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那年，由于持续性减肥，我出现了严重的饮食障碍反应。饮食障碍背后伴随的是情绪障碍。我的情绪时而亢奋，时而抑郁，时而又折腾着自杀。后来人家跟妈妈说我有病，建议送我去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医院的21天
我是被妈妈送入精神病医院的。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送我进去的竟然是我的妈妈。
父母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便离异了，我由妈妈抚养。由于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加上家庭的不完整，妈妈总觉得亏欠我，尤其是在我长大，家庭经济条件好起来以后，妈妈更是在物质上各种“补偿”我。妈妈总是告诉我，我就是她的一切，她是为我而活的。
我怎么能够想到，这个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妈妈，口口声声说我就是她的命的妈妈，没有我就活不下去的妈妈，会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我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刚住院的时候，我愤怒极了，也顽强抵抗。我不认为自己有精神病。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精神病应该就是一些做出怪异动作和行为，甚至都没有自知力的人。但我不同，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我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是我的情绪，我控制不住。
我依稀记得是被绑进去的。任我如何要死要活，哭天抢地，都没有作用，医生和护士根本不会理会我的情绪，他们只管收我。实在闹腾得不行，就给我的手脚加了绳带，绑在床边，固定在床上——名曰：约束（绝大多数进来的人，都会经历这一段）。
住院那天是2011年2月11日。
我这辈子也无法忘记这个日期，那天是腊月二十九。
我从来都没有如此绝望过。纵使我不信任任何人，但我从来也没有不信任过妈妈。但她却接二连三地打破了我对她寄托的幻想。
刚被送进医院时，我只当她是吓唬吓唬我。心想，反正就是住一晚嘛，没什么大不了，我就和你杠上了。我平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这只是一个晚上。
在我们的观念中，过年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如此重要的节日，她断然是不会让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她一定会接我出去。我是如此坚信。
但是，我在医院度过了大年三十。
后来，要开学了，我想，妈妈总不会不让我去上学吧。于是，我又平白地以为：二十天（还有二十天开学），还有二十天就出去了。
我索性既来之则安之，把医院当成我的书房，我让家人送来一些心理学的书籍，一边学习，一边记着日记。心想着，出去后，我一定要起诉医院，我要证明，你们是过度医疗——把我这样的正常人当作患者“治疗”。
可是，二十天后，我被休学了。心中尚存的几个幻想，就这样逐一破灭。
我傻了，真的傻了。突然间不想看书，也不想记日记，完全失去了斗志。想起一句话：不怕痛苦，就怕不知道为何而苦。
是的，我终于明白，能将一个人摧毁的从来不是痛苦，而是让你看不到希望。对于出院这件事，我彻底不抱有希望了，挣扎也随着失去的希望，一并消失了。甚至几度，我以为我这一生就此结束了。当然，生命是不会结束的，因为医院不会让我死。
我只能如行尸走肉，一日一日度过。
虽然窗外就是世界，但在这个被隔离的世界里，我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
我的四周，绝大多数人都行为怪异，举止异常，就像我们印象中的精神病患者一样：
我的右对床是一个看起来四五十岁的女性，她在吃饭吃药前总会不自觉地手抖、抽搐，一边吃饭还一边翻白眼儿，她不太说话，眼神也很呆滞，而且半夜小便不会直接去厕所，而是要用自己床下的脸盆接尿，之后再去厕所倒掉；我的左对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她白天的活动是放声高歌，选曲多如《走进新时代》一类的民歌，她唱得开心了，常常还会手舞足蹈，或是在走廊里扭来扭去，有点儿像走猫步，如果你关注她，她会兴奋地对你说“我未来是要当明星的”；还有一个30多岁、剃着小平头的女患者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话常常很有感染力，语词清晰，还特别“积极向上”，比如过年那几天，她总对着其他患者说，“陈医生是个好大夫，过年都在这里陪我们，我们要听话……”，比如她爱人来看她时，给她送了巧克力（虽然医生禁止了直接探望，但将巧克力转交给了她），她便声泪俱下，颇为感动，又兴奋地向周边人说“我老公很爱我的……”，但过一会儿她又神经兮兮，有点儿窃窃私语地对别人说，“我老公在外面会不会有别的女人？”
我自以为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因此也和她们没有什么交流。内心的苦闷无法诉说，心里变得空虚和无力。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人际，对人是有多么重要。
我太渴望离开这儿了。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依靠谁。四周还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大概就只有医生和护士了。我问护士：“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护士说：“等你好了就可以出院了。”我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的呀。”护士便有些哄小孩似的对我说：“要医生说你好，才算好了。”
于是，我就天天巴望着见到医生，然后询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一般只有早上查房的时候才来，所以，每次见到他，他都像一个大忙人一样，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只是扔给我一句，“忙着，以后再说”。
医生总是很忙。“忙”到挤不出半点儿空来和我这个“病人”交流。甚至于对我病情的诊断，他几乎没有通过言语和我交流过，信息多半儿来自妈妈对我情况的描述，以及七七八八的各种身体检查指标。
自然，我得了什么病，在住院期间，我是一无所知的。也许这是因为医生们在精神病医院待久了的缘故，他们见惯了太多没有自知力的病人，也就惯性地将我当成是个没有自知力的精神病人，而剥夺了我的知情权吧。
不过，出院后，通过妈妈，我得知当时医院对我的诊断是神经性贪食症以及双向情感障碍。
神经性贪食症属于一种进食障碍，指不可控制地多食、暴食。患者极度怕胖，对自我的评价常受身材及体重变化的影响。经常在深夜、独处或无聊、沮丧和愤怒的情境下，顿时引发暴食行为，无法自制直到腹胀难受，才可罢休。暴食后虽暂时得到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罪恶感、自责及失控的焦虑感又促使其利用不当方式（如催吐、滥用泻剂、利尿剂、节食或过度剧烈运动）来清除已吃进的食物。而双向情感障碍则是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类型，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
这个诊断结果，我也是认可的。只不过，由心理问题引发的疾病，单靠吃药就能好吗？我的经历告诉我，很难。
我是如何患上精神疾病的
通过后期对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学习，并自省反思，我知道我之所以出现精神问题，与我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我六七岁时，父母离异了，我由母亲抚养。家庭的不完整，让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我害怕被遗弃，害怕被孤立，害怕被拒绝。
与此同时，我的内心还根植了一种叫“自卑”的东西——我的家庭不完整，我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爸爸妈妈的疼爱，具体表现为：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父母离异。我害怕和别人不一样。
天生的敏感气质，在没有安全感以及害怕被孤立的内心体验中，被激发得愈发强烈。我敏感、多疑、不自信，对旁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过分在意，以致过分解读。
为了赢得他人的喜欢，我常常做些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比如，在别人家做客，即便饭菜再不可口，我也会强迫自己吃下去。当然，也许会趁大人看不见的时候，又偷偷吐掉。
然而，正如很多刻意讨好他人的人一样，越是渴望他人的关注，就发现自己越难得到别人的关注。这一点在我升入初中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所在的初中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而我所在的班级，更加厉害了，它叫“直升班”，就是初中高中连读的那种，里面的同学都是通过一层层考试选拔出来的，个个成绩优异，在小学都是拔尖儿的主儿。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自然就落寞了。我在班级的成绩排名居中，长得也不太好看，也没有什么社交能力，于是，我不仅是班级的小透明，还是被班级里一些调皮的男生戏弄的小可怜。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深受老师喜欢的男同学撕掉了我的作业，结果他非但没被老师惩罚，反倒是我被老师说小题大做。
天知道我有多委屈。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但直觉与经验告诉我，老师之所以喜欢这个调皮的男生，就是因为她觉得这个男生“聪明”，因为他总是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
正如阿德勒说：自卑情结总是会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我的补偿动作就是：我要变成好学生，我要成功给你看，我要争这口气，我要让当时瞧不起我的、阻碍我的人后悔！
而这为我日后的心理问题埋下了伏笔。
升入高中后，我似乎得到了上天的眷顾，第一次月考便考了班级第一，而此后老师对我的另眼相待以及同学对我的曲意奉承，让我越发明白了这个道理——一切要用成绩说话。
自此以后，我便开始用分数来寻求存在感，患上优越强迫症。我不允许自己一点点的失误，我强迫自己必须考第一。因为第一名，可以让老师关心，让同学羡慕，让家长骄傲。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好好念书本不是坏事，但过分在意成绩和结果，就变成了灾难。考试本来就有其不确定性，人人都有没考好的可能，而我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怕考不好，最初是强迫自己必须做尽所有习题，通过比别人付出更多时间来获得好成绩的稳定性。后来发现在做题方面，我已经无法腾出更多时间了，为了避免出现差池，我便把注意力放在考前一定要喝咖啡上面，仿佛这咖啡能赋予我神来之力，仿佛我能考好，都依赖这咖啡一般。
事实上，我很明白，把考好和喝咖啡联系起来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我也知道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试图做些可控的事情（如喝咖啡），来消除（事实上无法消除）或安抚自己对于考试不确定的恐惧。
从强迫喝咖啡到后来强迫一定要走某条路回家，一定要买某种铅笔，用某种橡皮擦，我的精力被这些事情消磨殆尽。
做题的时间越来越少，心情也越来越焦虑。终于，我的高考成绩离模拟考成绩差了很多，更刺激我的是，那些曾经欺负、挖苦我的男生，居然个个考得都比我好。
我这些年的努力究竟算什么？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失意的高考成了我的心魔。高三暑假，我对自己的大学生涯做了详尽的规划：大一要过四六级、要积极参加社团、要积极考证，要兼职积累社会经验，同时，准备考研或为出国深造做准备。
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计划，我每天5点起床晨读，不上课的时间便在图书馆里看书，晚上11点回宿舍睡觉，而周末、节假日便在一家补习学校做英语老师。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充实，好像每天都在提高，但另一方面，我和舍友的距离越来越远，她们说：“宿舍只是你睡觉的地方。”当然，最严重的是，她们认为我的作息影响了她们的休息。
与舍友的不和，让我深深地感到不被理解。大学生活是以宿舍为单位的，可我却很少与舍友同出同进。有些好事者会问舍友：“她好像不怎么和你们在一起。”
舍友会回答：“她总是很忙。”
如果好事者继续问原因，舍友的回答一般都是：“我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她总是独来独往，不太合群，有的时候，还影响我们休息。”
我不合群的名声传开了。与之相伴的是，我的烦躁、郁闷的情绪也逐步波及开来，直到我也慢慢远离了班级。
下场是——更多同学认为我不合群。我突然发现原来单靠成绩并不能获得关注。
我开始和自己较劲。我要变得更加优秀，各方面都要很优秀。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喜欢我，我这样以为。
当时，我的专业成绩算得上是优秀了，还有哪里不够完美呢？大概就是还不够苗条吧！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那段时间，我竟然莫名地认为纸片人比较美！
我开始节食。长期的节食终于让我患上了厌食症。
行为障碍必然带来情绪障碍。我耻于向外界诉说我的痛苦，外人也自然难以理解我的怪异行为。最终，我离人群更远了。
缺少社会支持，内心不被理解，我彻底崩溃。
2010年12月，我在QQ签名上写上了：跟随富士康的节奏（当时富士康出现了六连跳事件）。
“你女儿有问题，她要自杀，她可能有抑郁症。”事情变得更糟了，辅导员请了家长，妈妈连夜从老家赶到学校，出席这场不太光彩的家长会。
紧接着，到了寒假，在家里妈妈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尤其将我的饮食问题放到了第一位，在她的监督下，我从厌食症变成了暴食症。
暴食症和厌食症的区别是，厌食症根本不吃东西，而暴食则是间歇性断食，随后暴食。在暴食后，我的情绪会异常波动，恨自己多吃，恨自己无法自控，最后痛苦到以头抢地。
妈妈吓坏了，于是，在这个寒假，把我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唯有利他，才能走出泥潭
三月初，我出院了。
我不知道医生到底凭借什么诊断标准，认定我必须住院或认定我可以出院。
出院后的我，情绪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但身上的肉倒是多了一圈又一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长了20斤。这20斤肉并不是均匀分布在身上的，而是堆积在了腹部。我的四肢依然纤细，而我的肚子却像一个快要临盆的孕妇（据说，是药物的副作用）。
站在镜子前，我害怕极了。天啊！我是一个这么在意外表的女孩，居然变得这么丑陋。简直丑出了我有史以来的新高度。
我不敢看镜子了，我也不敢复学。我想要瘦下来，至少肚子缩回去一些再复学。这一次，妈妈也认为我真的胖了。于是带我见了各种医生，尝试了中药调理，以及针灸调理，但效果并不明显。
于是，我又跑去健身。成天成天待在健身房跑步。还找了一个私教，指导我减肥。
半个月的时间，我的肚子虽然还是突出一块，但明显比出院时小了，穿上宽松的衣服，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兀。更令人惊讶的是，对于食物，虽然我还是会有暴食的症状，但暴食后焦虑的程度显然降低了很多。
由于和学校约定的复学时间到了，我不得不回到了学校。同学诧异：欸，你怎么胖了这么多？
我很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能说是去精神病医院住院了吗？显然不能。我只好敷衍：“家人带我调理了。”
也许胖点儿是比我之前骨瘦如柴的样子好，但这种浮肿的身材，大概也真的并不好看。同学用安慰的语气说：“总比以前好。”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立志一定要认真读书，充实提高自我。但回校后的我，显然没有了大一那一年的学习动力。
我变得懈怠了，连上课都会分神。大一的我，成绩总是在班上前三，而回校后的我，有几次考试甚至差点儿挂科。
不过，在惯性下，我依然按时学习，比如每天早上五点，我会去操场上晨读。晨读的时候，我常常会遇见几个晨练的姑娘。她们胖胖的（至少比我胖）、圆滚滚的身材，在我的概念里真算不上好看。但有好几次，我是那么羡慕她们。
她们大约是认识的，组了个团，相互监督鼓励，有的时候跑累了，她们也会相互逗趣调侃。有的时候，我会听见她们相互吐槽，自己或者对方又胖了。一言一语中，我能够听出失落与烦恼，但那是正常的青春烦恼，她们那种鲜活的青春气息，深深地打动了我。
反观自己，我曾经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目标。但因为这些目标中充满着偏执，最终这种偏执刺伤了自己。
这个时候的我，甚至有些萎靡，打不起精神。别谈高效的读书学习，连正常的活力都没有了。
我也想变得苗条，我也想变得优秀，我的这些理想和抱负和他人并无差异，为何有人因此积极进取，而我却成了精神障碍患者呢？
随着我病情逐步好转，随着我对心理学的深入学习，这个答案慢慢浮出水面：唯有利他的进取，才能走出泥潭。
我走出精神障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时光的流逝中，悄然发生。
后来，我谈了恋爱，虽然这段恋爱最终以分开告终。但不得不说，当自己感受到被爱和被接纳时，心里会平和很多，功利的进取心，会消退很多。
再后来，随着心态变得平和，我将自己的情况试探性地告诉了一些同学：我有病——当时请假休学，并不是简单的调养身体，而是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结果是，我此前所担心、害怕的被排挤并没有发生，相反，我感受到了同学们的接纳与包容。他们甚至也理解了我从前的种种行为。
这些方式，最初并不是我刻意为之，却在我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后来，在学习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方式并不是巧合，而是真的有其道理。
压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压力是由压力源和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换句话说，让你感到烦恼、焦虑的人或事，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并非如此。
从压力源出现到表现出不良的情绪行为，通常都需要经过中介系统的增益或消解。这种中介系统包括个体的认知系统、社会支持系统、生物调节系统的作用：
压力源→认知系统、社会支持系统、生物免疫系统→心理、行为、生理反应
举个例子，接到一个告知你中了五百万元大奖的电话，有些人可能会欣喜若狂，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这是否是诈骗，还有些人可能会非常头疼，仅仅是因为想到中大奖后要如何避免被人瓜分。在这个例子中，中奖这件事就是压力源，而各种不同情绪行为反应就是由我们的不同认知模式造成的。
再比如，同样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如果身边有人给予实质或精神上的支持，这件事对你的打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而这件事如果放在一个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的人身上，这个打击的程度可能就要放大很多倍。这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对压力源的增益或消解作用：感到被理解、被接纳、被关心的人总是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事件，而内向、孤独、朋友少的人总是会在压力来临时，被轻易击溃。
再比如，一个身体强壮、健康的人，碰到压力事件，可能并不会有太明显的反应，而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很可能会瞬间崩溃。事实上，生物调节系统，作为压力的中介系统，是最主要的免疫系统。有研究显示，学生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免疫球蛋白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机会增多。还有研究显示，男性丧偶后，T淋巴细胞降低，这种情况使丧妻的男性很容易患病，老年丧妻者，甚至在丧妻后不久也会去世。
因此，我们若想要保持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就必须在建立正确合理的认知系统、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良好的生物免疫系统上做文章。
说完中介系统对压力的作用，我们再回头谈谈压力。按照压力源存在的时间长短，我们可以把压力分为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两种。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是我们的急性压力源，这类压力的诱因持续时间短暂，有明确的开始截止时间，像亲人亡故、工作面试、结婚、升职、中奖等都是急性压力源（没错，好事也会产生压力）。
和急性压力相对的是慢性压力，这是一类似乎没有尽头的且不可避免的压力。比如，糟糕的婚姻、极度繁重的工作、三班倒等连续变换生物钟的工作方式。有时，慢性压力是急性压力或阶段性压力的结果。慢性压力所带来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急性压力，如果长期无法适应或摆脱，就会造成身体的衰竭甚至死亡。
此外，压力源有时单一出现，有时也会叠加出现，包括同时性叠加出现和继时性叠加出现。一般来说，单一性生活压力后效往往是正面的，大多有利于提高人们未来应对压力的能力，而叠加性压力则会给我们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
心理学家霍尔姆斯设计的“社会再适应评价量表”就很好地说明了压力对个体的影响。这是一个包含了许多项目的百分量表。在该表中，改变被量化，比如，配偶死亡相当于100分，饮食习惯改变相当于15分。根据他们的研究，如果一年中所得总分超过300分，那么将有80％的患病性可能。换句话说，仅仅是在短期内经受太多的变化就足以让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崩溃。
因此，如果长期感受到力不从心、担心害怕、紧张失眠，就有必要关注、评估我们的生活事件、生活状态，找到让我们产生压力的压力源，并对此做出适当的调整，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其中，简化我们学习、工作的项目，保持规律的饮食作息，使生活节奏张弛有度，是避免我们陷入过度压力状态的重要法宝。
折磨我的虚假优越感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所有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有对他们自身才有意义。”
我从前就是这样。我以为靠着成绩优异就能够获得认可与关注，真是大错特错！优异的成绩如果对别人有益，那才是有价值的，如果对于他人无价值，那则是自嗨！换句话说，之所以成绩好的同学会吸引更多的伙伴，是因为成绩好本身意味着一种资源，比如可以为他人的完善提供帮助等。而如果这个人只是成绩好，却没有融入群体帮助他人解决问题，那么这种“优越”也终将归于虚无。
再比如，当我在大学人际关系受阻时，我又盲目地追求“瘦”，我以为“瘦就是美”，“比周围人都美”成了我重新获得优越感的一种目标。然而，这种优越感是我强行赋予其意义的，换句话说，我是否够瘦，并不是别人衡量我是否有价值以及喜欢我的参考指标，而我却沉浸其中，坚信不疑。
亦如阿德勒所说：“优越感的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后，个体的生活模式、行动都会为此目标服务。他们不会在乎这些行动是否正确，对其他人或事是否会产生影响，他们只在乎是否有利于达成优越感的具体目标。”我在追求优越感的过程中，就误入歧途。
追求优异的成绩以及姣好的外在形象本身不是坏事，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我们个人具备某些对社会有益的素质。但由于我的出发点错了，我追求这些的目的，不是抱着与他人合作，而是抱着超越他人的态度，导致我与群体的距离越来越远。群体的疏离让我的归属需要没法得到满足，进而又强化了我的自卑感，导致在新的一轮追求优越的岔路上，不断地恶性循环。
人的价值在于对他人有意义。阿德勒指出：“一个人要成为正常而健康的人，就必须通过合作和建设性的姿态将自身融于社会之中，借此获得一种社会意识，即对他人怀有一种社会兴趣。”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后来积极参与社群活动、逐步融入社会后，内心的自卑情结得以消散，精神逐步恢复正常的关键所在。
与人相处到底有多重要
事实上，与人为乐、合群友善本身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正如前面所说，感到被理解、被接纳、被关心的人总是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事件，而内向、孤独、朋友少的人总是会在压力来临时，被轻易击溃。
进化心理学从生物本性的角度指出，归属需要是人类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原始时代，如果离开了社会，就意味着更难获取食物，无法受到保护，从而很难生存下来。不仅如此，脱离社会也意味着无法交配求偶、繁衍后代，因此，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就比那些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对归属感的需要便具有了遗传性，害怕被群体拒绝和排斥成了我们的人类本性。
此外，心理学研究还表明，被拒绝的人其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活动会增加，而这部分脑区同样也是对躯体创伤做出反应的脑区。换句话说，精神上遭受拒绝和肉体上受到折磨一样，它带来的痛苦都是非常真实的。因此，遭受拒绝的人往往更容易有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对外表现为攻击他人，对内则表现为攻击自己。
遗憾的是，如我一样，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往往因为被拒绝、排斥而受挫，进而自动开启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将自己封闭起来，力求尽力减少其他人给予的任何潜在的负面回应或拒绝。如此一来，我们也在不经意间推开了本可以对我们施以援手的人。比如说，我在大学由于和舍友关系没有处理好而被孤立，我误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不理解我。于是出于害怕继续受到伤害的心理，自动将自己与人群隔离开了，最后陷入越来越孤独的死循环。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并非是因为和某个人接触不良，就直接变得孤僻，远离社交。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还是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说，事实上，在和舍友关系没处好之后，我曾试图去寻求解决方法，比如找到曾经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某个舍友进行沟通，试图寻求她的理解。只不过，她还是不理解我。这才导致了我的习得性无助，即因为重复的失败，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一旦我们感到脆弱无助，我们就会认为他们的疏远恰好证明了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仿佛是置身于一个残酷世界里的被动受害者，却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造成了现在的困境。
是啊，社会这么大，这个圈子不行，换一个圈子不就好了吗？我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是可以置换的！然而，身处其中的人，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负面情绪上，往往就很难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只要重新建立社交圈，这一切就自然化解了，就如同我后来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归属感在另一个圈子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找到对的社会支持
我常常说，痛苦被看见就不再痛苦。
因为导致我们痛苦的原因常常是委屈、憋屈、不被理解。而当你的痛苦被别人看见，你的委屈被人理解，甚至有人和你同仇敌忾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常常就能得到释怀——这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它能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帮我们止疼。
值得注意的是，该如何选择对的社会支持。
不可否认，有些人，他们很关心我们，却不理解我们，比如，我们的父母。
我从不怀疑母亲对我的爱，但在她那里，我却很少感到被理解。如果我和她诉苦，她不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我说，“这件事，你也有责任”，就是否定我的情绪说，“不要生气啦，跟这种人生气不值”，或者讲一些大道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母亲是真的爱我，关心我，希望我好。但我真的在每一次倾诉后，更多感到的是不被理解。而这样的社会支持，对于一个受伤的人来说，作用是不大的。事实上，人们往往容易低估他人的痛苦，我们都不擅长估计别人的身心痛苦程度，除非正在经历和他人一模一样的痛苦。
因此，我友善地建议各位在生活中受挫、急需理解和倾诉的朋友，去寻找那些有效的社会支持，你要相信，有时候仅仅是花时间与那些我们觉得合得来的人在一起，就算很少说话，我们也会体验到一种强大的社会联系感。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找到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进行沟通、倾诉。现在网络如此便捷，QQ群搜索、贴吧论坛、豆瓣小组……找到一个和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难。
第二，可以写文章，发博客，通过这种渠道发泄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痛苦被人看见。
第三，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当然这个价格会有些贵，但一位受过正规培训的咨询师，一定懂得什么叫作无条件地接纳来访者。
请相信，有时候一场高质量的倾听，本身就有巨大的自愈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跨出的第一步便是——勇于坦白自己的过去，因为只有敞开心扉，我们才有可能被理解和接纳。
立竿见影的快乐方法
轻运动
如果你问我，见效最快、疗效最好的快乐方法是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你，锻炼吧。
相关的科学研究显示，即使是短时间的体育锻炼，比如快走15分钟、慢跑5分钟、瑜伽30分钟等轻运动，对于降低焦虑水平，具有特别显著的效果。
为什么运动有利于我们的精神健康呢？
首先，运动有助于缓解我们在压力状态下“打或逃”的反应。
在远古时代，人类面对的压力多半是威胁生命安全的自然环境挑战，比如被饥饿的狮子追赶等。为了更快地应对这些极端刺激，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肾上腺素、皮质醇等激素，在这类压力激素的帮助下，我们的身体会出现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等反应，以便快速启动逃走或搏斗的自我保护反应。当反应结束后，身体中的激素就会恢复到平衡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应对压力的种种反应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现代人很少面对自然危险，取而代之的是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但我们应对压力的模式仍然和远古时代一样——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等激素。然而，我们却不会再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搏斗或逃跑，压力得不到释放，便成了精神上的压抑。这个时候，运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虽然运动不是真正的“打或逃”，但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锻炼之后，我们的机体就会恢复平衡。
其次，运动还有利于释放“让人感觉良好的大脑化学物质”，如内啡肽、血清素、多巴胺等。内啡肽是使人感觉喜乐的激素，想要摆脱担心和忧虑就必须得到这一激素的帮助。血清素能帮助我们放松心情，认识到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血清素缺乏会使人焦虑、抑郁。在多巴胺的作用下，我们会感受到爱的幸福，这种幸福感和吃巧克力的作用机制一样。
我常常想，我出院后情绪逐步恢复稳定，肯定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我在健身房的锻炼。可惜的是，人人都知道运动好，但很多人却常常将其排在日常清单末尾，成为忙碌时最容易被忽略和摒弃的活动。
转移注意力
如果说轻运动是使人快乐的特效药，那么，转移注意力就是治疗痛苦的止疼药。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的注意力在哪儿，情绪就在哪儿。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想不通，都是越想越不通——情绪的不通。于是，负面情绪就在想来想去中，越发绝望、悲观、愤怒。因此，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是不适宜再继续想事的，因为想也想不明白，反而让自己更焦虑。
如何阻止这种焦虑情绪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你会发现，当你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难分心去担心别的事。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且匮乏的，我们很难同时专注两件事。
对于我而言，我焦虑的时候，习惯去收拾屋子，因为收拾屋子一方面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我看到杂乱的环境被打扫干净的时候，我的自我效能感也会提升，与此同时，“房间的状态就是心情的状态”，当眼见之处都很整洁，烦躁情绪也会得到缓解。
当然，转移注意力并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因为这种方式不会真的解决问题，问题还在那儿，当你想起时，你同样会烦恼。因此，转移注意力只是一种暂时的逃避，这种逃避可以在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使用，避免我们在糟糕的状态中做出糟糕的选择。
增加控制感
让我们抵御焦虑，增加幸福感和快乐感的第三剂药就是增加控制感，这剂药是让我们快乐的中成药，药效不一定猛，但可以从根本上增强我们对于焦虑的抵抗力。
实际上，焦虑的一个主要源头来自对未知的恐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生命脆弱本性的觉知所致，因为失控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失去安全。因此，我们不能安于世界超越自己的想法而运行，我们总是在追求一种控制，对生活的控制可以让我们安心。
基于此，增强我们对于焦虑的抵抗力，可以从增强控制感着手。比如，我们可以为日常的生活做计划，让生活处于控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把时间安排得太满，也不要把任务安排得太密，否则无法完成的工作反而会增加我们的焦虑，得不偿失。另外，在制订计划安排的时候，也要事先想好最坏的可能性，因为只要我们接受了最坏的结果，其他结果我们往往也能接受。
最后，我们可以拓展我们对于变化的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在小事上，冒险尝试一些会让我们产生紧张、不适的行为。比如，下班后时，尝试关掉导航，靠着感觉走一条陌生的路回家；比如，不带手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过一个周末；比如，办公学习时一整天不用电脑……当我们接受变化的能力越强时，面对失控的能力也就越强。
赋予生命以意义
我的躁郁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我的病好了，但妈妈病了。
她一直活在自责与恐惧中。她害怕触及我的那段经历。
实际上，在她将我送进医院时，她也很矛盾：她不知道，把我送进医院到底是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她只知道，我当时的状态很差，如果不把我送进医院，她怕我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她很无助，她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所以把我送了进去。
然而，由于我的状态并没有因为住院而变好，她更加自责、内疚、难受……她以为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以至于后来我偶尔和她探讨住院的经历，她也甚为恐慌。无论我如何劝解她，说这段经历我并不在意，她依然无法放下。她只希望能将这段经历完全抹去。
如今，我在写这些文字时也倍感纠结，我害怕母亲终有一天会看到，于是，我选择在出版前与她沟通。我用试探性的语气对她说：“我想写一本书，里面涉及我住院的事情。”
果不其然，她立刻反对：“这会对你造成影响。”
我笑笑：“我之所以患病，就是因为我没办法正视自己的自卑，我盲目地追求超越别人，以至于在错的路上越走越远。只有正视自己的过去，才能真正走出来。我只有正视了自己，接纳了自己，才能没有负担地继续向前走。今天，我把故事写出来，一方面可以得到自我的释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想把我领悟到的东西，分享给那些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们，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帮助到他们。因为倘若这些经历起到有助别人的效果，曾经的‘痛苦’就不再是‘痛苦’，反而是巨大的快乐。”
“我真的很怕你提起这些……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母亲哽咽了几次，“这段经历对我也是很重的打击……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想保护你，我怕你受到伤害，现在的社会还没有那么宽容。”
我对妈妈说：“我理解你当时做出这种选择时候的无奈，我知道你现在的内疚、自责。你不妨将这段经历，看作是带我进行了一次探险。探险哪里有舒适的呢？不是这里刮伤就是那里蹭伤，甚至不小心，还会弄折胳膊。但没关系，当探险结束，骨折的胳膊会慢慢长好，而我自己也会收获成长——正如我悟到‘与人合作’的重要性，让我现在活得更加舒畅。”
她没再反对，只感叹了一句：“对啊！探险，你真的长大了。”
虽然我不敢保证她的焦虑情绪不会反复，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瞬间，她获得了释怀，因为她找到了令她痛苦的经历的意义。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所说，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
当然，也许在某个情境下，妈妈的痛苦和矛盾又会再次浮现，但我相信，只要我反复引导她发现生命苦难经历的意义，她也就不再会为此而苦恼。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我有耐心，也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