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黄坤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大大提升了我们对文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文艺评论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把文艺评论摆上十分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抓好评论工作。
一、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作生产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他指出，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通过文艺评论，可以帮助创作者进一步总结创作得失，理清创作思路，改进文艺创作。通过文艺评论，帮助读者和观众更好地欣赏优秀作品的精髓，在各种良性的争鸣比较中，辨析美丑、区别高下，从而引领人们提高审美水平，从根本上发挥思想启迪、艺术熏陶的作用。通过文艺评论，抵制不良的创作倾向，批驳错误的文化现象，端正文化风气，推动良好文明风尚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文艺评论放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部分中，鲜明强调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作用。我们体会，党中央对文艺评论高度重视，既把文艺评论工作作为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把评论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手段。文艺评论把党的文艺主张融汇到学理评论中，指导创作、引领思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已经成为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式和重要经验。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认识文艺评论的特殊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
近年来，各地文艺评论工作组织力度明显加大，阵地建设明显加强，种类、形态更加丰富，学术水平和专业性有了较大提高，评论机构建设取得稳步进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也应当看到，文艺评论仍然是文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一些文艺评论对新人新作新现象关注不够及时，未能真正走入广大群众之中发挥应有作用。一些文艺评论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解释中国的创作实践。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个别文艺评论受利益驱动，参与低级炒作和庸俗捧场，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
二、如何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切准了当前文艺评论的脉象，开出了改进评论工作的良方，明确了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措施办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评论的新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方向是文艺评论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始终是我们文艺评论的主心骨。无论理论如何更新、思潮如何涌动，我们都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
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提高全面、辩证、综合、创新的科学思维能力。比如，文艺评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评判标准，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摆脱宣扬“自我中心论”、“一切向钱看”和游戏人生等倾向。坚持实践性、时代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时代条件，实事求是地反映生活，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反对抽象人性论等。坚持追求真理，勇于褒贬、去伪存真，对错误观念毫不妥协。坚持辩证统一，全面客观地进行甄别把握，防止观察问题片面性、绝对化以及碎片化、浅表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很多重要文艺问题上，作了全面丰富、具体明确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蕴含着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我们党长期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与多年来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概括。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础文艺理论的研究，在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美学和话语体系，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评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求我们的文艺评论要讲政治，在事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增强政治敏锐性，做到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对有错误政治倾向的作品和思潮要立场坚定，给予有力地批驳。要把握时代主旋律，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实背景、未来道路有充分的判断和认识，有整体视野和大的格局。要把握好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用文艺评论来正确地评价历史和当下，匡正以偏概全的倾向。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高度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评论，把握好评论的价值导向。
文艺评论既是理性的抽象思辨过程，也是感性的审美鉴赏过程。我们的评论，一方面要用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来评价指导文学艺术作品，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发现和揭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内涵。另一方面，要注重把抽象的观念概念转化成具体丰富的文艺话题和内容，转化为个性化的对象分析、专业化的学术语言，找到评论和作家艺术家的交汇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创作和评论中的自觉遵循。要多开展有益于向善、向真、向美的文艺评论。致力于发掘蕴藏在文艺作品中的真善美、假恶丑，深刻揭示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责任感，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坚持中华文化立场，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当前，中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高度关注，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部署和要求。
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一样，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精髓，通过文艺评论阐释好、彰显好，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发扬光大，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文论著作，蕴含着中华民族对于文学艺术独特的美学经验和理论创造。要向先贤取经，接续好中华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传统。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当代文艺理论评论文体，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认真履行文艺评论的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文艺评论工作者和媒体，都要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树立强烈的底线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对不良作品和思潮勇于站出来说“不”，进行有力的批评，让读者和观众更多地关注到优秀的文艺作品，绝不把粗制滥造、格调低下甚至导向错误的作品推向社会，绝不给不良思潮提供传播的渠道，使我们的文艺始终保持绿色健康的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评论要建立和执行科学的评价标准。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文艺的最高标准，辩证地看待市场因素的影响，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制定科学的考评标准，合理设置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的权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二者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于社会效益，市场目标要让位于导向正确，杜绝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从事评论工作的评论家、编辑、管理者要努力提高学养、涵养、修养，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处理好“义”和“利”之间的关系，抵制“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的庸俗吹捧，努力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文质兼美的评论作品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欢迎。
坚持与时代、与实际相融合，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融入时代、融入实际，是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方针原则。我们要把科学的理论运用到文艺实践当中，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空对空地评论。文艺评论要及时精准，有的放矢，深度进入文艺现场，第一时间关注创作动态和思潮变化，打捞出新鲜而有价值的现象和线索，作出准确的判断。要重点加强对优秀作品的评论，加强对新人新作的评论，加强对焦点热点的评论，加强对网络文艺的评论，为创作提供有建设性的参考，增强文艺评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同时，文艺评论还要善于批评，增强实效性。理想的文艺评论是融科学与艺术、智慧与美感于一体的。我们倡导生动活泼、富有真知灼见的文艺评论，避免空话、套话，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不同的现象和作品做具体的、个性的、科学的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电视等媒体蓬勃发展，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经验的深刻变化，改变了文艺评论的形态。网上评论、电视评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评论在内容、方式、语言上存在一定不适应。要因势而变，坚持创新创造，大力推进评论载体、传播方式、评论内容形式的创新，把网络评论、电视评论作为突破口，扩大主流评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利用好影响力资源，突出正面声音。评论要适应电视、互联网媒体的特点和规律，电视评论要紧密跟踪焦点问题，多角度报道、深层次分析，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媒体权威性。网络评论要快捷反应、加强互动，网上来网上去，评论及时到位，增强时效性和亲和力。要发挥好网台联动的积极效用，让文艺评论在全媒体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注重语言和风格的创新，内容深入浅出，语言新鲜活泼，风格质朴清新，篇幅短小精悍，网言网语、快人快语，贴近广大基层读者观众的审美习惯。
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是文艺评论不断发展的动力。唯有争鸣，才能有创造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一团和气”不是良好的批评生态，“一评就跳，一评就骂”更不是衡文论艺的正常氛围。我们鼓励不同文艺观点、审美立场进行自由争论，提倡风格多样的评论形式。各级媒体，在舆论引导、社会宣传和大众传播上负有重要责任。要把握好学术争鸣与媒体责任、评论自由与宣传导向之间的关系，在繁荣中加强引导，实现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专业性的评论期刊报纸更多鼓励思想碰撞和学术争鸣；大众传播媒体更多致力于用文艺评论带给广大群众思想艺术启迪，引领健康的文艺鉴赏。
敢不敢实事求是，是开展文艺批评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原则，倡导公道直言、实事求是的评论风气。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之间，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要敢于实事求是，论理讲美，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文艺评论，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好群众评论的作用。
文艺评论除了依靠评论家自身的努力之外，更需要行之有效的领导，提高工作的组织化程度，为文艺评论创造更好条件。要建立和完善文艺评论工作机制，集中组织重点评论项目，巩固和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巩固和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尊重评论家的创造性劳动，不断营造有利于文艺评论繁荣活跃、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
（原发表于《求是》2014年第21期）
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蔡赴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高屋建瓴，提出了文艺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又春风化雨，赋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神圣的责任和使命。讲话发表以来，激发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奋发豪情，召唤出创作优秀文艺作品的巨大力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承担着引导和管理影视文艺创作和文艺类图书出版的重要职能，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作品的社会化传播中，负有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创作生产优秀的影视文艺作品和出版高质量的文艺类图书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刻领会，重点把握，着力推进。
一、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要以中国精神为魂，以人民群众为根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任何文艺作品要想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检验，唯有紧扣其魂才能成其大，依傍其魄才能成其盛。文艺创作之魂魄决定了作品的生命力，魂魄相依，神气相从，是优秀文艺作品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中国精神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些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创作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引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文艺作品能够跨越时空、成为旷世经典的前提和要领。
中国精神内涵丰富，意旨深远，包含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价值的精神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创造实践过程中，又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理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图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情怀，凝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高度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灯塔，是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影视创作和文艺类图书出版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鲜活塑造中国形象，生动讲好中国故事。
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讲好中国故事是传递中国精神最有效的载体。中国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形象。文艺创作要善于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运用深邃的目光、敏锐的触觉、丰富的感受，从宏大场景和日常细节中去捕捉和发现蕴藏在中国大地上的创造性实践和美好生活。五千年以来的中国文明史让我们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博大精深的精神底蕴和文化气质，是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矿藏，这就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接千载”；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再次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性传奇，形成了人类进步史上难能可贵的发展经验，这也必然成为文艺创作形成灵感、抒发情怀、寄托希望的宝贵资源，这就是文艺创作中的“视通万里”。中华民族已经创造了璀璨的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文化工作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信心、有能力去弘扬和发掘；伟大祖国正在奋力于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情怀、有高度地去传达和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对中国精神最好的弘扬，是优秀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下大力气、大功夫。一度曾在少数文艺创作中所出现的去历史化、去中国化，试图用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西方精神来抹杀和取代中华文明、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创作偏颇，都是侵蚀文艺创作健康发展的病毒，我们要高度警惕，决不容许其侵蚀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肌体。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人民群众都是活跃于其中的主体力量，中国精神之魂寄托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当我们强调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时，必须强调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中国精神是魂，人民群众是根，人民群众之根是支撑中国精神之魂的全部力量。文艺只有和人民水乳交融，休戚与共，才能够根深叶茂，结出硕果。这就要求文艺创作必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要把创作者的身份认同和人民保持一致，在认识、理解和尊重人民的过程当中认识和理解创作者自身，在书写人民情怀的同时表达自我追求；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创作对象的主体，让人民群众成为故事的主人、情感的主宰、思想价值的主旨；要把文艺作品的最终完成与人民群众的口碑评价高度融合，在人民群众的流传和检验中获得价值实现。文艺创作和人民群众的一体化关系，既解决了文艺工作者“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性问题，也找到了优秀作品的灵魂和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对此我们要加深理解。人民群众是真善美的创造者、呈现者、传播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会表达出更多让人动心的真善美的力量，把更多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传达出来，把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传递下去，真正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以中国精神为魂，以人民群众为根，以真善美为体，就会使文艺工作者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
二、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要以提高质量为本，勇攀艺术高峰
近年来，我国影视文艺创作生产和文艺类图书出版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成为影视生产和图书出版大国。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仍然突出存在。在每年生产的大约600部电影、15000集电视剧和25.6万种出版物中，精品力作仍然欠缺，能够影响当代、留给历史的经典之作更为稀少。虽然数量是某个历史阶段艺术生产力活跃的直观显示，但也不可回避影视文艺创作和文艺类图书出版当中存在着产能过剩、质量平庸的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可谓切中肯綮、一语中的。集中全部精力和优质资源，重点打造优秀文艺作品，提高质量、提高学养、提高审美能力是当前文艺创作生产当中的重要任务，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文艺繁荣兴盛的核心课题。
提高质量，就是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目标，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要树立文艺创作的长远意识和终极意识，以影响当代、亘古流传为远大志向，精心研磨、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摒弃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浮躁心态；要集中优质资源打造优秀作品，努力挖掘最生动、最鲜活、最富有生命力的题材和素材，精心配置创作力量，着力完成由题材素材向优秀作品的转化与实现，克服平均用力、散而不聚的创作生态；要提倡文艺创作有感而发、以情动人，真正做到文由胸中出，心以文为表，以生活为实，以精诚为核，杜绝闭门造车、空洞无物的创作形态。
提高学养，就是要提高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自身的精神境界、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创作优秀文艺作品的必由之路。当前影视文艺创作和图书出版中之所以出现大量质量平庸、品位不高的情况，与文化部门组织协调、引导管理不力不无关系，与文艺工作者的学养、修养不足不无关联。要想创作生产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置身于文明进程中革新嬗变的历史潮头，放眼于世界艺术发展进步的宏阔背景，真正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提高审美能力，就是要做到对中国精神和人民性的高雅表达、优美表达和有效表达。应该看到，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立意和初衷都是好的，但在作品传播过程中却难以奏效，形成作品与受众之间的隔阂，使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难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得以实现。因此，文艺创作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之外，必须要充分尊重艺术规律，不断提高审美能力，找到传播的最佳方式和最佳途径，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真正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古人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的标准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和谐统一。只有坚持这个统一，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才能为中华优秀文明成果的积淀作出我们的当代贡献，才能攀登上艺术创作的高峰。
三、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重在加强引导和激励促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文艺创作现状时指出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要实现影视文艺创作和文艺类图书出版的繁荣发展，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切实从加强引导和激励促进两个层面展开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作为依法行政的文化管理部门，要正确理解并忠实履行好职责，寓管理和引导于服务之中。要引导影视文艺创作和文艺类图书出版准确把握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的辩证关系。文艺作品是具有独特属性的精神产品，决定了文艺作品不能被市场一味地牵着鼻子走，“当市场的奴隶”。但这并不意味着影视作品不需要观众，文艺图书不需要读者，而是要用高尚的灵魂、充沛的情感、生动的形象去吸引、感染、征服观众和读者，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要破除唯收视率、唯票房论、唯点击量、唯发行量为唯一判断标准的偏颇倾向，坚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艺术魅力放在首位，把观众口碑放在首位，把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作为文艺创作的目标，达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在影视文艺创作和文艺类图书出版的管理引导上，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防止低俗之风、颓靡之风、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的蔓延。
激励和促进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影视文艺作品和文艺类图书出版，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管理部门要努力为创作生产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和氛围。
当前我国电影、电视剧和文艺类图书出版整体呈现出健康良好的发展状态。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剧生产国和受众国；国产电影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经受了考验，站稳了脚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欢迎；文艺类图书品种繁多、读者广泛。这种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我们要倍加珍惜，要努力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努力激发文艺创作生产力，真正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繁荣大发展。
要真正与广大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与他们做知心朋友，在正确引导的前提下，关心他们的创作和生活，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尊重艺术个性和艺术劳动，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形成互相探讨、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要充分利用电影精品创作资金、电视剧剧作扶持资金、精品图书出版扶持政策，为优秀作品的脱颖而出提供政策优惠和扶持保障。好马配好鞍，好钢用在刀刃上，对优秀作品要实行资金倾斜。
还要看到，当前影视创作和图书出版界有大量人员身处体制外，要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和呵护，在创作上给予激励和扶持，在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爱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造人才辈出、佳作叠现的繁荣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当前文艺界的总动员，又是对今后一段时期文艺工作的总部署，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工作遵循。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是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的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的巨大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的崇高理想。伟大的时代一定会催生出伟大的文艺作品，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原发表于《求是》2014年第22期）
作者：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表述
董学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大气磅礴，内涵丰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习总书记的讲话，可以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总结，是对建设文化强国构想的新概括，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文艺走向的新定位，也是对未来文艺工作的新部署。这一讲话，对文艺界统一思想，凝魂聚力，开创新局，必将产生无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从学理的意义上讲，习总书记的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语境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丰富和深化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有力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方面，这个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产生出来的最新的成果。它是我们党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文艺工作的又一纲领性文献。
习总书记的这个讲话，通篇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这种方法和精神，又同当下的时代主题、历史方位和文艺形势高度结合起来，因而使所阐述的各种文艺观念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使命感。这篇讲话，科学地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态势、新情况、新问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和怎样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主要任务和基本遵循，同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文艺未来发展的灿烂前景和宏伟蓝图。这篇讲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观之间息息相通的灵魂脉动，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神正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给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界和文艺家们，带来无限的温暖和热能。讲话中许多透辟犀利、发人深省的阐述和表述，可谓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与文化土壤中绽放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绚丽花朵。
众所周知，把文艺事业看作整个党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看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常识。列宁曾指出，文艺不能成为“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应当“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就讲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以便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他系统地谈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谈了“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习总书记的讲话，无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个“重要”二字，不仅赓续了上述思想，而且依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把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来重视革命文艺“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不主张“为饱食终日的贵夫人”、“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把这发展成“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原则。为了体现这个原则，经典作家一直希望“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转变立场，和人民群众在思想和感情上打成一片，真正做人民的歌者。
习总书记的讲话，极其鲜明地坚持了这一思想，并把对人民的热爱提高到了对作家、艺术家要求的更新的层次。习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并且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人民”一词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实为罕见。讲话把作家“深入生活”具体化为“深入群众”、“扎根人民”，把社会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源泉的思想，升华凝练到“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样的阐释，就使文艺上的唯物史观得到更彻底的贯彻，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文艺批评，学界都知道恩格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美学的和史学的”的批评标准。毛泽东也论述过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不难发现，这些批评标准的设定都含有当时历史背景的因素。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也谈了“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有两个创新点：一是提出了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批评标准的意蕴和内涵。因为增添“人民的”和“艺术的”两条，既触及批评的立场性判断，又关涉批评的专业性强调，比只谈“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只谈“内容”和“形式”的观点，是明显地推进了一步。主张从“历史”、“人民”、“艺术”、“美学”四种维度和观点来评判和鉴赏作品，这是一种理论创新。二是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句话，同马克思说过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有些相似。但是仔细比较后发现，这里把“够不够资格”的角度，变成了“审美”鉴赏的角度，把“判断者”变成了“鉴赏家”和“评判者”，而且把人民“作为”或者说放在了鉴赏家和评判者主体的地位，这不仅有现实针对性，而且会引发一场文艺批评格局的变革。
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给予了许多新的阐释，特别是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概念，强化了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习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因之，“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这就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要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和理论色彩，杜绝用西方标准来剪裁和衡量我国文艺和文艺作品的偏差，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确切地落到了实处。我们发现，讲话中还涉及了诸如“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质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美的发现”、“美的创造”、“美学精神”等许多美学范畴和词汇，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表述增加了美学光泽，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也给出了不少新的课题。
记得马克思在探讨剩余价值理论时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可以说，习总书记巧妙地发挥了这一思想，并把它用来分析市场经济对文艺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并告诫说：“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这就为我们观察和剖析当下文艺活动的规律和状况提供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倘若我们联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来考察这些见解，不难发现，这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生产”理论，合理汲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化工业”理论中的有益因素。这些分析性见解，是从活生生的中国当代文艺现实中概括出来的，是很“接地气”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中国化的“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批判精神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市场运作与文艺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复杂关系的新的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展现出新的面貌。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社会主义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张永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的又一里程碑，是指导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从革命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党的文艺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民族解放的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文艺工作作出的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是对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工作遵循。
《讲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文艺创作，文艺与真善美，文艺与中国传统文化，文艺批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方面；《讲话》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精神，对上述问题既全面把握，又针对其中的核心问题进行重点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对此，笔者在这里就《讲话》内容谈一些粗浅的学习体会。
我们身处在社会发生巨变的伟大时代，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市场、资本等要素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些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则是消极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文艺与市场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和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看出，《讲话》的论述重点是文艺创作问题，由此出发，展开具体分析和阐释。《讲话》对文艺现状的基本判断是符合实际、切中肯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3]“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铜臭气。”[4]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从思辨出发，这一论述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一脉相承，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5]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部分文艺迷失了方向，成了市场的奴隶，沾满了铜臭气，出现了诸如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唯发行量等“唯市场”的各种乱象，这就是我们的部分文艺现实，而这种现实严重影响和损害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和因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对作品的效果和价值导向等问题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认识偏颇。概言之，文艺创作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突出问题，就在于文艺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6]“为什么人”这种“偏差”必然会导致“如何为”等一系列“偏差”的出现。针对这些问题，《讲话》以激励和引导的方式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问题做了深刻论述：
第一，《讲话》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论述，从思想上和认识上解决现实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既与党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7]邓小平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大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要求，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表的重要性。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8]而《讲话》则进一步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9]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作为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也是精神文化的需求主体、表现主体和鉴赏主体，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所在。可以看出，《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丰富、生动、具体、深刻，是针对文艺现状提出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新阐释。
第二，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本质，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文艺作品的创作者，文艺工作者从思想上、认识上“入脑、入心”之后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化作自觉的文艺实践和文艺行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的人民性要求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不能为个人名利而写，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能做“为艺术而艺术”的囚徒；文艺的人民性要求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要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要深入生活，要扎根人民，要向生活学习，要向人民学习。这一深刻论述融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并在《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邓小平指出，“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0]《讲话》进一步指出，“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11]
第三，《讲话》对文艺作品的相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首先，文艺工作者要以精益求精的精神从事文艺创作，邓小平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2]《讲话》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作品是文艺工作者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这种新要求，既是对党的文艺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次，《讲话》提出了衡量好作品和优秀作品的标准和依据：好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应该是把社会效应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3]；优秀作品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讲话》对好作品、优秀作品的论断充分说明党的领导人深谙艺术规律，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又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再次，文艺作品不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导向，还要通过艺术的、审美的方式来加以实现。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弘扬中国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神圣使命，要考虑如何讲好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讲话》明确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4]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作为灵魂工程师尤其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文艺作品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是真的、善的，而且是美的，在形象、情节、画面中感受到真、领悟到善，进而获得美的享受。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纯技巧的组合，不是纯形式的构造，更不是纯事实的描述，而应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但是，在以往的文艺实践中，文艺作品存在着两种十分突出的不良倾向：一是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二是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莎士比亚化”的而非“席勒式”的，《讲话》提出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一比喻性论断确实抓住了一些文艺作品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强调文艺作品需要形象的、感人的、动情的方式来传递价值诉求、价值理想，不能只讲政治正确，那样的文艺作品没有丝毫的艺术感染力，也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毋庸置疑，“市场”是把双刃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拜倒、臣服在市场的脚下，使社会主义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第二种则是把两者全然对立起来，使社会主义文艺成为市场的敌人，这两种都十分有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善于利用市场、资本，要做市场的主人，要正确处理文艺作品的商业属性与价值属性之间的关系，要正确处理作为事业的文化和作为产业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前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人民是文艺审美的主体
——对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美学理解
张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关于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讲话，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文艺工作有着非常及时、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讲话不仅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而且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有深刻的启示作用。细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美学思想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悟。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首先揭示了文艺事业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指出了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对中华美学的当代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建设意义。作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美学观念，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地揭示出了其基础和核心理论，那就是：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的服务对象是谁？早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却忘记了这个根本宗旨，而把个人的利益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并且把经济利益、市场效益放在第一位，导致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习近平同志的文艺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观念，并非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旧话重提，而是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强烈的现实指向。习近平同志讲话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人民”，整个讲话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神。分析起来，关于文艺事业，人民的主体地位可以分为人民是文艺审美的创造主体、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主体和人民是文艺审美的评判主体这三个主要维度。
一、人民是文艺审美的创造主体
习近平同志讲话中贯穿着的一个基本主线是文艺与人民。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真正的文学精品、艺术经典，无不是与时代和人民息息相关的。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留下地位、闪耀光芒的作品，都是传达着人民的情感和诉求的。作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创作，从有署名的作品来看，往往是艺术家个体精神劳动的结晶，而非集体合作的产物；作为主人公的“我”，是第一人称的“小我”，也就是表现抒情主体个人的情感、意志和悲欢。但是，真正成为经典，使历代读者、受众能够受到情感兴发，从而历久弥新，跨越千载而不衰的作品，却恰恰是撰写出了当时人民的呼声、情感和诉求，通过“小我”表现出了“大我”的佳作。而且，人民的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对于这个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做了精彩论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5]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重要理论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文艺作品的源泉从何而来？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而非源泉之一。如果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有一己的情绪，而对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情感无所感知，甚至格格不入，那么，这样的文艺作品是不可能感染人、熏陶人的，也就不可能具有生命力。时隔72年，习近平同志再度强调这个问题，把人民与文艺的关系提到最根本的地位，无疑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今天这个“讲话”是对72年前“讲话”的继承或重提，而是习近平同志在看似同样的命题中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有了新的活力。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是取决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在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同时，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表述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美学内涵。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人民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的观点是在全民族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背景之下，号召文学家、艺术家讴歌人民的伟大斗争；而在当今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力空前强大，商品经济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小我”忘却了“大我”，为了“孔方兄”而辜负了人民的期望，致使低俗的东西、庸滥的东西冒充艺术品大行其道。这些东西远远不是什么美的事物，而是玷污人们心灵的东西。习近平同志认为，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是真正美的事物的蕴含，是审美活动最为重要的对象。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一方面是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原则，一方面也是具有创新性的审美创造原则。
艺术创作是体现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的最重要的活动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先行的活动就是以创造性的方式进行审美活动，在自然物和社会生活中发现美的存在。一般认为，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对特定的审美对象的发现与契合，审美对象是某个特定的事物。而习近平同志“讲话”蕴含着这样的观念：美作为对象是在人民的生活之中，是在人民的实践之中。这种美的对象是整体性的，是活生生的。“美是生活”这是很久以前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命题，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美学理念；从美学角度看，“讲话”的观点固然有着“美是生活”的历史渊源，但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如果说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个体的内在世界是一个“小我”，而这个“小我”不应该是封闭的，也不应该是与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相隔绝的，恰恰相反，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我”应该映现人民这个“大我”。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文艺审美的创造主体——那个隐含着的主体恰恰应该是：人民。
二、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主体
文艺作品的创造、制作，一定是有其接受者、欣赏者的，尤其在当今社会，自说自话、没有对象的艺术即便是有，也是微乎其微的。按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来看，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是互动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6]这是马克思“艺术生产”这个命题提出的由来。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艺术生产”提出的前面，马克思明确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17]这里所阐明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正对应着后面所说的“艺术生产”。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也同样遵循着这种规律。艺术生产也正是创造着消费艺术品的主体。鉴赏和批评，都属于艺术消费的范畴。
鉴赏与批评，对于艺术生产、文艺创作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鉴赏与批评，创作也就没有了动力。因此，在文艺美学的领域里，对鉴赏与批评（或统称为“接受”）一向都是颇为重视的。对于艺术品而言，鉴赏者和批评家也是审美主体，尽管这与创作的主体颇有不同。相当多的文艺理论、文艺美学著作都把鉴赏和批评作为重要的单元加以论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鉴赏和批评的问题同样是以人民作为出发点的，但却作出了具有创造性理论内涵的美学表述：“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在笔者的理解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美学命题。“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个提法超越了以往在美学上关于接受和鉴赏的观念与表述。从接受的角度，真正把人民作为主体，这是前所未有的，表达出在党的文艺事业的立场上，对人民的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
人民是真正的鉴赏家，人民是权威的评判者，这在文艺美学领域里，是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和定位。一般而言，鉴赏和评判（也可以说就是“文艺批评”）的主体都是个人，都是个体的，现在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将“人民”这种复数的、整体的概念称为主体，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总书记从“文艺为人民”这个总的立场出发，而谆谆告诫艺术家要高度重视人民作为鉴赏家和评判者的水准和功能。
如接受美学所喻示的那样，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的或无意的，都有一个预期的、暗含着的读者，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伊瑟尔称之为“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隐含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话语方式、结构方式，体现了文本潜在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也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对这种潜在性的发现。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作家心目中自己的作品究竟是为哪一类人而写的。这类读者有什么样的兴趣，有什么样的审美需要，是俗是雅，是文是野，对此作家心目中是大致有数的。不仅是文学作品，其他类型的艺术品又何尝不如此。譬如现代传媒中的栏目策划，究竟是以哪类人作为收视群体，策划者完全是心中有数的。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一些低俗的节目或读物，在其编导和作者的心目中，对于人民的鉴赏水平、审美趣味和评判标准都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在他们的眼里和心里，广大的受众、观众或读者，都喜欢那些浅薄的娱乐、感官的满足，为了市场效益，为了金钱欲望，把文艺当成了市场的奴隶，所谓的“作品”也沾满了铜臭气。这些人其实是以自己的浅薄无聊来揣度广大的受众，用俗话来评价这类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类东西其实是称不上什么艺术的，但确实又在大众传媒中占有不小的份额。这些人心目中的“人民”似乎都是对那些粗俗搞笑的东西、刺激感官的东西趋之若鹜、津津乐道的受众。而这类东西其实是出自于猥琐的、阴暗的心理的。他们制造出的这些东西，通过无聊的语言或动作，有时候博得人们一笑，却实在无法给人以美的感受，反之却是给文艺空间带来了长久的污染。
人民是个历史性的范畴。今日之人民的文化水准、价值观念和审美能力，与数十年前（遑论更远的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精神境界的广大群体。那些颓废的、负能量的东西，是与真正的人民生活所背道而驰的。可以肯定地认为，今日之人民，其学历层次、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与旧日相比，提高的幅度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人民现今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更加超越和升华的。他们当然需要美的享受，需要活生生的、直觉的美的形象，但也需要以新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真善美。文艺如果表现那些浅薄无聊的“娱乐至死”，无非是将人的灵魂拉向阴暗的所在。而文学艺术在其禀赋中就有着引人向上的理想蕴含。习近平同志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文艺的永恒价值，其实也正是人民生活的应然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状态也就在人民的生活之中。最讲真善美的，正是我们的人民。
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这是我们的文艺接受的一个重要的新的观念，也是有其特定的理论内涵的。对于文艺事业来说，没有鉴赏也就没有创作。鉴赏与批评是催生作品艺术生命的最为重要的环节。
这里先说鉴赏。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都是面向自己的读者、受众，他们就是鉴赏者。鉴赏是审美享受的产生过程，没有鉴赏，也就没有艺术生产。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鉴赏者的参加。假使一个作品问世却无人鉴赏，那么这个作品无论作者如何以为会有空前绝后的成就，其实不过是胎死腹中而已。
就一般意义而言，鉴赏应该是个体的行为。真正的审美感受，应该是在个体的鉴赏中产生的。但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又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美学命题。尽管其意义并非全然是在美学的范围内，而带有着政治上的深远考虑，但这仍能从美学上得到领悟和启发。“人民”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复数，也是无数个体性的鉴赏的共同体。从具体的鉴赏而言，人民是文艺审美新视界的鉴赏家，是对当前文艺审美的理论描述。但它使文艺鉴赏得到高度升华的美学预期。个体的鉴赏当然会体现出审美趣味的差异性，正所谓“说到趣味无争辩”。这不仅在审美中是允许的，而且是常态的和健康的。但是，以人民作为鉴赏家进行美学预期，这就为鉴赏注入了共同美的尺度。鉴赏中的个体性差异，并不排斥寓于个体性的美学通则，或者说是寓于个性中的共性审美尺度。人民作为鉴赏家的提法并不是要消解鉴赏的个体性差异，而是在理论上凝聚和明晰文艺审美中的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共性审美尺度。伟大的实践、健康的生活和核心价值观就寓于人民之中。人民作为鉴赏家，是最有资格的。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这主要还是对艺术家的创作提出的内在要求。如前所述，文学家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都有自己的隐含读者或预期受众，这个隐含读者或预期受众是什么群体、是什么类型，直接关系到作品的品位和走向。作者如果能以“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个理念作为创作的前设，真正尊重人民作为鉴赏与批评的“行家里手”，就会倾注最大的热情，以锐意创新的态度来对待创作，从而创造出艺术精品，也就是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如果不能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对人民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估计过低，形成错位和误判，甚至揣摩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就是喜欢那些低俗的东西、搞笑的东西，以奇形怪状的动作和无聊搞笑的语言取悦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想象得非常之低。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是将那些无聊的、低俗的东西排除在外的，也是把那些一哄而上、抄袭模仿的东西排除在外的，这些东西不足以称之为艺术。文艺审美是对艺术美的鉴赏和分享，是审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有对艺术的追求，有对艺术的执著，有对文艺精品的创造欲望，就要真正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这是一个很高的定位，其实也是对艺术家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满足作为鉴赏家的人民的审美需求，是作品成败的关键。
三、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主体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不仅把人民当做文艺审美的鉴赏家，还看成文艺审美的评判者，这其实也是对艺术家而言的。评判也就是文艺批评，这似乎带有些专业的味道。其实真正的评判还是在人民中间。评判更带有对于价值的针对性。评判与鉴赏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鉴赏，评判也就无从谈起，而鉴赏本身也就包含着感性的评判。在艺术创作中，审美价值的创造是其最为核心的意义，即使其他事物中包含着的审美价值并非处于首要地位，但是在艺术作品中，审美价值的追求与创造，就是首要的。艺术作品中当然也含有其他类型的价值，如认识价值、宗教价值、教育价值、民俗价值等，但既然是艺术作品，这些价值都要通过审美价值才能实现和发挥作用。缺少审美价值的作品，尤其是缺少创造特性的审美价值，其他的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或难以显现。价值的获取和彰显，关键在于评价。没有评价，就没有价值的产生。评价表现为人们对价值客体的态度。如著名学者李德顺先生对价值评价的概括：“评价表明在主客体之间一定的价值关系中，客体是否能够或已经使主体的需要和愿望得到满足，客体是否适合主体的需要或已使主体意识到这种适合。因此，评价有两种基本结果，肯定和否定。主体的满意、满足、接受等表示，是肯定的评价；不满意、不满足、拒斥等表示，是否定的评价。在复杂的客体和复杂的关系中，或者在价值关系的历时变化中，肯定和否定常常以相互并存、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和转化的面貌表现出来。”[18]这就是评价的本质。对于价值活动，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对此学术界通常的认识是，审美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审美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这已得到人们的认同。审美价值的获取和被揭示，是一定要通过评价才能实现的。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评判，其实也就是审美评价的问题。在艺术活动中，评价或批评都要以鉴赏为基础，但又是鉴赏的升华状态，是对作品中审美价值的定性考量。习近平同志称人民是文艺审美的评判者，而没有称为批评家，可能是因为后者有更浓厚的理性专业色彩，而前者更多的是感性直观的方式。然而，在审美活动中，评判尽管无须像理论家、批评家那样以逻辑思维来论证，但它的价值属性则是非常突出的。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首先是人民掌握着对文学艺术最根本的审美标准，因为审美评价必须是以审美标准作为依据。评价活动往往是由个体的形式进行的，但审美标准却应该是社会的。在人民那里，有着最为根本的标准。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党对文艺事业的要求，其实也是人民对文艺的根本标准。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现代化程度与日俱增。人民对于文艺的需要、对于审美的需要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当下人民的感知能力远非旧时代所能比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审美需要愈加丰富，愈加强烈，同时也就愈加具有当代性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19]人民的审美需要，也就是人民作为评判者的标准。真正地尊重人民作为评判者，就是要深入体察人民的审美需要，并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审美享受。习近平同志还颇为具体地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这里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了人民对精神文化和审美的时代性需要，能够满足人民的这种需要，才敢说是具有时代性的审美价值。
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具有什么样的审美价值？所具有的价值究竟是大是小？这些问题都取决于作品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评判是针对价值而言的，审美评判（或评价、批评）的功能，就是对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认可和彰显。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这当然意味着对人民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与尊重，更重要的是对艺术家自身的目标和取向的提升。人民是艺术的审美标准的掌握者，对于文艺审美，人民是最有话语权的。我们说“人民”，主要的不在于数量的最大化，而在于人民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时代的发展趋势，也代表了审美的“向上一路”。其实，需要也好，价值也好，是有正负之分的。正面需要的满足使主体得到鲜活的能量，得到创造的力量，得到有益于社会的动力；反之，负面需要，如吸毒者对毒品的需要，盗窃犯对作案工具的需要，只能产生负价值，使主体堕落，对社会造成危害。而真正的文艺审美，是满足人民的正面需要、产生的是正价值、是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的。人民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产生的是积极的、向上的、创造历史的动力。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人民在艺术作品中所把握的、所汲取的，是真善美的融合。西方的一位美学家这样说过：“公众的艺术评价最终总是对的，批评家的任务只是使这个‘最终’尽快到来。”[20]批评家是通过专业的水准和语言来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而对“人民作为评判者”的理解，可以从这句话中得到一点启发。作为个体的批评家，要以公众或人民的艺术评价作为自己的依据。仅凭个人的好恶而不顾人民的审美感受所作出的判断和定性，很难是中肯的。批评家的个体和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在逻辑上如何成立？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给我们提供理论的支撑，马克思如是说：“因此，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21]以之理解批评家的个体和人民作为评判者，再恰当不过了。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言，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是创作文艺精品的自我要求，是创造最佳的审美价值的标尺，也是“立言”以产生经典的追求。真正的艺术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将那些“混迹”于文艺场的庸滥制造者排除在外），当然是追求作品能够成为精品和经典的。如杜甫所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对艺术的至高追求，对于艺术家而言是应有之义。而只有懂得人民是文艺审美的评判者这个道理，感觉到人民的眼光像明月一样洞烛自己的作品，把作品的价值交付给人民去考量、去检验，才能真正创造出艺术精品；反之，模仿抄袭，千篇一律，既低估了人民的鉴赏与评判能力，也将使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
艺术的消费、文化的消费，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消费，尽管作品也是带有物性的，并没有伴随着消费而消亡，反之，愈是消费则愈是增值！《诗三百》也好，《牡丹亭》也好，无数的艺术精品、经典之作，都历千载而不衰，在千百年的人们审美鉴赏中生成了更多更好的审美价值。经典也就由此而生，而在这里，也尤为真切地见出人民作为文艺审美评判者的伟大功用。
四、人民与文艺审美：美学理论的升华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不是专门的美学理论研究，而是党在现阶段对文艺工作新视界的指导方针。学习这个讲话，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总书记在这里是把文艺作为治国理政的宏伟事业加以论述的。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美学理论的角度，对总书记的讲话加以认识，也许可以强化对讲话精神的理解，同时，也可把讲话精神落实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学研究之中。
在政治上作为对我国文艺事业的指导之外，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也从美学理论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文艺事业以人民为根本，把文艺事业与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贯穿讲话的一条红线。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角度看，这与之前“人民性”是有传承的关系的，而将人民和文艺审美的关系作为美学思想加以考量的话，又可以视为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
人类的审美活动，不止于文学艺术，对于其他的活动，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进行观照。诸如自然景物、社会事物，可能都蕴藏着某种审美属性，可以对其进行审美活动。然而，最能体现审美活动特征和本质的，当属文学艺术的活动和作品。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文艺审美更是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人民与文艺审美的关系也越加密切，成为当今社会文化最受关注的部分。
当代的文艺审美本身与传统的审美颇有不同之处，也因其媒介的不同而具有了新的美学属性。电子传媒提供给人们的图像审美，与传统的造型艺术和文学审美在审美经验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也因视觉文化成为文化的主要模式，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审美本应该是个体化的，或者说欣赏者的审美体验是最重要的过程。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主体，是美学领域颇具新意的命题。对艺术家而言，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是创新式的美学原则。人民既是文艺创造的主体，又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样就把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作了美学化的概括。按着一般的美学理论来看，文艺审美应该是个体的方式，才能真正进入体验过程；单个的个体当然不等于“人民”；而将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命题，无疑大大提高了对艺术创作的美学要求。人民是总体，总体寓于个体之中。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概念，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呈现着一个民族的美好品质，洋溢着现实生活的芬芳气息。文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我们力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唱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中国人民应然的生活形态。所以，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核心价值就是人民的价值，这也是文艺工作和审美的最大价值。审美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我们的文艺审美，就是要发现和发扬这种价值。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美学体系中，提出的首要的审美原则就是“审美无利害”。康德把其作为审美和非审美的分水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重要的美学命题之一便是：“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又说：“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人必须完全不对这事物的存在有偏爱，而是在这方面纯然淡漠，以便在欣赏中，能够做个评判者。”[22]康德提出的“审美无利害”的美学命题，在传统美学中一向被作为审美的金科玉律，也是不可逾越的雷池。而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视觉图像充斥的时代，康德的审美定律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挑战。如果完全按照康德的铁律来判定，那么，无论在文艺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审美将不复存在；而如果消弭了这个界限，审美的超越也同样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也是一个美学的悖论。习近平同志关于人民和文艺审美关系的论述，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路。审美与非审美的标准仍然是要有的，否则也就没有了审美的超越感。但是，如果绝对地把利害感排除在审美之外，当下的审美事物就会都被过滤掉。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个体的、物质的、直接的利害感是与审美相妨碍的，如果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夹杂着这些因素，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而对人民是有利的，是有价值的，是真善美的，恰恰是真正的文艺审美所必须具备的。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这是对于人民的大利，是最佳最美的价值，岂能排除在审美之外？对于人民有利的，正是我们文艺审美的必要条件！
学习、领会、理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更是文艺界和理论界的内在需要。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主动地、深入地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内化到思想观念中去，是搞好文艺工作、提升理论研究的最好动力。从美学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展开的理解，也许不乏误解和偏颇之见，但的确是在美学观念上得到了深刻启悟的。
（原发表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为中华文化复兴铸魂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金永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3]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中国梦的内涵极为丰富，它不只是经济上的强国梦，而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内容。毫无疑问，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力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综合国力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新常态”的新定位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进入“新常态”，这里不仅有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无须考虑关于中国GDP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被世界第一”的争论）带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更有中国奇迹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所具有的一般意义。甚至西方学术界也已更新研究方法，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重估中国发展经验，反思西方治理的困境。《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对西方的最新反思之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提出关于“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看法，其参照面便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著述《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希望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短视，提出“为什么中国做得那么好，我们要向中国学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直接以“中国的世纪”为题撰文，提出美国需要与中国一起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于中国而言，“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4]。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发展期。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期和发展的新阶段，因为这种“新常态”还意味着世界经济面临着“强劲的逆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经济运行要度过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长“超级黄金期”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期，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时代，即增速放缓但质量更高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新特征。在这样一个“新常态”下的中国，将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中国。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5]中国要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不会自动到来。
相较于经济领域的“中国奇迹”，我国在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中还算不上文化大国，更遑论文化强国，这一现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强烈愿望严重脱节，需要下大力气促进当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获得，已经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动力，提供了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的条件乃至载体，经济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与魅力。当今世界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新媒体新技术时代的信息传播日益迅捷和简单，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面对西方强势文化，获得中国文化的主体身份、中国文化大国强国地位和相应的文化领导权，输出中国话语，已变得越来越迫切，甚至从更长远的意义上说，文化竞争力直接影响到大国的核心竞争力。
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倡导输出东方，输出中国文化话语，可是，这种中国文化话语的所指到底是什么？这里，既不可能只是拿老祖先的家当来贩卖，不可能只是向世界传播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算作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了，当然，这也是文化输出的重要部分；也不可能是进行西方文化的来料加工再出口西方。国际文化的对话和输出，一个根本的前提在于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离开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与持续发展，中国文化话语权问题只会成为文化弱势者的心结和永远的伤痛，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26]正是习近平同志在“新常态”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系列深刻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谋求中国文艺与文化新发展的新理论，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理论准备。应该说，习近平同志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只就文艺创作来谈文艺创作，而是为民族文化复兴铸魂。正如他所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他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迎来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文艺当担此重任。
就文艺繁荣与文化事业的密切关系，可以借用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话来看，“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27]阿诺德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面对彼时人们深刻的工具信仰、无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愈演愈烈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断然走出文学的象牙塔，坚决摒弃纯粹审美意义的诗歌批评，他说：“诗有很高的使命。诗是在诗的真与美的规律所规定的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批判。”[28]他宣称文学的目的在于对生活进行批评，从而将文学批评的范畴拓展到了广义的人生乃至社会政治批评。[29]因此，在阿诺德看来，诗歌构建出了关于人类完美的理想主张，具备引导人类走向完美所应有的“美好”与“光明”的品格。于是，文学传统也便成为了文化所依赖和仰仗的对象，要努力发掘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以此重建文学特别是社会文化秩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二、新时代的新总结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高屋建瓴、全面深入地对长时期以来我国文艺与文化发展的正反历史经验作出的新总结。如何看待中国“五四”以来的文艺和文化及其形成的现代传统，如何认识共和国文艺与文化的建设经验与教训，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文艺与文化建设的成绩，这直接关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艺与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历史，继承遗产开始的。习近平同志早年就曾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30]正确总结和认识历史，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上乃至学界，有人以“五四”启蒙和新时期所谓新启蒙理论来看待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甚至认为革命文化左翼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插曲，只有到了新时期所谓的“新启蒙”才又重新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左翼文化不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遗产和资源，而是作为历史的沉重负债而被清算。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因为它更加与世界接轨了，更加现代化了，标志是有作家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有极端否定，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也有人认为中国文艺与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被继承被发展的成分越来越少，当代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等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判断自有其背后的理论渊源，但，我们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混乱正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1]“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为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的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32]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总结当前中国文艺和文化现实，就会有一个清醒的估判。
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诚哉斯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身体写作”、“底层叙事”等等各种文学热潮，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有的作品名噪一时，但是，时过境迁，真正保存下来的精品，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大家还会关注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这个文学“高原”局面的出现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它确实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学事业有其特殊性，它主要是以质取胜，不在多而在精，也许一个伟大的作家的一部经典作品就足以表征一个时代，但是现在，回首过去的那些年，恐怕还很难说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已经产生。文学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应该寻求突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恰逢其时，符合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相关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三、新起点的新理论
大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总是离不开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指导。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系统的理论著述，但是其主导的思想脉络确是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文化大国的文化建设确定下基本的方向和主要方针，而非单就一时一事的文艺创作发表意见。这正如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一样。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就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常态”下，讨论如何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文艺与文化的精品和“高峰”如何出现的问题。
首先，讲话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民的文艺主体地位。人民作为文艺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文艺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就是要解决革命文艺的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大潮风起云涌，资本为王，文艺和文化发展中人民的主体地位渐渐被淡化了，甚至被市场，被资本和金钱的主体地位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虽然习近平同志讨论的不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革命文艺的问题，但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振聋发聩地再一次确认，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着重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讲话明确了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作家、艺术家应该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讲话赋予人民以审美主体的地位，提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如何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呢，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作品不是也大受追捧吗？习近平同志从文艺文化事业的高度，从普及与提高、文艺接受与创作的辩证关系出发，从呼唤时代文艺“高峰”的角度，提出作家艺术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也可以说，要运用文艺的伟大力量帮助广大人民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讲话表明文艺为人民的关键点在于艺术创造者成为人民艺术家。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毛泽东曾经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的立足点转移到人民群众这边来。人民既是文艺的目的也是文艺的源头。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血脉关系，直接关乎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力量和时代的精神高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些表述可以说是对克服当前文艺创作“形式化”、“游戏化”、“私人化”、“欲望化”、“鄙俗化”、“虚无化”等等不良倾向的一剂良药。
其次，讲话是为中华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和文化竞争力寻找根本的力量之源——核心价值观建设。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33]他把核心价值观建设看做是社会发展和文艺文化发展之本，大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之所以有“高原”而无“高峰”，很大程度上在于文艺与文化“缺钙”，骨质疏松，有肉无骨，这个骨就是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文化艺术不知道要歌颂什么、鞭挞什么，不知道要把读者引向何方，缺乏引领作用。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当下文艺创作、文化发展的价值含混乃至混乱状态。纵观美国好莱坞各种类型的经典电影，无论是战争片、爱情片，还是灾难片、科幻片等，观众无一例外地可以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美国精神、美国核心价值观及其力量。没有核心价值观或者价值观混乱的文艺作品都不大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不会给人以启迪和力量，它会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随时淡出人们欣赏兴趣的范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涵需要人们去实践、去探索、去丰富、去界定。文化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它既是时代的“书记官”，忠实地记录着人生社会的风云变幻，记录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同时它也是时代的号角，吹响着时代发展的进行曲，并因此成为时代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与载体之一。[34]在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作家艺术家者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再次，讲话为中华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寻找发展母体和永不枯竭的源泉。经历了一百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的各种变革与曲折，中国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科学合理地选择，而不能在全球化时代被西方强势文化殖民，不能成为“被看”的他者，中华文化不能成为西方观看的“奇观”。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又比比皆是：那些来自于欧美或者受欧美影响的与城市文化传统相悖的“奇奇怪怪的建筑”，那些直接复制外国城镇的所谓现代高档社区，那些一心只想迎合西方读者观众带着文化殖民心态对中国猎奇的所谓中国东方文化展示的艺术作品，那些一心希望获得所谓国际认可国际大奖的文艺探险，严重者达到“去中国化”的程度。习近平同志在批评学生课本的这一不良倾向时说，“‘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我想这个判断也可以用于文艺与文化事业上。在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起来。这里，习近平同志准确地界定了在中外文化交往与竞争中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力量源泉在哪里，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与文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才能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有中国的品格、骨气、底气。当然，这个文化传统绝不意味着凡是古代的就是好的，它是在当代符合历史发展的一个“发明”；这个文化传统也不仅仅局限于古代这个模糊的时间限度，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已然是这一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不可能是简单的所谓回归古典；这个文化传统也不是自以为是的故步自封，而是扎根中华大地的同时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熔铸中外古今而独出机杼的个性化创造，在这里，可以见到真正的中国精神，真正的中国力量。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呼唤崇高美
刘荣林
崇高美应成为文学的主潮，文学的足音应该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心声律吕谐和。在反映生活的过程中，去观照宏伟壮阔、森幽险远，去表现俊杰的思想、崇高的情感和非凡的精神力。这种对生活节律的呼唤不仅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人们审美习惯和审美追求的需要。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铜臭气。习近平还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由此来检讨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和一个阶段来文学艺术思潮，我们太需要《红旗谱》、《红岩》等这些代表和反映崇高美的优秀作品了。
崇高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生固然“含辛茹苦”，从一个角度讲是“悲剧”的存在，正如西西佛斯向山顶推动那块无限巨大石块一样，永远的用力，永远的失败，作为一种象征，它是一个“悲剧”；但是西西弗斯毕竟没有气馁，没有屈服，没有停止他的伟大劳作，作为一种精神，它又象征了人类以自然为对象的人格力量的永恒。人在对自然的实践中，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以力量与牺牲成就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价值。“俱怀逸兴壮思飞，敢上九天揽明月”的气度，“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的志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勇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节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忧”、“后乐”的德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李白、文天祥、林则徐、夏明翰、瞿秋白、董存瑞、张自忠等都是志洁高远的楷模，与世代平民百姓一起造就了深厚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历史。大千世界更是广袤无垠，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黑格尔、马克思、斯巴达克斯以及绳枢瓮牖之人都是智与力的结合体，因此人类才能脱于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而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可以说崇高、伟大、力量是人类发展的主潮。了解这些是每一位作家进行创作的前提条件，作家应该注重对崇高伟大的艺术反映。人不能永远在悲伤、颓废、灰色中度过，眼泪也应该是有硬度的。这些年来，在斑驳陆离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变迁中，颓废的灰色的暗淡的现象，还是浓厚存在的。人类面前还有许多未知，但也不是只有迷茫与混沌，人生正是面对这些未知世界，激发起无限的崇高与伟大，生活以其伟大与崇高赋予作家这样一种良知和本能，“对于刚刚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人类史中最有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尚的东西。”[35]就作家的情思而言，用哲学的双眼静观默察世事之变迁，理势之相因，我们会看到丑侧身于美，伟大接连卑俗，光荣与黑暗共存；畸形靠近崇高，善与恶并现，从而会激起一种把文学引向真理、光明、崇高、伟大的方面。在此，每一位作家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可贵职责，去消退人们昂扬的情绪和给人们涂抹难以理喻的混沌圈套。
正因为人生，社会以崇高、伟大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所以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崇高美是其主导方面。在中国文学中，自远古神话传说、《诗经》起，到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明清小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如《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以及如今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大宅门》、《玉碎》，尤其是何建明的许多报告文学，如《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根本利益》等，都充满了强烈的阳刚之气，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在中国文学的汪洋大海中，崇高美、雄壮美始终是一种巨潮。就世界文学而言，像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本来就是浩大的英雄颂歌。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形成的这种崇高美的主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些作家在创作他们作品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认定他们能够自觉地根据崇高美的理论和崇高美的需要去完成他们的作品，一般讲只凭借自己的审美情趣，去直接地感受生活而客观地反映一种崇高美的“社会存在方式”（萨特语）。只要社会永远需要发展，那么这种崇高美的文学主潮就会永远汹涌澎湃下去。因此，我国向来崇尚力量、意志、节操、德行，要求文学美走向德性化和人格化。在西方，他们对崇高美更强调，对崇高美的研究更系统、更具体。古罗马朗加纳斯发凡提出崇高，此后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美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狄德罗等都曾从不同角度探讨崇高问题。康德是研究崇高的一个集大成者，他认为崇高是人的主观心理反应，这种反映是在心理上感觉对象恐怖，产生压力然后引起自卫要求和理性力量进而由恐怖转为愉快；黑格尔进一步扩大崇高的范围，重点在艺术上的表现，认为崇高是理念的一种不充分感性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认为崇高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包括于自然中，而且也包括在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中，特别是人及其生活，崇高的特征是“更大得多，更强得多”。这些哲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崇高，都有它很强的系统性，具有崇高美的作品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没有比崇高更引人注目的了，面对无边无垠的草原和浩浩汤汤的长江，谁能不“心潮逐浪高”，产生积极向上的快感。里斯托威尔认为：“崇高存在于精神上或物质上令人震撼的宏伟里面，它是确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它包括我们赋之以崇高感的外界事物的庄严宏伟、也包括灵魂的高尚伟大。没有灵魂的高尚伟大，最高贵的艺术作品和自然都必定永远黯淡无光。”[36]别林斯基说得更明确：“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37]凡此种种，因其崇高的浩荡澎湃，它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尤其是小说最主要的审美规范之一。
我们呼唤崇高美，不用担心概念化、形式化、“假、大、空”和“高、大、全”一类的庸俗化现象的产生。这是因为，讲究崇高美，不能不讲真实，不能不讲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升华，崇高讲究生活的真实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杰作，把生活中的崇高升华为艺术的崇高美，会加强生活的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的强度和力度。同时，我们呼唤崇高美也不妨碍题材多样化和形式多样化的发展，它不排斥“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水人家绕”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弱之美。相反，它们以姊妹篇并存于文学审美的广大世界里，求得心物之间洪钟大吕和轻歌曼舞的和谐，它们可以奏出悦耳的交响乐章。所以我们提倡崇高美不是限制，如果说有限制，就是它坚决反对十七年文学中那些图解政治和“文革”中发展到顶峰的文学政治庸俗化的那帮八股的东西，除此，它有的只是宽宏、无邪和历史责任感。
崇高不能靠灾难来实现，“假如灾难的表现似乎是崇高感所不可缺少的，它只是作为这种道德法制反映一个条件才是不可缺少的”[38]。然而，我们回顾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固然每位作家利用各种文学样式，选择不同题材，从不同角度来折射客观生活具有良好的愿望和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的负面效应。在极少数作品中展览灾难或陷于灾难中不能自拔，哀怨、孱弱、痛苦、被动存在、卑琐欲念、变态心理、性宣泄、篡改英雄历史与情志充塞其中，不能使人获得一些积极快感，特别是那种最后胜利的超脱性快感。在此，我无意消解一些小说的艺术价值，它在暴露上很真实、很深刻，能使读者对客观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作家们奉献给读者的仅仅是太平狗的生活境地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生活哲理，行吗？正如黑格尔所说：“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可以使这种人的心情陷于极端绝望的境界，这就产生了永无止境的忧伤抑郁、愤愤不平、悲观失望，从此又产生了种种对人对己的辛酸默想，引起一种痉挛症……这就是这种幽美心灵的内心世界的全部痛苦和软弱的表现。”[39]我们写灾难也不是不可以的，确实灾难也是崇高不可缺少的，但它只有作为这种道德反映的一个条件，才是不可缺少的。就像《西游记》那样，在灾难、痛苦中来实现人格力量的升华。
实现崇高美，首先取决于作家认知客观世界的尺度。“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宋·范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中国文学创造美学一再强调“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胸存崇高，诚立于中，写灾难残暴、痼疾孱弱都能表现创作主体的积极崇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自我灰暗、心存卑俗，即使写雄伟阔大、光明美好，恐怕也会流于肤浅、苍白，所以作家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律吕相谐，才有可能成就崇高的诗篇。
其次，悲剧感是崇高感的特殊形式。它是正面的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当有的，但又是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们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它是由社会生活中悲剧性矛盾冲突和悲剧性性格所构成，这里的悲不同于自然生活中的悲，它必须本质上与崇高统一，必须能使人奋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因而它与峻拔、雄壮、阔大的崇高同样令人振奋，比如《窦娥冤》、《俄狄浦斯王》等。埃斯库勒斯的著名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触怒天帝宙斯，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暴、强权和诱逼，是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坚强不屈的高大英雄形象，被马克思誉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至今仍给人以精神力量。正如朱光潜所说：“它唤起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来应付不同寻常的情境。它使我们有力量去完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希望可以完成的艰巨任务。”[40]因而写悲剧也是实现崇高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虽然我们新时期及新世纪文学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报告文学和电视文学，但是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真正庄严、雄浑、正大、令人振聋发聩的作品至今还是吉光片羽，凤毛麟角。因此呼唤文学崇高美，就不能不呼唤史诗性文学巨著。史诗性文学巨著的诞生不是没有可能的。不用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就是近两个世纪来，特别是本世纪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怎样深重的灾难、痛苦、悲壮？反抗列强的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流血牺牲比比皆是，我们今天仍需要“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这些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严峻考验，而今中国人民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来开创一个新的未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洗礼，发展和形成了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坚忍不拔，英勇不屈、宽阔博大的精神，我们应该以五湖四海的宽广胸襟去包涵容纳它们，去创造崇高美。应该说史诗性文学巨著是显示崇高美的最集中代表，它能融民族精神、民族历史、历史文化为一体，可以全景式的立体般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本质，融叙述性、描写性，抒情性以及戏剧性等多种表达和表现技巧为一体，尽情施展在对民族对祖国思考中喷发出来的思辨力量和感情力量，它的震撼作用，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是极其巨大的。
也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如此，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实与未来发展实际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呼唤崇高美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崇高美的优秀作品。
作者：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辩证理解文艺与市场的关系
马建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段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与市场之间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当前不少评论者围绕“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进行解读，直指文艺创作的时弊，声音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但有些人在强调这一方面的同时，却忽略了优秀文艺作品“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也应“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一论断，从而把市场推向了文艺的对立面。这显然是一种误读和曲解。
一、文艺创作要重视作为阵地的市场
在文艺界，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作品无论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好的，传达的是正能量，弘扬的是主流价值，但影视作品却进不了院线，网络作品却没有多少点击率，文学作品印数少得可怜，甚至要自己出钱补贴出版社才肯出。这样的作品就其对于读者的影响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获取上都是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占有份额的多寡，也就是占有读者或观众的多寡；作品征服了读者或观众，就意味着作品征服了市场，也意味着作品拥有了阵地。
早在2003年，习近平同志就在《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一文中指出：“文化产品不能故作‘清高’，不屑于讲‘票房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只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更难讲是先进文化。没有市场，作品给谁看？宣教功能怎么发挥？先进性又体现在哪里？”“先进的文化产品，应当既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远离市场、忽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品“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致的”。这是习近平同志对文化先进性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辩证阐明，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二者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这也与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的相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优秀文艺作品要想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就必须把先进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市场。切不可由于自命清高，或者借口当前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负面因素干扰而躲避市场，更不可视市场为敌。如果优秀文艺作品只是在市场外徘徊，那么在市场上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于市场这个无比广阔而重要的阵地，优秀作品不去占领，低劣作品就必然会去占领，从而使消费者或接受者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素养发生下滑。因此，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要重视票房、收视率、点击率、印数和版税等，因为这些象征着影响力，也象征着软实力。当然，这并不是要文艺作品只讲经济效益，也不是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量齐观。社会效益归根结底是首要的、根本的，追求经济效益也是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最优化为最终目的的。市场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段，是“用”，而非“体”；是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现实路径，而非归宿或终极理想。
二、文艺创作对于市场要有所遵循、有所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既要求文艺在市场上应受到欢迎，又要求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是基于对市场本性的深刻理解。市场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的秩序，使交换可以顺利进行，它要求人们应是道德的，并确立了顾客至上、质优价实、诚信无欺等公序良俗；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核心要素（即资本）的逐利本质，追求利润是其最高诉求，这往往又导致市场是反道德的，它常常为了获取利润而伺机突破道德限制。可以说，诚信是市场的道德要求，而欺诈则是市场的本性体现。因此，文艺创作对于市场必须在有所遵循的同时有所批判。
文艺作品要占领市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对于精神产品而言，特别是应遵循市场的公序良俗。文艺作品的生产、发行、消费应当遵循商业原则，如顾客至上、质优价实、诚信无欺等等。文艺家的创作，可以去追求畅销和利润，但也必须遵循起码的市场规律和商业道德，不能像生产“毒奶粉”那样坑害消费者。巴尔扎克为挣钱而写作是出了名的，但他写作的严肃、细致和认真也是出了名的。为了保证作品的自我满意度，他常常在印刷厂的校样上修改原稿或重写，有时竟多达十五六次。他把每一篇作品历次修改的校样都订在一起，作为厚礼送给好友保存。他说：“这是我繁重劳动和忍性求精的证据。”真正尊重市场规律的写作可以催生出优秀作品，反倒那些不择手段的市场投机则是低劣产品的温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对立统一的，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我们既不可片面强调二者的统一，仿佛经济效益一出来，社会效益自然就有了；也不可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仿佛经济效益上去了，社会效益就必然滑下来。因此，我们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对唯市场化的低俗媚俗倾向进行严肃批判，在经济效益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艺术和诗文相敌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同时也意味着艺术和诗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拨与批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人间喜剧》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也为金钱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在《白痴》中塑造出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女性形象；契诃夫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然而他的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以人文精神反抗庸俗小市民的恶习。可见，对于市场的负面价值倾向而言，文艺具有应然且必然的批判性。
三、文艺创作要培育具有先进价值观取向的市场
文艺在市场面前绝不是被动、消极的存在，而是可以有所作为，且必须有所作为的。文艺市场是可以培育的，因为文艺市场就是文艺的消费主体，就是人。培育人们良好的消费观念，养成有益于人们精神健康成长的消费习惯，是文艺的重要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这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应以其作品培育消费者，养成社会需要的市场品质。
市场需求是多样的，当年鲁迅为《申报》“自由谈”专栏写的系列文章跟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都很有市场，据说都是当时稿酬最高的。鲁迅小说集《呐喊》，虽不如张恨水的小说畅销一时，但时间证明，鲁迅的作品是常销书，最终创造的利润不会比张恨水低。鲁迅和张恨水虽作品品质不同，但都是当时文艺市场的弄潮儿。2005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思想文化领域应“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这里的“求”、“成”、“争”都意味着努力去争取、去构建、去培育。在我国文化市场中，鲁迅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常销不衰，不是市场的自然汰换，而是主流社会有意或自觉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使之由市场经典沉淀为国家经典、民族经典。
培育具有先进价值观取向的思想文化市场必须坚持高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创作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样的价值取向要求是很高的，是作为“高峰”的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可以划定底线，但绝不可以用底线做标准，用底线思维评价、衡估作品。“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如果我们只以不碰触、不突破底线为限，不是向高标准看齐，而是着眼于最低标准，这将会导致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始终在底线徘徊，甚者还会激发其突破底线的欲望，其所追求的道德、精神和价值的层次就难免趋于低下。因此，我们应致力于以经典或“高峰”的标准来要求创作，只有有了“高峰”作品，才会培育出“高峰”的消费者，也才有可能培育出高品位的思想文化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统一。
作者：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