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曾参与四川大学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颁奖，并受命说明这一奖项的缘起。我说话时引用了葛小佳一篇有名的论文，探讨禀性与教养（nature and nurture）之关联互动（葛文发表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上，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文章的内容，其实我也不甚懂，不过借其题目以“说事”而已。
所谓禀性，亦通常所说的本性或本质，似乎与生俱来，难以改变，却又非不能改善。孟子曾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因其以不懈的后天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先天；不像禽兽，基本为本能所驱动（当然，像“动物世界”一类纪录片，也常为动物的“兽性”做出科学解释，仿佛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具有优生效果的繁殖）。
优生学曾导致种族歧视，给人类带来灾难。现在外国人说话，最讲究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所以讳言天才，以避歧视。然过去“天才论”曾相当流行，常乃惪就明言，文学的“伟大与否，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同样，“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这样的话，现在人就会少说，或干脆不说。
李济也认为，同是有专业训练的学者，看问题看材料的眼光可能大不同，有人“可以在短时期解决若干基本的问题”，别人“也许一辈子只能解决次要的问题”。且这一差别“与科学训练的关系较少，大半起源于个别的智慧”。此智慧之“个别”，看似有点天分的意味，其实与平时的综合修养相关。盖李济曾对傅斯年说，成为一个科学的考古者，其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问题”。而这与专业训练无关，“完全为个人学问上修养之所得，非能强为者”。
现在大家都注意“学术正确”，所以老师也不太敢讲天赋，其实毋庸讳言。以史学言，治史确有靠天分、直觉的一面。所谓“史感”的好不好，人与人是有差异的。不过，这方面的能力又是可培养的。就像游泳一样，有的人“水感”好，这样的人更容易进展到“水性”好的程度；但游泳是人人可以学会的，不仅学会后终生不忘，且也都能逐渐提升自己的“水性”。识力或多靠解悟，学力则凭积累，是可以训练、可以培养的。
而学力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各个环节，非常重要。惟须记得李济的话，学力包括专业方面的训练，却不仅限于狭义的“专业”领域。宋人陈善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是出书法。盖不能入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书，则又死在言下。”（《扪虱新话》）
吴天墀先生尝出入于政治学术之间，他以为，此法不仅言读书，也适用于政治。干政治不能不适应环境、随顺现实，必先求其入；但入而不出，愈陷愈深，就成了政客；既入而能出，乃可成政治家。两者的区别，正体现在修养之上。好的政治家，都会实践“从适应到改造”的原则，以打通现实与理想的隔阂，化除其矛盾，将二者联系为一。早期不妨“利用现实之弱点，以增大自己之力量，以达成功；而终则转趋收敛，力图树立政治理想，以资安定社会，巩固其统治的基础”。
如吴先生所言：“不管成功一个什么‘家’，本质优良当然是不待言的起码条件。有了优良的本质，第二步还须加上充足的努力，这就关乎修养了。”而有教养的政治家，无论怎样因应时势，都不能失其根本立场。政治如此，学问亦然。入门时以接受为主，然也不是盲从，还要有些批评的态度；入而后出，更要发展自己的独立思想，才能变而后大。
对任何人而言，禀性都是重要的。但不论我们出身如何，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古之所谓教，正在于改变人。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最能彰显教养对人的改变。人禽间那几希之别，有教养者也更为珍视，即孟子所谓“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惟受教养而改变之后，能不忘自我，也不忘教养之所从来，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养之长。川大设“葛小佳优秀论文奖”，便有这方面的立意，书此以与愿为天下士者分享。
（作者按：本文是二〇一三年参与四川大学“葛小佳优秀论文奖”颁奖后有感而写，现将当时陈述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缘起”附后，俾读者更清楚拙感之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