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篇章
一 缘起
寻乡愁，
祖宗兴村族规修。
劝农劝学基业定，
礼仪道德孝中求。
生态人居子孙旺，
民风民俗村史留。
寻乡愁，
千村故事话风流。
清廉大义万古传，
名人名流胜封侯。
手技手艺代际承，
特产特品我村优。
寻乡愁，
美丽乡村历史悠。
民族振兴中国梦，
村域发展是重头。
自在安然农民心，
共同富裕写春秋。
一首婉转悠扬的“千村故事”之“一碟影像”主题歌，唱出了浙江人民保护历史文化村落、寻访传统故事、定格乡土印象、回味乡愁记忆的诗意情怀，抒发了浙江人民践行自由平等、建设美丽乡村、奔向共同富裕的壮志豪情。
“《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千村故事”）缘起于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做好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工作，是彰显美丽乡村地方特色的需要”（李强，2012）[1]。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启动，标志着浙江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载体的美丽乡村建设跃升到新阶段。这一阶段，是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丽成果”转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优势”的重要阶段，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阶段，也是浙江“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大融合阶段。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始于2003年。是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启动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揭开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篇章。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融入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潮。至2007年，浙江省完成了10303个建制村的初步整治，其中1181个建制村建成“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2009年9月，一批国内古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聚集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发表了《新叶共识》，希望政府“把遗产保护和民生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倡导全社会关注抢救正在日渐消失的中国乡土建筑”。2010年，浙江省制订了《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年）》，同时，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浙江省农办”）、财政厅、住建厅、文化厅、林业厅、省文物局六部门联合开展历史文化村落普查。2012年4月，浙江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历史命脉”的讲话精神，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把修复、保护、传承和永续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建设美丽中国，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美丽乡村建设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潮流。
“千村故事”在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跃升阶段应运而生。2014年5月20日，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副秘书长张才方等一行到浙江农林大学调研，在听取了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汇报后，表示要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研究，浙江农林大学随即向省委办公厅呈送了书面报告，王辉忠副书记做了批示。2014年11月，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和2015年1月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先后做出了“挖掘和传承好古村落古民居背后的故事”的部署。2015年3月2日，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根据上述两次会议部署和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委派相关负责人到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商讨、制订了“千村故事”行动计划，并于3月24日呈送浙江省委、省政府。夏宝龙书记、李强省长、王辉忠副书记、黄旭明副省长分别对此做了重要指示：要把这件大事办好，全力创作“精品”。
浙江省委、省政府四位领导批示后，省农办相关负责人多次到浙江农林大学指导、对接和协调，讨论“千村故事”实施方案，部署和推进这项工作。浙江农林大学主要领导要求举全校之力抓好《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金佩华和王景新作为总负责和总主编。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按照上述要求，联络“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及省内外专家，成立了“千村故事”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千村故事”研究团队和工作室，启动了“五个一”行动计划。
二 任务
浙江省提出的“历史文化村落”概念，涵盖了浙江省域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和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与民俗风情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2003年10月至2014年3月，分六批公布了276个历史文化名村，其中浙江28个，占总数的10.1％。中国传统村落过去称“古村落”，2012年，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组成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此后用“传统村落”替代了“古村落”概念。传统村落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多传统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2012年至2014年12月，该委员会分三批公布了“中国传统村落”2555个，浙江入选176个，占总数的6.9％。2012年，浙委办[2012]38号文件界定：“历史文化村落包括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等。”这份文件把现存古建筑等历史文化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村落，村落建筑与自然生态相和谐、历史建筑保护较好的村落，传统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民俗文化延续至今、活动频繁的村落，都纳入了“历史文化村落”范畴。
“千村故事”主要针对纳入《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有数量和名单库》（以下简称“库内村”）的1237个村，开展“寻访传统故事——编撰一套丛书，触摸历史脉搏——形成一个成果，定格乡土印象——摄制一碟影像，回味乡愁记忆——推出一馆展示，构建精神家园——培育一批基地”。
“编撰一套丛书”，共9卷，其中，《千村概览卷》是为“库内村”立档。《千村故事：礼仪道德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在仁义、慈爱、孝道、勤俭、和睦、善行、清白、诚信、情谊（包括兄弟邻里情谊及民族和谐等）方面的典故。《千村故事：清廉大义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宗族督导其入仕子孙为官清正廉洁、热爱国家、坚守民族大义的典故。《千村故事：生态人居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经典的堪舆布局，合理的聚落结构，巧妙的给排水系统，精致的建筑园林，优美的自然景观及其传承、保护等方面的故事。《千村故事·劝农劝学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戒子戒规、劝农劝学、耕读传家的那人、那事、那典范，弘扬勤奋苦读、乐于农耕，崇勤倡简、勤俭持家，以及自强不息、勤勉坚韧、艰苦奋斗的乡土文化。《千村故事：名人名流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学而优则仕、则商，学而不优则耕读传家等名仕、名商、名师、名学、名绅的故事，弘扬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造福乡梓的优秀文化。《千村故事：民风民俗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祭祀、婚嫁、丧葬、节庆、季节与农耕、族规乡约、邻里互助等方面的经典故事，弘扬村落民风、民俗、民习，以及村落秩序与基层治理的优秀文化。《千村故事：手技手艺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独特的工匠技术，石雕、砖雕、木雕、竹雕、竹编、绘画、书法、剪纸、刺绣、女红、戏曲、民歌、武术等乡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人的故事，传承乡土手艺、技术和民间艺术。《千村故事：特产特品卷》收集和编撰“库内村”著名农产品、林果蔬产品、畜产品、“老字号”手工产品和特产、名吃及其背后的故事。
“形成一个成果”，就是利用“编撰一套丛书”的调查资料和数据，研究和总结江南历史文化村落变迁（兴衰更替或持续发展）的历史脉络、发展条件、阶段性特征和一般规律，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浙江特色、中国经验。出版《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社会经济变迁研究》（专著），提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现状和持续发展调研报告”及其“政策建议”，编制“浙江省2016—2020年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
“摄制一碟影像”，其目的在于用影像手段记忆乡愁，记录“库内村”保护利用现状，收集和保存“库内村”原有影像资料，宣传千村故事。任务包括：一是收集、整理“库内村”以往的纪录片、宣传片、新闻片，储备“千村故事”之“一馆展示”的馆藏影像资料；二是拍摄“库内村”的人居环境，记录“库内村”民居、宗祠、廊桥等历史建筑修复、保护、利用现状，复活“库内村”民风民俗、手技手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按照“千村故事”一套丛书的8卷分类，挑选经典、精彩的故事，组织亲历者、传承人和典型代表人物讲述本村、本家和自己的故事，编辑成8集宣传性故事片。
“推出一馆展示”，是以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名村博物馆”建设为载体，设立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变迁展示馆。展示内容包括：一是农耕生产工具、手工业器具、传统生活用具、民间艺术作品等方面的实物；二是历史文化村落的村史、村志，名士、名人、名流传记和作品，档案及散落民间的契约文书等文献资料；三是村庄布局及其变迁的历史图片、碑刻拓片和影像资料；四是农村发展的对比材料，如村落景观变化对比、村域自然环境变化对比、农民居住条件对比、农户经济收入对比、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对比等，采集历史文化村落有记载的历史数据、图片、统计年报、记账农户资料、老照片、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受的表彰及荣誉称号证件等数据、资料和图片。最终形成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数据库。
“培育一批基地”，是结合“库内村”保护利用重点村项目的实施，分“乡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示范村”“时代印记文化保护传承示范村”两种类型，培育“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示范基地。
上述任务是一个整体，其中，编撰一套丛书既是形成一个成果的资料源泉、摄制一碟影像的脚本、推出一馆展示的脉络和线条，又是培育一批基地的重要依据。一套丛书、一个成果、一碟影像、一馆展示和一批基地相互支撑，共同托起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的历史殿堂。
三 价值
“千村故事”是浙江省在历史文化村落物质文化遗存修复、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挖掘、整理、记忆和传承的乡土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千村故事”将为千秋万代留下一份诗意情怀的传统村落变迁史料，将为现代农业中如何继承中华传统农业精华发挥启迪作用，将为世界留下一份悠扬的，具有人文底蕴的中国江南鱼米之乡的乡愁记忆。
中国农村变迁发展以村庄为载体。农村变迁史本质上是村庄变迁史。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是乡愁记忆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国学的思想宝库。历史文化村落镌刻着古代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历史印记，承载着近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功勋，展示着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巨大业绩，凝结着无数农民精英的历史贡献。我们从历史文化村落走过，仿佛走进了中国农耕文明、乡土文化及国学精髓的博物馆，走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纪念馆，走进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业绩馆，走进了祖宗先辈、农民精英和名人名流的传记馆。但是，“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2]。中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时不我待，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社会经济变迁研究时不我待，中国历史文化村落影像资料摄制和农耕文明博物馆建设时不我待！
浙江省历来高度重视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工作，一直将其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时，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强调：“要正确处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和山水风光进行保护、整治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3]2012年，浙江省开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之先河，在一个省级区域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展开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自2012年始，浙江省委、省政府每年召开一次“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推进会”，每年投入近10亿元资金[4]，连续三年（三批）对全省历史文化村落“库内村”中的130个重点村、649个一般村开展了修缮和保护工作。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善事，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新做法、新经验，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得到了浙江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肯定、赞扬和积极响应。而今浙委办[2012]38号文件提出的关于“……到2015年，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有集中县规划全覆盖，历史文化村落得到基本修复和保护……的总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四 方法
“千村故事”是浙江省“政、学、研、民”合作、大规模调研、大团队协同调研的有益尝试。按照上级要求，“千村故事”由浙江省农办组织协调，省财政厅保障相关经费，浙江农林大学联合“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力量组织实施。
浙江省农办与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队密切合作，将“千村故事”的研究对象、故事收集撰写方法、要求与范本、工作进度等，通过省农办文件形式传达到各地。2015年，省农办为“千村故事”发文、发函就有《关于组织开展“〈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的通知》（浙村整建办[2015]11号）、《关于核对和完善“千村故事”千个历史文化村落名单的通知》（浙村整建办[2015]14号）、《关于组织开展〈千村故事〉丛书基础材料收集、整理编撰工作的通知》（浙村整建办[2015]18号）等。这些文件成为协同各方的重要依据。省农办要求：历史文化村落保有量大、入选“库内村”数量多的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的指导委员会。要从县（市、区）文化局（文化馆）、方志办和档案馆等单位抽调专业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班子，负责有关乡镇（街道）、村的组织协调以及基础材料、经典故事、影像图片等的收集、整理、撰写、审读、修改和报送等工作。
定点定村是“千村故事”研究和编撰工作展开的基础。省农办以2012年六部门联合普查确定的历史文化村落“库内村”（971村）为基础，按照“有价值、有形态、有文脉、有故事、有人脉”的标准，对各地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有数量和名单进行核实、退出或补充。截至2015年年末，全省普查纳入历史文化村落“库内村”1237个[5]。
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队于2015年4月上旬召开“千村故事”培训会，统一研究思路、方法，随即组织农村经济、建筑、规划、历史、文化、旅游、民俗等方面的专家，两次深入“库内村”开展预调研。其目的：一是通过预调研拟定“一套丛书”总框架，以及《千村概览》和8卷故事的章、节和故事范本，方便基层参与者在收集、整理、编撰千村故事基础材料时参照；二是摸索“政、学、研、民”合作联动的方法，以及研究团队联合攻关机制。至2015年6月下旬，上述目标全部达成，并形成了关于“千村故事”一套丛书编撰总要求、体例和方法等方面的共识。
第一，编撰总要求。一套丛书编撰要按照省政府领导批准的“千村故事”行动计划所列框架破题，展现历史文化村落“那村、那人、那故事”，最终形成一部故事与史志结合的系列编著。一套丛书编撰要坚持三性并重原则：故事挖掘、整理和编撰要具有史实性，是历史文化村落里事实存在、广为流传的故事；要体现知识性，可读、可藏、可传；要发挥教育性，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村落的优秀文化。
第二，编撰对象。“千村故事”研究和编撰对象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库内村”，非“库内村”的但若确有经典故事，亦可选编，但数量要严格控制。凡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必须遵循“生不立传，顺应时代与表现‘正能量’，大人物写小事、小人物写大事”等基本原则，如果几个村落撰写同一个人物的故事，要合并为一个故事，但要体现这个人物在多个村庄的活动印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不能异化为个人传记而见人不见村。
2015年6月25日，省农办根据上述共识，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千村故事〉基础材料收集、整理编撰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农办要会同文化、广电、史志、档案等部门，抽调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班子，按照上述要求扎实做好基础材料、影像图片等的收集、整理、编撰、审读、上报工作，于2015年8月1日前，分别上报省农办社会发展处与浙江农林大学“千村故事”工作室。
7月8日，浙江省农办社会发展处牵头，项目研究团队协助，召开了省、市、县农办分管领导和“千村故事”基础材料编撰业务骨干培训会（400余人参加）。一套丛书各卷主编，以及一个成果、一碟影像、一馆展示的主持人，分别宣讲各卷和各项目的主旨、框架、要求、范本、方法及注意事项，省农办分管领导、浙江农林大学分管副校长先后提出要求。省培训会议后，各地用不同方式逐级传达落实。一时间，“千村故事”讲述、编撰、求证等，在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里蔚成风气，家喻户晓。
2015年暑假期间，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队组织11个联络组带领百名大学生分赴浙江省11个地级市“寻访千村故事”[6]、调查研究和巡回指导。其具体任务包括：一是选择典型村落，配合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寻访历史故事；二是接受邀请，为收集、编撰故事有困难的特别需要帮助的村落提供援助；三是在编撰一套丛书的同时，收集一个成果、一碟影像、一馆展示和一批基地的资料和实物。
截至2015年8月25日，“千村故事”工作室共收到“历史文化村落信息采集表”1244份，其中有效信息1158个村；故事基础材料1227篇，其中《礼仪道德卷》136篇，《清廉大义卷》130篇，《生态人居卷》287篇，《劝农劝学卷》84篇，《名人名流卷》228篇，《民风民俗卷》179篇，《手技手艺卷》99篇，《特产特品卷》84篇。8月26日，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队举行了“千村故事”暑期调研汇报交流会，进一步讨论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现状及对策，部署各组统计分析历史文化村落本底数据，阅读筛选故事基础材料并提出修改意见。
“千村故事”研究团队调研和巡回指导村落，覆盖全省11个地级市、57个县（市、区）、163个村落，协助各（地）市修改或重写的故事259篇。2015年年末和2016年年初，8卷故事初稿基本完成。2016年春节（寒假）前后，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队再次进村入户调研，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历史文化村落的历史故事。2016年4月8—10日，浙江农林大学研究团队在湖州市南浔区荻港村召开了“千村故事”统稿会，“千村故事”专家委员会部分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相关编辑人员，以及“千村故事”一套丛书各卷主编和其他“四个一”的项目负责人齐聚一堂，审读一套丛书初稿，统一编撰要求，按照“表述精准、真正达到了史实性、知识性和教育性的作品，同时突出重点村，反映浙江区域特色”的原则，遴选《〈千村故事〉精选》（卷一、卷二、卷三）三卷样稿。至此“千村故事”一套丛书调研和编撰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一套丛书”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进入辛苦而繁复的出版程序。
五 梗概
《千村概览卷》厘清了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物质文明遗存及其保护利用现状。据历史文化村落基础信息有效采集的1158个村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主要集中在浙西、浙南、浙中的山区、丘陵地区，而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地区、海岛地区相对较少，其中丽水市228个村、台州市170个村、衢州市159个村、温州市150个村。浙江传统村落历史悠久，唐代及以前始建的村落160个，占13.82％，其中舟山市定海区马岙村被誉为“海上河姆渡”[7]、“海岛第一村”，嘉兴平湖市曹桥街办马厩村至迟在春秋齐景公时期（前547—前489）便有村落；嵊州市华堂村金庭王氏始迁祖王羲之东晋永和十一年（355）三月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8]；宋代始建的村落居多，共有367个村，占总数的31.69％，元代始建的103个村，占8.89％，明代始建的297个村，占25.65％，清代始建的149个村，占12.87％。民国及以后始建的82个村，占7.08％。村落中所有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存中，有文物保护级别的共有4357处，其中国家级文物有375处，省级文物有699处，市级文物有400处，县级文物有2877处，216个村文物保护单位是古建筑群。各类古建筑数量主要统计各村的古民宅、古祠堂、古戏台、古牌坊、古桥、古道、古渠、古堰坝、古井泉、古街巷、古城墙、古塔、古寺庙、古墓十四类信息，汇总其数量达3.6万多处，其中最多的是古民宅，共23071处，古祠堂1624处，古城墙91处，古塔69处。有1022个村保存族谱，占“库内村”总数的82.15％，一村多部族谱也是常见现象，本次调查统计大约有4505部族谱。有295个村落保存有古书、名人手稿、字画等文物资源。906个村有古树名木，占村总数的73％，有的村拥有古树名木群。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村落中1000年以上的古树有135棵，如丽水莲都区路湾村有1600年的香樟，建德石泉村有1400多年的樟树7棵，建德乌祥村有1500多年树龄的古香榧，余杭山沟沟村汤坑汤氏宗祠前有1200多年树龄的红豆杉和银杏，景宁畲族自治县大漈乡西一村有1500多年树龄的柳杉王……在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家级有89个，省级有187个，市级有172个，县级有237个。浙江省重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2012年至今，先后三期批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建设村和一般村达到779个，占“库内村”总数的62.6％。
《礼仪道德卷》述说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价值追求。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里的人们，对礼仪道德的重视主要展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形载体众多，农村礼仪道德故事并不仅仅停留在村民的口耳相传之中，往往化身为物质载体，承载着村民的共同记忆。第二，注重传承，许多农村礼仪道德故事对于村民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传说，而是化身为族规家训，通过教育在子孙后代中传承。第三，影响深远，农村礼仪道德故事对于村民而言并非是遥远的往事，而是真实地存在于村民的生活之中，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个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礼仪道德故事中，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尤为丰富：一是慈爱孝悌。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有大量父慈子孝的故事，许多村庄将“孝”作为立村之本。慈孝故事可分为严父慈母的故事、寸草春晖的故事、慈孝传家的故事、节孝流芳的故事四类。慈孝故事在传统农村社会最为丰富，影响也最为深远，对民风的端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二是贵和尚中。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里的和谐故事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家和事兴；第二类为乌鹊通巢；第三类为民族和睦。三是见利思义。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见利思义的故事也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勤俭诚信的故事；第二类为公而忘私的故事；第三类为积善得报的故事。四是乐善好施。乐善好施是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美德故事的重大主题，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回报桑梓的故事；第二类为扶危济困的故事；第三类为造福一方的故事。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典型地体现了对礼仪道德的注重，这些传统美德与农村社会生活密切相连，它们是农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农村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清廉大义卷》传颂浙江“忠义廉正、光昭史策”的如林贤哲。忠诚爱国，廉洁奉公，心系天下是他们为官从政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他们为官做宰的基本要求。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勤于政事，为民请命，爱民如子，以民众和国家利益为先；他们志行修洁，清廉刚正，讲求以身任天下，把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天下兴亡、百姓福祉联系在一起，得志时则兼善天下，不得志时则独善其身。在一乡则有益于一乡，在一邑则有益于一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每当国家兴盛时，士大夫多以廉洁自重，刻意砥砺德行；每当社稷衰颓之时，正是“义夫愤叹之日，烈士忘身之秋”（《晋书·慕容德载记》），竭忠效命、临难捐躯者指不胜屈。这充分显示：“腐败”乃是贯穿历史败亡的一条基线。故事主人公们在道德实践上主要依靠内省、自律去克制欲望，抵制诱惑，诉诸的是主体向内用力的道德自觉，而不完全依靠外在他律的规范和约束，养廉多于治廉。他们的政治实践则主要体现在：责君之过，以正君臣；律己之行，以严公私；爱民如子，以和官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先忧后乐，用舍皆行；等等。他们的政治诉求则是一个“天—君—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架构，在这个传统的政治架构中，臣民可忠于君主，也可忠于社稷天下。忠于君主者，以君主利益为第一位，唯君主马首是瞻；忠于社稷天下者，以民众和国家利益为先。在官与民、权与理、君与国的矛盾前面，站在民、理、国这方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而伴随着近代“国家”“民族”概念的传入，政统与道统、君主与国家区分更为明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近代以来，浙江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革命理想信仰、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至高无上的道义精神，他们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生态人居卷》集萃浙江先民人居环境建设的智慧。“人居环境的灵魂即在于它能够调动人们的心灵”，各村落因地形地貌、水土植被、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形成富具地域特色的个性。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大多数是有着宗族体系的血缘村落，宗族伦理观念强烈地影响着村落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形态，村落布局形态讲究道德伦理关系，重视等级制度和长幼之分。出现了以宗祠为核心，以主要商业街、道路或河流为发展轴，根据地形因地制宜的布局模式。浙中地区特别讲究形成山水环抱、聚气藏风的“风水”格局，甚至不惜人力、物力改造风水，比较典型的如武义郭洞村。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历史建筑营造匠心独具，除建筑艺术精美之外，还体现了浓郁的人文理念。建筑群体组合往往有着严谨的秩序，祠堂大多设置在传统村落的中心位置，而亭、廊、桥等风景建筑则体现“天人合一”与“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巧妙结合地形地貌，承载伦理道德和美好的愿望。浙江水系众多，形成了清新、淡雅、古朴的历史文化村落风貌，村落中合理科学的水系规划，不仅调节了小气候，满足了日常饮用、灌溉、排污、消防等功能，同时又形成了优美的人居环境。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大多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山水田园村落”，植根于周围山水自然环境，因地制宜进行家园建设，并辅以恰当的人文景观，形成质朴自然而又如诗如画的乡村风景园林。浙江自古以来人文鼎盛，历史文化村落中多有诗词歌咏、楹联题刻、文化典故等人文景观。在这些人文景观中，有的记录村落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的记录传说故事或歌颂风景名胜，彰显着村落的人文内涵之美。
《劝农劝学卷》夯实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兴村根基。耕读传统是浙江历史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它的产生是与古代中国“劝农劝学”观念的内在要求和政策制度相契合的。浙江耕读传统产生于农本经济（物质基础）、科举入仕（制度保障）、兴家旺族（直接动力）、隐逸文化（思想渊源）、人口迁徙（促成因素）五大基石，其中农本经济、科举入仕和兴家旺族是浙江耕读传统产生的一般要素，隐逸文化和人口迁徙则是浙江耕读传统产生的特殊要素。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耕读并重作为农民的生活模式，是一种可保进退自如的持家方略，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源于此，“耕读传家”作为宗法制的历史文化村落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是宗族（家庭）事务的头等大事，每个宗族都期望自己的族人可以中举进士，入朝为官，光耀门楣。因此，族规家训都极为强调耕读之首要性；士绅乡贤则扮演着文化教育的继承者和推动者的双重角色；而庙祠牌坊既是族人对其丰功伟绩的一种铭记，也是对族中后人的一种鞭策；兴教办学则是文脉传承背后的助推力。耕读传统使得浙江地区人才辈出，尤显家族代传性特征。如温州瑞安曹村自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至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200多年一共出了82名进士，是全国闻名的“中华进士第一村”；永嘉屿北村的“一门三进士，父子两尚书”；江山广渡村的“四代十登科，六子七进士”；绍兴州山村的“父子两尚书”“祖孙四进士”“十八进士”等。近代以来，则有“状元村”之美誉的宁海梅枝田村和“博士村”之美誉的缙云姓潘村。劝农劝学观念的化身则是耕读传统在中国农耕社会中形成、发展和行将消亡的思想轨迹，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富裕农家和仕宦之家对于家族（家庭）文化教育前景的企求实态，它表明，耕读传家观念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农业中国的乡村社会。
《名人名流卷》镶嵌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一颗颗璀璨明珠。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名人故事丰富多彩，所述人物故事涉及名儒名臣、名贾名商、诗画艺人、乡贤民硕、侠客义士等。名人故事都寄托了村民的情感，反映了时代心理，有一定史料研究意义。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名人名流，明代到近现代的居多。这与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形成的历史相适应。从时代变迁看，中国文化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与浙江名人辈出是顺向同步的。浙江由于地处东南，战争较少，经济和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南宋定都临安，给浙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而使浙江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文化重镇，造就了一批批优秀儿女，其中不乏这些历史文化村落走出的。地理对文化、对名人名流分布的影响显著。从地理类型上看，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名人名流的分布大致代表了西南山地文化、浙北平原文化、海洋文化三种类型。山区名人名流的特点是崇文尚武、武术医家、义士将军等；平原地区多半为鱼米之乡，交通发达，文化基础本身较好，多出巧匠、商人、科学家、文艺人士等；沿海名人名流具有开放冒险、抵御外侮、漂洋经商的生活经历。浙江人祖先多半是中原移民，经过几次大规模南迁运动，很多北方家族南下，到浙江重新聚居，形成历史文化村落。新移民将北方的文明与本地特色结合，将优秀的中原文化传统延续下来，而传统意义上的吴越土著文化实际上自秦灭越之后特点不突出，浙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实现了自然接轨。如朱熹与郭村、包山书院，陆羽与余杭、吴兴、长兴等，赵孟与下昂村等，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历史文化内涵。
《民风民俗卷》延续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鲜活历史。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留的民俗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地域色彩。比如，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的杭嘉湖地区，流传于该地区的蚕桑文化民俗即与将民间喜闻乐见的范蠡与西施的传说亦融合在内，使原本是单纯的生产习俗增加了浓郁的人文色彩。浙江地域面积不大，但依山濒海，江河纵流，自然环境复杂，地形地貌丰富。因此坐落于不同地区村落的村民，生产、生活习俗也各个不一，又都与其所生活的区域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浙西多山，山地村落流行的生产、生活风俗，即与村民千百年所依赖的山地环境关系密切，如流传于衢州洋坑村的“喝山节”——喝山祈福习俗即为典型一例。浙北多平原水乡，流行的民俗不少即与水上活动有关，如嘉兴地区民主村的水上庙会习俗。浙东南濒海、多岛屿，因之生活在滨海地区和离岛上的村落居民，其民俗就带有浓厚的海洋气息，如浙南洞头县东沙村祭祀妈祖（海神）习俗。浙江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景宁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畲族自治县，有“中国畲乡”之称，在景宁及周边的几个畲族分布的县域村落内，流传着畲族独有的生产、生活风俗，成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民俗中极具鲜明地域风格的代表。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民俗大体归为：一是传统的岁时节令类；二是人生历程中的婚嫁、生育、寿庆、丧葬类；三是反映家族文化的祭祖、修谱、族规类；四是农事生产类；五是乡村美食与风物特产（指手工制作的，与自然生产的不同）类。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居住建筑、传统体育、游戏娱乐和口头文学等。民俗是过去生活的记忆与缩影，也是村落民落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积淀的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少良风美俗也都面临着湮没之危。我们希望“千村故事”能够让这些乡村记忆传之久远。
《手技手艺卷》展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里百姓与“这方水土”相互厮守的故事。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手技手艺体现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将传统的绘画与雕刻工艺应用于传统建筑与装潢，竹编或草编则在保持手工艺品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使其成为乡村旅游的一个品牌；剪纸、陶艺依然维系着一方水土的温馨记忆。浙江省的手技手艺是“一方水土”的百姓与这片山、这片水相互厮守的故事。从远古走来的浙江人民世世代代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并由此衍生了具有浓厚区域色彩的手技、手艺，这些手技、手艺曾经是普通百姓的重要经济手段，尤其是在农耕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交通闭塞，对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而言，一门手艺的掌握将给他们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由此贴补家用，贴补再生产，当然也贴补愿望。由于区域的相通性，即使有多达上千的历史文化村落，手技、手艺在许多村落间都是共通的，同时也展现出地域乡土性。传统技艺存在于生活之中，只要有适宜的环境，手工艺就会得到传承。比如，木作、雕琢、烧造、冶炼、纺织、印染、编织、彩扎、装潢、造纸、制笔、烹饪、酿造、印刷等，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费孝通先生曾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传下来就因为它们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满足当前人的生活需要，它们也就是当前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还是活着。这也等于说一个器物一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在它还发生‘功能’，能满足当前的人们的需要”。
《特产特品卷》印制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亮丽的名片。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特产特品文化深厚，各地的每一种特产，都不是简单的自然馈赠品，而是各地居民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每一种产品都有其独特的种养、加工技巧和工艺流程，许多产品还有一套与其生产过程相配套的地方习俗和文化故事。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农特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性。比如，浙北杭嘉湖平原地区是种、养、加特产集中区，农特产品主要以种植产品、淡水养殖品及加工制品为主，传统种植产品以蚕桑种植最具特色，现代种植产品则主要以瓜果蔬菜为特色，如槜李、湖菱、大头菜、莼菜、雪藕等特色果蔬在区域内均有一定的分布；浙中金衢盆地地区是瓜果、药材、粮油肉加工产品集中区，如兰溪杨梅和枇杷、常山胡柚，磐安元胡、玄参和白芍等，金华火腿、金华两头乌猪、龙游乌猪、衢江三元猪，金华酥饼、龙游发糕、江山铜锣糕、常山山茶油等；浙西丘陵山地地区则是茶叶、竹木产品集中区……；浙南山地地区是林木、山石产品集中区……；浙东丘陵地区是特产多样性地区……；浙东沿海平原地区则是蔬果、海产集中区……；东南滨海岛屿地区则是海洋捕捞产品集中区，陆地特产相对较为贫乏。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特产特品注入了深刻的文化印记，其中许多农特产品从一个村落发源，经过历代村民精心呵护与反复打磨，已经走出村落、走向世界，成为历史文化村落的名片。
（执笔：王景新，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暨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文中“梗概”由各卷主编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