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一生 故土难忘
曾思玉
童年时期
1911年3月2日，农历辛亥年二月初二，一个新的生命呱呱降临在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一个农民家庭，这就是我。
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之日。老人们认为这是个非常吉利的日子，爷爷曾泽珍为我取乳名辛龙保，意在生于辛亥年龙抬头之日，有龙保佑，能免灾消难，长大成人，一生平安。
按曾姓族谱排辈，我是“世”字辈，故取大名为世裕，希望世世代代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是爷爷的美好心愿。
我的家乡信丰县地处江西南部桃江中游。县境边缘山峰重峦叠嶂，峻岭起伏。境内山地丘陵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桃江日复一日地冲刷，在丘陵山地中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河谷平地。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村落稠密，盛产稻米、烟叶、甘蔗，还有杉树、松树、茶树、樟树、毛竹等；香菇、草菇、红瓜子、红萝卜、白萝卜（加工后名为香干萝卜）为信丰特产，历来是出口港澳和东南亚的主要农产品。
游州堡位于信丰县城以南的桃江北岸，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物产丰富，可谓“鱼米之乡”。
我的爷爷跟先辈一样以务农为生。那时，爷爷有土地十二亩，水牛一头，土房八间，全家一年到头辛勤耕种，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所幸的是，爷爷年轻时学得一手好厨艺，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办红白喜事，大都请他下厨掌勺。除了谢厨的红包，事主还要送肉或鱼。我们家几代单传，由于我的出生，爷爷喜得长孙，分外欢喜。
我的父亲曾继熙上无叔伯，下无兄弟，只有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妹妹曾淑芳。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上了两年私塾，就跟着爷爷奶奶耕田种地。父亲从小爱舞刀弄棍，10多岁起利用农闲拜师学武，身体强壮。按当地风俗，游州堡每年正月都要组织耍狮子、舞龙灯等活动，还要进行武术表演，我父亲自然是这些活动的骨干成员。父亲性格豪爽，敢作敢为，路见不平能出手相助。
我的母亲刘长凤，是赤土堡（今正平乡）社下村刘懋香的长女。外公刘懋香是清朝例授大学生，在当地颇有名望。外公生有四男六女，四个儿子依次为刘勉昆、刘勉照、刘勉昌、刘勉晔。外公满腹经纶，但治家无方，还抽鸦片，家境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时划成分，都划为贫农。我母亲和我父亲是娃娃亲。1910年，19岁的母亲和20岁的父亲结了婚，第二年生下我，以后我的妹妹曾世英，二弟曾世祺，三弟曾世麟，四弟曾世礼先后出生。我是外公的长外孙，第一个隔辈人，所以备受宠爱。
记得在1916年，五岁的我住在外婆家，和同年的小舅刘勉晔各用一根稻秆偷偷地去吸米酒缸里的酒酿，进行喝酒比赛。由于想赢他，我就使劲地吸，可是不胜酒力，片刻便醉倒在酒缸边。母亲见我醉得不省人事，吓坏了，立即把我抱到水塘边，用水塘的水往我身上浇，我好半天才苏醒过来。结果，外公把小舅痛打一顿。从此以后，我一闻到酒味就反胃难受，于是就与酒彻底无缘了。
童年的我对爷爷用水烟袋吸烟时“咕噜咕噜”的声音颇感好奇，一日乘爷爷不在房内，拿起水烟袋就一通猛吸。我本想尝尝水烟袋的滋味，却把含有浓浓烟油的水吸到了肚子里，顿时呛得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想吐吐不出，想站站不稳。为此，奶奶一边责怪爷爷的不是，一面用凉水给我反复漱口并喝下一大碗凉茶，我才逐渐恢复了常态。
我从这两次痛苦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抽烟、喝酒对别人也许是一种享受，对我却是痛苦。这些经历使我养成了终生不再沾烟酒的习惯。
小时候的我经常下水塘游泳，并学会了踩水。游泳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水塘底留下一串脚窝，因为只要有脚窝，鲫鱼就会钻进脚窝里，然后我再返回来潜到水下去脚窝里抓鱼。我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抓，每次都能抓上一两斤。所以，家里经常能吃到我抓的鲫鱼。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经常参加一些青壮年的活动。
端午节在桃江划龙舟是一项传统的活动。每年五月初五县衙都要买些鸭子，从县城东门外的水东桥上往江里甩，大家划着龙舟去抢，谁抢到就归谁。端午节前后由于雨量充足，江水猛涨，称之“端午水”。此时的桃江波浪汹涌，划龙舟抢鸭子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水上活动，水性不好的青壮年是不敢去的。那时，我虽然只有15岁，但水性好，身体灵活，大家都乐意吸收我参加。我不负众望，初次参加划龙舟就夺得两只鸭子，还有几位老表抢到鸭子，然后大家一起打牙祭。
投身革命
1926年10月，从毛泽东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共产党员舒国潘、谢汉昌，受赣南特委派遣，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来到信丰。此时，信丰籍的郭一清、黄达等人也从赣州的赣南工农运动训练班结业回到信丰。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信丰县党支部。
1927年，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信丰县农民协会（农会）、总工会，从此，信丰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我是首批参加游州堡农会的会员，这是我迈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2月28日，由郭一清任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组织游州堡农会的赤卫队员参加的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向县衙挺进，很多手工工人和店员不断加入到请愿队伍，县衙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郭一清、黄达身边，亲眼看到他们和县知事（县长）史通交涉。在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县知事史通理屈词穷，答应释放县农会主席李官濂，答应减少捐税，所欠赋税不予追缴。请愿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同官府衙门的斗争，从此，我经常去庙上农会，并报名参加了赤卫队，积极担负送信等工作，连吃住都在庙上赤卫队。
郭一清、黄达是信丰县较早加入共产党的党员，也是本县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最初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6岁的我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郭一清、黄达可以说是我迈向革命征程的领路人。
1928年2月21日，中共信丰县委在游州堡车上村郭一清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做出“全面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议，成立信丰县革命委员会暴动总指挥部，由黄维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肖凤鸣任党代表，郭一清任暴动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会议决定第二天，即2月22日晚发起暴动，攻打信丰县城。
郭一清亲率第三路大队，担负攻打上西门的任务。我任小队长，带领十几名赤卫队员，在上西门火焰山担负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任务。火焰山在南山寺西侧，距城门约100米，名为山，实际上只是一个大土丘，土丘上长着茂密的樟树，是一个能够很好隐藏自己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阵地。南山寺距上西门约600米，是第三路大队的指挥部。
战斗打响后，城墙和城门非常坚固，赤卫队先后用自制的松树炮轰、火攻、组织敢死队强攻、“棺材炮”爆破都未能奏效，一连几天，敌我处于僵持状态。
城内敌人乘夜幕派人由下东门偷渡桃江，调集小河圩、大塘圩、安息圩、古陂圩等地土豪劣绅和民团共3000人的反动武装，于3月4日气势汹汹地向攻城的农民暴动队伍进攻。与此同时，驻赣州的国民党马旅也派来一个营的兵力攻打暴动队伍。
在受到内外夹击、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总指挥部及时做出决定，停止攻城，迅速撤离疏散。
信丰“2·23”农民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信丰历史的新篇章，广大工农群众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为革命培育了“火种”。同时，这次暴动，不但震动了赣南和江西的反动派，就连当时上海的反动报刊也惊呼：“信丰告急！”
暴动队伍撤退时，我的小队在火焰山上担负掩护撤退监视城内敌人的任务，最后撤出阵地，因此没能跟上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于是，我带领五名赤卫队员自行撤至马鞍山以西的山区打游击。
1930年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井冈山出征向信丰进发，11日攻克信丰县城，活捉国民党县长关稔丰，击毙靖卫团团总王覃勋。我们几个游击队员心中豁然开朗：“找不到郭一清他们，咱们找红军去！”在县苏维埃政府，我被安排在县赤卫军一班任班长。
我所在的中队有100多人，大多数队员手中的武器是从家里带来的鸟铳、大刀、梭镖。中队长谢宗夫，外号“铁古仔”，是太平围村人，使用一支单打一的步枪。中队主要担负警戒县城西区，保卫县苏维埃的任务。
1930年8月间，陈毅军长率红二十二军在江西信丰整编，我决心要当红军，就瞒着母亲，带领赤卫军一个班（12个人）背着自己的土枪、鸟铳，参加了红二十二军。我被分配在该军四十六师二大队通讯班任副班长。四十六师的师长是唐天际，政委是我寻找两年来的信丰暴动的副总指挥黄达。
编入二大队后的第二天，全军向古陂进发，途经古陂时打了一仗（这是我参加红军打的第一仗）。尔后抵达兴国，进入中央苏区。从此，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到志愿军，度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岁月。
20年后回故乡
1949年10月，我第六十四军完成了“打到银川去，解放全宁夏”的任务后，同银川人民一起欢庆了新中国的成立。之后，便奉命将银川防务移交六十五军，于10月上旬从银川出发，回师秦陇。
此次，我第六十四军是作为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预备队，集结于宝鸡蔡家坡、扶风地区休整待机。借此机会，我向兵团请假，准备带爱人洪林回江西信丰老家探亲。得到兵团批准的通知后，我的心情激动不已，思绪情不自禁地把我拉回到20年前。当红军告别家乡离开亲人已20年，在这20年中，家中亲人的情况一概不知，母亲怎么样了？弟弟妹妹们都还好吗？我想马上知道答案。带着对家乡对亲人强烈的思念，我迫不及待地带上爱人洪林、儿子曾武和警卫人员踏上了开往老家的火车。火车进到广东韶关，我们一行下了火车，驻韶关的某炮兵部队接待了我，并派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了老家———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
回到了我阔别20年的故乡，回到了亲人的身边，那种兴奋，那种激动，难以形容。当我第一眼看见母亲时，甚为震惊，母亲眼含着激动、兴奋的泪花紧紧拉着我的手，并用颤抖的声音说：“儿啊，20年了，娘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从你走后我就到处打听，没有你的任何消息。我天天盼，夜夜想，一眨眼竟20年了，想你盼你的时候，感觉时间太长太久，今天见到你又感觉时间很近很近，似在昨天。”我说：“娘啊，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是完完整整地回来了吗？只要家人平安就好，现在全国解放了，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当我问到弟弟妹妹们时，母亲流着泪对我说：“你二弟世祺，三弟世麟，被抓丁后偷着跑了回来，后又被抓丁回去枪毙了，你四弟世礼因病而死，儿子曾文才一岁多。”我听着妈妈的叙述，鼻子一酸，潸然泪下。离开20年，想不到走了这么多亲人。
当我把洪林介绍给母亲时，母亲又立刻从悲痛转为喜悦，拉着洪林的手说：“感谢你这10年来对我儿子的关照。”母亲抱着孙子曾武亲了又亲，爱不释手。妹妹世英拉着洪林的手，“嫂子、嫂子”地叫个不停。全家人都从悲痛中转为兴奋和喜悦，唠叨着这20年的风风雨雨，这20年发生的生死离别的往事。
堡子上的乡邻，打游击时并肩战斗的队友，随我一同参加红军在打“AB团”时吓得跑回家的同乡老表听说我当上军长回来了，都来看我，嘘寒问暖，倾诉往事。母亲让人去买了些米、菜做饭招待乡亲，几天来都是亲朋老表满屋，应接不暇。我看母亲每天都忙得满头大汗，着实心疼。打游击的队友，跑回来的战友，有的提出跟我再回去当兵，有的提出让我如何如何。有一个老表说：“在部队当兵时好好的，打‘AB团’打得我心里害怕极了，就悄无声息地开溜跑回家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不然的话，一直在部队干下去，不也弄个师长、团长干干？哎呀，我是没有这当官的命了，一辈子跟犁田种地打交道是注定了。”我看到他们一个个懊悔的样子，就安慰开导说：“打‘AB团’时我心里也很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到处打听你们，想和你们聊一聊，说一说心里话，可我根本找不到你们，我想你们一定是害怕得不行开小差了。现在家乡解放了，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穷日子很快会过去，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是革命分工不同，有当军人的，当干部的，当工人的，当农民种田的，干什么都是给自己祖国干，都是为人民服务。”就连当时任师政委让我填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黄达也来找我，让我把他带到部队去。我当时是来探亲的，关于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只能是安慰他们。
临出发前，我掏出照相机，给母亲和四弟媳妇及侄儿曾文照了一张相，成了永久纪念。
探亲假结束了，我告别母亲和乡亲们，告别家乡，和妻子洪林、儿子曾武及警卫人员一行乘火车到了上海，遇见了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李昌同志（时任上海市地方领导干部）。他招待了我们，并在上海动员了100多个青年小伙子参军，由我带回宝鸡分在第六十四军干部团学习。
（摘自曾思玉回忆录《我的前一百年》，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让生命跨越百年———一位开国中将写给未来的信
曾思玉
建党90周年前夕，101岁的曾思玉老将军在沈阳军区病床上，将他的人生智慧口述给未来时代的年轻读者：如何让生命跨越百年，如何让生命价值永恒。这是一位开国中将写给未来的信。
年轻的朋友们：
我无法具体想象你们未来的生活，在我生活的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我年轻时的想象。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先进，更优越，更丰富多彩。我不会说网络语言，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人类历史怎样演进，总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共通的。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经年轻，却比你们有更多迷茫和困惑。那时，穷人的子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出生在中国的黑暗年代，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几个子女艰难度日。
13岁，我被送去杂货店当学徒，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茶杯，老板抄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就打我，打得我满头是血。过年时，地主婆来家里逼债，母亲还不起债躲了出去，地主婆就把水缸里的一条鲤鱼抢走了。那条鱼是全家唯一的年货，我们兄妹几个哭成一团。14岁，我跟着母亲去挑盐贩卖，几十斤的担子，两天要走上百里路。后来，土豪恶霸放火烧毁了我家的房子，母亲带着我们逃到山上，无家可归……
今天，你们可以自由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而那时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苟延残喘地活着，要么起来反抗。我选择了后者。16岁时我参加革命，还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仰，只是看到共产党的队伍打土豪，把地主家的稻谷分给乡亲们。“吃饱饭，不受气”，带着这么简单的愿望，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随着革命的深入，我的认识升华了。漫长的征途、血与火的锤炼，使我心里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原来世界上还能有这样一种光明的生活，还有这样一种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消灭剥削和压迫，造福天下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我有了明确的理想和信念，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们，永远不要怀疑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我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革命斗争几十年，不管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这个信仰从没动摇过，是理想信念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谁都会遭遇脆弱、困惑、挫折和失败，理想常常在现实中碰壁，我也不例外。我曾有过战斗失利的痛苦，曾有过死亡线上的挣扎，在周遭扭曲而阴沉的氛围中，我也曾愤懑、怀疑甚至绝望，但最终，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执著总能让我在困难面前一次次地挺起胸膛。
1935年1月18日，长征途经贵州，我突然流起鼻血来，一流就是3天。怎么也止不住，捏住鼻子，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最后我感觉血都快流光了，眼冒金星，四肢无力。部队开拔在即，眼看我就要掉队了。敌军已经迫近，留下就等于死。怕我绝望自杀，警卫员把手枪都收走了。部队首长来看我，我竭尽全力握着他们的手，说什么也要跟着队伍一起走，鼻血、鼻涕、眼泪把脸都抹花了。最后首长下了决心：“派一副担架来，抬着走。”
那一刻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掉队，就等于被时代的列车抛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中国最先进的力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我一旦脱离革命队伍，即使不死，这一生也将黯淡无光。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无论从事什么事业，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理想信念的军队，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没有理想信念的人，容易迷失和放弃，难以走完深厚坚实的一生。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是个毛头小伙、普通一兵。但是今天，我想对你们说，不要怕起点低，不要怕条件差，不要抱怨工作枯燥乏味。当你们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回头再看，你会发现，也许就在你踏实做事的时候，你已经不经意间书写了历史。
1935年我24岁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通信主任，毛主席派我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送一封信。与以往曾经送过的成百上千封书信、材料一样，我翻山涉水，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安全送到了徐帅手中。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封信对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于保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意义重大。
另一次，我客串侦查员时，在哈达铺发现的一卷国民党的报纸，上面写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对毛主席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起了一定作用。
历史，就是由这样无数的偶然瞬间决定的。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即使你只是个小人物，但你一样也可以参与历史。
今天很多年轻人崇拜英雄，什么样的人算得上英雄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只要心怀人民，勇于舍弃小我，他就具备了成为英雄的基本条件。
我当过省委书记，当过大军区司令员。常常有人问，1983年在大军区正职的级别上为什么要主动离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用你们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裸退”？我觉得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能只盯着升官发财，而是要有高于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要对人民有用，战争年代是这样，任何年代都是这样。我年纪大了，作用已经有限了，就应该让更有用的年轻人上来。在这种情境下，退下来就是发挥作用，舍弃就是做贡献。
和你们一样，我也爱赶时髦。我觉得，不管年纪多大，都要永远紧跟时代潮流，努力站在时代前列。只有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才能获得发展和进步。
长征途中，牙刷是“奢侈品”，很难见到。我就把马尾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用麻绳捆在一起，自制“牙刷”，结果战友们把我叫做“卫生博士”。战争年代，每缴获敌人的先进装备，我都会琢磨一番，因此学会了开汽车、开火车，还改进了火炮。新中国成立后，我自己改装了自行车，我能骑在车子上将前轮抬起来，把车把拨得滴溜溜转。你们今天管这个叫“极限单车”吧？哈哈。
每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可是每一代人对幸福的定义又不同。我一直觉得读书学文化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小时候，我只念过３年私塾，后来就上不起学了。印象特别深的是1935年4月，上级让给正在患病的毛泽东主席找一副担架。那是我第一次跟毛主席说话，他坐在担架上还看书。那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毛主席手不释卷的精神鼓舞了我一辈子。
1936年，抗日红军大学在延安成立。我很想上抗大，但开始确定的名单里没有我。我去恳求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同志，他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同意了。25岁的我兴奋得像个孩子，连蹦带跳跑出屋，大声喊：“我上抗大了！我上抗大了！”
我们在枪林弹雨里学习，树林当教室，大地当纸张，晚上大家围着一堆篝火，听教员讲课。对比之下，你们从小就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课，一台小小的电脑竟然能装下整个图书馆的书。这样的幸福，我当年做梦都没想过。
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是战争年代我最高兴的两件事。日本鬼子投降那天，我正带领部队在华北一个村庄休整，大家吃西瓜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把西瓜都抛上了天。
自由和光明，只有长期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才能体会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要保持和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果忘了这些，国家就会危险，人民就会遭殃。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是五彩缤纷，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娱乐项目越来越多样。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是看到周围一些年轻的朋友心态浮躁，沉迷于享乐，不思进取，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忧虑。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可是整体来看，底子依然很薄，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仍旧面对着来自各方向的诸多挑战。年轻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保持清醒，艰苦朴素，居安思危，奋发有为。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我已是个百岁老人，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我想把这些人生体验告诉你们，一个人，一辈子，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唯此，无论生命是短暂还是漫长，才拥有了跨越百年的质量。
祝你们健康成长！我向你们、向未来致以一个老战士的敬礼！
（摘自《新华网》2011年6月29日）
我的父亲郭一清
郭兴让
物换星移，冬去春来，父亲郭一清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追忆往事，使我思绪万千，哀痛不已。现在，我将多年来从祖母和张兆贞大哥（木匠，我父地下通信员）以及父亲的生前好友中收集的有关我父的生平和革命史料追述如下，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我父亲出生于1902年。他从小聪颖好学，八岁时破蒙读私塾，12岁时考入信丰县立高等小学，由于成绩优异而闻名乡里。1921年秋，我父考取了江西省立赣州第二师范学校。他在校勤奋读书，接受新思想很快；能说会写，体魄强壮，身材魁梧；学有一手武艺，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因而，父亲就像一块大磁石一样，很快把全校的同学团结在他的周围，成为大学所爱戴的人。1925年夏，因我父在校喜爱体育运动，尤以踢足球出色，三铁（铅球、铁饼、标枪）闻名，被学校选送赴南昌参加华中体育运动会。在运动会期间，由共产党员朱由铿、曾宏毅介绍，秘密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而成为全校第一个共青团员。返赣州后，我父以他在学生中的极高威信，在第二师范发展了团的组织，建立了支部，被选为支部书记，同时担任了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他在学校里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探索革命真理，团结进步学生，与学校里的国家主义醒狮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故名震一时，在师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夏秋间，我父由中共赣州党组织的负责人郭廷献批准转为共产党员。他在学校积极发展组织，成立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并继续负责学生运动的工作。同年寒假，我父由中共赣州地委委派回到信丰，任我县工农运动指导员，与当地共产党员一道，亲自深入乡村指导农民运动，在全县农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他在县城发展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协会、工会会员，巩固、发展和壮大了党、团和工会、农会组织，积极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7年春，我父奉命返回第二师范学校工作，负责编辑《红旗报》，向青年灌输进步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同年3月6日，赣南工会领袖陈赞贤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久地委通知：赣南各县工农群众要举行追悼会，并组织工农武装与反动派展开斗争。我父再次以工农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回到信丰，发动工农群众建立武装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运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信丰县的反动头目王廷骥、曾翰珊等人对此恨之入骨。他们为了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扑灭下去，立即去赣州雇了一连“清党”军来县镇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县级机关被迫撤离县城，在我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城郊游州家乡一带组织工农武装进行抵抗，与敌人对峙一周之久，后因赣州敌兵派一个连前来增援，力量悬殊，斗争暂时归于失败。我家与陈诗荣、谢为都等六七家的房屋被烧，土地被没收，陈诗荣被杀害。有19人被通缉，我父被定为“首犯”，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五千元银洋缉拿。在工农群众掩护下，我父连夜离开了信丰，历经周折去到南昌，找到了省委，并与赣南各县被“清党”镇压而来到南昌的数十名同志会合。中共江西省委把来南昌的同志立即组织工作队，对外利用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队员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返回赣南。工作队长是朱由铿，我父为副队长。行至中途，南昌举行“八一”暴动，驻江西的国民党军军长王均为了扑灭革命火种，立即派兵到峡江拘捕南下革命同志，我父幸好事先得到情报，未被捕获。经过为时半个月的日夜兼程，我父第三次回到信丰开展革命斗争，重新点燃了信丰工农运动的烈火。同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同志带领一部分“八一”起义的部队由福建进入赣南，到达信丰后曾与地方党召开了联席会议，并从部队拿出步枪八支、手枪一支和起义军的一些文件交给我父保存，以便组织赤卫队之用。为了取得省委的领导，我父又赴南昌寻找省委。去到南昌后，得知省委已派肖凤鸣同志（信丰县人，武汉商业大学毕业）回信丰任县委书记，领导我县工农运动，我父乃留南昌工作。广州暴动后，我父返回信丰，在赣西南特委的领导下，与肖凤鸣、黄维汉等同志积极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县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组织了赤卫队，准备围攻县城，武装夺取政权。为了统一领导，部署战斗，又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我父为总指挥，黄达为副总指挥，丛允中、肖凤鸣为党代表，黄维汉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1929年2月23日（农历二月初三），围攻信丰县城的战斗打响了，各乡来的农民暴动赤卫队员有一万多人，向城楼敌人开火。这时，城内反动头子王廷骥、曾翰珊等龟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尽快把县城攻下，我父坐镇在火焰山指挥战斗，召开了各路大队负责人会议，组织爬城敢死队，利用棺材炮爆破城墙。但因城墙比较坚固，加上守敌负隅顽抗，数天未能攻下，随后驻赣反动军派来一个营的兵力与小河、大塘白区的反动民团一起进行反扑，暴动队腹背受敌。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县委决定立即撤退。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遭到挫折，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是役牺牲很大，县农民领袖共产党员李官濂、刘秀青、邱泽泔、肖和壁和许多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被通缉的有六七十人，我父亲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五千银洋捉拿。这时，县委工作转入地下，革命同志亦各星散。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我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和丛允中、黄达三人转移到安息和崇仙等乡村进行革命活动，他在崇仙黄柏山佛寺墙上挥笔题诗一首云：“拔山盖世眼重瞳，垓下悲歌莫路寻。成败归天谁肯信，乌江自刎也英雄。”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一面找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坚持地下斗争。4月间，反动政府在全县实行“清乡”，环境十分恶劣，风声越来越紧，我父即与丛、黄等人，利用在隘高圩开烟店的郭姓家族关系去安远、定南的边境———鹤子圩杨家寨避难。不料行至定南与信丰交界之马坑，被当地靖卫团总周芳升（他是我父的同学）阻拦捉拿。经过几番周折，幸得放行。到达杨家寨后，我父留在当地发展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革命活动。丛允中赴南昌与省委联系，黄达则赴潮、梅与东江特委联系。当时江西的工作重心在吉安，朱德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要大力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那时赣南方面，遵照特委的指示，利用各地暴动时隐蔽下来的力量，迅速成立了红十五、十六军等地方红军队伍。1928年8、9月，我父亲与黄达等人在信丰、安远、定南边界地区，建立了红二十六纵队。我父为纵队司令，黄达为党代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力量。队伍发展很快，由三十多人枪发展到二百多人一百多支枪，成为赣南地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1929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在定南之龙塘圩与二十六纵队相会合。根据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父随红四军一同工作。翌日行至寻乌之篁乡，闻有敌十二师金鼎汉部及敌独立七师刘士毅部追击，经前敌委员会决定第二十六纵队留原地打游击，以牵制敌人兵力。当时黄达随红四军行动，由我父亲兼任纵队党代表。以后红四军在东固山与红独立二、四团会合后，东指福建，攻克长汀、龙岩、上杭等县。1929年4月间，又回师赣南发展苏区革命根据地。彼时彭德怀率红五军部队，已从井冈山突围转战于都、安远，来到瑞金，与红四军及地方各纵队大会师。4月11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于都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仍回井冈山恢复革命根据地。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前敌委员会决定，我父率领的二十六纵队编入红五军政治保卫大队，我父任党代表，李寿轩同志任大队长。随后经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遂川、莲花等县，一路转战扩充部队，返回井冈山。在井冈山休整一个月后，我父随彭总转战湘粤边境之桂东、桂阳、仁化等地，后经南雄、大余返回井冈山。九月初，我父调任红五军五纵队，任李灿、何长工部第一支队政治委员。从此，我父即在彭总领导下转战湘鄂赣，在江西省安福、湖南省平江和湖北省崇阳、阳新、大冶、通山、鄂城一带活动，在各次战役中，连战连捷，表现了我父英勇果敢的指挥才能，颇得彭总之赞许。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扩编为红八军，我父亲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7月下旬红三军团第五、第八两军攻入湖南长沙，补充了不少物资，扩大了红军队伍。此时，我父已调红三军任政治部主任。同年九月初，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因敌人已有充分准备，红军被迫退至浏阳门外郊区的猴子石，我父率部陷入敌人重围而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彭总于1951年9月在朝鲜前线时给我回信，曾高度评价我的父亲，他说：“一清同志为中国人民事业坚决勇敢，艰苦奋斗之精神，永远留于人间，值得我辈学习。”我父亲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鲜血全部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革命事业。
在我懂事后，我的祖母和我父生前战友，常把我父革命经历一桩桩、一件件讲给我听。同时还谆谆告诫我，要把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铭记在心，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伟大事业。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大敌人，解放了受苦工农大众，父辈生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你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正在肥沃着祖国的大地；你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原载《信丰文史资料》1987年9月第一辑）
红二十一军战斗在信丰的回忆
邓 飞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是1932年7月21日在江西省信丰县的古陂圩成立的，它的前身是江西军区所属的独立第三师和独立第六师。这两个独立师组建于1932年3月。同年7月，分别被改编为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1933年2月，二十一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北上乐安，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去了。这支部队在信丰及其周围的县战斗和活动将近一年，为赣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0年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创建的一年。我就是在这一年2月参加红军的。从1930年冬季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于1931年1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5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9月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三次反“围剿”战斗共歼敌7万余人，缴枪5万余支。
10月和11月，我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机，又清除了红色区域内部残存的反动据点。在会昌、石城、于都、寻乌、长汀、武平等县，我军通过打“土围子”摧毁了地主武装。与此同时，通过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根据地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范围达到了21个县境，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势很好。
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震惊，由于我军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配合以有力的统战工作，因此使敌人内部发生了分化。1931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趁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养病之机，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组成了红五军团。
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当时统治党内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央苏区中央局做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前的赣州就是赣县县城，1969年赣县县城迁至距赣州15华里的梅林）。当时敌人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正驻守该城，1932年1月1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攻取赣州的训令，命令彭德怀同志指挥的红三军团以及红四军为主要作战部队。1月下旬，红三军团从会昌出发向赣州开进，红四军从石城出发向南康开进。2月23日和3月4日，三军团两次实施爆破攻打赣州均未成功，反遭重大伤亡。而敌人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约2万人却偷偷地从赣江乘船驰援赣州。援军赶到后，城内的敌人乘机向我出击，我军腹背受敌。3月7日，我红五军团参战，掩护红三军团紧急撤出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红四军的任务是在南康一带阻击粤军。在大余县的新城圩一战，我军歼敌一个营。
3月12日，我军调整了编制：第四军和第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第五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第三军和第十二军编为红五军团。
二、独立第六师的建立
我红四军是1932年2月5日即阴历大年三十进入南康县城的。当时县城有两三百户人家，大约1000人。是日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当地群众见了我们非常高兴，有的说：“红军的装备比过去好多了，现在既有轻机枪，又有重机枪，还有迫击炮。”部队到南康后，军部设在县城，各师部队则分散到附近的村镇驻扎下来。当时我19岁，正在军政治部当宣传员。我们宣传队共15名队员。一到县城，我们便分头去写标语、刷标语，进行宣传。我和战友刘三源在县城写了三四天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每个字有一米来高，格外醒目。刘三源是江西吉水县人，现住北京，已经离休。
在南康期间，红四军派了一部分宣传队员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革命队伍。宣传队派我和张承柯（上犹人，已在战争年代牺牲）到南康县的龙回区去组织和扩大地方部队。龙回在南康和信丰两个县城之间，属南康县管辖，有三四十户人家，约两三百人，距南康县城40公里。当时红四军的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在他身边工作的肖华是军部警卫连政委，与我同乡，也是兴国人。罗荣桓给我和张承柯交代了任务后，就让肖华带着我们布置了工作，第二天便回去了。当时的龙回区委书记叫曹光清，区委有区干队，相当于一个排。我军攻打赣州的部队紧急撤退后，在南康的红四军也于3月中旬撤走了。罗荣桓给曹光清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部队撤走了，行动很急，邓富连（我的原名）和张承柯二人暂时留在龙回工作，以后有机会再归队。我和张承柯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配合区委宣传党的路线，发动群众，把区干队扩编成了一个连（其中包括一部分乡的地方武装）。连队成立后，原来的区队长李长林升任连长，我任连政委，张承柯任副连长。后来，这个连就被改编为独立第六师第三团第一连。
1932年3月我们独立第六师在古陂圩宣布成立。黄达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不久，郭天民调来接替了师长职务，黄达任政委。独立师成立时未召开大会，部队大多分散在古陂周围的山区，正在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连驻在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地形很好，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曾与敌人打过几次游击战，还打过几回土匪。我们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于都独立团为第一团，赣县独立团为第二团，胜利独立团为第三团。我们师主要活动于赣县的长洛、王母渡、韩坊和信丰的星村、牛颈、犀牛、月岭、艻迳等地，主要任务是防御广东方面和赣州方面的敌人，并保卫从广东梅县地区到中央苏区的食盐运输线。我们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游击战和伏击战，在运动当中进行防御，但也不排除在有利情况下必要的攻歼战。1932年春夏期间，我独立师曾多次攻克信丰县城。6月底7月初，我师又分两路追击粤军第四师的四个团至南雄水口，一路是追击以副师长巫剑雄兼任团长的第十一团和以蒋武为团长的教导团，我师部队从信丰的北面经太平围、大小窝、禾秋陂、九渡水一直追到南雄水口，致使敌人“饿战三日”，毫无喘息之机。另一路是追击以师长张枚新所率领的第十团和第十二团，经赤岗、正平、庙下一直追到南雄水口。
与我师同时成立的还有独立第三师，师长宋时轮，政治委员李井泉，我们这两个师都归江西军区建制，受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李富春的指挥。
三、参加南雄县水口战役
3月中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面的江口圩召开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对打赣州提出了批评，但未被会议接受。在关于我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问题上，会议也产生了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的意见是沿赣江向西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向东发展。最后决定红三军团沿赣江西进，同时苏区中央局也同意了毛泽东同志要率红一军团东进福建的意见。会议还决定红五军团指挥的红三军西渡赣江，进到了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泽东同志则率一军团东进。在东进途中，毛泽东同志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及时打电报给苏区中央局，建议已到信丰的原中路军红五军团也转而向东挺进，得到了苏区中央局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指挥的红一军团于4月10日攻克龙岩，歼灭敌人张贞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多团。4月14日，红五军团赶到龙岩，尔后，五军团的十三军驻守龙岩，第三军则与一军团并肩东进，参加进攻作战。4月20日攻克漳州，歼敌四十九师大部，筹款100多万元，扩大红军900多人。
1932年5月中下旬，粤军以两个师的兵力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个师侵占信丰。敌人妄图趁我东西两路军离开赣南所造成的后方空虚之机，捞取实地，蚕食苏区。6月5日，党的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要求“红一、五军团主力应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6月，东路军一、五军团及十二军主力回师赣南，此后又西向南雄，于7月3日占领了大庾至南雄的交通要冲中站、里东等地。这时，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取消了东路军的番号，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当时的一方面军辖一、三、五军团。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五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萧劲光。为了保卫赣南根据地，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同志领导并指挥了著名的水口战役。7月7日粤军张枚新的第四师在到达南雄东北部的乌迳圩后，准备经水口、江头圩、白石坑返回南雄。7月8日，我红五军团在向乌迳圩开进途中发现粤军第四师正向南雄逃窜，于是立即赶往水口进行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东北面的弱过村与敌交火，发生激战。我十三军从正面、三军从左翼向敌攻击，敌军于当晚退至水口圩及附近高地。9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命独立三师和独立二旅从南雄奔援水口。但由于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来让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使其未能赶到水口。9日上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下午我十三军和三军逼近水口，敌人援军也已赶到。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红五军团以山地为依托英勇奋战，部队的骡子驮着一箱箱的子弹掩蔽在森林里，五军团把敌人的九个团当成了四个团。战斗异常艰苦、异常激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阵地面临着被敌突破的危险。
正当五军团与敌人激战的时候，我独六师、独三师在陈毅同志的率领下，正在火速赶往水口的途中。在行进中，我师又一次地接到了江西军区发来的急电：兼程向南雄水口前进，紧急驰援五军团。9日下午六点左右，在战情异常危急的时刻，我们两个独立师及时赶到了水口战场，我看到五军团指战员正英勇地与敌人进行拼杀。他们一手挥舞马刀，一手使用驳壳枪，正与敌人进行近战、肉搏战。战场上枪声频频，刀光闪闪，血肉横飞，杀声震天。五军团使用马刀是出了名的，我曾观看过他们的马刀表演。在这次战斗中，据说他们光用马刀就砍死敌人900多名。
赶到战场后，我师迅速地占领了水口东面的丘陵，我们连占据了一个小山头儿，山头儿大约20米高、几十米长，山上有一片片小树林。我们的任务是凭借地形阻击敌人。指战员们跑步进入阵地后，一边赶筑掩体，一边投入紧张的战斗。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志们怒火中烧，怒目圆睁，把一排又一排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下午七时许，我军的火力终于把密密麻麻的敌人压了下去，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使我军稳住了阵脚，但还未能把敌军打垮。我和连长商定：从三个排中拿出一个排轮流监视敌人，其他两个排作为预备队，敌人向我们进攻时再把整个连投入战斗。在一夜当中，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
7月10日上午，我红一军团和第十二军的主力从南雄的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增援上来了。我从望远镜看到，我增援部队的前面是一面鲜艳的红旗，指战员身着崭新的军装（攻克漳州后，给每个人做了两套军装，发了两双胶鞋），威武而又雄壮。这时，大家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红一军团和十军参战后，我军指战员越战越勇。下午两点左右，从大庆经南雄邓坊赶来的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七军也到了，我军的进攻更加猛烈，并且全线出击。敌人已经力不从心，一边抵抗一边退却。冲锋号吹响后，我和连长率领全连战士冲向敌人，但就在追击时，我的左脚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鲜血顿时染红了裤腿儿，担架当即赶到，把我抬下了战场。这时战斗即将结束，枪声已经稀疏下来了。我躺在担架上，看到朱总司令站在一个小山头儿上，正在用望远镜向前方瞭望。下午四点左右，敌军全部溃退了。这时红三军主力也从大庆赶到了水口，我看到池塘里面的敌军尸体，一具具就像漂在水面上的大冬瓜。
这次水口圩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有名的恶仗。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我们对敌情掌握不准，敌人越打越多，以致于一直增加到了十个团。又由于我三军团未能及时赶到，因此就形成了开始是敌强我弱，后来是双方兵力相当的状况，造成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局面。虽然最后击溃了粤军陈济棠的十个团，但我军的缴获却未超过消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225页）。
在水口战役中，我连伤亡十几位同志。我左腿负伤，被送往前方医院医治。伤口未好，就被调到三团去担任党的总支部书记。不久，我又被调到六十二师直属机枪连去任指导员。
水口战役结束后，一方面军总部于12月进驻信丰，我们独六师和独三师则进驻古陂圩。在此期间，召开了一个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师政委黄达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会议对水口战役进行了总结，并决定一方面军北上，同时决定成立第二十一军。7月27日，一方面军总部离开信丰；紧接着，作战部队也相继离开信丰开赴永丰、乐安等地；我们两个独立师则留下来巩固和发展信康苏区。
四、红二十一军的成立及其活动
水口战役使粤军遭到了沉重打击，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苏区的粤赣边界一带便相对平静了一些。由于一、三、五军团已经北上，因此，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在信丰一带成立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
1932年7月21日，红二十一军在信丰县的古陂圩成立。当时召开了一个成立大会，所有的部队都到了。二十一军军长是刘畴西，政治委员是李井泉，参谋长是宋时轮，政治部主任是陈征。原独三师被改编为第六十一师，宋时轮兼师长。我们独六师被改编为第六十二师，师长郭天民，政委黄达。每个师下辖三个团，军部驻在古陂西北约一华里的下坝村。六十一师驻在古陂附近。我们六十二师则驻在月岭、韩坊，活动在龙舌、星村、东浦、小乌漾、月岭、韩坊、长演坝、艻迳、金鸡、新田等地。
从我们这支部队的发展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一个从区干队到游击队，又到地方部队———连、团、独立师，最后又发展到军这样一个过程。从游击队到地方部队，又从地方部队一步一步地发展到野战部队。将部队分为不同的层次，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升格。这是毛泽东同志建军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
1932年9月21日，我们六十二师在赣县的王母渡与粤军打了一仗。王母渡是赣州外围的一个圩，当时有202户人家，1031人，距赣州仅有80华里。该镇东面紧贴着赣江的支流桃江。镇子的西南面是一片山地，叫禾陂山，山上长满了成片的小森林。要想占领该镇，就必须同时占领这片山地。因此，这里不宜长期驻守。这样，王母渡也便成为赤、白交界、双方互相争夺之地。9月中旬，我军通过侦察得知敌人余汉谋的第二师教导团（一个营）要进驻王母渡，于是精心制订了歼敌方案。9月20日夜，我师的两个团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王母渡上游7华里处的寨下村乘船开到了桃江以西。渡江后，我部队于21日拂晓之前埋伏在通往王母渡公路旁边的山林里。我们连带了两挺重机枪，射手们做好了战斗准备，其他战士们也都把枪口对准了公路。21日上午9点钟左右，敌军一个营大约三四百人开过来了。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指战员一齐开火，顿时枪声震耳欲聋。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全部击溃。毙敌十余名，俘敌二三十名，缴枪十余支，子弹数千发。9月27日的《红色中华》报对这一战斗做了报道。
10月份的一天，我们六十二师一八六团的两个连在寻乌还与敌人有过一次遭遇。寻乌县城当时有1000余户人家，2700余人，也是赤、白交界之地，敌我双方都未驻兵，是个游击区域。是日拂晓，我师两个步兵连趁寻乌未驻敌军便进了县城。我们机枪连则抽了一个班，带着一挺重机枪隐蔽在县城东北3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山坡上，准备步兵连万一与敌人遭遇时进行掩护。早晨，我们发现从城南方向开来一个营的敌人，正在向县城逼近，我们当即鸣枪向城内报警。我两个步兵连听到枪声后立刻从县城西门撤出，这时敌人已从南门进入城内并对我军进行追击，我们用重机枪掩护我军撤退，战斗中敌军伤亡若干人。
1932年10月，刘畴西同志被调到赣东北工作去了，葛耀山同志接替了二十一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葛耀山是个知识分子，说话很有风趣。接任军长时，召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他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1月，我被抽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干部队第四期政治班去学习。我们共48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去世的有赖传珠、唐亮和赖毅同志；现在存世的还有罗贵波、张凯和我三人。上级干部队从第五期起就改为红军大学了。我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期间，听说红二十一军于1932年2月奉命由赣南北上，开赴乐安去了。部队北上时经过了瑞金县城的郊区；而且还听说红二十一军已归第一方面军建制，军长寻淮洲，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宋时轮。
红二十一军在信丰期间，中共信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信丰人民参军参战，筹粮筹款，积极支援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参加红军的有2800人，筹粮280万斤，筹款（银元）16万多元，组织民夫5000多人，担架2000多副，送军鞋近3万双，从而使我们这支部队得以发展壮大，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
（原载《老区建设》199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邓飞（1913-2006）原名邓富连，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2月参加工农红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昌市市长、江西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横扫千军如卷席———解放信丰记事
张兴华
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在北京香山接见我们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时说：“你们这一次下江南要穷追猛打，只要是中国的地方都要去，都要解放。”有人问：“遇到美英帝国主义的军队打不打？”毛主席放开嗓子高声说：“打，像打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地打。”
在向江南进军的途中，我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对我们强调说：“你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穷追猛打’，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不要等待命令，枪声就是命令，打了以后再告诉我也行。”
在进军江南中，我们每一次会议都反复强调“穷追猛打”，使得每个干部、战士、后勤人员以及炊事人员都能解答什么是“穷追猛打”的原则，做到了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7月下旬至8月的赣南追歼战中，我们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大的胜利。
解放赣州城
7月下旬，我四野四十八军在九江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军部在樟树对各师部署了战斗任务：一四二师围歼吉安地区之敌；一四四师围歼瑞金地区之敌；当时我任一四三师师长，奉命率本师和军部的一个炮兵团，围歼赣州和赣州以南之敌。当时赣州及其以南地区驻有国民党七十七军和六十九军，以及几个独立团、保安团等，虽然敌军人数、军械比我军多，但敌军已成惊弓之鸟。我军刚到赣州地区，敌军就开始逃窜。我们当即命令各部队发起攻击，穷追猛打，强调在追歼中要发扬“穷追不舍，孤胆作战”的精神：一人追上，就一人先打；一个部队追上，就一个部队先打，不给敌人喘息、逃跑的机会。
8月14日上午9时，我部队进到赣州城南三四公里处，得知敌军已于当天拂晓5点钟左右逃出赣州城，从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方向逃跑了。我们当即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吃点干粮，并抓紧时间开了几分钟的团级干部会。刘录长政委对大家说，“穷追猛打”的时候到了。我给部队布置了任务：四二七团从小路直插信丰，争取抢占信丰桥，切断敌军后路，包围敌军一部或全部；四二八团、四二九团、炮团和师部由公路经南康向信丰前进；两路部队都要随时准备打仗，正面一打响，侧面就马上包围上去。
赣州到信丰70多公里，我们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前进，下午4时，两路队伍都追上了敌人，与敌人的后路部队打响了。下午5时左右，就有大批大批的俘虏押下来。根据当时我军南下的有利形势，我很快将前面部队抓到的大批战俘原地集中，不要再往后送了，叫战俘自己管理自己，编制原封不动，是连长的还当连长，营长还当营长。连、营长主要管两条：一是管生活吃饭，二是管组织纪律。有一战俘连长说：“长官，你们不要打枪，只要包围上去就可以缴枪啦。”这个连长的话确实反映了当时敌军官兵已不愿再打仗的精神状态。我让通讯员马上通知前面部队，要抓住战机，千方百计包围敌人；只要敌人不再顽抗，不先对我方开枪，我方就不开枪打击他们。
从赣州到信丰的一路上，到处是敌军遗弃的汽车、手推车、皮箱、挑担、背包……乱七八糟的东西把交通都阻塞了，漫山遍野都是被风吹散的文件纸张，7月的江南像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敌军逃跑时的狼狈样由此可见一斑。
巧夺信丰桥
天色已黑，各部队仍不知疲倦地向前追击，我们的三个步兵团都插到前面去了。我爬上公路右侧的山头向前看，好家伙，十几公里的路上都有枪声和火光，分不出哪里是敌我双方的分界线了。师作战科长郭声长说：“真想像孙悟空一样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去，看他投不投降。”像这样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的战斗，又发生在夜间，炮兵一点也用不上，所以炮团留下一半人看炮，另一半人拿起缴获的步枪也随步兵到前面去了。师部的一千多人，除实在走不开的外，也都到前面参加战斗去了。
信丰一战的关键是夺取信丰水北桥。信丰水北桥是赣南通往广东的重要通道。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追击，在大桥上装放了成吨的炸药，准备在危急时把大桥炸毁。守桥部队是敌六十九军的一个连，受领夺取大桥任务的我师董存瑞连带了七十七军警卫连的两个解放战士，化装成敌七十七军警卫连去替换守桥部队。
敌人在桥北布置了一个排的兵力，连部及另两个排布置在桥南。我董存瑞连来到桥北时天已黑了。只听到守桥敌军在问：“你们是哪个部队？”我方回答：“七十七军警卫连，奉命来接替守桥任务，换你们下去休息，准备南撤。共军和我们打起来了，你们听到枪声没有？”对方回答：“又不是聋子，早听到了。”我方又问：“你们在桥北放了多少兵力？”对方答：“一个排。”“那我们也放一个排好了，你们放几个哨兵？”“两个。”“情况这样紧张两个行吗？”我方故意问。“那你们就放四个嘛，等我们打个电话报告连长就与你们换哨。”敌排长摇了一阵电话没通。我方趁机说：“算了，算了，还摇什么？快下去休息吧，还要赶路呢。”“那你们走不走？”“我们可能等天亮才走。”
北桥的守敌毫不迟疑地撤走了，我军一个连长，带了一个解放战士和两个排的兵力很快跟过桥去，一边过桥，一边把桥上引爆炸药的电线剪断了。
桥南的敌人可没桥北的那样老实。我们进入炮楼后，他们不肯撤走，说要等上级的指示，我们一边跟他们扯皮，一边将炮楼三四层的敌人换下来。我军连长对他们说：“你们不换也行，我们也是奉命来守桥，那你们守一二层，我们守三四层。”不等敌人回答连长随即对我方战士命令到：“七十七军警卫连全部上三四层。”刚上去，就向二楼扔下去两颗手榴弹，“轰轰”两声巨响后，只见二十多个敌人，一下就死伤了十几人。我方战士说：“这下看你们换不换，敬酒不吃吃罚酒。赶快告诉一楼，快点把一楼也腾出来，不然也给他们两颗手榴弹。把机枪和子弹留给我们用，你们都下去。”敌兵往楼下一看，一楼的敌人早跑得没影了。我方未伤一人就将信丰水北桥顺利巧夺到手。
没隔多久，桥北枪声突然激烈起来。原来是六十九军残部要过桥，被我方守桥部队打了回去。敌人以为对方误会了，对着碉堡大喊：“七十七军大哥，你们不要打了，我们是六十九军，要过桥去。”又是一阵机枪步枪声，喊声没有了。又过了一阵，敌七十七军警卫连来了：“我们是七十七军警卫连，要过桥去，你们不要打了。”随着我军一阵枪声，敌人倒下了好几个，没有人喊了。不一会儿又来一伙儿：“我们是X师X团，要过桥去。”我方战士回答：“你们想逃跑吧？没有军长的命令不许过桥。”对方答道：“我们就是送军长来的，军长就在这儿。”“叫军长亲自来，才能过桥。”“好，你们不要打枪，陈军长马上就来。”一会儿，有两个人朝碉堡走来，到跟前时，战俘认出真是七十七军的陈军长，便把他生俘了。
战斗很快结束了，我和师指挥部来到桥北，见敌军尸体成堆，为了确定我先头部队的位置，一面通知山炮上来，一面吹号联系，结果河那边答号的是董存瑞连。我们很高兴地会师后，我说：“你们连打得好，为夜战信丰立了大功。”
信丰一仗抓了七千多名俘虏，我们对战俘临时定了几条规定：编制不动，原地驻下；可以做饭，可以睡觉，可以夫妻团圆，可以保管原来的武器，可以保管原来的财务。另外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打枪，不准逃跑，不准破坏武器，不准抢东西，不准侮辱妇女。这些临时规定，对安定战俘起了很大作用，很快把混乱的战俘组织起来。战俘们纷纷表示：“共产党、解放军对我们这样好，早就不该跑，也不用打，在赣州我们就投降了。”“共产党对我们这样宽大，不让人害怕，天下一定是你们的。”“解放军如要我，我就跟你们当兵吧。”
敌军逃跑时被抓走的几千民夫也解放了，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早几天就梦见当年的红军回来了，你们走了十五年，‘刮民党’、‘遭殃军’搞得我们家破人亡，从赣州逃跑时抢得十家九空，该死的‘遭殃军’也有今天的下场。”
一个班俘敌两千
8月16日信丰解放后，我师主力人不卸装，马不停蹄，继续猛追逃敌。8月17日中午，我带师部警卫连一个班和电台向龙南前进，行进中通讯员报告：“前面一里多路右侧跑出来许多敌人，估计有两千多，朝我们方向打了几枪。”我估计是逃散的敌军，敌众我寡，必须以我军的政治优势瓦解敌人。
我马上进行了布置：机枪和电台跟我上中间山头，其余的步枪火力上两侧山头，前面左侧和右侧的山头各去一人，带上红旗，越快越好，占领山头。我又对身边的李参谋说：“你带一个通讯员去喊话。”我们占的四个小山头都插上了红旗，我们所有的武器———机枪、步枪、冲锋枪和两支二十响快机，先后打了几百发子弹，声势浩大。敌人也还了几十枪。这时李参谋开始对敌人高声喊话：“你们逃不了啦，赶快投降吧，这是你们最好的出路。”随后，我们所占的几个山头的枪声停了下来，李参谋接着喊：“双方都停火，派出代表来谈判。”对方马上作了回答：“你们先过来，你过来谈好不好？”李参谋答：“可以，我过去谈，我不带枪，你们放心了吧。”李参谋过去后，向他们宣传了昨夜打信丰的情况和我军的俘虏政策。对方表示“早几天就不想逃了，愿意投降”。我们分析了大势所趋，这股敌人有投降的诚意，但这里离信丰城20公里，我只能派通讯员送他们去信丰集中。我严肃地对敌军团长和副团长说：“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我们通讯员的安全。我相信你们，你们必须对我负责。”对方连连表示没有问题，只要他在，通讯员就在。待他们走完，我们又继续沿公路前进，途中多次遇到敌一个班、一个连的散兵，我们都让他们组织起来，自己去信丰集中。
睡上十分钟也知足了
连续四天四夜的追击，我部队非常疲乏，战士们四天四夜没有正式睡过一觉，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一个战士说：“给我睡三十分钟就好了。”另一个战士说：“你要求太高，给我睡上十分钟也知足了。解放了全中国，我请假，不吃饭也要睡他七天七夜。”
追击中，战斗往往在公路上进行，边打边前进，公路上横七竖八的都是敌人的尸体。后来的部队沿公路向前行进，只要前面一停，后面困极了的战士倒下就睡着了。有的睡在死人堆里，把死人当枕头也不知道。部队一前进，又爬起来跟着走。天亮时，后面的战士问：“你是不是挂花了？”前面的战士在自己的身上左摸摸，右看看，身上一点也不痛：“没有挂彩啊。”“那你衣服裤子上那样多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另一个战士说：“一定是他刚才同死人一起睡觉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前进中召开干部会，也只能开几分钟，开十分钟就很难坚持不打瞌睡。有一次我去看地形，拿着望远镜朝敌人阵地那边看，看到许多机枪，我就一挺、两挺地数着，不觉就睡着了。突然，“叭、叭”几声枪响把我惊醒了，原来敌人发现了我们，开枪把我的帽子打掉了。
我有一匹黄马，一小时能走30公里。几天来它也乏了，随着部队前进时我骑在马上打瞌睡，走着走着马一下摔倒了，我也被摔在地上。我火了，怎么在公路上走还摔跤？拿起鞭子要打它，只见它眼里充满眼泪，似乎感到很委屈，我的心软了，放下鞭子。马确实太乏了，不能怪它。
龙南、全南相继解放
8月19日下半夜，我们追到龙南城下，在城里作垂死挣扎的守敌有两三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朝城外射击，子弹打到哪里去了，只有天知道。不一会机枪的射击声也停下来了。我军没有打枪，战士们静悄悄地从侧面包围上去，一看，才发现守敌趴在街上和公路两旁睡着了。我军战士冲上去面对他们高喊：“起来、起来，你们解放了，进房子去好好睡吧。”敌军俘虏眼睛都睁不开，像梦呓般回答：“我们解放了？就让我们在原地睡一下吧。机枪、步枪，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看这般情况，便对战士说：“让他们睡两个小时再叫醒好了。”龙南城一个师的敌军就这样在睡梦中做了俘虏。我们用两个连看守他们，其余部队原地休息一个小时后继续前进。
龙南解放后，我军继续沿着公路向全南方向乘胜追击，敌军见我们追得太猛，就往两边山林小路逃窜。这时沿途两边山里都能听到枪声，是什么人打枪呢？两边山里我们又没派部队去，大白天敌军也不会发生误会，自己打自己。而且枪声是东打打，西打打，战线这样长？我们向当地老乡了解情况，知道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就请老乡给他们带封信，请他们与我们联络。
与游击队会师
第二天，坚持粤赣湘边斗争的游击队派来的代表在已解放了的全南城与我们见面。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活捉了白军一千多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大的胜仗。机枪、步枪都是美国造的。这些狗东西，我们把他们都捆起来了。”我们说：“我们在信丰、龙南抓的俘虏连武器都没有下他们的，叫他们自己管理自己。”“那他们跑了怎么办？”“将来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他们能跑到哪儿去？”大家都笑了。游击队的代表当即派人回去通知各区不必捆俘虏了，像大军一样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极艰难的处境中长期坚持斗争，身上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没有鞋穿，都是光着脚板。我部队战士到被缴获的敌军仓库里拿衣服给他们穿，他们一看是国民党的服装就说：“国民党的衣服，我们就是光着身子也不穿。”“那我们的衣服你们穿不穿？”“你们的当然穿。”这时，大家就每人抽一套衣服和鞋子给游击队队员。游击队的同志急忙说：“鞋子我们不要，留给大军穿，你们一天跑那么多路，我们还要做鞋送你们呢？”
有几个女游击队员都是一身的男同志装扮，我问其中一个：“你多大了？”她说：“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那年我二十岁，一走十五年，你说我有多大？”“噢，二十加十五，三十五岁，有几个小孩？”几个女同志一起咯咯地笑了：“还没结婚，哪来的孩子？”“中国不解放，我们就不结婚。”我说：“全中国快解放了，你们也该结婚了。我愿你们今年就结婚。”她们齐声回答：“我们祝全中国早日解放。”
赣南追歼战经过七天七夜连续战斗，穷追猛打，胜利结束了。我们共歼敌两个军、六个师和六个保安团残部，其中打死敌人一千多人，俘虏一万五千多人，其中营、团、师和军级的军官六百多人。而我师仅在追击中晕倒而牺牲三十七人，战斗中牺牲三人，负伤二十多人。我们以很小的代价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为野战军主力进军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一块基石。
（原载《老区建设》1999年第5期，《张兴华回忆录》，原标题为“赣南追歼”）
作者简介：
张兴华（1912-1992），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及援越抗法战争，是解放信丰的“四野”第48军143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韶关军分区司令、援越军事顾问分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解放军某陆军学校党委书记，第三步兵预备学校校长，云南省经委副主任、省工业厅副厅长、省化工厅副厅长等职务。
一场决定中央红军长征方向的秘密谈判
万建强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了近百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四面合围”的战法，分东、西、南、北四路进攻屮央苏区，妄图消灭中央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加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长征前夕，周恩来、朱德利用蒋介石统治势力的内部矛盾，适时地建立了我党与陈济棠的统一战线，为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笔者就此次秘密议和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做一披露，以飨读者。
陈济棠向瑞金派出秘密使者
陈济棠，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字伯南。早年入同盟会，在粤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8年就任粤军第四军军长，后升至一级陆军上将。这一军阶，与李宗仁、冯玉徉、阎锡山平起平坐。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对蒋介石并不是言听计从，而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
自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曾数次派员来粤要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以红军力量削弱并消灭粤军，遂其“一石两鸟”的阴谋。
陈济棠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调动，勉强派余汉谋军从粵北入赣南，独一师派一部出闽西，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饷械；暗地里又给红军送去一批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对红军做出友好姿态。
蒋介石识破陈济棠的图谋，除军事上对陈施以威胁外，还从经济上施以压迫。
陈济棠在蒋的威逼利诱下，只得俯首帖耳，增添李扬敬纵队即第二纵队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共投入6个师，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
在这一带，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是苏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二师是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人师和粵赣的地方部队升编组建的，师长程子华（后为周子昆）、政委方强（后为王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下辖三个团。对于敌人的进攻，红二十二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陈济棠为之惊叹不已，“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1934年4月，在遭到红军顽强阻击后，陈济棠部队进占盘古隘、筠门岭。
陈济棠进攻筠门岭时，还留着一手。陈深惧驻粤东兵力抽调后，蒋介石嫡系乘虚突袭，便示意李扬敬夸大驻寻乌、筠门岭地区红军人数，向蒋虚报。在寻乌、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约有4000人（包括地方武装），李扬敬却虚报为1万多人。
同时，陈济棠又增调第二军第五师加入第二纵队，名为加强前线作战，实为增强粤东兵力，以防蒋军突袭。
陈济棠部攻占筠门岭后，蒋介石曾“传令嘉奖”，并令陈“再接再厉、直捣会昌城”，但陈济棠却按兵不动，裹足不前。此时他郁郁寡欢，忧心忡忡：一方面，陈深惧蒋介石攻粤，使自己经营十载之半壁江山颜色改变；另一方面，陈又怕红军乘虚反击，陷粤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真可谓：进亦忧，退亦忧。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和红军作战，1934年秋，陈济棠通过部下找到了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在广州做生意的内弟，要他担任同红军秘密联系的媒介，企望同红军和谈。
秘密联系后，陈济棠向瑞金派出了一位信使。
1934年9月下旬，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函，派了一位姓李的密使前往瑞金。
9月下旬的一天，中革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瑞金梅坑田心乡岩背村下来一个陌生人。他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的皮鞋。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直走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传达周恩来的一道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周主任。”来人一声称呼，打断了沉思中的周恩来。
“周主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来使正好是当年黄埔的学生。
“辛苦了，请坐！”周恩来握着使者的手，非常客气。
使者撩起长衫，从内衣里掏出陈济棠给周恩来、朱德的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陈济棠密函的主要内容是：“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3人为谈判代表，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信使前来商定谈判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单独召见了他并当面交待任务。陈反复叮嘱：“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刀不要误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看完信，周恩来吩咐警卫员去请朱总司令。
不一会儿，朱德来到周恩来屋里。
一番客套之后，周恩来便嘱托李克农安顿使者好好休息，等候消息。周恩来、朱德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先来到洋顾问李德的住处。
李德的住处，是一栋相当宽敞的民宅。这里住着李德、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两个警卫员等。
周恩来、朱德进屋刚落座，便说：“陈济棠派来一信使，愿与红军讲和，不知顾问意下如何？”
对陈济棠这位红军南方战线头号敌人，李德并不陌生。是年6月，李德曾上粤赣前线视察，“南天王”陈济棠给李德留下了深刻记忆。
不料，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竟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
在李德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的文化观念的，更何况高深莫测的中国兵法战略！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言，遂起身告辞，去博古住处。
博古心情相当不好。虽然5月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但共产国际迟迟未能批复这一战略计划。不得已，中央红军又跟蒋介石精锐部队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及各独立师团又一次被拖住了，在9个战役方向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突击与消耗！
到了博古住处，周恩来简单地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的主要内容。
博古仿佛若有所思，然而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也不抱什么希望。
朱德见博古不吭声，有些着急，直言道：“红都瑞金已陷重围。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我们要利用蒋、陈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以减少红军突围时的损失。”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司令，我们跟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
周恩来见博古是这样一个态度，耐心而又坚决地劝说：“博古同志，陈济棠拥护今年6月总司令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有合作的基础。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
博古见周恩来对和谈的态度坚决，便顺水推舟地说：“恩来呀，和陈济棠谈判的事，你就看着办吧！由你和总司令全权处理。”
尽管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对陈济棠表示怀疑，对于此次与陈和谈不感兴趣，但周恩来和朱德却非常重视。
周恩来和朱德从博古住处返回后，告诉陈济棠的信使，红军总部赞赏陈总司令的决策，准备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但需要保守秘密。同时，周恩来、朱德还与来使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朱德给陈济棠的密函
1934年9月底，陈济棠信使从瑞金回到了粤军大本营广州，见到“南天王”，呈上了朱德总司令给陈济棠的亲笔信。
堂堂红军总司令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礼节，客气地称陈济棠为先生，而且尊称他的字“伯南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伯南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做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吿，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唯一力量。且间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己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己迫杭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候回示。
顺颂
戎安
朱德手启
为了使红军主力从南线突围成功，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朱德总司令修书陈济棠言和之前的两个月，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曾抽调了主力红军一部（红七军团），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国民党主力。
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打下樟湖坂后即渡过闽江进入白区。正准备按原计划北上浙西去皖南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水口4个营之守敌慑于红军声威，连夜逃走。1934年8月1日，红军占领水口。这时，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兵不厌诈。朱德不愧是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的战略家、军事家。红七军团寻淮洲、粟裕部尚在浙皖边境，朱德即称“已迫杭垣”。当然，朱德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指出“四川我部”如何如何，“贺龙部”如何如何，而“我主力乘其慌乱之际”又将如何如何！
不可否认，红七军团驰骋浙西，威胁南京，吸引敌人，的确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
就在此期间，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最终决定中央红军除少数人留下外，其余全部向西进行战略大转移。转移的突破口，选择在南线。周恩来、朱德所期待的红军与“南天王”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在炮火硝烟中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周恩来密电何长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1934年10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室里等候着潘汉年、何长工的到来。他们将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曾是屮共与福建政府接洽的全权代表。何长工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而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潘汉年、何长工同时喊着“报告”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很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就座，并亲手给他们端上开水。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南天王’陈济棠已电约我们，在陈管区寻乌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的时局及党的统战政策，我们准备派你们两人去，跟陈济棠的代表谈判，潘汉年同志任政治代表，何长工同志任军事代表，对方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长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一师师长黄旭初。”
接着，周恩来将“南天王”陈济棠的历史及现实处境、心态作了一番透彻的分析。介绍完情况，周恩来微笑着问潘、何两人：“情况大致如此，你们此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潘、何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大任务，望你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历次宣言和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的精神，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
在场的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亦嘱咐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很有益处，要尽力而为；当然，也要做好另一手准备，万一谈不成，你们要沉着灵活，应对局面。”
潘、何频频点头。周恩来交给他们一封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只见上面写着：“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10月5日。”
周恩来最后向何长工交待说：“如果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
潘、何郑重地接受了谈判任务，与周恩来、叶剑英握手告别。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礼帽。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何长工也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地点———会昌白埠。
这时，陈济棠派出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五大三粗的连长严直也是爽快人，一见面就悄声说：“何先生，咱们不打了，两家和好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也捞不到什么；打败了我们，你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
何长工也爽朗大笑说：“要吃甘蔗，我们瑞金、会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广东去？”
潘汉年则说：“广东甘蔗我吃过，好像并不比瑞金的甘蔗更甜。欢迎严连长去我们那里作客，甘蔗还是有得吃。”
一番话，说得严连长哈哈大笑，连忙吩咐安排两乘4人抬的轿子，亲自为潘、何掀开帘子，拱手说：“二位先生请上轿。”
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
10月1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谈判地点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陈部代表杨幼敏、韩宗盛同我方代表何长工、潘汉年相互寒暄后，何长工反客为主说：“我们是行伍出身的粗人，不会说客套话，我看还是坦诚相见好。来，诸位请上座。”
潘汉年配合默契：“对对对，我们带来了九龙茶。想必杨、韩二位先生是品茶行家，来尝尝这茶的味道。”
四人终于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谈茶道。潘汉年侃侃而谈，从唐朝陆羽的《茶经》谈起，将历朝历代的茶叶专著如数家珍般和盘托出。杨幼敏、韩宗盛被他的博学折服了，暗暗赞叹共产党里人才多。
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谈判顺利进行。潘、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沉着机敏，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两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发来了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刁滑世故的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机灵地答道：“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
听起来，合情合理，对方代表见何长工镇定如常，从容平缓，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何长工、潘汉年待协议一确定，目的已达到，马上结束谈判，匆匆离开罗塘镇，返回会昌。陈济棠部派了一个骑兵连，一直护送何、潘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小木桥边。
潘汉年、何长工没有在会昌停留，连夜赶到于都，向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谈判的情况。
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非常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称赞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中央红军十万之众穿过一条神秘通道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秘密集结在于都城，做突围准备。
这时，蒋介石获得了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的紧急情报。为了阻止红军西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红军通往湘西的征途上，设置了4道军事封锁线，企图阻止和消灭中央红军。
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江西安远至信丰之间，主要由广东的陈济棠部扼守；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湖南攸县至广东韶关之间，主要由湖南军阀何键部扼守；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粤汉铁路的衡阳至东昌之间，由何键、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第四道封锁线设置在广西的兴安至金州之间，并以湘江为天然屏障，主要由湘桂军共同驻守。
1934年10月下旬，蒋介石多次命令陈济棠阻截红军突围转移，说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侵广东，而是突围西进。
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命令，陈济棠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以集结为主，如果发生战斗，便于调动以应付突然情况；另一部分是派出部队，分驻各地，虚张声势，万一遭到红军袭击，损失也不大。
这样，既可以表示对蒋介石的服从和拥护，又可以避免同红军打硬仗，相机转移，以免遭到严重损失。根据这种指导思想，陈济棠派兵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他以其第二纵队李扬敬部驻守会昌一带，派其第五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坐镇筠门岭；以其第一纵队余汉谋部驻信丰和安远、赣州到南康之间，其第一师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独立旅在安远。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突围转移。
根据同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所达成的“互相借道”的秘密协议，红军总部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方向，让出了一条40华里的神秘通道。同时，陈济棠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10月20日，中革军委在于都祁禄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令部队在安远信丰间的古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具体部署是：
红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由于部队携带了大批辎重，把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和野战医院的X光机、印刷机和制造机械的笨重机器，甚至是10余人才能抬得动的小炮，都统统带上，以致大队人马前呼后拥，负担沉重，行动迟缓。几万人马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行走，拥挤不堪。
10月21日，红军主力在江西的安远、信丰之间发起突围战斗。粤军基本上还是采取了让道的方针，朝天放枪，边打边撤，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情报后，大为惘然，原以为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入湘南或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红军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蒋介石即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给予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还颁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洋10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1万元”。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即向湖南、广东边境前进。10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
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
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粤军已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你们要加倍小心，认真执行协议。敌不向我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此点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东昌、仁北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一线之南。叶剑英的同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关，不让他们上前线。
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连当时的《国闻周报》在“一周简评”中也深有感慨地写道：“我们最担心的是粤军与中央军不统一的弱点被匪利用，现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线，由赣粵边境西窜。这真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11月6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该电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据此对“堵剿”红军作了具体部署，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
红军在敌军兵力尚未完全调集之际，立即一面攻郴县，钳制湘敌；一面进占宜章，阻拒粤敌；主力则从中突破，向嘉禾、临武进军。13日，红军一举占领宜章县；15日，攻克临武县城。而且，红军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不到一个月，红军迅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构织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陈济棠拥兵自保的企图。蒋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老蒋“交账”，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东昌唐村、坪石尾追红军入湘。
对蒋介石的严斥电，陈济棠也批了一句：“此件发至团长。至要！”
据陈济棠的一位高级幕僚李洁之称：“当时，陈济棠在广东梅县、五华和韶关及江西赣州、大余等地，均建有机场，共有70多架飞机，而陈济棠仅派了侦察机对中央苏区进行侦察，并未出动战斗机。如果陈济棠出动大量飞机的话，红军是吃不消的，伤亡一定会大得多。”
蒋介石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则抱怨说：“自从红军突围后，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长期以来，粤赣谈判详情并不为世人所知。非但谈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来、朱德、陈济棠，甚至粤军师长黄旭初、杨幼敏也对此守口如瓶。直至1982年，何长工回忆录《难忘的岁月》问世，展示了朱德总司令的手迹，史学界才开始知道了一些此次南线借道的史料。
（原载《党史博采·理论版》2004年第12期）
将帅们谈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聂荣臻：
1934年10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由前面传来“紧跟上！紧跟上！”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统称为红星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致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由二师担任前卫。这时，粤敌的第一师主力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我们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10月21日，我一师一团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旗开得胜。这一线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敌人发觉我们突围的红军大部队以后，边打边撤。10月22日我军进攻版石圩，守敌是第一师的第三团的教导团，敌凭堡垒进行了顽抗，经两个小时激战，教导团才将敌人击溃。敌人向安西逃跑，我们在追击途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三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一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古陂，三军团早从右翼插到了古陂随后追歼逃敌到安西。敌退守安西后不敢再出。我一、三军团派出一部分兵力，监视信丰、安远这三点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这三点间安全通过以后，我们才先后撤出战斗。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我们冲垮了。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张爱萍：
占领白石圩的第二天。
大约是十点钟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奉命向古陂圩前进。夺取古陂圩，完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是我们第四师，尤其是先头团———十一团的光荣任务。
战斗员们、指挥员们，精神抖擞，勇气百倍，抱着必胜的决心，一定夺下古陂圩的勇气，洪亮地唱着胜利反攻的新歌。
扼守古陂圩阻我们前进的，是广东的军阀军队，一个团与司令部及其师直属队。据说，古陂圩是一个宽大热闹的市镇，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敌人之第一道封锁线。
路不是很远。从白石村到古陂圩仅五十里的行程。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已经迫近了古陂圩。
迎击的敌人约一个营，并没有什么顽强，与我军稍一接触就开始退却了。半点钟左右，敌军全部被我十一团击退了，十一团乘胜占领了古陂河的左岸一带街道。敌利用古陂河的险要，与我隔河对峙。
天黑得像墨一样，咫尺不可见，这是多么黑的一个夜晚。
大的战斗是没有进行，因地形不熟，我们没有进行夜间战斗，但并不平静，终觉是与仇敌对峙着。
“啪！啪！……呯！呯！”冷枪夹着手榴弹也零星地在那里放，敌人还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曾向我们施行反突击，但终被我们打破了他的企图。
午夜的时候，少许闪烁的星光，在漆黑的天空中明明灭灭。这时候平静得很，冷枪也听不见了，空气像死一样的凝滞。除了在最前线与敌人对峙的以外，战士们都在草地上、山坡上，呼呼地睡去了，养精蓄锐静待拂晓大杀一场。
有时寒风吹来，身上打着寒颤。天空的星光，也只剩下一点亮晶晶地悬在东方，象征着拂晓快要到来，红色的英雄们苏醒过来。
“喂！喂！起来！起来！快些……集合啦！”
满山满地到处发出这样的声音，战斗员们、指挥员们东一团西一团，战前五分钟的战斗鼓励，以连为单位在举行着。
步枪声、机关枪与手榴弹声，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拂晓的总攻击开始了。十团之一部从左侧配合着十一团，向敌人猛攻过去了，随着枪声炮声，敌人溃退了，只剩下堆成山样的夹军衣、弹药，全部后方都被我们夺得了。
古陂圩被我们占领了，第一道封锁线被我们胜利的突破了！接着十二团的跟踪进击。多么热烈的群众咯，放着鞭炮欢迎红军。
溃退的敌人，沿着马路向安西圩退走，我们也就顺着马路向安西圩追下去了。
敌人那才狼狈呀！沿途抛弃了许多的武器、弹药、食物、香烟……我们只顾追击敌人，谁也没拾一样东西，但是武器、弹药谁也不愿意让它摆在马路上。
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跟着追。狼狈溃退的敌人即使插上翅膀，也无法逃脱，终于被我们追上了。
“老表，我们缴枪！”许多跑乏了的敌军士兵，一堆一堆地坐在马路的旁边，高举手里的枪械武器，这样对我们哀求着，“跑不动，我们也不愿意跑了，知道你们红军是为我们穷人的……”
“士兵兄弟们，缴枪不打人，不要害怕！”
“是的，我们知道你们好，为我们穷人……”
“我们都是穷人，实在没法才来当这个受苦兵啦！”
……
就是这样沿途收缴枪械、子弹、轻机关枪、迫击炮，捉俘虏兵，搜集军用品……一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西圩。虽然我们没吃早饭、中饭，但是没有一个感觉到肚皮饥饿，连想也没有想到吃饭这回事了。
“我们的师长在昨天夜晚就逃走了。”一个敌军的连长，将他的驳壳枪缴给我们以后，用广东普通话告诉我们：“丢他妈！打起来了，丢我们就预先溜了，留我们来送命了……我们都是穷人……哈哈！哈哈！不嫌弃的话愿跟你们……”
（摘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杨成武：
1934年10月16日黄昏，中央红军自江西于都县开始一年零两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团作为红军左路军前卫团，在信丰金盆山、石背，拦截从安远重石、版石圩逃往安息（今安西镇）的敌军，毙敌300余人，缴获一批辎重和军用物资。后在古陂消灭敌一个营。
途经地：新陂乡，新田镇，古陂镇，金盆山乡，铁石口镇。
地图里程：177公里
我们进入信丰地区，上级传来命令：蒋介石调兵遣将，在江西安远和信丰一线，以五岭山脉作屏障，修筑了许多碉堡，布置了一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要突破这条封锁线！
……
在古陂、安息（安西）打了一天一夜，把敌人打了个稀里哗啦。在古陂我们四团对付一个营，连走带揍把敌人消灭了，缴获了枪支、弹药、文件等物品。
……
信丰河边的战斗规模不算太大，总共消灭了敌人一个团，可这是长征以来敌我双方的第一次对阵，而且这一仗打得这么利索，速度之快也是让国民党震惊的。
（摘自杨成武《忆长征》，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
耿飚：
军团命令我们相机突击，从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我与杨成武同志略一研究，便下令调整队形，迅速接敌。很快，尖兵连有了战斗，是敌人派出的小股警戒部队与我们交火了。这些敌人想不到我们来得这样快，稍作抵抗，扭头就跑。战士们喊着“不能让他们回去送信呀！”一阵穷追，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据抓回的俘虏供认，古陂守敌是一个营，武器装备比较好，士兵都配有钢盔，穿的是清一色斜纹布夹衣。广东军阀财源充足，实力雄厚，在白军中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所以蒋介石把他们摆在第一线，再加上有乌龟壳的依托，易守难攻，因此他们自己吹墟为“固若金汤”。
红军战士憋了几天，一听说有仗打，个个高兴得嗷嗷叫，纷纷说：“团长，你还是躺到担架上休息吧，保证让你到古陂吃上早饭。”
我说：“那可不行。这是第一仗，杀鸡也要用牛刀。”
尽管敌人只有一个营，我们还是慎重研究了战术。我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上来，对他交代任务说：“你带一个连，从右翼插进去，猛打这些刚修好的碉堡里的敌人。但是不许一下打进去，只要打得他们吃不住劲就成。”
……
我们让一营负责主攻方向，任务是打增援。担任诱敌的王友才果然打得很出色。他们逼近到敌人附近只有二十米的地方，一会用广东话向他的敌人“老乡”喊话，一会儿投弹射击，大声“冲呀”“杀啊”地造声势，吓得敌人向营部连连呼救。敌人果然从那些坚固的碉堡里出动增援，等他们窜出交通壕，我们的主力便迅速冲上去，把增援的敌人围在一片开阔地里。于是更多的敌人被吸引出来，而我们则用一支迂回部队抄了他们的后路，冲进了兵力已经不多的乌龟壳里。
这时，王友才开始解决战斗，先打掉他们正面的敌人，然后从右翼迂回包抄过来。全团发起一阵猛冲，敌人就垮了。
我们果然在古陂吃上了早饭，那些完好无损的乌龟壳，成了我们拣战利品的好地方。从敌人的营部，战士们缴获了几床丝棉被，政治处决定当奖品发给作战有功人员。这时各路兄弟部队的战报也纷纷传来，我军在各个突破口上的进攻都尽如人意。
……
我们当晚离开古陂，一个个乌龟壳已经变成一团团火焰，熊熊火光像一条火龙，映红了夜空和信丰河面。
（摘自《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
张震：
1934年10月17日，我们从于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苏区的父老兄弟姐妹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场面十分感人，至今历历在目。
中央红军采用大搬家的形式，征用大批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抬着笨重的机器，拉成长队，艰难地向湘南前进。广东军阀陈济棠按蒋介石的命令，以桃江为屏障，构筑了封锁线。红军利用陈蒋矛盾，同其谈判，说明红军只是借道去湘南，绝不进入广东，希望能够让路。陈济棠同意了，但当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时，却遭到其手下部队的攻击，战斗很激烈。后来听说，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将让路之事通知前线部队。
我们10团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我4师以11团为前卫，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越过我们，准备到11团去，刚离开我团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了。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他牺牲后，4师师长由张宗逊接任。洪超同志是我们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牺牲时才25岁。我们一共见过3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我曾给他的家人写信，说明其牺牲的经过，证明他的革命历史。
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开始，4年多时间里，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等4位师长壮烈牺牲，倒下去的红军战士更是成千上万。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每念及此，心情就无法平静，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一定要把先烈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
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伤口又未痊愈，每天高烧，不能走路，一连坐了几天担架。伤口稍有好转，就下来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摘自《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略述信丰苏区的光荣历史及贡献
庄春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信丰县属于中央苏区的重要区域范围，①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江西中央苏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②之一。信丰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斗，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③。
一、信丰苏区的光荣历史
（一）信丰县较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领导革命斗争。
早在大革命时期，肖凤鸣④于1924年在武昌商科大学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与信丰籍在外地的先进分子，利用暑假、寒假，在信丰举办农民识字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年10月，中共赣州特支派舒国藩、谢汉昌来信丰指导工农革命运动，发展中共党员。至1926年11月，全县有13个党员，经中共赣州特支批准，在县立高等小学成立中共信丰支部干事会，黄维汉任书记，隶属中共赣州特支⑤。1927年1月中共赣州地委派郭一清、黄达为信丰农工运动指导员，指导信丰的革命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信丰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拥有党员30名，成立了4个支部。1927年3月，经中共赣州地委批准，中共信丰县支部干事会升格为中共信丰特别支部干事会。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工会、农协会、共青团及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也有很大发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军”武装镇压信丰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信丰革命运动一度进入低潮。后在八一南昌起义壮举的影响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信丰县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7年9月，全县有党员70多人，在黄泥排、上彭、仓前、川凤亭、土墙背、犀牛、牛颈、老虎岭背、大小窝、竹桥河、游州、崇仙等地建立了12个党支部①；信丰农协会员发展到8000多人②。10月中旬，经中共赣南特委批准，成立中共信丰特别区执行委员会，由黄维汉任书记，机关驻县城西北农村土墙背村，下辖大阿区委和城区、老虎岭背、崇仙（1929年5月升为南区工委）、游州、土墙背等支部③。1928年2月，成立了中共信丰县执行委员会，肖凤鸣任书记。隶属中共赣南特委，下辖1个区委（大阿区委）和5个直属支部（城区支部、老虎岭背支部，崇仙支部、土墙背支部、南区工作委员会）。
在中共赣南特委和中共信丰县委的领导下，1928年2月23日，信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数万人攻打信丰县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信丰的反动统治，当时上海等地反动报纸惊呼“信丰告急！”。由于驻赣州国民党军增援信丰，信丰农民暴动受挫。
暴动失败后，县委领导人分散坚持斗争，县委解散。1928年8月，中共赣南临时特委指定曾人超任信丰县委书记（1928年8月至1929年4月），1929年5月，曾人超离任，由肖猷生接任县委书记（1929年5月至1930年4月）④。在1929年6月份形成的《中共江西省委五月份组织工作报告》中有“赣南特委所属各地组织，有兴国、于都、信丰、寻邬四个正式县委”⑤的表述，这就证明当时不但成立了中共信丰县委，而且该县委是中共赣南特委的下属组织，而赣南特委是江西省委的下属组织。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正式揭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1930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大余南安镇召开信丰、南康、南雄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3月28日，毛泽东又在大余南安镇主持召开赣南西河六县（南雄、大余、信丰、上犹、崇义、南康）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号召六县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根据地。4月3日，负责领导赣南西河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共西河行委（隶属于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中共信丰县委书记肖犹（猷）生当选为中共西河行委委员。4月11日，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5月，在信丰县城桥北梅家大院召开中共信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多人，选举曾纪财为县委书记。县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①，下辖城区、西二、北区、崇仙、新田等5个区委和南区工委、新田区支部②。1930年10月13日关于党组织的一份会议记录《赣西南会议记录》中，确认信丰县是赣西南特委所属的31个县级组织之一③。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合并党政工团机构，成立“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传达到赣西南苏区后，1930年11月，赣南行动委员会成立，随即发出《行委通告第四号》。该通告要求彻底改造党和团的组织，从斗争中吸收广大进步的贫苦工农加入党和团的组织，要求在一个月内发展三万名党团员，其中分配给信丰县的任务是3500名。
1930年11月，中共信丰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天主堂召开，出席代表60多人。大会根据江西行动委员会和赣南行动委员会的指示，把信丰县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信丰县行动委员会，黄维汉任书记；同时，各区党、团、工会组织也合并成立区行动委员会，机关仍驻县城，隶属赣南行委，下辖城区、西一、西二、北区、崇仙、新田等6个区行委①。1931年1月下旬，中共信丰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桥北梅家大院召开，出席代表80多人。大会根据中央指示，撤销县行委，选举产生中共信丰县执行委员会，肖猷生任书记，并成立了工、青、妇等群众组织②。1931年2月上旬，赣南临时行委改称赣南特委，机关驻信丰县西边境黄泥乡白兰村周坪黄家祠③。5月13日召开的赣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决定将赣南特委改称为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机关仍驻黄泥乡白兰村周坪黄家祠，隶属赣西南特区委④。1931年5月，中共信丰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黄光裕为书记的中共信丰县执行委员会，隶属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领导⑤。
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决定信丰县划归湘赣省管辖，但因交通受阻，直至10月才取得联系，正式归隶湘赣省。1931年12月信丰与湘赣省失去联系。1932年2月，江西省委派巡视员廖平三到信丰指导工作时，成立了信康雄中心县委，黄光裕任书记，隶属中共江西省委⑥，下辖城区、西一、西二、北区、崇仙、金鸡（新田）等6个区委和古陂工作团、石背区支部等组织⑦。
1932年7月，“水口战役”后，广东军阀大举入侵赣南，信丰西北苏区被敌占领。中共信丰县委先后移至信丰河以东之东埠、韩坊、牛岭等地；8月，又迁桃江东岸苏区；9月，与南康县工委合并为信康县委；9月下旬，古陂、石背、西河（原信丰西一、西二、北区等地）等地党组织隶属信康县委领导⑧。为加强信丰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同年10月，中共信丰县委派出工作团和游击队到该地区恢复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1933年10月上旬，将中共信丰县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共信康县执行委员会，隶属中共粤赣省委①。1934年1月，中共信康县委遭敌袭击后，退至于都畚岭整顿，曾先后改名为赤南县委、登贤县委，并将机关驻地移至于都小溪。此时，信丰苏区全部被敌占领，成为游击区。1934年7月，设立赣南省后，登贤县改属赣南省领导②，一直坚持到1935年春。
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苏区曾派干部到信康赣县担任领导职务。1933年6月，红23军政治部又派康登良回信丰领导信丰西北地区和南康、赣县与信丰毗邻地区的工作。同时，中共江西省委在信丰、南康、赣县三县边界建立直属县委———信（丰）（南）康赣（县）工作委员会，康登良任书记③，机关驻信丰县西北边境黄泥乡蓑衣坑，下辖信丰大阿、南康龙回、赣县大龙等3个区委④。9月，信康赣工委改为县委⑤。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别区委员会，机关驻南雄油山、北山，登贤小溪圩，江西信丰等地，下属信康赣（1933年9月成立，1934年8月改受中共赣南省委领导，下属大小窝、长安区委和南区工委。12月，改隶于信康赣雄特委⑥）、南雄等县委。1935年1月改名为中共赣粤边特委⑦。特委派出一个红军加强营从于都县小溪出发前往赣粤边油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⑧。1934年12月起，中共信康赣县委隶属粤赣边特委，机关驻信丰中村、上乐、潭塘坑一带，下辖大阿、长安、新城、崇山等4个区委和大龙中心区委（辖龙回、李村、大龙等3个区委和立濑工作团）；1935年10月后改称信丰县委，刘符节任书记①。
1935年3月中旬，项英、陈毅等突围到达信丰牛颈，3月下旬到信丰油山与中共赣粤边特委、赣粤边军分区、中共信康赣县委和游击队汇合。为加强党对信丰南部地区、南雄东南与信丰毗邻地区和三南北部地区游击斗争的领导，1935年秋冬间成立中共信南县执行委员会，下辖中共崇仙区委和九龙区委②。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信丰县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清剿”和“驻剿”，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信丰县委遵照特委指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的协议，随后开赴抗日前线③。
（二）信丰县较早建立了隶属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红色政权，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
1.信丰较早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信丰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信丰县革命人民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高举起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举行农民武装暴动，积极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8年2月23日凌晨，在中共信丰县委领导下，由郭一清、肖凤鸣、黄维汉等指挥信丰农民举行暴动，成立信丰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驻县城西北土墙背村，隶属赣西南工农革命委员会④。信丰“二·二三”农民暴动揭开了信丰县土地革命风暴的序幕。从此，信丰县的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各地区、乡政权陆续建立。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革命运动受挫。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给信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极大鼓舞。1930年4月11日，信丰县赤卫队配合红四军攻克县城。4月20日，信丰县革命委员会重新成立，机关驻县北西牛乡源和圩，下辖城区、西二区、西一区、北区等4个区革命委员会。5月26日到28日，在县西北黄泥排老城屋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初驻县北源和圩，不久迁县城北门外梅家大院；县苏维埃政府先后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西河办事处和赣南革命委员会，下辖西一、西二、北区、城区、石背、古陂等6个区苏维埃政府①。
随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信丰各赤色区域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至1931年1月，县苏维埃政府下辖8个区、64个乡苏维埃政府，全县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为红色政权，其划分如下：西一区（驻地大小窝圩）：辖一乡（下岭子）、二乡（塘背上）、三乡（禾锹坡圩后迁老屋下）、四乡（官洞坑）、五乡（牛岗圩）、六乡（古洞坑）、七乡（黄泥排）、八乡（丫叉桥）、九乡（桥头围）、十乡（川风亭）、十一乡（坝上）。西二区（驻地长安圩）：辖一乡（长安圩）、二乡（坑口）、三乡（下坪）、四乡（庄田）、五乡（上乐）、六乡（兴隆）。北区（驻地犀牛圩）：辖一乡（犀牛圩）、二乡（牛颈圩）、三乡（星村圩）、四乡（东埠）、五乡（源和圩）、六乡（黄坑庙）、七乡（太平围）。城区（驻地生佛堂）：辖一乡（花园里）、二乡（游州上井）、三乡（游州下井）、四乡（水东土地庙）、五乡（生佛堂）、六乡（县城）、七乡（崇堂）、八乡（十里）、九乡（山塘）。石背区（驻地石背圩）：辖一乡（石背上土庵）、二乡（大庙下）、三乡（打牛墩）、四乡（马屎复油店）、五乡（石口）。南区（驻地观音堂）：辖西布岗乡（西布岗）、迳头乡（迳头）、元坑乡（元坑）、老龙乡（老龙）、枫坑乡（枫坑）、罗塘乡（罗塘）。金鸡区（驻地金鸡圩）：辖一乡（塘里）、二乡（沙湖）、三乡（山下）、四乡（沙背）、五乡（夹江口）、六乡（百石圩）、七乡（南什背）、八乡（腊树下）、九乡（老寨下）、十乡（下江）、十一乡（欧古湾）。古陂区（驻地古陂圩）：辖河背乡（上坳）、百结乡（力迳圩）、禾溪堡乡（大桥）、青林乡（观音阁）、林木堡乡（不头）、青湖堡乡（青园塅）、杨坊乡（杨坊）、月岭乡（月岭圩）、桐木乡（桐木村）。
信丰县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接受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领导。1930年6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所属之赣南革命委员会在赣县江口镇成立，信丰县苏维埃政权受赣南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①，10月起隶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办事处，下辖西一、西二、北区、城区、南区、金鸡（新田）、古陂、石陂等8个区苏维埃政府②。《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明确指出，赣南的信丰县属于赣西南苏区范围。
1931年春，为统一信丰、南康、南雄三县的行动，成立了军政合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赣粤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设立苏区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精神，信丰、南康、南雄、上犹、崇义等县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曾一度改隶中共湘赣省委领导。但是，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等原因，上述各县党、政组织与湘赣苏区联系很少，实际上始终受中央苏区党、政组织领导。
1932年3月下旬，南康苏区失守，曹光清率领南康县革命员委员人员退至当时由信丰县苏维埃政府所辖之韩坊，将南康县革命委员会改为信康县革命委员会，至6月即被解散；但此时信丰县苏维埃政府依然存在③。
1932年9月，信丰县苏维埃政府移至韩坊，10月上旬与南康县苏维埃政府合并成立信康县苏维埃政府，隶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8月，隶属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信丰的古陂、新田等区苏维埃政府归其管辖④。1934年3月，信康县苏维埃政府改称登贤县苏维埃政府，隶属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同年8月，隶属赣南省苏维埃政府。1934年8月以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做好突围转移的准备工作，宣布设立赣南省后，信丰县苏维埃政府改隶属赣南省管辖，一直坚持到1935年春。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信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信丰是南方八省和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区域①。
2.信丰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
1930年4、5月全县各级红色政权成立之后，信丰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首先是区、乡政府成立机构：由3至5人组成土地登记委员会，由5至7人组成没收征发委员会和贫农团组织。然后由土地登记委员会进行调查登记，由没收征发委员会按照《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的规定，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阶级成分。各地以乡（村）为基本单位，进行土地分配。中共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5月22日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说：“土地革命比较深入，赣西二十一县除了中心县份除分田以外，其余分了一半的或全分了，没有哪一县没有。赣南之兴国、于都、泰（寻）邬、安远、信丰、大庾、南雄、上犹、崇义、会昌等县都先后分了田或正在分田，分田范围占全县区域一半以上。”这就表明1930年夏，全县已全面分配了土地，而且分田范围占全县区域一半以上。《中央苏区信丰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也有记载：1932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土地全县分好了六个乡的田。全县的田，总共有302574担，人口三万一千三百几十名。红军公田六百千五担”。
总之，从1928年2月至1937年7月，信丰县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县份，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奠基开创、初步形成、正式建立、鼎盛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等阶段。当时全县人口总数224790，其中苏区人口203660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90.60%以上；当时信丰县面积达3189.6平方公里，其中苏区面积达2902.59，占当时信丰县整个区域的91%以上②。至中央苏区鼎盛发展时期的1931年1月，信丰县境内曾先后建立1个县苏维埃政府、8个区苏维埃政府、64个乡苏维埃政府，全县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为红色政权③。1951年9月9日《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中央分团第五分队综合报告》记载：“一九三○年旧历二月配合红四军一度解放县城，并在红色区建立县、区、乡三级革命委员会；后改为三级苏维埃政府”④。
（三）信丰县建立的革命武装是中央苏维埃政权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在信丰整顿期间，和信丰党组织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朱德指示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队伍和政权，并送给信丰八支长枪、一支短枪。11月，中共信丰特区委从该县大小窝、黄泥排等地农民协会会员中挑选部分会员组织起信丰县农民自卫军，1928年2月改为暴动赤卫队①。2月21日，信丰暴动总指挥部成立，以领导全县农民暴动的武装，下辖一、二、三、四路暴动大队②。同月23日，数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信丰农民暴动。1928年3月，信丰暴动失败后，部分暴动队500余人在肖凤鸣等率领下，在信丰县山蕉坑坚持游击斗争，成立信丰县赤卫队③。同时，郭一清率领另一部分暴动赤卫队员坚持在信丰、安远、定南三县边界进行游击战争，组建了红26纵队，后来这支队伍编入了红5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部分④。1930年4月，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后，以信丰县赤卫队和信丰县游击队合编成赤卫军信丰独立营，又称信丰县游击大队；6月，成立信丰县赤卫大队；8月，信丰县赤卫大队和赤卫军信丰独立营合并组建赤卫军信丰独立团，下辖2个营，后编入红三十五军⑤；12月组建信康游击大队；1932年3月组建信丰独立团（同年6月编入红军江西独立第六师⑥），4月组建信康游击纵队⑦。此外，还组建了赤卫军独立三○团（1930年10月下旬成立，由城区、龙舌、月岭和北区的星村、犀牛等地赤卫队编成。全团500余人，枪100余支。同年12月，大部分编入赣南行委直属队———信康游击队）、信康游击大队（1930年12月，由赤卫军独立三○团编成，受赣南行委直接指挥。1931年5月，改称赣县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务连①）、西河游击支队、信康赣游击大队（1933年10月以原西河游击支队第四大队为基础组建。1935年6月编入赣粤边红军游击支队②）、峙山游击队、华山游击队等多支地方武装队伍。在信丰境内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2军、第35军、第21军③。
为统一指挥赣粤边界地方武装，1931年5月13日，赣粤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信丰建立，机关驻信丰北境五乡，下辖信丰等2个游击大队和3个红色警卫营以及边界军事委员会特务连④。1933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密字第一号密令”，明确将信丰县划设为粤赣军区的远殖游击区；1934年5月17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司字第十八号”训令，明确将信丰县划设为赣南军区的远殖游击区。193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粤赣边界军政委员会，统一和加强对粤赣边界红军游击战争领导。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1934年12月成立赣南军区信（丰）（南）康赣（县）（南）雄军分区，1935年春改称赣粤边军分区，领导赣粤边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等县武装。1935年3月，项英、陈毅等到达赣粤边后，赣粤边军分区直属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1935年3月，红军独立第六团与赣南党政军机关一道向赣粤边突围，余部突围到信丰县油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⑤。信丰县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主要游击根据地，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二、信丰苏区做出的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信丰县人民为建立、巩固、发展中央苏区、扩大主力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1.参军参战：1929年1月从井冈山突围出击赣南的红四军，1月26日从广东南雄转移到信丰万隆、崇仙地区时，信丰县党组织为红四军的宿食、行军提供便利条件①。1929年冬后，信丰的革命斗争在赣南党组织指导下，与红军开辟赣南、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接融为一体。并派出游击队和支前群众参与攻打吉安、赣州的战斗。1930年4月上旬，信丰党组织和游击队直接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攻占信丰城，使赣南与粤、闽边界各小块梅花状红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932年10月至12月两个月遥冲锋工作中，参加红军的有139名，扩大游击队员266名，动员参战参军的夫子1400多名。土地革命时期，信丰共有1万人参加红军，2万人参加支前作战。
2.认购公债：苏区时期，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32年至1933年，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先后3次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共计480万元，信丰县均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认购任务，共认购公债0.79万元的任务。
3.踊跃支前。信丰县苏区曾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垦荒队、慰劳队、洗衣队、消费合作社等团体或组织，参加支前和生产自救。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战斗的有2万余人。截至1933年2月15日，信康县突击完成公债谷9000斤、税谷1.17万斤，发展消费合作社500个，筹集股金粮5万斤。
4.慰劳红军。南雄水口战役时，信丰人民赶做了4万双鞋送给红军部队，南雄水口战役后，红军伤病员在信丰后方医院治疗时，信丰群众纷纷前去医院慰问。据老红军、原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回忆，信丰人民为红军筹款200多万元（银元），粮食500多万担，挑运食盐10万余万斤，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二）信丰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信丰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据1951年9月《南方根据地访问团中央分团第五分队综合报告》记载：“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尚有游击队、赤卫队坚持着，反动派遂乘机命令正规军，地方清卫团、保安团和反动地主武装向根据地残酷进攻，施行惨无人性的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并强迫山区人民迁居平原，制造无人区。根据不完全统计：信丰损失稻谷38410担，银元4141元，被抄家799户。反动派用尽了毒辣残酷手段，企图置根据地人民于死地，有的村庄遭受五六次的焚烧和抢、杀，逼使群众流离失所，田园变成荒地……黄坑口上下坪、上乐等村遭敌人五次焚烧，整个长安山区被烧房子二千余间，厕所、围墙全遭毁灭，连山间群众暂避风雨的草棚也被焚毁，使群众在当地不能立足，只能以席草、缸片为炊具，荒山野地为家。”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县被敌人杀害的群众达6700余人，被毁灭的村庄21个，被烧毁的民房3.89万余间，被迫移民并村的村庄190多个，被抄家的490多户，600多户人家成了绝户，全县荒芜土地2.3万多亩，被抢掠宰杀的耕牛5800多头。全县先后参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有2.69万人（其中参加长征80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的2319人（其中县团级以上的43人），参战致残人员461人，幸存的同志中，于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的1人（曾思玉），授予少将军衔的4人（曾保堂、彭寿生、童国贵、李长韦）。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派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第五分队前来信丰县革命老区慰问，送来了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信丰老区人民的关怀和问候。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江西省领导等先后前来信丰视察，为信丰老区题词，体现了他们对信丰老区人民的关心和热爱。
作者简介：
庄春贤，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办主任、高级讲师。
红色访谈之旅———回忆寻访四位老红军的历程
俞振全
四十多年前的1968年，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根据上级指示，我县革委会政治部设立通讯报道组，我被抽调搞筹建工作；接着又成立“宣传毛主席在信丰伟大实践办公室”（简称“宣办”），着手调查、收集毛泽东同志几次来信丰的文献资料，同时收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史料，为筹办“毛主席在信丰伟大实践陈列馆”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作准备。我有幸抽调在“宣办”工作。是年4、5、6三个月，我与同事沿着红军长征经过信丰的路线，徒步搞调查、拍照片、收集素材。7月初，根据工作需要，县领导决定，“宣办”4位同志分省内、省外两组，分头走访当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或信丰籍的老红军。省内这组，找省军区陈昌奉、九江军分区钟光等同志；省外组，则由“宣办”负责人王显沼和我北上拜访曾思玉①、罗贵波②、龙开富③、吴吉清④等四位老红军。
有人说，往事如烟；也有人说，往事不全如烟。本人赞同后一种说法。功名利禄，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才是“烟云”。人生在世，必须有一点信仰，有一种精神，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样的“往事”才“不如烟”，不然，人世间的一切就真如过眼烟云，不能给后人留下一点痕迹。此次北上寻访四位老红军，行程数千公里，途经10个省市，历时20多天，尤其是拜访曾思玉将军、罗贵波副外长，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当年访谈的情景，乃至一些细节，至今仍非常清晰。真是一次难忘的访谈，一次刻骨铭心的红色之旅！
1969年7月16日，我与王显沼同志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一个旅行袋装换洗衣物、一个草绿色帆布挎包装钢笔和笔记本等），从信丰乘汽车至韶关坐火车，开始了不平凡的旅程……
第一站：武汉，在曾思玉司令员家做客
7月17日下午，我们在武昌火车站下车，由于事先了解到武汉军区在武昌，离军区最近的湖北省革委会招待所也在此，因此下车后便直奔招待所登记住宿。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带好县里开具的介绍信，挎着帆布包，步行几里路来到武汉军区（不是湖北省军区），向值勤的战士递上介绍信，并说明来意。战士答曰：武汉目前还有些乱，首长很忙，不可能接见你们；你们把调查提纲留下，去了北京回的时候来取。没办法，留下调查提纲后我们只得无奈地离开。
眼看见司令员无望，第一站访谈不成，哪里还有兴致逛街？回到招待所，左思右想，我建议：介绍信不起作用，以乡亲的名义写封私人信件给曾司令员试试，也许有可能见到。显沼同志也赞成。于是，立即动手，由我执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是信丰老家来拜访司令员的，知道您很忙，不忍心打扰，哪怕见上一面，叙叙乡情，也不虚此行云云。落款是显沼同志和我的名字，信封上写“曾思玉司令员亲启”。之后，立即返回武汉军区，托执勤战士转呈。
按照常理，即使通过邮寄，本埠的邮件当天便能送到，何况是部下转交。在焦躁不安中我们等了两天，没有等来接见的消息。7月19日，早饭后，我们退了房，去车站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九点多钟返回招待所，服务台的同志递给我们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两行字：“江西信丰的同志，曾同志的工作人员来看你们，你们不在，请明天上午八时在此等候。”大喜过望，首长要见我们！于是对服务员说：“我们已退了房呀！”服务员说：“再给你们开一间更好的。”大概她也猜到“曾同志”是谁了！
7月20日，我们早早地候在招待所大门口。八时许，一辆军用吉普车驰来，停车后，一位“四个口袋”的军官打开车门向我们走来，知道我们是“信丰来的”后，请我们上车，说首长在等我们。
吉普车在武昌的大街上疾驰了10多分钟，来到东湖区，军官告诉我们，武汉大学就在这个区。汽车开进了一个四周围着铁丝网的大院，这个大院住着军区的许多领导，有警卫站岗。军官指着窗外说：首长正和政委刘丰在边散步边谈工作。见到我们坐的车，曾司令员举起手打招呼。汽车在一幢两层的红砖楼房前停下。进屋后，前面的一间房里，一位军人在整理文件资料，见了我们友好地点头笑笑。军官带我们在里面的会客厅兼饭厅等候。不一会儿，曾司令员进来了，我们迎上去，司令员一边大声笑着说：“欢迎家乡来的同志！”一边伸出手与我们握手。这年，司令员59岁，个子不高（1米6出头），穿一身军装（红五星帽徽、红领章），脸色红润，精神矍铄。我们赶紧上前一步，双手紧紧握着司令员的手。接下来，落座，秘书沏茶。司令员用带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说：“接到你们的信，不管怎样，老乡来了总要见个面，聊聊天。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个便饭。”听着司令员这样的开场白，我们才体会到“亲不亲，故乡人”这句话的分量和可贵，紧张、拘束一下子全无。见我拿出笔和本子，司令员说：“今天不谈公事，只叙乡情。你们要问的，留下提纲，以后给县里寄去。”
近两个小时的访谈，完全是“闲聊”式的，从家乡的风物特产到游州大队，从信丰的历史名人到郭一清烈士，从大圣寺塔到风俗人情，不一而足。曾司令员侃侃而谈，平易近人。司令员还饶有兴致地问我们，信丰现在春节会不会打龙灯、元宵节会不会放花灯、端午节会不会划龙船时，我们告诉他，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有这样的活动，“文革”中破“四旧”破掉了。司令员不无遗憾地说：这是民族文化传统，将来还是要恢复的。他还给我们回忆了他童年在县城东门龟角尾的桃江岸边看龙舟赛的趣事，说到顽皮、得意的情节，他还爽朗大笑……
这次和司令员的“闲聊”，如话家常，如沐春风，让我们受益匪浅。
午饭后，司令员让秘书拿出两件礼品：一个盘子放着几块上海牌手表，一个盘子放着两盒毛主席像章，让我们自己选一样留作纪念。司令员说：“你们来我这里，带点纪念品回去。手表是国产的，像章是我们武汉军区向党的‘九大’献礼的（当年4月‘九大’召开）。”我与显沼同志不约而同地每人要了一盒像章，打开盒子一看，九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让我们激动不已，如获至宝（这盒像章至今仍珍藏着）。
七月流火，武汉三镇的天气虽然有些炎热，但已有些凉意。这天我们的心情格外凉爽、舒畅。这次访问，唯一的遗憾是，由于兴奋、激动，忘了和曾司令员合影留念。
第二站：北京，罗贵波副外长介绍“信丰事件”
第二天，我们登上北上的火车，22日下午到达北京，住宿在前门附近的一家旅社，因为这里离外交部较近。
7月23日上午，我们来到外交部接待室。说明来意后，接待的同志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部长的接访日是每周的周二、周四下午，今天是星期三，明天下午两点钟来，不然，要多住几天。留下访问提纲，请接待室的同志转交。
7月24日（星期四）下午1时，我们早早地来到外交部大门外等候。约下午2时，一辆黑色轿车进了大门，罗副外长下了车，他身穿笔挺的灰色中山装，脚登白袜子、皮凉鞋；头发花白，往后梳，整齐油亮；戴一副墨镜；一米七几的个头，气宇轩昂：好一副外交家的派头！
在接待室坐下，寒暄几句后，由于罗副外长已知道我们的来意，很快便进入了正题。我拿出纸和笔，准备记录（此次外出寻访，王显沼负责提问，我负责记录、整理）。
罗副外长向我们介绍说：
“关于‘信丰事件’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赣南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是由党特委、团特委、总工会合并组成的。党的特委书记是郭承禄，团的特委书记是肖国璋，总工会主席是马荣澜。由郭承禄任行委书记。这个行委是根据立三路线搞起来的，执行立三路线，行委机关当时驻信丰的黄泥排。1930年底以前，郭、肖、马就在搞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活动，他们以反对‘富农路线’、‘农民意识’、‘游击主义’为借口，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以致发展到这次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事件。
“当时我在三十五军工作，1931年1月1日，三十五军打开大余县城，三四天后回到信丰，走到离信丰城四十里的禾锹陂，郑承禄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天晚上，他同我和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谈话，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等，要和他作斗争，并说要发表宣言，召开群众大会。他们借口‘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要我们在宣言上签字。要三十五军支持他们这个行动。我和邓毅刚当时就和他们发生了争吵，我们争论说：‘要打倒毛泽东怎么行？我们不相信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们不签字！’吵过后，他见我们没有签字，不支持他们，就走了。第二天（1月5日或6日）早晨，我们的队伍就开往信丰城，沿途看见他们贴了许多标语、传单。进城后，看见到处都有标语、传单，他们已经摆开场面，准备召开群众大会。于是，我们三十五军立即在城里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我们向全体干部说明，他们这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阴谋。干部们一致表示不参加这个反革命行动。之后，我们动员干部、宣传队把那些内容反动的标语、传单撕掉或刷掉。宣传队给群众作解释，叫群众不要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不要上敌人的当。群众也不相信他们，走了，会没有开成。当天下午，我们派了一排营到黄泥排去，连夜把行委机关包围起来，把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三人抓来了，押到军部特务营。过了两三天，我们以三十五军军委名义发了通知给周围各县，把暴动总指挥部和地方上的负责人召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了郭、肖、马的反革命罪状，向大家说明了这件事，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当时行委已经没有了，组成了一个临时行委，由陈致中任临时行委书记。开完会以后，不久队伍就离开了信丰，把郭、肖、马三人带走，经过安远、寻乌、会昌，到了宁都，把郭、肖、马三人交给总前委处理。
“这就是‘信丰事件’或叫‘信丰事变’的经过，这个事件是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的，但郭、肖、马由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反革命阴谋行为。”
罗副外长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说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只是说到具体人名时会停下来解释是哪几个字。笔者飞快地记着，字迹潦草。一个多小时介绍完了，我不无歉意地说，整理后请部长审阅。于是，我用纸誊写整理了一份，然后恭恭敬敬地呈给罗副外长。罗副外长仔细看过后，在材料的末尾签字上“罗贵波”三个字。临别时，在接待室门口，显沼问罗副外长的秘书，要不要请部长盖个章？秘书答道，部长签了字还不行吗？回到住地，我对显沼说，部长签的字对外国都生效，你县里的调查材料还没有用？再说，私章可以伪造，笔迹可伪造不了。
北京的访谈非常顺利。当晚，我们来到住地附近的“全聚德”北京烤鸭店，每人要了一份烤鸭和一瓶啤酒，开开洋荤，自娱自乐。
第三站：沈阳，龙开富少将回忆新屋里旧居
7月26日，沈阳。
沈阳火车站是典型的白俄时代的建筑。出了车站，坐公交车在市中心著名的商业区太原街找了旅社住宿。第二天匆匆吃过早餐，我们两人拦了一辆出租车（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那时不叫“的士”），司机问去哪里，我们回答：沈阳军区。司机凭自己的感觉，把我们拉到了“军区”，此军区不是彼军区，这里是“省军区”，得到执勤士兵指点后，司机拉着我们在沈阳街上兜了几个圈子，才把我们送到沈阳军区，我们付了10元车费后，司机还表示歉意：“不好意思，送迟了。”我们却窃喜：便宜我们游览了沈阳的大街小巷。
约上午九时，我们来到沈阳军区后勤部，卫兵通报后，龙将军很快便来到接待室。高大威武的身材，笔挺的腰板，雄健的步履，洪亮的嗓音，不愧为一代武官。
当将军知道我们从江西信丰来，用带湖南茶陵乡音的北方话热情说：“知道知道，你们信丰我跟主席去过几次哩！”接着，将军自我介绍：“我18岁时把村里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杀了后，遭到国民党军队抓捕，跑到茶陵县城投奔红军，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你这么大的伢子就敢杀地主，将来准有出息；咱们还是老乡哩，跟我走吧。没有想到，竟然当上了挑夫———专门给毛委员挑一担四方的箩筐，里面装文房四宝和一些文件书报。我心里想，这算哪门子行当，连一杆枪都背不上，别人行军磨脚板，自己还要磨肩膀，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挺不乐意。”据将军介绍，毛主席走到哪里，当年的警卫员、挑夫龙开富就把“皮箩”挑到那里。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跟部下开玩笑说：“主席的著作不光是他老人家写出来的，还是我挑出来的哟！”
参加红军后，毛主席发现龙开富一个字也不认识，便将香烟盒拆开，裁成四方块，用毛笔写上字，一个一个教龙开富识字。说到这里，便引出了新屋里的话题：
1932年7月中旬，南雄水口战役后，毛主席率师回中央苏区瑞金，途径县城水东长生村的新屋里，一起在此居住的有朱德、王稼祥等，在新屋里住了10天左右，7月下旬离开，班师于都、兴国。
龙将军回忆说：那是一栋地主的房屋，很大，分前后院，有天井，有七八间厢房，坐南朝北，砖木结构。后院有巷廊和后门，屋背有小山，山脚下有大樟树。我们警卫员为了防空袭、躲飞机，在大樟树下挖了防空洞。就是在新屋里，毛主席在樟树下办公、看文件，还教我识字、学文化，帮另一个警卫员陈昌奉写家信呢。龙将军问我们防空洞在不在了？我们回答：县里正准备征用、修葺毛主席旧居，一定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将军显得很高兴。我们还告诉将军，我们已在当地征集到毛主席当年在新屋里用过的水缸、茶盅和铜质砚盒等生活、办公用品时，将军连声说：“好，好！”
龙将军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思想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将军告诉我们，1950年主席写信给他，信里说：你现在是一个领导干部，要注意谦虚谨慎，好好学习，多为人民服务。做领导干部，要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1956年，将军出差到北京，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关心地问起他的学习，将军回答说：“读毛主席的书，没有问题！”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就要结束了，临行前，龙将军满含深情地说：“信丰人民为革命做了很大贡献，请代向信丰人民问好！”
第四站：呼和浩特，吴吉清厅长谈突破敌人封锁线
呼和浩特，系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大青山南侧，西与包头、鄂尔多斯接壤，夏季短暂，炎热少雨，年温差日温差大，属于典型的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这里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与故事，如家喻户晓的“昭君出塞”。
这次我们从沈阳坐火车，途径朝阳、赤峰、乌兰察布到呼和浩特。进入内蒙，从窗口望去，我们领略了夏季草原风光，千里草原，除了偶尔看见几顶蒙古包，只见一望无际的旷野和草地，真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切身感受；甚至，我还隐隐约约听见了马头琴声……
7月31日，在呼市下了火车，便直奔内蒙古饭店———因为我们打听到吴吉清厅长的侄儿在管理着内蒙古饭店。在饭店住下后，我们便找到了吴厅长的侄儿。当晚，他便设宴招待了我们两位赣南老乡。他告诉我们，叔叔已经回到家里，第二天才会来上班。
呼和浩特昼长夜短，晚上九点才断黑，早晨五点已天亮，而且早晚温差很大，阳历8月初，晚上睡觉得盖被子。
第二天，我们在饭店等来了吴厅长。吴厅长中等个子，脸色红润，精神饱满，看不出已年过花甲。吴厅长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地说：“都是赣南老乡，来了这里不要客气，更不要拘束。”
吴老回忆：我是1930年初在家乡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至1936年一直在中央警卫班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1945年转业到内蒙古，在内蒙古已经工作了二三十年啦。
我们请吴老讲讲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故事。吴老说：1934年10月中旬，毛主席从瑞金迈开了长征第一步。10月21日晚，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新田间突围；到25日击溃了新田的敌军，配合红三军团，打下了古陂，突破了长征路上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这就是著名的长征第一仗。当时，红军中流传这么一道歌谣：“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新田古陂打胜仗。”毛主席这时深有感触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吴老接着说：“到达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来看望毛主席，讲起瑞金百姓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叮嘱‘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主席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11月上旬，中央红军在湖南顺利地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我因疟疾（打摆子）发高烧，毛主席把自己的担架让给我，并且安慰我说：‘让你躺下就躺下，你是病号哟，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些，但不要紧嘛，因为我们是同志。’我只有服从，但心里感到对不起主席。”……
访谈结束后，吴老问我们生活可习惯，赣南这些年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当我们提出想去看看昭君墓时，吴老的侄儿说：“昭君墓就在本市南郊，虽然不远，但前几年已被毁坏（只剩几块石头），没有什么看头，还是别去了。”
走出饭店，遥望南郊，我们仿佛看到，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依稀兀立在一派黛色朦胧的塞外草原上，这位在历史上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做出杰出贡献的王昭君，如今陪伴她的恐怕只有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
8月3日，我们结束了这次寻访的最后一站，乘火车离开呼和浩特，经包头、鄂尔多斯到北京站下车，换乘京广线的火车踏上返程，于8月6日回到信丰，圆满完成了这次寻访任务。
等待接见的日子，我们虽然也曾游览过武汉三镇、长江大桥、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王府井、沈阳的北陵等，可惜由于特殊年代的原因，景点内部没有对外开放，留下不尽的遗憾！
如今，几位老红军先后作古且已魂归故里，作为晚辈只有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继承他们的遗志。他们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
红色的记忆，是永远的丰碑。
（2014年清明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