常被组织去出席大会，有时站在学生队列中，有时作为居民卷在女人堆里（我母亲身体不好，如果每个家庭要派一名代表，那只好派我了），有时我兼有双重身份，不得不两边站站。开起会来，动辄万人，广场上密密匝匝的一片人头，都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在宣判已押上台的罪犯前，一般都要从人海中揪出一些人，被公捕的一批便是下次开会的主人公了。每当这时候，偌大的广场居然鸦雀无声，能清晰地听到周围的心跳和汗滴。在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中，即便好人也不免心虚。台上所宣布的姓名，被从各个角落里揪了出来。我常常想，公捕是否事先设计好了，他们怎么一逮一个准呢？
我插队所在的农场，有个青年职工带着场长的女儿去看过几次电影，就叫那姑娘怀孕了。场长勃然大怒，召来公安，要求以流氓罪法办他。谁知姑娘却拐走小伙子，在外面躲了一阵子，看来是死心塌地的爱情无疑了。场长无奈却不甘心，等到他俩回来后，再不威胁和恫吓，只是沉着脸，派小伙子去城里参加公审大会。我无法揣测小伙子当时的心情，反正会后他就蔫了，爱情也蔫了。场长带着女儿找了个土郎中，冒死打掉了已隆起于腹中的胎儿，然后草草把她嫁给了一个偏僻而陌生的小村子。可见，开会的教育作用不可低估，那是触及灵魂的。于是，我想，人们追着刑车奔跑的疯狂，不会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爆发吧？
公审大会之后，全城的大街小巷马上就贴满了布告。为了以利观瞻，同样的布告要挨着贴上好几张。在当年，这样的布告可能是最引人入胜的读物了，每个罪犯的名下，就是一个故事梗概。有些甚至隐约可见情节线索。读那样的文字，可以培养想象力。我在观看布告时，总能听到对某个罪犯、某个案例的各种版本的演义。我有一位朋友，在八十年代，凭着对当年布告的记忆，以那上面性犯罪的案子为素材，编了不少通俗故事。其实，布告之所以为群众喜闻乐见，恰恰在于那些关涉性罪错的内容。除了现反之罪，布告上最常见的罪名可能就是通奸罪了。而在我朋友的通俗故事里，他为许多负罪之身脱去了囚衣，换上了爱情的外套，美丽而哀婉。
可能是民不举官不究吧，就在那通奸可论罪的年代，我在自己暂且栖身的小小的农场，竟发现了一个令我瞠目的秘密。那里最早进场的几个职工，其妻女几乎都和首任负责人有染，他们经常在我耳边彼此揭发，有的甚至把自己窥见那事的日子记了下来，不，是把一页页日历撕下来，珍藏着。其目的肯定是用来保护自己反击别人。农场的宿舍是泥木结构，隔墙是竹篱抹上黄泥和白灰，听多了传言，我便留意了，果然家家墙上都有人为挖出的眼。我插队期间，那位早已返乡养老的领导曾来农场看望他的老相好，平日里相互指戳的几个男人，在他面前却是同样的卑微，都点头哈腰、诚惶诚恐，仿佛倾尽所有也不能报答他似的。而他曾给予的好处，无非是多给人家记了几个工而已。他的后代步他之后尘，到公社当干部、玩女人，玩了几个女知青，赶上当年的一次“严打”，被判二十年徒刑。
我在乡间的机耕道上常常遇见其中一位受害者。她插队的村子本来在另一个方向，出事后，便调换到别的公社来了。
那个姑娘很好认，胖胖的圆脸总是血红血红的。所以，在我们目光相遇的瞬间，我不免为那颜色犯惑。
那位通俗文学作家也写过她。在他笔下，她委身于人，却是情感使然，因为别的真正的受害者告发，才把她牵扯出来。这和我当时听说的故事基本吻合，但她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从我朋友的中篇纪实里，我得知，施害于她的那个男人十多年后放出来，纠缠她很久，要和她结婚。作品在她茫然无措的苦笑中，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尾巴。整个故事充满黑色幽默意味，但我确信，它没有虚构。
农场有位技术员，读高中时被判现反罪，在劳改农场学得果树栽培技术，刑满后被我所在的农场收留，看中的正是他的一技之长。当年我虽脱产当会计，却对园艺十分着迷，成天跟着林业队去剪枝、疏果、打药，与他交往自然频繁。瓜果飘香的夏天，我们偶尔会拖着大板车上街去卖。上街必经广场，若要绕过广场，须待附近一所中学打开后门，横穿学校出来。他是忌讳广场的，总要赖在学校后门等一阵子，巴望有人开门，实在无奈了，才顺从大家。经过广场时，他的神色很复杂，瞟一眼主席台，脸就灰了，慌慌地加快步子，他的耻辱就是那高耸的土堆。
我离开农场几年后，顶职进城工作的他忽然当上了总经理，承包了广场主席台旁边新建的一幢商厦。那时，它是小城最高的建筑，并在全城商场中率先使用了电梯。冲着那电梯，商厦一时间顾客如织，或曰游人如织。我不知道他和主席台比邻而居时，感慨多少，心情如何。我猜想着，他之所以承包雄峙于主席台旁的大厦，是对过去的蔑视、挑衅，还是伸张和呵斥？我曾在商厦里转了一圈，希望找到他和他叙叙旧。为电梯而骄傲的员工，并不理会我的询问，我只得悻悻作罢。
没多久，广场主席台被拆毁了。商厦遮挡着阳光，它是一棵蔫黄的植物。在它的遗址上，如今栽着新的高楼。没了主席台兼审判台的广场，其实也失去了广场的意义，演变成街心花园。我每年回小城探亲，漫步其间，总是恍若隔世。我隐隐地担心，经历着精神变迁的小城居民，总有一天会彻底忘记广场的历史。
甚至，连许多的美丽都在不知不觉间被砍伐了。何况那些阴冷、凝沉的记忆？
比如，棕榈与芭蕉、喜树与合欢是被一声号令屠戮的。还有一街槐花，则是被一棵棵逐个暗杀的。囚在烟尘里的古樟，如今已是蓬头垢面、垂垂老矣；至于白鹭和众多的翠鸟，差不多流放了几辈子，它们的重孙辈当不知怎样填籍贯了。
孩提时，我对一位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大妈崇拜得不得了。她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六几年的时候忽然风光起来。不过，风光只是因为名分，作为我家邻居，我知道她好像也没怎么代表人民去谋事干活，成天织着毛衣走门串户家长里短的她，又能干什么呢？前几年清明节，我在小城郊外的马尾松林里看到一座生坟，面积相当于一个可以开pt的客厅，墓基用红石砌得怕有两层楼高，从山下仰望很是雄伟。墓主便是依然健在的陪审员夫妇。听说他们常在晴日里上山看看自己今后的寓所，很欣然地安度着晚年。
想象他们凭吊自己墓地的情景，我觉得他们已经生活在下辈子了。
他们还能理解前世的审判、刑车、布告以及其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