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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Ottobre 十月

开学第一天

10月17日,星期一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在乡下的三个月假期一晃就过去了,简直像做梦一样。早上,妈妈带我回到巴雷迪学校,给我办四年级的入学手续。可我还满心惦记着乡下,一点儿也不想上学。街上到处都是男孩,两家书店里挤满了购买书包、课业夹和抄写本的家长。学校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把维持秩序的门房和警察搞得手忙脚乱。

走到校门口,有人拍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三年级的老师。他顶着一头怎么打理都乱蓬蓬的红色卷发,神情还是那么快活。他对我说:“我在课堂上见不着你了,恩里科!”他说得没错,但我听了还是有些难过。

我跟着母亲好不容易才挤进学校。前厅里、楼梯上,满满当当都是人,不论是贵妇、绅士,还是普通家庭妇女、工人、公务员、修女、帮佣,每个大人都一手牵着个男孩,一手拿着学校的升级手册,熙熙攘攘,让人以为走进了剧院。

回到熟悉的大厅真叫人觉得亲切,从这里可以通往七个教室,过去三年里我几乎每一天都要经过。老师们在人群中穿梭,一位女老师从教室门口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她是我二年级的老师。她伤心地说:“恩里科,今年你得到楼上去上课了,不会再从我教室门前走过了。”

不远处,一群焦急不安的女人把校长团团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着教室之类的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校长的胡子比去年又白了一些。再看看身边的男孩们,大家都长高长壮了。

一楼的学生们已经分好班。几个才入学的一年级孩子怎么都不肯进教室,犟得像头小驴。老师只能把他们硬拽进去,但拉了这几个,那几个又逃了出来。还有孩子看到父母离开就号啕大哭,父母只好折返回来又是责备又是宽慰。老师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弟弟被分在女老师德尔卡蒂的班上。我上到二楼,成了佩博尼先生的学生。十点钟,大家都坐进了教室。班上一共五十四个人,只有十五六个是我三年级的同学,其中包括总拿第一的德罗西。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回到了夏天玩耍过的那些树林和山野,学校跟它们比起来真是又小又闷。我还想念三年级的老师,他那么好,成天笑眯眯的,小小的个子,混在男孩群里简直就和我们一样。我很难再见到他乱蓬蓬的红色卷发了。

新老师很高,没有胡子,长发灰白,眉心间有一道竖直的皱纹,说话声音响得很。他喜欢盯着人看,把我们挨个儿看了一遍,好像能读懂我们的心思。而且,他从来不笑。我暗自嘀咕,这才是第一天,后面还有九个月呢!那么多难啃的功课,还有每个月的测验,得有多难熬啊!

终于放学了,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我飞跑到母亲面前,亲吻母亲的手。

母亲鼓励我:“打起精神来,恩里科!我会陪着你的。”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一想到再也看不到以前的老师,看不到他亲切快活的笑脸,学校也不如以前有意思了。

新老师

10月18日,星期二

今天,我有些喜欢新老师了。

早上进教室时,他已经坐在讲台的座位上了。时不时有去年他班上的学生在门口张望,然后进来向他问候早安,还有些男孩只是来摸摸他的手就赶紧跑开。显然,他们喜欢他,想留在他身边。对这些问候,老师一律回答“早上好”,然后握住伸向他的小手。可他并不看那些迎向他的笑脸,而是一脸严肃地望着窗外,盯着对面房子的屋顶,眉间的皱纹一点儿也不见舒展。看来,这些致意并不能使他开心,甚至还叫他为难。

新老师先把我们一个一个认真打量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做听写练习。他走下讲台,一边念题,一边在座位间来回走动。发现一个孩子脸上起了一片红红的小疹子,他停下脚步,捧着孩子的脸仔细观察,询问孩子哪里不舒服,又去摸他的前额,看看是否发烧。这时候,他身后的一个孩子趁机爬到课桌上扮起了木偶人。老师突然转身,发现了身后的小把戏,那孩子飞快地坐回原位,低着头动也不敢动,等着受罚。可老师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声“别再这么干了”,事情就过去了。

听写结束,他转身回到讲台,沉默地看了我们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说得非常非常慢,声音洪亮却很和蔼。

“听我说,孩子们。我们要一起度过一年,那就尽量让这一年过得开心顺利。好好学习,好好表现吧。我没有家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去年我母亲还在,可今年她过世了,留下我一个人。除了你们,我在这个世上没有别的亲人了。我的全部感情、全部心思都倾注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像我的儿子。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也希望你们喜欢我。我不想惩罚你们,所以也想你们诚心待我。我们的学校是个大家庭,你们会是我的骄傲和慰藉。我不需要言语上的承诺,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心里肯定都已经给出了保证。谢谢你们。”

校工进来通知放学时间到了。大家安静地起身离开座位,那个刚才站到课桌上捣蛋的男孩走到佩博尼先生跟前,对他说:“对不起,老师。”听声音,他都要哭了。

老师只是亲了亲他的前额,回答说:“回去吧,孩子。”

意外

10月21日,星期五

新学年刚开始就发生了意外。

上学路上,我正起劲地跟父亲谈论着新老师,突然看到前面街上好多人往学校门口涌去。父亲说:“出事了!这可真不是个好兆头!”

等我们终于好不容易挤进学校,大厅里已经满是家长和孩子,老师们根本没法儿把学生劝进课堂。所有人都望向校长办公室,人群中有人在感叹:“可怜的孩子,可怜的罗贝蒂!”

越过人群,只能看到警察的盔帽和校长的光头在大厅尽头晃动。这时,一位戴着高帽子的绅士走了进来,大家纷纷叫着:“医生来了。”父亲向一位老师打听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告诉他:“车轮轧到了他的一条腿。”另一个人又补充说:“腿被轧断了。”

罗贝蒂上三年级,父亲是炮兵队队长。早上上学经过多拉格罗萨街时,罗贝蒂看到一个一年级孩子从母亲身边跑开,不小心摔在了马路中央。几步路开外,一辆公共马车正朝这个方向开过来。他急忙飞奔过去,把小孩推向路边。小孩脱险了,他自己却没来得及收回腿。车轮从他腿上轧了过去。

大家正说着,一个女人闯进大厅,疯了一样拨开人群往里挤——是罗贝蒂的母亲。接着,另一个女人边哭边跑上前,一把抱住她,那是被救孩子的母亲。等两人都进了校长办公室,只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悲痛的喊叫声:“天哪!罗贝蒂,我的孩子!”

这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校门口。过了不久,校长怀里抱着罗贝蒂从办公室走出来。孩子的脑袋靠在校长肩膀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人群静了下来,大厅里只能听到孩子母亲的抽泣声。校长的脸色也不好,他停顿片刻后,双手把怀中的孩子略略举高,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这时,满屋子的老师、家长和男孩们齐声称赞:“太棒了,罗贝蒂!”“干得好,可怜的孩子!”人们向他献上飞吻,靠得近的女老师和学生争相去亲吻他的手和胳膊。罗贝蒂睁开眼睛,叫了一声:“我的课业夹!”被救男孩的母亲把课业夹拿到他眼前,含着泪安慰他:“我拿着呢,小天使。我帮你拿着。”看到这一幕,罗贝蒂的母亲虽然还用双手捂着脸,却也忍不住微笑起来。

他们把男孩抱出大厅,安顿在马车里。马车开走了,大家默默地回到教室,没有人想说话。

卡拉布里亚男孩

10月22日,星期六

昨天下午,老师告诉我们,可怜的罗贝蒂得拄一段时间拐杖了。

正说着这个消息,校长领着一名新生走进了我们的教室。那是一个褐色面庞、黑头发、黑眼睛的男孩,两条浓眉在前额连成了一条线。他的衣服也是从头黑到脚,腰间还系着根黑色的摩洛哥皮带。

校长凑到老师耳边低声叮嘱了几句后离开了,留下那个男孩睁着大眼睛四处打量,流露出惊恐的神色。老师上前牵住他的手,对全班说:“你们应该感到高兴,今天我们学校有了一名来自雷焦卡拉布里亚的小同胞。他的家乡离我们有八百多公里。请爱护你们远方的兄弟,他生长在一片伟大的土地上,那里为意大利奉献了杰出的人才。那里有大森林,有高山,有聪明勇敢的人民。好好待他,不要让他因为远离家乡而伤心。要向他证明,意大利的孩子,在祖国的任何一所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的兄弟。”

他一边说,一边走到挂在墙上的意大利地图下,告诉我们雷焦卡拉布里亚在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位置。然后叫道:

“恩内斯托·德罗西!”

总是第一名的德罗西站了起来。

“过来。”老师说。德罗西离开座位,走上讲台,面对着卡拉布里亚男孩。

老师对德罗西说:“你是我们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请代表全班同学张开怀抱欢迎新伙伴吧!代表皮埃蒙特之子欢迎卡拉布里亚之子!”

德罗西抱住卡拉布里亚男孩,声音清脆地对他说:“欢迎你!”对方在他脸颊上热烈地吻了一下。教室里掌声四起,老师喊道:“安静!上课时不要鼓掌。”看得出来,德罗西很开心,卡拉布里亚男孩也很开心。

老师给他安排好座位,领他来到课桌前,对大家说:“请牢牢记住,这个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孩子在都灵应该得到家人般的对待,而都灵的孩子在卡拉布里亚也应该像在自己家里。我们的国家奋斗了五十年,三万名意大利人献出了生命才实现这个目标。你们要互相尊重、彼此友爱,如果有谁欺负这孩子不是本地人,那经过三色旗时,他就不配抬起自己的头。”

卡拉布里亚男孩刚一坐下,就有邻座同学递给他几支铅笔和一枚印章,最后一排的孩子还送了他一张瑞士邮票。

我的同学

10月25日,星期二

所有同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送邮票给卡拉布里亚男孩的加罗内。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孩子,差不多十四岁,大脑袋,宽肩膀,只看笑容就知道他心地善良。不过,他总能像大人一样考虑问题。

这些天我已经认识了不少同学,科雷第我也很喜欢。他穿一条巧克力色的长裤,戴一顶猫皮帽,一天到晚都快活得很。他父亲是木柴商,曾经是翁贝托亲王军队中的士兵,参加过1866年的战争,据说得过三枚纪念章。

还有可怜的小奈利,他身体不好,有点驼背,脸尖尖的。

打扮最讲究的是沃提尼,总穿着上好的佛罗伦萨毛绒衣服。

坐在我前面的男孩外号“小石匠”,因为他父亲就是个石匠。他的脸像个圆苹果,鼻子就像嵌在苹果上的小圆球。小石匠有个特别的本领——他扮起兔子脸来可真像!大家都喜欢让他表演,然后看得哄堂大笑。他有顶破破烂烂的帽子,老是被卷起来塞在口袋里,像块旧手帕。

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卡罗菲,一个又高又瘦的傻家伙,小眼睛,鼻子和嘴长得简直像聒噪的猫头鹰。他成天在班里倒卖些铅笔、画片儿和火柴盒,考试时还把答案写在指甲上作弊。

彬彬有礼却高高在上的那个是卡尔洛·诺比斯。他左右两边坐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外套,脸色苍白,总是病恹恹、怯生生的,而且从来不笑;另一个红头发的孩子一条胳膊有残疾,用绷带绕过脖子吊在胸前。他父亲去了美洲,母亲只能靠卖菜养家糊口。

我的左边坐着怪人斯塔蒂,矮矮壮壮,看不到脖子,额头上有像波浪一样一条一条的皱纹,平时总是一副牙关紧咬的样子。他的脾气很暴躁,不爱理人,上课时眼睛一眨不眨,直直地盯着老师,但似乎并没听明白多少。被老师提问时,一般老师问第一遍,他没有反应;老师问第二遍,他还是不吭声;老师再问第三遍,他就会生气踢人。

他旁边的男孩叫弗兰蒂,长得尖刻狡猾。他是被别的学校开除后转来的。

班上还有一对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俩,从头到脚找不出丝毫不同,就连戴的卡拉布里亚式帽子上也都插着一根羽毛,由此看出他们来自农民家庭。

最帅最有才的当然是德罗西,今年的第一名肯定还是他。老师也很快看出了这一点,总是点名让他回答问题。

穿着长外套的普雷科西也很可爱。他的父亲是位铁匠,据说经常揍孩子。他的身体似乎不大好,胆子很小,跟人说话或是不小心碰到人总是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对方。

加罗内个子最大,人也最好,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他。

一件好事

10月26日,星期三

今天上午,我们才知道加罗内是个多好的人。

上学路上,二年级的女老师拉住我,问我几点钟回家,想去我家看看。我进教室时已经有些迟了,但老师还没有来,三四个男孩正在欺负小可怜克罗西——那个一条胳膊有残疾、母亲在菜场卖菜的红头发孩子。他们用尺子戳他,用栗子壳砸他的脸,还吊着胳膊、怪模怪样地学他的动作。克罗西孤零零地缩在椅子一头,吓得小脸惨白,只能恳切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期待他们能饶过自己。但这反而让那些男孩更加过分了。克罗西气得浑身发抖,满脸通红。这时候,长得就很讨人嫌的弗兰蒂跳到课桌上,装作一手挎着一个菜篮,学起克罗西的母亲来接孩子时的模样,惹得教室里一阵大笑。克罗西的母亲现在病倒了。克罗西忍无可忍,抓起一个墨水瓶,用尽全力往弗兰蒂脑袋上掷去,被弗兰蒂机灵地躲开了。墨水瓶正好落到刚走进教室的老师身上,砸在他胸前。

所有人赶紧溜回座位,吓得不敢吭声。

老师绷着脸走上讲台,厉声问:“谁干的?”

没人回答。

老师吼了起来:“是谁?”

出于对克罗西的同情,加罗内毅然站了起来,回答说:“是我干的。”

老师看看他,又看看惊呆了的学生们,冷静地说:“不是你。”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惩罚闯祸的人,站起来!”

克罗西站了起来,抽着鼻子解释:“他们打我,欺负我,我气急了,就扔了墨水瓶。”

“坐下!”老师说,“欺负他的人自己站起来。”

四个男孩站了起来,头垂得很低。

老师说:“你们欺负一个无辜的同学,你们嘲笑一个不幸的孩子,你们打一个根本无力自卫的弱者,这是人类最卑鄙、最无耻的行为。胆小鬼!”

说完,他走下讲台,来到加罗内的座位旁。加罗内还低着头,老师伸手抬起他的下巴,让他昂起头,然后看着加罗内的眼睛,对他说:“你有一颗高贵的心。”

这时,加罗内凑到老师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老师转过身,面向那四个惹事的同学,出人意料地告诉他们:“这次我原谅你们。”

我的女老师

10月27日,星期四

我和母亲正要出门给《公报》上报道的一位可怜女人送被褥,这时,我二年级的老师来了。这位老师已经一年没来我们家了,看到她我们都很高兴。她还是老样子,又瘦又小,戴着顶缠着绿色纱巾的帽子,穿着随意,头发有些乱,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收拾打扮。但是,她的脸色不如去年红润了,白头发也多了,还一直在咳嗽。

母亲问她:“亲爱的老师,您的身体怎么回事?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老师有些勉强地笑笑,但还是开朗地说:“没关系。”

母亲说:“您讲话太多,声音又大,在学生们身上花了太多心血。”

是的,她的声音总是很响亮。记得在她班上的时候,她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想方设法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从没安稳地坐下过。

我就知道她会来,因为她从不会忘记自己的学生,隔了很多年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月考时,她还会去校长那里打听每个孩子的成绩。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她会守在教室门口,检查他们的作文。许多她从前的学生已经穿长裤、戴手表、读中学了,都还会过来看望她。

她刚刚带着学生们从美术馆回来,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多年以来,她每周四都要带学生去参观各种博物馆,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各种各样的知识。老师累坏了,越来越瘦,但照旧风风火火,一谈起学校的事就兴致勃勃。

她想看看我两年前生病时睡的床——那张床现在已经给弟弟睡了。她盯着床看了一会儿,难过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接下来,她还要去一个马具商家里,他儿子是她班上的学生,得了麻疹。在天黑前,还有一位女店主等着她辅导数学。等回到家,她还得批改厚厚一沓作业,一直得工作到深夜。

向我们告别时,她问我:“恩里科,你已经会解答难题,会写很长的作文,我教你的知识你都学会了,你还会像从前一样喜欢老师吗?” 说完,她亲了亲我,下楼后再三嘱咐,“可别忘了我呀,恩里科!”

亲爱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等到长大了,我也会记得您,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去看您。每次走过校园,听到有女老师的声音,我都会回忆起您的声音,回忆起在您身边的时光。您教了我两年,我从您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就算疲惫和生病时,您对我们的诚恳和宠爱也不减分毫。我们写字时养成了坏习惯您会气恼,我们回答考官提问时您会担惊受怕,我们表现出色时您会兴高采烈,您待我们和蔼慈爱得就像我们的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老师!

在阁楼上

10月28日,星期五

昨天下午,我和妈妈、姐姐西尔维娅一起去给报纸上报道的可怜女人送被褥。

我抱着包袱,西尔维娅拿着写有女人姓名和地址的报纸。按照指示,我们爬上一幢高楼的最顶层,穿过一条两边有许多门的长走廊,母亲敲响了最后一扇门。开门的是一位还很年轻的女人,金色的头发,很瘦。看到她头上的蓝头巾,我突然意识到之前经常看见她。

母亲问她:“您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位吗?”

“是的,夫人,是我。”

“嗯,我们给你带了床小被褥。”

女人连声表示感谢和祝福。这时,我注意到在这间空荡昏暗的房间角落里,有个男孩背朝着我们跪在一把椅子前,好像在写字。仔细一看,他确实是在写字,椅子上铺着纸,地板上还放着墨水瓶。他怎么能在这么昏暗的地方写字呢?我正寻思着,突然认出了男孩的红头发和破外套——竟然是克罗西!那个卖菜女人的孩子,那个一条胳膊有残疾的孩子。趁着他母亲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轻声告诉母亲他就是我的同学克罗西。

“嘘!”母亲叮嘱我,“要是看到你来送救济,他也许会不好意思。别跟他说话。”

可就在这时,克罗西转过了身。我很难为情,可他在对我笑。母亲在背后轻轻推我,暗示我跑过去给他个拥抱。他站起来,拉住我的手,我拥抱了他。

他母亲告诉我们:“丈夫七年前去了美洲,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现在我病了,没法再去卖菜赚钱了。家里连一张给可怜的路吉诺做功课的桌子都没有,以前门口有张长凳,可以让他凑合着写作业,可现在也被挪走了。家里连盏小灯都没有,这样下去他的眼睛会坏掉的。谢天谢地,幸而有政府给他提供书本,他还能去上学。可怜的路吉诺,他太喜欢去学校了!我真是太不幸了!”

母亲拿出钱包,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她,又亲了亲克罗西,出门的时候都快哭了。她把克罗西当作教育我的榜样:“看看那个可怜的男孩,条件这么艰苦照样努力学习。你享受着优越的生活,还把学习当作一件苦差事。恩里科,他学习一天付出的艰辛,比你一年付出的还要多呀。第一名的奖励应该给这个孩子才对!”

学习

10月28日,星期五

亲爱的恩里科,是的,你母亲说得没错,你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

作为父亲,我多么希望看到你每天步伐坚定、笑容满面地去上学。但很遗憾,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你是个倔强的孩子,但请听我说,然后再认真想想。如果不去上学,你每天会过得很可悲,叫人看不起。过不了一周,你就会被厌倦和羞耻压倒,鄙视自己的行为,甚至鄙视自己,你会双手交握祈求能够回到学校。

如今,每个人都在学习,孩子。想想那些工人,他们劳累了一天后还要去上夜校;想想那些妇人和女孩,她们辛苦一周后,周日才能去上学;想想那些士兵,训练了一天,筋疲力尽,回到营房也要打开书本坚持学习;想想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儿童、那些眼睛看不见的孩子,他们也没有放弃学习;还有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同样在坚持学习。

早上出门时,你想象一下——就在这一刻,在这个城市里,有三万名和你一样的男孩走进教室,开始为时三个小时的学习。想象一下,他们穿过僻静的乡村小巷,穿过嘈杂的城市街道,在河岸和湖畔,在烈日下,在迷雾中,在河网纵横的乡间乘着船,在遥远的平原上骑着马,在雪原上滑着雪橇,穿过山谷,越过山岭,走过森林和激流,跋涉在高山小径。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或是三五成群,或是排成长队,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口音也各不一样,胳膊下却都夹着课本。

从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到棕榈树摇曳的阿拉伯,相隔万里之遥的学校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孩子们在以千百种方式学习同样的知识。要知道,这是一场由上百个种族的孩子们共同参与的伟大运动,而你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再想象一下,如果这场运动停歇,人类将退回到怎样的蛮荒中。这场运动是进步,是希望,是世界的荣光。鼓起勇气来,浩大队伍中的小战士!书本就是你的武器,班级就是你的连队,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战场,人类文明是最终的胜利。

我的恩里科,可别做一名胆小的士兵啊!

你的父亲

小小爱国者

10月29日,星期六

我不会当胆小鬼士兵!

可是,如果老师每天都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上学会积极得多。就像今天上午,老师说,他以后每个月都会给我们讲一个勇敢少年的故事,还会抄写好发给我们。

下面是今天的故事《小小爱国者》。

一艘法国轮船驶离西班牙巴塞罗那港,向着热那亚航行。

船上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乘客中有名十一岁的少年,衣衫破旧,从上船起就避开人群,总是一个人待着,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其他人,像一只机警的小野兽。

他有理由对所有人心怀戒备。

就在两年前,他被在帕多瓦地区务农的父母卖给了一个江湖戏班。在拳打脚踢、忍饥挨饿中,他学会了表演各种小把戏,跟着戏班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城小镇里四处流浪。他遭受的打骂从未间断,也从未吃上一顿饱饭。到巴塞罗那后,他再也不想忍受虐待和饥饿,想办法逃脱了魔爪,跑去请求意大利领事的保护。领事可怜他,将他送上这艘轮船,还写了封信,让他带给热那亚的财政官,叮嘱财政官将少年送回他父母家——然而,那是把他当牲口一样卖掉的父母呀!

可怜的少年浑身是伤,身体虚弱。他被安排在二等舱,周围的人都好奇地打量他。有人问他的情况,可他始终一言不发,谁都不理。有三位乘客从各方面不断探问,少年终于开了口。他用夹杂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简单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三位乘客虽然不是意大利人,但听懂了他的故事。一半出于同情,一半源于醉酒,他们给了他五分钱铜币,想让他再讲讲其他经历。

这时,有几位女士走进来,三个人赶紧掏出更多的钱,逗着让少年表演个节目引起她们的注意。他们把钱叮叮咚咚扔到桌上,口里直嚷嚷:“拿着!拿着!”

少年把钱装进口袋,低声感谢他们,虽然态度生硬,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和感激。

之后,他爬上自己的铺位,拉上窗帘,静静地想着心事。拿着这些钱,他可以到甲板上去买些吃的饱餐一顿,他已经足足两年没吃饱过了;等到了热那亚,他还可以去买一件外套,换下穿了两年的破旧衣衫;父母见到钱之后,一定会好好待他,不会再一次把他卖掉。对他来说,这笔钱可真是一笔财富。

帘子后的他越想越高兴,帘子外的三位乘客还在高谈阔论。他们坐在二等舱大厅的餐桌旁,边喝酒边议论一路的所见所闻,换了一个又一个话题后,终于聊到了意大利。

一个开始抱怨意大利的旅馆,另一个嘲笑起意大利的铁路,三人越说越来劲儿,最后开始贬低起意大利的一切。

一个说宁可去北极的拉普兰,也不想去意大利;另一个宣称他在意大利碰到的不是骗子就是强盗;第三个则嘲笑意大利的官员都是不识字的文盲。

“白痴国家。”一个说。

“又脏又破。”另一个添油加醋。

“强盗……”第三个还没说完,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铜币暴雨”砸了个满头满脑。硬币哗啦啦掉在桌上、地板上,弹起又落下,叮当作响。三个人气坏了,跳起来一抬头,脸上又挨了一阵“铜币暴雨”。

“把你们的钱都拿回去!”少年从帘子后面伸出脑袋,不屑地说,“侮辱我祖国的人,我才不要你们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