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保应作进一步的批评陈淡泉
《生活》的态度，先生的人格，一向同样的是我很佩服的。然而在最近的最近，为了毫无价值的王、保婚姻，尤其是不惜牺牲了贵刊上可宝贵的篇幅，来替他（王伯群）登载那一封所谓言不由衷，卑不足道，觍颜厚脸的龌龊自辩的信，这真如梁展如君前致先生一函中所说的“我有些疑惑了”。
在王氏的自辩信中，王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伯群素尚俭约，虽备员中央数载，自顾实无此‘多金’。”哼！王氏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吗？别的不说，试看天津《大公报》上所载着的一段如“王在愚园路别筑新屋，甚轩敞，磁砖由泰山砖瓦厂定造，值逾五十万。”就已经够去证明王氏的“多金”。韬奋先生，我作事向来脚踏实地，为了此事，我曾做了个自告奋勇自动的替他（王伯群）纯尽义务的去亲身调查一下，调查的结果是：该新屋在愚园路三百十号门牌，虽尚未完全竣工，但从那占地几近十亩，并附有花园的一所确非四五十万圆莫办的宏丽巍峨洋房看来，在这里我真艳羡王部长的“多金”不置，在那里不客气的我并拍了一张照（一并奉上），作为我这次短足旅行的纪念。语云：“事实胜于强辩”，王部长见此，其又将何以自辩？
还有一层，此次王、保婚姻，明明是王氏的“威迫利诱”，而先生却始终认为这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未曾加以严厉的批评；王氏的“多金”，明明有有目共睹的具体东西为佐证，而先生却始终以为“尚未得到证实的材料”，缄默不言，为他们保留余地。最令人不满意的就是自先生在贵刊二十七期里，仅替他下了一句“可见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者做人之大不易也！”轻描淡写的评语以后，王氏的自辩来函，即引用先生此语，以抬高其声价。请问诚如先生所云“以有妾之人任‘以身作则’之大学校长”，这样的人，他在社会上配领导什么？
有人说，先生是因为碍于某副校长的情面，所以对这次王、保的婚事，也就不妨破格的大公小私一下；又有人说，钱可通神，也许先生亦为此“位尊多金”的王部长所“威迫利诱”，而不得不屈服了。我固相信先生的人格，但人言啧啧，先生其将何以自解？我以为你对王、保应作进一步的批评。
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直率之言，还祈原宥。
编者为着王、保的事情，前曾受过不少无辜的“流弹”，自从二十七期中《久惹是非之王保婚礼》一段评述和三十期中王氏来信（题为《余等婚事》）发表以来，又受到不少直接进攻的“大炮”，可谓无妄之灾！我向来以为评论应根据事实，倘我得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评论；倘我得不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不评论，决不因为怕挨骂而摇动这个标准。我自问对于王、保的婚事，始终没有违背这个标准。愚意在《久惹是非之王保婚礼》评述中已略具梗概，现为明瞭计，再简要的讨论几句。我以为这件事可分三点：第一点是关于王、保个人方面。陈君说他们是由一方面出于“威迫利诱”，我不说这是绝无可能性，因为就普通心理讲，一是二十岁的青年，一是四十六岁的暮年，学识思想性情乃至性欲的升降都难在一条战线上，况且一方面还有姬妾盈堂的历史，在女的方面似少自愿的理由，所以如果保女士是我的姊妹，或是我的朋友，把这件事来请教我，我就顾问的地位当然表示反对，但如果她自愿，无论是出于真正的自愿，或是出于“威迫利诱”而勉强表示自愿（如举行婚礼摄影等动作，非本人自愿或勉强自愿，便不能实行），本人既自愿，旁人实无置喙之余地，她只有自作自受。我所谓“个人问题”，意即在此。第二点是关于教育风化方面。师生结婚，法律无禁止明文，但以姬妾满堂的人而居最高学府的“领导地位”——校长——复以如此的校长而娶本校的女生，实为教育上的憾事，毋怪引起社会上的反感，这一点我在二十七期评述里已说过。关于以上两点，我自问我的态度并不错。故凡遇放来的“大炮”，关于此两点的痛诋极毁，对我徒作空言的攻击，我都不愿承受。最后讲到第三点——奢侈的问题——即当此民穷财尽的中国，应以救国为己任的党员而复身处高等官吏地位，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民的罪人。这一点我认为确是很重要而值得评论的，而我们所以未加以评论者，因为在最近以前，确未得到证实的材料。我既坚守评论须根据事实的原则，在未得到证实的材料以前，亦决不愿因“大炮”之纷飞而作违心之论，不过仍在时常留意中。关于这一点，广州逸庵君于七月四日放来的一颗“大炮”附着一首他自称为“歪诗”颇有意思，兹附带录下以供众览：
车马盈深巷，华堂张绮筵；佳人垂棘珥，公子珊瑚鞭；新妇披锦绣，新郎貌俨然！量珠十万金，一饭糜万钱！云是贵人婚，白首伴红颜。百万岂云奢？饥民实可怜！君不见西北：弥望尽芜田；伤哉易子食，路侧殍儽然！贵人一日供，饥民命百千！古人昔有云：治国若烹鲜；乐则庙堂后，忧为天下先！骄逸固害德，淫湎最伤廉！民怨忍弗顾，救国徒空言！安得晏平仲，一裘三十年？
记者喜说老实话，我对于诗是完全门外汉，我在这首诗里所僭加的密圈，不是批评诗的好坏，是表示可以代表民意的地方。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陈君所说的“有目共睹的具体东西”，我们也曾经想到，也常在留意中，惟在最近以前实未得到什么结果。我们现已按照陈君所示的门牌，由本刊自己的记者亲往实地探查，并摄影五帧，即本期所附刊的。我们去摄影时该屋已落成，装修及花园布置尚未完毕，系由辛峰记营造厂承造，里面尚有该厂办事人二人和工人十余人。我们从附近西人及工人口里探悉确为王伯群氏的私产，证以《时事新报》上“建筑特刊”所载的愚园路王氏新邸的相片，亦无误，这所宏丽巍峨的洋房及附属的花园，确为王氏所新建，已得“证实”。该屋非由投标，乃径由辛峰记所承造，该厂为营业计，造费若干，当然不愿外泄，不肯见告，惟据我们查悉，该处地皮市价，每亩约值一万四千两，关于造费，约计各方面调查所得，造费自十八万两至二十万两，闻因该厂同时承造交通部房屋，故特廉，否则须四十万圆。这样算来，连地及屋总在四五十万圆（内部的装修布置所费，尚不在内）。上海的地价和建筑物的价格大概有些标准，想和实际相去不至过远。我们为力求真确计，并请了一位极有经验的可靠作头，亲往该屋察看估价，屋为四层（地下一层，地上三层），规模宏大，全用硬木地板及装修，金山石石级，地砖用马赛克磁砖，牛皮石灰，墙除镶以面砖外，大部分均用水泥假石造成，即花棚一所，面积约占二亩，认为结构材料均极讲究，全部造费确非四十余万圆不办。
以上为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报告既毕，请述愚见。（一）记者和王君个人毫无恩怨可言，不过社会既对此事欲知究竟，记者职责所在，不得不尽其所知以告；（二）我们决无丝毫怀着攻讦个人的恶意；倘全属个人而与社会无关系的事，我们决不愿有所喋喋；（三）此新屋与王、保的婚事有无连带关系，我们无从“证实”，不愿置论；（四）用自己的钱造自己的房屋，就是四五百万圆，法律亦无禁止明文，原不是一件犯法的事情，大官在租界里造大洋房的，也不限于王君一人，而我们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在民穷财尽的中国，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中之一种而且一处，已达四五十万圆，而王君信里犹说“伯群素尚俭约，虽备员中央数载，自顾实无此‘多金’”，我们不知“多金”果作何解？“俭约”又作何解？且由此点而疑及王君所声辩的其他各点之是否真实。我们深信国民政府中不少刻苦廉洁的公仆，不应以少数人的令人怀疑的行为而一概抹煞，但我们想到各国正当国难临头之秋，干部人物必须个个公正廉洁刻苦，始克有为，未尝不替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哀痛。我国中山先生一生之俭苦，应为我们所能记忆，他在上海莫利爱路所仅有的一所小而朴素的住宅，屋不过二层，楼下仅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楼上一间是读书室，此外还有二三间卧室及一间浴室罢了，这所房屋还是华侨同志醵资营建送给他的，听说曾因革命运动一再出抵，华侨念先生老人之不可无居，又醵资赎回以奉先生，这才是我们的模范。我们但望负有为国家建设的责任者，勿忘中山先生的遗训与遗范，先为大多数民众谋建设，勿急急于为个人自己谋建设。八月五日的《时事新报》社评，谓“物质救济以后，尤须顾虑心理之改正，改正之路无他，即政府除假以教育力量而外，自身尤当克勤克俭，与民共甘苦，如能减少一般人难堪之刺激，则社会心理必趋平和，此则根本之图也”，诚属不刊之论，我们无意责备个人，区区之意，在促国人之共勉。
最后还有两点愿略加申述：（一）有人不满意本刊发表王氏前函，其实凡属更正或声辩的来信，只须有相当理由，无论来自何方，为公平计，均应发表，此为办报者应负的责任，并非意存偏袒。（二）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有人疑我受贿，真是笑话，记者之为人，凡知我的师友，无不知之，即读者亦可就记者所发言论是否根据事实而下判断，并可就我言论上作继续的监视，不必我自己多所置辩，俗语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苟有亏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终必为社会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