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时在中央观象台工作时，偶尔会带我去观象台玩。观象台座落在老北平城东的泡子河附近，是一座建于明正统7年的古建筑物。高台由青砖垒就，很高傲很突兀地立在那里，一副饱经沧桑傲然尘世的模样。父亲告诉我，这座古观象台曾经有过极辉煌的历史。明、清两个朝代的天文观测中心都设在这里。从前，这里曾保存着许多古人传下来的精美的天文仪器，但都被外国强盗们掠夺走了。父亲说，那场悲剧发生在公元1900年。那一年，由强盗组成的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在这座着名的古观象台上，他们发现了稀世珍宝--八件珍贵的古天文仪器。这些古天文仪器都是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制造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中有直径两米的天球仪、四分仪等，连承托仪器的龙架都个个雕工精美，巍巍壮观。德、法两国强盗为了这八件稀世珍宝明争暗斗，争吵不休。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说，这些东西是“德军战时捕获品”，德国人有首先搬走的权利。法国人则说是他们首先提出要这几件东西的，他们有优先权。清朝政府面对打进家门的强盗束手无策，只能苦苦地向强盗乞求，求强盗们高抬贵手，留下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珍宝。而强盗是根本不会理睬弱者的乞求的，他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东西瓜分了。至今，这八件中国的古代天文仪器还分别珍藏在德、法两国的博物馆里。这是耻辱！每当讲到这时，父亲就会悻悻地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父亲还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能靠自强。人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人敢侵犯你的国家了。父亲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的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个人！
父亲的话我当时虽然似懂非懂，但我却牢牢记住了这个发生在古观象台上的令人辛酸的老故事。
一个人得了两块银盾
我上初中以后，父亲就开始对我的学习格外关注起来。
当时，学校为了多开展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课程安排得不太紧。我嫌学校里的数学课讲得太慢、不过瘾，就常常自己往后翻书看，碰到实在弄不懂的地方就去问父亲。没想到，父亲只对我稍加点拨，我就一发而不可止，飞快地学下去了。不知不觉我的学习进度自然就大大地超过了学校的课程，上学校的数学课对我也就变得无所谓了。父亲一惯认为我的接受能力确实不错，觉得孺子还算可教，就干脆抛开学校的进度，完全根据我的接受能力单独辅导我学数学，从此担任了我的数学老师。从初中到高中，我的数学课程都是由父亲把着手亲自教的。初中毕业时，我就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读高中以后，我早早就提前进入了大学数学的课程。整个初中和高中期间，我根本就不用上学校的数学课，但数学成绩却几乎没有一次不得满分。
但当时在我看来，被父亲关注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式教育。他给我讲课时，我不能不听，也不能听不懂，更不能随便提问题。我得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稍有疏忽就会招致一顿痛斥。父亲指点功课也极缺乏耐心，凡他讲过一遍的东西就不允许记不住，凡他认为简单的东西就不允许听不懂。据说，父亲在北师大上课时，就常常因为嫌学生愚笨而在课堂上大发雷霆，最后一气之下索性掩卷拂袖而去。但父亲的讲课的确总是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父亲的数理基础惊人的扎实。直到上大学后，我每有数理难题也总能在父亲面前迎刃而解，不论是最基础的定理还是最复杂的难题，从不曾难倒过他。至今想起来我还常感到疑惑，那些林林总总的概念怎么象是深植于父亲头脑中了一般，总是随时可以信手掂来，而且永远都是那么清晰准确。
初中毕业时，学校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典礼，邀请学生家长参加。那天，我母亲一大早就拉着外婆，兴致勃勃地赶到学校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上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颁奖仪式了。每一科只设一个奖项，只有在这科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才能获此殊荣。奖品很诱人，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银盾。当颁奖仪式开始，几位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走上领奖台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母亲告诉我，外婆眼神儿不好，看不清台上的人。她发现有一个长得瘦瘦小小的学生，一个人竟得了算学（数学）和科学（生物）两块银盾。就一边使劲地拍着巴掌，一边赞不绝口地对母亲唠叨着说：“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小小模样这么灵光，一下子就得了两块银盾哩？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母亲扑嗤一下乐了：“哪家的小孩子？您仔细看看好，那是我们自己家的小孩子呀！那就是大珩呀！”
“抠门儿”老子
父亲的“抠门儿”在我们家是有目共睹的。
父亲在家中管钱，所有的钱统统都攥在父亲一个人的手里，他对谁也放心不下。每个月，父亲只数出一点点钱交给母亲，做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父亲算计得很精，他是把母亲的节俭持家的能力也计算在内的。父亲拿出的那点钱总是只有加上母亲的操持能力，才刚刚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且是低标准的生活。家中的日子于是就过得十分清苦。餐桌上见不到荤腥，常年是粗茶淡饭。母亲从不买价贵的细菜给我们吃，每逢到了春天，母亲就会领着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到泡子河边去挖野苋菜，那是我们能吃到的最好的新鲜蔬菜了。我们最大的奢望就是盼着节日祭祖的时候，沾祖宗的光吃上几口好一点的饭。
最苦的就是母亲了。在外面，父亲是个洋派人物，会说洋话，能写洋文，做的是洋学问。但在家里，父亲却是个典型的老派人物，绝对中国式的“老爷子”。那种坐太师椅，喝盖碗茶，说句话鸡鸭鹅狗禁声，跺下脚四壁门窗乱颤的老爷子。至今我还常感到纳闷，父亲的洋壳壳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抖搂不尽的长袍马褂线装书。父亲骨子里鄙薄女人，男尊女卑得很。在父亲眼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依靠男人生活，就得低眉顺眼地服从男人、恭恭敬敬地伺候男人。父亲从没给过母亲以应有的尊重，他似乎从不记得母亲是个知识女性，也从没把母亲那点知识当回事。在这个家里，父亲是“天”。父亲独揽家中大权，大小事概不与母亲商量。母亲就只剩了从命的份，操劳的份。从嫁给父亲的那天起，从前那个在兰陵女学读书的充满幻想的女学生，那个幼稚园里的热情活泼的女老师就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我们这些子女的眼里，母亲是一个永远劳累的身影，是一双永远忙碌的双手，是一副永远疲惫的面孔。吃饭，父亲吃小灶，每顿一个荤菜，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事。母亲则不吃肉菜，不吃好菜，常常只用臭豆腐下饭。穿衣，尽父亲先穿，撑着门面，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人。母亲则顾了丈夫体面，顾了孩子们整齐，单单舍了自己。母亲身上的毛衣穿了几十年了，是父亲早些年就穿坏了的，上面打着许多补丁，已经看不出毛衣的本色了。记得大妹工作以后，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为母亲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串香蕉。当时，母亲久久地摸挲着新毛衣，粗糙的手把毛衣刮得沙沙作响。母亲高兴地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穿上一件儿女孝敬的新毛衣。大妹又扒开一个香蕉让母亲吃，母亲尝了一小口，立刻惊讶了：“哎哟，没想到香蕉有这么好吃！”就立刻不吃了，说：“快别给我吃了，怪可惜的。”大妹的眼泪就忍不住噼哩啪啦地落下来。母亲却一直摸挲着新毛衣，一直在笑。而这一切，父亲似乎都看不见，都不知道。
上中学以后，我每天要在外面吃一顿中午饭。父亲只同意每顿给我一角钱，这点钱刚刚够我吃一顿“苦饭”。“苦饭”就是最低标准的一顿饭。那时候，我看到同学们大多数都是吃“一套”，一个烧饼加一个油条，我就仗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也想吃那个“一套”。没想到话音未落，父亲的眼睛已经立起来了：“什么一套一套的？想得美。没有！”吓得我再没敢吭一声。
我上学在外，常有急需零用钱的时候。但从父亲手中要钱太难了，我就想方设法地省。每天只有一顿的“苦饭”钱，我还从嘴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往外抠，慢慢地也积攒下了一点零钱。我想积少成多，手里有点零用钱以备在外急用之难，也可买点自己喜欢的学习用品。但在我们家里，父亲是绝不允许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家庭成员手中有钱的。我把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左掖右藏，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父亲的火眼金睛。父亲发现我手中有钱后，大惊失色，当即严加盘问。当我供认这些钱是从每日一角的午餐费中省下来的以后，父亲不仅没有丝毫怜悯之情，反倒顿时勃然大怒：“贪污！”父亲说：“你知道吗？这是地地道道的贪污！”父亲痛骂了我一顿后，当即就把我从口中省下来的那点钱悉数没收，全部收回到自己手中去了。
父亲最大方的一次举动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我上清华大学以后成绩一直很突出，父亲十分高兴。兴奋之下，父亲主动提出以后我每月的生活费由他来额外支付，不必再从全家的生活费中出了。母亲和我听了自然都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从母亲手中领取生活费的。母亲每月精打细算也只能给我十块大洋，其中有八块大洋用来交伙食费，剩下两块大洋用以购买学习用品和其它生活开销。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已经是机低水准的了。父亲提出要为我支付费用，大家自然皆大欢喜。这样一来，不仅我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补贴，母亲手中那点全家生活费也可以宽裕一点了。好不容易盼到了领生活费的日子，我立刻兴冲冲地赶到父亲那去领钱。哪知道，此时父亲却早已过了许愿时的高兴劲儿，正在心中暗自懊悔不迭呢。见我真来领钱了，父亲不能食言，又不舍得拿钱，便把手中的几块大洋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比划了半天，父亲才狠了狠心，极不情愿地把几块大洋扔到我手里。我接过来一看，顿时傻眼了，我怎么也没想到，父亲使了那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大方了一回，到头来却只给了我九块大洋，比原来的生活费还少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