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1]
摘要：近代湖湘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代湖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二是近代湖湘经世致用学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三是近代湘人对外开放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王船山的《黄书》宣扬“夷夏之辨”，是辛亥革命期间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谭嗣同、唐才常、宋教仁为变法维新和革命事业捐躯就义，体现了近代湘人的爱国精神，时人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来歌颂近代湖南志士的爱国热忱。在经世致用学风方面，魏源编选《皇清经世文编》，对近代中国学风的转变有巨大影响；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历叙湖南先贤，也将近代湖南学风概括为“经世致用”，并意图推广发扬，作为社会实践的指导。在对外开放思想方面，魏源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器物”，郭嵩焘等人则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杨昌济则注意到要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器物、政教、思想三个层次的划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领会的逐层深入。
关键词：近代湖湘文化；民族主义；经世致用；对外开放
近代湖湘文化的繁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不仅在历史上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在当代“文化热”中，也是人们颇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我认为，近代湖湘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文化精神方面，其最突出者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近代湖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在古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一致的，因为所谓民族主义一般是指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站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立场，往往把反抗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入侵的斗争称为爱国主义。到了近代，“民族”的内涵已经由汉民族扩展为“中华民族”，所以民族主义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到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爱国主义也就从传统的爱国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爱国主义。
（一）“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所以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广大士人对于满族统治者表示了激烈的反抗，民族主义思想在清初曾表现得十分强烈。王夫之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者之一。后来，随着清代统治的巩固，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随着清代统治的衰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一次高涨。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船山的著作湮没无闻，到了近代才逐步刊刻流布，所以船山的著作成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想萌发的酵母。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清初几位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朱之瑜、王夫之等，“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2]。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谭嗣同在《仁学》中对清代统治者的批评，有些就是从汉民族本位的立场立论的。他说：“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3]这里就直接地点名批评了满洲贵族。他又批评辽、金、元、清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因此，“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4]而唐才常则在1900年夏所写的《正气会序》中宣称：“讵以诸夏之大，人民之众，神明之胄，礼乐之邦，文酣武嬉，蚩蚩无睹，方领矩步，奄奄欲绝，低首腥羶，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5]谭、唐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显然是从王船山那里直接引申出来的。
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前影响尤为深远。章士钊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6]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1906年的一次演讲时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良骥）《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奋，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思肖）、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7]章氏不仅自己承认其民族主义思想源于读船山著作，而且认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也暗含着民族主义思想。他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一文中说：“王而农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袄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8]为曾国藩辩解者是以曾氏在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汉族官员在清廷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最终导致清朝的覆亡的后果，来逆推曾氏刊刻《船山遗书》的动机。这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的成分。章太炎开始时也是认为曾氏刊刻《船山遗书》是悔过之举，后来之所以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赞成“为国藩解者”的说法，无非是为了说明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力。
除了章太炎以外，还有许多辛亥革命志士都十分推崇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在1911年12月发表的《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称赞王船山等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9]。柳亚子在1906年写的《湘狱》一文中说：“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明室之季，何腾蛟、堵胤锡矢志抗满，百死而靡所惧。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曾静、周华，汲其余波，犹足使伪酋惶（马戒），渊源信有自哉！枭獍之生，厥有曾、左，倒戈天国，献媚虏廷，为湘人之大辱。然曾氏甫陷金陵，即刊船山全集，风示宇内，殆天夺其魄也。自是而后，谭、唐之徒，苦心反正，卒孕戊戌、庚子两役，手段虽异，宗主则同。”[10]将湖南说成是民族主义的出产地，这是对近代湖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最好注释。柳氏对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评价，与前述章太炎的看法有相通之处。胡汉民在自传中称：“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11]陶成章在《积莪营育群书报社序》中说：“昔王船山先生有言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育其群，若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足云。’由是观之，舍合群主义外，固别无人道主义；舍民族主义外，亦别无合群主义。”[12]这样，陶氏便将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与船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沟通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志士们十分推崇王船山的《黄书》。《黄书》之名的由来，既包含有称颂汉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称颂其具有“黄中”美德的意思。船山在该书“古仪”中说：“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于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宴鸟）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天位者，迄于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欤！”[13]就是说，黄帝用武功战胜了对手，又用文治巩固了汉民族的江山，其功业是十分伟大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他在此书“后序”中说：“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这里的“黄中”一词，出自《周易·坤》：“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朱熹注：“黄中，言中德在内。”可见，“黄中”讲的是一种内在美德，有了它，就可以“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从而使治道毕备。这种“黄中”美德也就是汉民族的民族正气。王船山接着说：“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纟因）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14]这就是说，要使汉民族的族类能够稳固地团结起来，就必须继承黄帝的事业，将汉民族的美德（黄中）凝聚起来并且充分地发挥出来。
正是由于船山对黄帝的这种推崇，辛亥志士便将《黄书》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在清代末年掀起了一股尊黄的高潮。最早重视《黄书》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者是章太炎，他在自订年谱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30岁条中说：“康氏（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15]在这里，章氏将是否推崇《黄书》作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水岭。但宋恕则没有这么极端，他在1897年7月的一封信中说：“明季遗老之书，尚有王船山先生之《黄书》一种可与《待访录》同印行世，惜敝箧中无之。诸公可于王船山遗书中检出，与此录同印，实为莫大功德。船山之识稍逊梨洲，就此书论，其文章雅炼则胜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窥其底蕴，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16]1901年，章太炎又在《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一文中指出：“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而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讠于）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秩序无乃凌猎。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缊（纟因）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云云。’悲乎！言固可以若是。”[17]这里，章氏就直接引用了《黄书》中重要言论，以宣传其民族主义思想。1902年，章氏又在《訄书·原人篇》中说：“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18]后来，章太炎《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的诗中说：“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嫖姚。”[19]禹鼎相传为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文物，鼎腹内壁有207字铭文，记录了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等重要资料。霍嫖姚即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大将军，因战功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他多次率军与匈奴交战，将匈奴杀得节节败退。章氏将《黄书》比禹鼎，是肯定其记载了黄帝的功绩；将船山比作霍去病，是肯定其宣扬夷夏之辨的功绩。上述情况表明，在清末对《黄书》的推崇中，章太炎是起了领导潮流作用的。
近代尊黄思潮的兴起，其最鲜明的标志是1903年《黄帝魂》一书的出版。此书的编辑是黄藻，字菊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曾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遁居上海。“喜谈革命，谈不能自休，时而骂人，时而流涕；无可与谈，辄寂寞自写论文，或抉择同时辈流之论文，以湘音讽之。”[20]《黄帝魂》就是他“收摄近十年来新闻杂志及各种新撰述之精魂”[21]。所以此书的版权页上标注撰述者为“黄帝子孙之多数人”，编辑者则为“黄帝子孙之一个人”。此书出版于1903年12月6日，初版时收文29篇，1911年再版时增至45篇[22]。此书采用黄帝纪年，扉页刊印黄帝像，在像的上方标有“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下方标有“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并配有对黄帝的“赞”。在收入此书的45篇论文中，据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的分析，有章太炎的论文7篇，有黄藻的论文7篇（不含其《黄帝魂例言》），有章士钊的论文6篇（不含其《黄帝魂序》），有秦力山的论文5篇；此外，邹容2篇，张继2篇，谭嗣同1篇，杨毓麟1篇。其他均为当时报刊论文，姓名不详。
此书篇首，有章士钊以“黄中黄”的笔名所写的《黄帝魂序》。序称：“乃者，胡氛弥漫，中原陆沉，卖身鬻祖，相处百年。鞭策之毒，屠刽之惨，盗入主室，横施无忌。呜呼！复仇之训，剿夷之祖，亦既照人耳目。吾虽不欲祝吾黄帝，诵吾黄帝功德，以纾其痛苦，又乌可得？今《黄帝魂》一书之所以集，正穷迫无聊，欲吾兄弟共诵功德，以纾其痛苦者也。然而谋痛苦之所以纾，而不谋痛苦之所以去，非计也。书中宏议具在，方法井然，举而行之，惟吾同胞。”[23]这就清楚地说明，此书出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共诵黄帝的功德，既纾民族之痛，又谋解痛之方。
纵观此书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揭橥了往后兴起的尊黄思潮的基本内涵。其一，是尊黄帝为始祖。此书在黄帝像之下就明确地标明“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其二，以黄帝为国魂。黄藻在《黄帝魂例言》中说：“是编所取，皆吾黄帝子孙痛极思呻之言，哀弦激楚，绝无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读之可泣可歌，可兴可发。意者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故以黄帝魂名篇，亦日本人所谓大和魂之义也。”其三，使用黄帝纪年。此书开篇即为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文中明确指出，采用黄帝纪年是为了对抗改良派以孔子纪年，“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其四，鲜明的汉民族主义和排满的倾向。如刘师培说：“当汉敌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24]章太炎则在《驳康有为书》中说：“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殽满汉同薰莸于一器哉？”又说：“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宴处于域内。”[25]
正是由于《黄帝魂》的深刻影响，所以在1904年至1905年之间，尊黄思潮十分高涨。当时一些进步报刊，如《江苏》杂志、《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分别刊登黄帝肖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元，尊黄帝为始祖、为国魂的论述层出不穷。1904年，刘师培追踪《黄书》，发表《攘书》，旨在攘除清王朝，再造华夏。同年，《江苏》第7、8期的《民族精神论》指出：“我支那民族居庞大广漠之土，自纪元前四千年以来，率魁梧奇特之众，突焉出现于东方，干戈之所至，威灵之所及，无坚不摧，无险不破，故远溯我黄帝轩辕之旧辙，犹确乎灼灼其可证。”[26]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上连载《黄史》，表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等历代汉族爱国英雄。同年，许之衡在该刊第6期发表《读〈国粹学报〉感言》，文中有“国魂与国学”一节：“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各国自有其国魂。吾国之国魂，必不能与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国历史。若是则可为国魂者，其黄帝乎？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27]这类言论，在当时的报刊上俯拾即是。在尊黄排满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不少革命者纷纷以“黄”字命名，如陈天华笔名思黄，秦力山笔名巩黄，章士钊笔名黄中黄、黄藻名黄帝子孙之一人，等等。这些情况表明，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其《黄书》在辛亥革命的前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二）“中国革命，湖南最先”——近代湖湘爱国志士的牺牲精神在全国的影响
自谭嗣同为变法而牺牲之后，湖南在近代出现了许多为国捐躯的先烈，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在全国发生了巨大影响。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勇往直前，冲决罗网；当变法失败之后，他又直面死亡的威胁，拒绝逃避，并且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谭嗣同这种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伟大献身精神，在当时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往直前的锐气。康有为在《六哀诗》之四歌颂谭嗣同：
慷慨厉气猛，从容就义轻。竟无三字狱，遂以诛董承。毅魄请于天，神旗化长星。[29]
董承是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献帝的岳父，曾任车骑将军。董卓乱京时，董承送献帝回洛阳。曹操专权后，董承密谋除掉曹操，将献帝的密诏带给刘备，事泄，为曹操所斩。康氏将谭嗣同与董承相比，是因为谭氏也有传光绪帝密诏的活动。“神旗”指代表谭嗣同神灵的旗帜。“神旗化长星”，是说谭氏的英灵就像彗星一样，划破了长空。谭氏好友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戊戌（1898年）八月二十三日，即谭嗣同牺牲十天之后，写下了二首七绝，其一云：
慷慨悲歌气若虹，志扶赤县有陈同。可怜变法须流血，莫让先生血独红。
孙氏在此诗后有一小注：“复生被逮时，有外国使馆人来，言可以保护。复生慨然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无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请自嗣同始。’”这一注与上述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所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同月二十七日，孙氏又记下了宋恕（平阳）哭六烈士（即“六君子”）诗四首，其第一首即哭谭嗣同：
悲哉秋气忽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空见文章嗣同甫，长留名字配灵均。
英魂何日忘天下，壮士终期得海滨。遗恨沅江流不尽，何年兰芷荐芳春？[30]
“灵均”为屈原的字。孙氏认为谭嗣同的英名可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配。康有为、孙宝瑄、宋恕都是肯定谭嗣同的精神不死，英魂不灭。谭嗣同殉难激励了革命党人的坚强斗志。革命派在刊物上大量转载和引用《仁学》等著作的论述，宣传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谭嗣同视为早期的“革命同志”，章太炎盛赞谭嗣同“最为卓励敢死”。陈天华十分赏识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在《猛回头》里赞誉谭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31]。喜爱阅读谭嗣同文章的邹容在谭遇害后，无所畏惧地将谭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书桌旁，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32]可见，在戊戌政变之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民主革命家对于谭嗣同的为国捐躯、英勇献身的精神都是十分推崇的。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中发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时说：“人类之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理性也。人不闻道，是谓虚生。余在笃生（杨毓麟）家，初读谭浏阳《仁学》时曾有此感想，当时觉得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未识海内亦有与我同感者否？”[33]杨昌济认为，谭嗣同的英灵之所以能够充塞宇宙，正是因为他把握了宇宙间的根本道理。这样，杨氏就从世界观的高度，将谭嗣同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进行了诠释。
如果说，以上是当时的人们对谭嗣同献身精神的普世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的话，那么，谭氏牺牲的直接影响，则是导致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起事。唐才常是谭嗣同20年的“刎颈交”。在谭氏牺牲之后，唐才常曾作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抅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34]
正是抱着与谭嗣同“同赴泉台”的必死决心，所以唐才常在谭嗣同牺牲之后，便不懈奔走，与各方联络，于1899年冬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并被选为总干事。对于这一过程，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一文中有记：
先是，湘人唐才常、林圭与嗣同有旧谊。闻嗣同冤死，用是颇思复仇，遂以革命实行家自任。唐、林先后由日返国，组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又创自立军，以推翻清室为职志。康（有为）、梁（启超）之主张虽与唐、林的所不同，然虑势分益孤，遂与合作。才常更联合各党会，开富有堂，举康先生为正龙头，梁启超副之，谋先纵火于长沙，沿江而下，以图大举。时为湘中旧党所扼，终不果行。庚子（1900年）七月，复谋在汉首义，事泄，为鄂张之洞侦知，派兵围捕，唐、林诸志士就义者二十余人，世论惜之。[35]
关于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起事的性质，过去史学界有不同评价。有的认为自立军起事是“勤王”，有的则认为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过深入研究，对此有新的认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继承唐才常等先烈们的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和奋斗牺牲精神，总结自立军起义的经验教训，纷纷从康、梁改良派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坚定地走上了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高潮由此而迅速到来。[36]如曾经与闻自立会军事的蔡锷，1900年10月写有《杂感》诗十首，其二云：“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其十云：“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37]这表明，蔡锷这位梁启超的高足弟子，从谭嗣同和唐才常的牺牲中领悟到“流血救民”的重要性。而当时的革命派则是明确地将唐才常视为革命同志。例如，1906年12月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当刘成禺在会上为唐才常辨冤，认为唐非保皇党时，黄兴插话说：“刘君辩唐才常非保皇党，其言良确。夫唐才常非保皇党人，而为康、梁所利用。辩唐才常之冤，则愈以知康、梁之可诛，使天下志士皆知康、梁之精于卖友，则无复敢与近者。刘君斯言，大有关系。而太炎先生之所论，乃在革命家不可无道德，非斤斤于唐才常之是否保皇党也。”[38]女革命家秋瑾则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即以唐才常为榜样，“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39]。后来，秋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履了她的誓言。
1912年9月16日，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讲中，曾经骄傲地宣称：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益福、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40]
这里，黄兴将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之间十多年湖南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先烈几乎缕举殆尽，并且指出，他们“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即为了“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正是由于这些先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牺牲，所以他们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袁世凯在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宋教仁为了防止其独裁，极力宣扬政党内阁制。他明确提出，正式总统可举袁世凯，但内阁必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以符合立宪政治的正轨。宋氏又担心“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所以又对黎元洪表示，国民党愿意选他做总统。而当时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已经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席位。为了阻止宋教仁计划的实现，袁世凯派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氏刺杀。“宋案”发生后，使辛亥革命后沉迷于“实业救国”中的革命党人惊醒过来，他们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识到民主革命任务并未完成。孙中山得知“宋案”的噩耗后，匆忙赶回国内，在上海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武力讨袁的正确方针，并派人分头联络，以期国民党人一致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却加深了人们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正如黄兴在《挽宋教仁联》中所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41]
而孙中山则在为宋氏所写的诔词说：“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42]
近代湖南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忱。陈独秀在1920年年初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说：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43]
辛亥革命前后，上述大批湖南为革命而献身的事变，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湖南人精神”。蔡元培在谈到近代湖南文化时也说：
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人才。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中，以谭嗣同为最。他那思想的自由、眼光的远大，影响于后学不浅。……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是人人知道的。后来洪宪一役，又有蔡锷等恢复共和。[44]
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近代湘人英勇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全国人民公认的。
二 “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
——近代湖湘经世致用学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近代湘人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在全国是比较早的，对近代中国也曾产生巨大影响。
（一）《皇朝经世文编》在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
《皇朝经世文编》是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策划并出资印行，由魏源选辑编纂并代叙。魏氏编选此书略仿《明经世文编》和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明经世文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由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编。他们三人都是江苏松江人。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504卷，又有补遗4卷。编者从松江以及全国各地搜集文集千种以上，然后从420余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下迄皇帝改元，为经世一编”。[45]该书以人物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在同一人物的文集中，又以代言、奏疏、尺牍、杂文为序排列先后。其内容十分广泛，诸如时政、礼仪、宗庙、职官、国史、兵饷、马政、边防、边情、边墙、军务、海防、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宗室、弹劾、谏诤等均予收载，保存了许多今已不传的史料，对研究明朝历史有很高的价值。该书清时被列为禁书，流传极少。陆耀（1723—1785年），字青来，江南吴江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举人，官至湖南巡抚。《切问斋文钞》刊刻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系陆耀辑清初至乾隆间“名宿诸作”而成。该书“自学术迄河防为目十二，为卷三十。或长篇连卷，博大雄深；或言简意赅，肃括精当；或援据明辨，智者读之而心醉”[46]。《皇明经世文编》在结构体例上的最大特点是“文从其人，人从其代”，具体而言，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排比文章，据年代先后排比人物。《切问斋文钞》则是“文从其事”，“微分次第”。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之名，与陈子龙等人的《皇明经世文编》遥相呼应，而其体例则仿《切问斋文钞》，“文从其事”，并以“学术”“居众纲之首位”。《文钞》的部分纲目如“荒政”、“保甲”、“兵制”等多类，则直接移入《皇朝经世文编》中作为类目。由此可见，《皇朝经世文编》在承袭关系上直接贴近《切问斋文钞》，而不是《皇明经世文编》。对于这一点，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编校》中有明白说明。他说：“考陆氏《切问斋》之叙，乃乾隆四十载所刊。……今兹所录，咸据椠本。……彼既行世之书，吾取经世之益。”[47]
《皇朝经世文编》自道光七年（1827年）印行之后，立即受到广泛欢迎，重刻重印者不断。据统计，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先后刊行了13种。重印本或重校本，往往有重校序。例如，1886年重校本《皇朝经世文编》之前，就载有江西上饶人辜漟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所写的一篇序。序中不仅高度评价《皇朝经世文编》，而且说明了刊刻重校本的目的：
耦耕先生（贺长龄）具经世才，思以良法贻天下。于当代名人论议，广搜博览，凡有裨世用者，毋论长篇短幅，裒而录之。不泥古而切于时务，分门别类，都为一编。体例仿《切问斋文钞》，而详备过之。书久布濩乎海内，坊间锓板竞售，差谬良多，读者病之。东乡饶新泉别驾，家富藏书，为狱官湖湘日久，多惠政，以此编关系世教，足为仕学模范，延黄东轩广文详加校订，复缩为袖珍本，以便舟车携随，公之于世。属余叙其缘起。余谓一事不知，君子犹耻，矧经世之学而不讲，耻孰甚？新泉斯举，可谓知要，而又功于贺公。吾知书之不胫而走，自此益加远矣。[48]
饶新泉即饶玉成，江西东乡人。他自咸丰五年（1855年）即来湖南候补，不久补长沙县尉。由于他长期在湖南当官，对贺长龄、魏源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十分推崇，但不满于坊间的翻刻“差谬良多”，于是请人将其认真校订，并缩印为袖珍本。由于校对精审，颇为社会欢迎，所以在上述《皇朝经世文编》的13种重刊版本中，饶氏校订本即占了6种。
值得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还有日本出版的选辑本《经世文编抄》。此刻本所署时间为“嘉永纪元新拓”。嘉永是日本孝明天皇的年号，指1848年到1853年的期间。刻印者为“津藩有造馆聚珍板”。津藩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藩，位于伊势国安浓郡安浓津（今三重县津市），别名安浓津藩。此书之前有津藩国校督学斋藤谦所撰的序，序中对《皇朝经世文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此编既以经世为名，邪僻之论、游戏之作，一切不载。唯采其关于世道人心、系于社稷生民者，自学术、治体，至官制、农政、典礼、兵马、刑律、水利等，分门立部，汇集胪列。其体大异于前代文粹、文鉴之撰，而可以与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邱氏《衍义补》相为表里，亦足以观一代文献。有志于经世之学者，不可不读也。
接着，序中对于日本抄本的选抄原则作了说明：
抄其尤切要者。但其切彼邦，而不切我邦者，文虽工不录。每篇之末，各附评语。得卷若干。……以公于海内。海内学者观是编，苟知近人之作所以追配古人，则必能弃空言，而求实用，至于不待文而为文矣。
这说明，日本《经世文编抄》的选抄原则，就是要“切我邦”，也就是要符合日本的国情。所以《皇朝经世文编》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而且影响到近代日本。
在中国近代，不仅《皇朝经世文编》有多种刊本反复出现，而且踵其体例，各种续编本也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至民国初年，有如下20多种。如张鹏飞《皇朝经世文编补》是在魏源所辑原书基础上增补一些新文章，还谈不上续编。最早编《续集》的是饶玉成。他在校订重刊贺长龄、魏源所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的袖珍本之后，又再取乾嘉以前巨制名篇未经收入《文编》者，以及张鹏飞所补内容择“最美者”采汇入此集，又将道咸以后五十余年名公著作有关世道之文，汇集起来，得数百篇，请李元度鉴定，又请塾师吴耀堂为校阅，还商之孙小峰太守等人，从而编出了《皇朝经世文续集》。可见，此书是长期在湘任职的官吏与湖南士人合作，最早推出的《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本。
继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是葛士浚。葛士浚（1848—1895年），字季源，号子源，上海人。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沉潜好学，留心世务。他认为魏源、贺长龄编于1828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迄今六十余年，世局既有变迁，论议因之日积”，原有的许多内容已不敷时用，有必要推出新的续编之作。他突破了《皇朝经世文编》分学术、治体及吏、户、礼、兵、刑、工八纲的体例，另增洋务一纲20卷，收录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吏谈论洋务的奏疏和文章，以及冯桂芬、薛福成等洋务思想家的论议，郭嵩焘、姚文栋等外交官员的论述。他还选辑了有关算学、天文、乐律等方面的文章附于学术后，备学者观览。如项名达、戴煦、顾观光、李善兰、刘彝程等人的作品。此书共收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奏议和论文一千数百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计120卷，书成于1888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局排印。该书为国人开拓视野、紧跟时代潮流做出了贡献。对于葛氏此编，俞樾曾为之作序。序中首先高度评价了贺长龄、魏源所编原书：
自贺耦耕先生用前明陈卧子之例，辑《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
俞氏接着指出，饶玉成所辑《经世文编续集》所收文章，“自道光至咸丰、同治间名臣奏疏、私家著述，凡有涉于世道者，亦略具矣”。但他指出：
饶氏之书一循贺氏之旧，而近来风会日辟，事变益繁，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设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开矿自昔有禁，而今则以为生财之大道，非原书“钱币”所能尽也；军国之用取给抽厘，非原书“榷酤”所能尽也；有轮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轮车以行陆，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中西算学日新月盛，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才，且宽其格以取之，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此葛君子源所以又辑《续编》乎？……士生今日，不能博观当世之务，而徒执往古之成说，洵如《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矣。语云：“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皇朝经世之文，贺氏、饶氏相继编纂，而今又有葛氏之书并行于世，凡经国体野之规，治军理财之道，柔远能迩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不可胜用，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而我国家闳规茂矩亦略具于斯，荀子所谓灿然者不于此可见乎！[49]
俞樾的这篇序，说明了为什么在光绪前期《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踵出的原因，就在于“风会日辟，事变益繁”，需要从体例上突破原书的体例，增加新的内容，以“博观当世之务”。
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思潮出现，所以又出现了一次编纂经世文编新编的高潮。此期，最早刊出的《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为武进盛氏思补楼。现在一般书目均将此书记于盛康之名下。其实，此书为盛康之子盛宣怀所辑。对此，盛康在此书叙言中说得很清楚。此书经过七年的编纂，于光绪丁酉（1897年）刊成。[50]其具体编辑工作是缪荃孙和汪洵两人。
与盛氏之书同年刊刻者，还有陈忠倚所编之《皇朝经世文三编》。陈氏在此书《例言》中首先对“经世”的内涵进行了概定：“经世者，经营世事者也。世事即国家之事。以贺编而经营道光壬寅以前之事也，以葛编而经营光绪戊子以前之事可也。蒙于是有《皇朝经世文三编》之辑。”在谈到此书与贺编的一致之处时，陈氏说：“我中国贫弱已久，附庸之国既尽，台澎又见割矣。今日者因循苟活，甘为釜中之鱼，不欲奋鬣飞腾安于汤渐沸而身渐糜则已，假使欲图富强，非师泰西治法不能挽回。中人士见事凡有交涉各国，必指曰洋务。洋务意分畛域，蒙不谓然。故所编奏疏、策论诸文，无论中务、洋务，皆是国事。揆其事体，仍仿贺编体例，分隶各部以清眉目。”但陈氏又指出了此编与贺编不同之处：“贺编目录有儒行、宗法、礼论、昏礼、丧礼、服制、祭礼诸门，葛编因之。大略非陈义甚高，与古为徒之文，不能收入，而于富强之术，毫无补益。兹编凡此类文字，虽佳不选，且并其目而删之，庶免为实事求是之贤豪所笑。”[51]俞樾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肯定此书所收“当代名公卿奏议为多，下逮对策叙论文檄杂著以及格致测算之鸿规巨制，或笔锐干将，墨含醇醁；或摛词古雅，呈义渊懿；或慷慨以敷陈，或纡回而譬喻，大都忠诚奋发，推阐淋漓。总其纲维，终不以开原、节流、富国、强兵之四大端。文校三家所辑为少，而详核显豁处又视三家之书为优”[5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何良栋又编《皇朝经世文四编》。此编之特点有二：一是华洋人士的论述兼采。此书凡例言：“初二三编半皆前贤伟论，泰西名士之作，殊叹寥寥。此编详采无遗，以见华夏同文之盛。”二是将“洋务类”改为“外务部”：“初二三编所采中西交涉事宜，皆归入洋务类，此编悉遵钦制，改为外务部。”[53]
光绪二十八年，又有鸿雪斋主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五集》。编者在此书序言称，“向来所辑各书，其言西法者，仍以中国言西法，非以西人言西法也。”而他本人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作为薛福成的随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襆被同游，始得一扩眼界，凡得诸所见所闻者，援笔录之，以壮行箧。航海归乡，闭门检阅，汇为成书。虽不敢自秘以为敝帚之享，尚待就正有道以求良玉之攻。讵甫经厘定，而索观者日益夥，几于户限为穿。因益以序论若干，付之石印，以供同好，颜曰《经世文编五集》。”[54]正是由于编者有国外考察的经历，所以此编特别重视西学。其例言称：“甲午以后，朝野上下莫不讲求西学。是书搜罗新政时事，为卷三十有二，分门别类，内分三十余门。再为细目，曰叙、曰富强、曰校学、曰议院、曰学术、曰吏治、曰农桑、曰算学、曰舆地等，累为一编。”[55]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和刊刻，在近代中国的确是产生了极为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二）《近百年湖南学风》对近代湘人的经世学风的高度赞誉
《近百年湖南学风》是江苏籍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1887—1957年）在20世纪40年代避兵湖南期间所作。钱氏所谓的“学风”，就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用钱氏自己的话说，就是“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56]所谓“湛深古学”，就是对古代的经典有深湛的研究，而“不为古学所囿”，就是不把古学当教条，坚持以经术为治术，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并且能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即所谓“自辟蹊径”）。“义以淑群，行必厉己”，就是说以为广大民众谋利益为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将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钱氏在此书导言中，将这种学风源头追溯到周敦颐和王夫之。他认为从这两位前贤一直到近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在学风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志在于淑群，行不害违众，精神意趣，则无不同。”[57]这里所说的“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正是指的“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所谓“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则是指在“志在淑群，行不害违众”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坚忍不拔的实践精神。
钱氏在此书的“余论”中，说明了其写作宗旨：
余著《近百年湖南学风》，而表以十七人。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时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变，缩映于此百年之内；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傥读吾书而通其意，斯为政不厉民以自养，而论事不生心以害政。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
这段话充分反映了钱基博先生的经世思想。所谓“同归于好学深思”，是说这些人是通过好学深思掌握了经世致用的武器；所谓“莫非以辅世长民”，则是说他们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辅佐当世的国君治理人民。所谓“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是说这些人是近百年中国上演的各种活剧的导演，所以“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如果知道此层道理，那么就能懂得钱氏此书的确是“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
钱氏在回答他自己作为江苏人，且为暂被兵侨寄于湖南，为何要“不惮烦而张皇湖南以成书”的原因时说：“余江苏人也，抑中国人也。江苏岂能外中国而独立？则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囿？吾中国而有若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诸公，宁学圣贤而未至，不可违道以干誉；宁以一夫之不被泽为己疾，不以宠利居成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仪刑于百世，岂徒一方之豪杰也！”[58]钱氏说湖南的这些先贤“可以仪刑百世，岂徒一方之豪杰也”，正说明了他宣传湖南近百年学风的普遍价值和巨大意义。
钱氏在往下论述中，对湘人的经世致用学风的赞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简要地论述了近代湖湘经世致用学风产生的时代背景。
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时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汩没科举，诗书以干泽。即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桐城文章以学古，休宁名物以张汉，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辅世长民，以为非分。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瞆，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59]
所谓“桐城文章以学古”，是说桐城派的古文在当时影响十分深远，“休宁名物以张汉”，是说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因为戴氏为安徽休宁人），是推崇东汉古文学派的。这些学派“湛深古学”，但却为“古学所囿”，所以他们虽然“文史雍容”，却安于现状（“姑以永日”），对于那种“辅世长民”的要求，“以为非分”。因此，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学术背景之下，如果有人“志气拔俗”，“发聋振瞆，大声疾呼”，强调“以文章经国”，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钱氏认为，在近代中国，汤鹏和魏源就是这样的豪杰之士。汤鹏于道光三年（1823年）20岁时成进士，他最著名著作是《浮邱子》，钱氏引用此书关于经世致用的论述：“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又引汤氏关于“君子必读书则古，以握宰世服物之本”，以及如何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典章制度获取经世致用的道理和方法的大量论述，从而充分说明了汤氏的经世致用思想。钱氏肯定魏源“宣究今学，抉经之心，而博综子史，高谈王霸，宏我汉声，通经致用”[60]。这样，钱氏便将汤鹏和魏源在开中国近代经世致用历史的新纪元上的功绩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其二，分析了近代湖湘经世致用学风兴起的客观条件。
汤鹏、魏源，大言经世而行或不掩；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笃实辉光而其德日新。汤鹏、魏源，犹以华士腾口说；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则以醇儒笃躬行。而遭逢世屯，奋身扞乡里，练丁设防，遂创湘勇，而起书生以当大敌，蹈难不顾，师弟僇力，转战大江南北，师殕而弟子继之，智名勇功，后先彪炳，羞武夫之颜，关其口而夺其气，亦其素所蓄积然也。汤鹏、魏源，高文雄笔，沛然出之，声采炳琅，腾诵士大夫。而罗泽南、李续宾、王錱，文采不艳，辞达而已；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世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尤足以匡世拂俗，而有补于当世。[61]
所谓“腾口说”，指停留在口头上，即其经世思想还只有理论的论证；所谓“笃躬行”，则是落实在行动上。汤、魏与罗、李、王的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就是咸丰年间的太平军起义，为湘军的兴起和一大批湘军将领创立经世致用的事功提供了现实条件。哲学上讲从“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要有必要的条件。如果只有经世致用的良好愿望，而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要使这种愿望变成现实，还是不可能的。太平军起义，就为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一大批湖南士人，提供了参与战争实践，从而创立经世事功的最好机会和条件。钱氏所述的罗、李、王等人的战争经历，就是说他们遇到了展示自己经世抱负的大好机会。所以他说，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正是由于罗氏及其弟子们平时就有这“两忧”，早已储备了（“素所蓄积”）经世之才，所以一旦“遭逢世屯”，即遇到艰难的时世，就能在实践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
钱氏还特别指出，罗泽南及其弟子还善于利用儒家经典指导自己的战争实践。有人向罗泽南“问制敌之道”，罗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竭三衰’之言，其注脚也。”钱氏认为，李续宾对罗氏这种动静观领会颇深，他尝言：“夫静驻之兵，既得以制贼死守之命；而常动之军，又可制贼飞扬之患，庶定澄清之局矣。但常动之军，因贼乃动，动之以机者也。有时无事而闲暇，则较静驻之而更静。相机而动，维吾之所欲为，然后致人而不致于人。”钱氏说：“其后王錱出兵江西，殄强敌，克名城，常以动制胜，则用续宾之说也。”[62]这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最生动的例子。
其三，对近代湖湘人物的经世思想，分组进行了分析。
钱氏在论述了罗泽南师弟之后，将近代湖湘的著名人物的经世思想，分成了若干组，既分析了其共同特征，又指出其个性特点。
第一，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他指出：
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者，披坚执锐以当太平军，身经百战，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公，则知人善任使，指挥若定，幕府画啸，而坐享其成。身兼将相，爵至通侯。显晦不同，劳逸亦殊。然其困心横虑，裕以问学，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一也。[63]
这里，钱氏指出了此六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困心横虑，裕以问学”。所谓“困心横虑”，指心意困苦，忧虑满胸。所谓“裕以问学”，指刻苦读书，以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带着忧虑去读书，当然是为了从中找到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所以胡林翼在带兵作战的紧张时刻，仍要延老儒会讲《论语》。他说：“读书有得，临政治军，与文武将吏叙论，无不尽其情伪，而心目焕然，指画秩然。”曾国藩“持己平实，不为矫激，而欲萃诸子百家之长于当躬。曰：‘游心如老庄之虚静，治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左宗棠则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多在萧闲寂寞中学得。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在手，随时举而措之。吾频年兵事，颇得力方舆之学。入浙度陇，兼治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临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读书之有益，而问学之宜豫。”[64]这些情况说明，湘军的将领虽然大多注意读书，但由于各人的个性和经历之不同，他们所学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钱氏指出，湘军中不同的人在读同样的书时，往往有不同体会和效果。他说：“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以神奇。”由此，钱基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然则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65]这里所说的“强有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湖南人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也就是既善于学习，又善于创新。
第二，刘蓉、郭嵩焘。钱氏将两人合在一起分析，是因为“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功成名显，身都将相，刘蓉、郭嵩焘，方振即蹶，中构谗慝。遇与不遇，固以不伦”。刘、郭两人均官至巡抚，但都因别人的参劾而不久失位。刘、郭与曾国藩曾义结金兰。所以钱氏在论其学术和经世思想时，也往往将他们与曾氏相比。如说：“国藩每谈经，好举汉学家言。”蓉对曰：“……彼（指近代汉学家）以汉学自鸣，非师古也，师心而已矣。其所为终身由之而不厌者，非好学也，好异而已矣。”刘蓉十分推崇朱熹，他不仅认为朱子对诸经的理解“未可几及”，而且认为“朱子于古今时务政治之宜，靡所不讲，而后之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闭门独坐，泥塑木雕。一涉仕途，便无措手，所值皆无可奈何之事，所应皆未之前闻之务。此智略之士，睨视窃笑，以道学为废物也。”[66]可见，在刘蓉看来，朱子本身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只是理学末流抛弃了这个优良传统，他们停留在心性之辨的空谈之上，所以“一涉仕途，便无措手”。因此，不是理学无用，而是要恢复理学的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谈到郭嵩焘与曾国藩致学趋向的一致性时，钱氏指出：郭嵩焘“尤善言礼。早年与曾国藩商量旧学，国藩尝谓：‘先王修己治人，经纬万端，惟在于礼。’而未有成书。嵩焘则学礼而深造自有得。以谓：‘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得其意而万事理。’于是研炼岁月，成《礼记质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67]这就说明了郭嵩焘与曾国藩一样，都是将礼学的研究作为经世致用的下手功夫。
第三，王闿运、阎镇珩。钱氏说：
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68]
“占毕”意为诵读、吟诵。旧时经师不解经义，但视简上文字诵读以教人。所谓“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是说上述诸人读经，不是死记呆背，而是为了通经致用，匡正不良的社会习俗。钱氏指出，王闿运“其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这说明王氏经世思想是以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为特点的。而阎镇珩则“学本程朱，文为欧曾。因文欲以见道，经世必以明礼”。他尝言：“学无古今，适于用之谓贤。章句烦碎之学，有用乎？无用乎？百余年来，人人嗜奇炫博以倡汉学，自谓度元明而轶宋唐。然彼遭时无事，幸而窃据上位，如纪昀、阮元之徒，果何补于国家乎？”[69]这说明，阎镇珩是倾向于理学经世派的。
第四，邹代钧、罗正钧。钱氏指出：
王闿运、阎镇珩肥遁邱园，邹代钧、罗正钧浮沉仕宦，而孜矻所学，上说下教，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则固辅世以长民，同归而殊途。
所谓“辅世以长民”，是说辅佐当世的国君统治人民。这正是历代儒家的共同政治理想，即所谓的“内圣外王”。邹氏尝言：“切于经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也。”邹氏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地理学。他“推本家学，而成（左）宗棠之所未成（左氏年轻时代曾肆力方舆之学），一以今地为依据，而沟通历代疆域、战争、漕运及江河迁徙等事，肆力控穷。”[70]而罗正钧则“刻厉于学，景行乡贤，以为必可企而及。读其遗书，而为之年谱，欲以推见志事，为例尤精”。罗氏曾著《船山师友记》、《左文襄公年谱》、《王壮武公年谱》等。所以钱氏说：“邹代钧驰心域外以究方舆，而正钧景行乡贤以治年谱，宏识孤怀，骈绝当代。”[71]
第五，谭嗣同、蔡锷、章士钊。钱氏曰：
谭嗣同、章士钊文章经国；蔡锷将略盖世。文武殊途，成败异变，而无不运会维新，志欲匡时。谭嗣同明于死生之故，变法不成，而杀身以殉所信。蔡锷力张军国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声大义。章士钊欲权新旧之宜，与时相劘，而丛诟以将没齿。……其中是非毁誉之故，亦监观得失之林也。吾于谭嗣同，而得处死之决焉；吾于蔡锷，而明择主之谊焉；吾于章士钊，而明用晦之道焉。[72]
钱氏不同意将谭嗣同、蔡锷的成就归功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他说：“顾嗣同之致命遂志，养之有素，其立身自有本末，而谈者藉为康有为之盛德形容；蔡锷之举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抱，而论者漫谓梁启超之发踪指示，皮相目论，恶足与语天下士也哉！”钱氏在记述了章士钊一生政治生活的跌宕起伏时，曾引或人对章氏所说：“天下事未可以口舌争，胡哓哓以蒙诟召怒为？”士钊应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愚生平不工趋避之义，夙志不干违道之誉，天爵自修，人言何恤！”而钱基博在致章氏的信中，则将其累遭蒙诟的原因，归结为太重“经济”，即经世致用。信中云：“昔闻左文襄自署楹语于门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未尝不叹左公虚骄之见，而未为知卧龙。龙而已卧，何心经济？而龙之得安于卧、成其卧者，在宁静而不在经济。窃欲改此联‘经济’二字为‘宁静’，书以相奉。‘文章西汉两司马’，固在公有以自信；‘宁静南阳一卧龙’，尤祝公善以致远。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与其为桐之孤，召闹取怒，不如为龙之卧，宁神养气也。”[73]钱氏在写此书最后一位人物时，虽然主张改“经济”为“宁静”，但并不是反对经世致用，而是主张具有经世之才的人物，应该善于“待时而动”。这也就是钱氏在本章的前言中所引苏轼之言：“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钱基博先生对近代湖南的经世学风，是非常推崇的。他之所以要反复“张皇湖南”，固然是在宣传湖南，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天下”人推荐湖南人的这种优良的学风，以为当今社会实践之指导。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
三 走在“开眼看世界”的前列
——近代湘人对外开放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征途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器物层面的学习开始，继而进入政治层面的学习，最后进入思想层面的学习。在这三个阶段中，湖南的不少先贤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倡导并实践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华帝国国门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揭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的眼障，使之清楚地看到西方科学技术（最直接的是军事技术）的先进，初步地然而是痛切地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在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即受林则徐的委托，编出了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之作——《海国图志》。此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是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最大成果。魏源在此书的《原叙》中说：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74]
这里所说的“长技”，就是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从此，“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成了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最响亮的口号。《海国图志》刊行之后，好评如潮。魏源的好友姚莹说：“余数十年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矣。”[75]其另一好友林昌彝亦称此书“尤为有用之书，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76]而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则在魏源逝世之后的第二年，即1858年，向朝廷推荐此书。他说：“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人明抵御之术，而日怀奋励之思，则是书之法出，而其法之或有未备者，天下亦必争出备用，可以免无法之患。”[77]
如果说以上是时人对此书现实意义的评论的话，那么梁启超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了其重要历史意义。他说：
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78]
梁启超说这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是事后说魏源的这些主张还太简单，因为他只主张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把握到学习西方的根本。对于这种“幼稚”，读读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说的一段话，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毛泽东在谈到戊戌变法时期思潮时说：“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么‘讲求西学’，什么‘虚心考察’，都不外‘学他到手还以奉敬’的办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79]这就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还没有摆脱“老大自居”的思想立场，还只抓到学习西方的粗浅层面。但是不管怎样，魏源虽然只提出了“师夷长技”，但是毕竟肯定了“师夷”即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而开了时代风气之先，以后的从政治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学习，都不过是这种学习的深化过程罢了。所以，梁启超说魏源的三大主义“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钱基博在谈到《海国图志》时也说：“厥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而其要归于‘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语重心长。时异势迁，生百年以后之今日，而籀源之所以为言，则有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天挺伟人而不惑者。”[80]梁启超和钱基博都是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启蒙价值的角度上，肯定《海国图志》的。正是沿着梁启超和钱基博的思路，今人丁伟志和陈崧在《中西体用之间》一书中，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做了很高的评价：
在当时国内舆论界还相当普遍地把外国军事技术鄙视为夷狄的“奇技淫巧”，为“上国”“圣道”所不齿，而严加排拒的氛围中，“师夷长技”之说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是划时代的第一枪，是具有行为标准意义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初创，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过渡的首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81]
最早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的，是两位湘籍大员曾国藩和左宗棠。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向朝廷陈明大西洋各国夷情的奏折中说：“目前借其（指西洋各国）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其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82]第一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其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洋务事业的思想。1861年1月21日，恭亲王奕向咸丰帝提出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并酌雇法国匠人传授制造技术的建议。三天之后，咸丰帝就发布了清代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个上谕：“佛（法）夷枪炮既肯售卖，并具派匠役教习制造，著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洋务运动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而曾国藩也就成了朝廷委派的洋务运动的具体负责人。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成为我国最早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工厂。接着，曾国藩的弟子和最得力的助手李鸿章也先后创办了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李又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化的专门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后来，他又创办了兰州机器局。左宗棠是明确地将自己所从事的洋务事业当作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他在《〈海国图志〉序》中说：《海国图志》，
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83]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学术界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论定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的产物，性质是反动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影响，史学界开展了一场有关洋务运动性质的大讨论。通过讨论，人们认识到，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将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提到了议事日程，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并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队伍。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于是进而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开办了中国第一批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84]这说明，由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所开创的洋务运动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二）学习西方，须辨本末——最先倡导并实践从政治层面向西方学习
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则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这一思想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封建顽固派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阻力，有其进步意义。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暴露出从西方传入的先进生产力与封建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洋务运动之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就是由于这种矛盾所导致的。体用、本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体”或“本”是指某一事物的本体，“用”或“末”是指某一事物的作用或效用。这两者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例如马有马的体，有马的作用；牛有牛的体，有牛的作用。不能要求马发挥牛的用，也不能要求牛发挥马的用。“中体西用”恰恰是将体与用割裂开来。对于洋务派的这种割裂，最早提出批评的是湖南近代杰出的思想家郭嵩焘。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条议海防事宜》中，郭氏就明确指出：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85]
郭氏这段话说得十分清楚，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本和末，其根本是朝廷政教，其末是商业，而造船、制器，更是末中之一个环节。所以在他看来，要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其末，而不学其本。通过出使西方的亲身考察，郭氏对此体会更加深刻：“今言者动曰取法西洋制造乃能致富强。人心风俗，政治法令，阘冗如此，从何取法西洋乎？”[86]又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87]所谓“诚得其道”，就是要分清政治法令与通商、制造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并且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洋务运动之所以最终失败，就是因为未能正确处理体用与本末的关系，不敢触动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一根毫毛。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也就是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一失败，极大地激起了湖南志士奋起维新。在这一过程中，谭嗣同继承了郭嵩焘的本末之论，有力批判了洋务运动只见西洋之末，而未见西洋之本。他在《报贝元徵》中批评贝氏所谓洋务，
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况枝叶尚无有能讲者。[88]
正是由于谭嗣同认识到法度政令是西洋之“根本”，所以他自觉地投入到戊戌变法的政治实践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戊戌维新运动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文化观上虽然主张“中西汇通”，但并没有抛弃“中体西用”论。康有为在1898年代宋伯鲁所拟关于改革科举制的奏折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89]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戊戌时期的文化观念时还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90]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变法思想上是倾向于郭嵩焘的思想而不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加之，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湖南志士又特别推崇郭嵩焘，并且明确地批判“中体西用”论，所以湖南的变法活动搞得比较深入，并且成为全国“最有朝气”的一个省份，不是偶然的。
戊戌变法和自立会起义的失败，谭嗣同、唐才常的壮烈牺牲，使先进的湘人认识到，希望靠清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救中国于危亡。于是，黄兴等人于1903年在长沙创建华兴会。在该会的成立会上，黄兴所讲的就是如何策划起义的问题。青年毛泽东曾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91]正是由于黄兴与孙中山等人的密切配合，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累起累仆，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从而将中国的封建帝制永远地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三）“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之科学”——最先倡导并实践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
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但是利用革命成果而上台的大总统袁世凯却又怀复辟帝制的野心。为了实现这一野心，他极力宣传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面对这一严重形势，杨昌济在1914年10月出版的《公言》杂志上发表了《劝学篇》，旗帜鲜明地指出：
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92]
这样，杨昌济便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该文中，杨氏还第一次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他说：
吾国输入西洋之文明，有其进步之次第焉。其始也以为吾宜师其铁船、巨炮，但取敌之而已，他非所宜用也；既乃学其制造，谓工业可以致富也；终乃师其政治、法律。吾则谓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之科学也。[93]
杨氏在这里所说“师其铁船、巨炮”和“学其制造”，属于我们所说的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而他所说的“师其政治、法律”，则是属于从政治层面向西方学习。上述这两个阶段，就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所走过的历程。杨氏谓“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之科学”，则明确地向国人提出了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新任务，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杨昌济对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三个阶段的划分，是最早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曾将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划分为六个时期。其第一期，是明代中叶，为西教、西器传入时期。第二期，是清代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引起新旧之争。第三期，是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第四期，是清代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康有为、梁启超诸人乘时以进变法之说，戊戌政变以后，又有庚子之役，国几不国，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是辛亥之役，共和告成。第六期，是辛亥革命之后，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从而探寻吾人最后之觉悟，即所谓伦理的觉悟。上述陈独秀所划分的阶段中，其第三期即为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其第四、第五期，即为从政治层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而第六期所谓“最后之觉悟”，即主张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陈氏此文发表于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比杨昌济的《劝学篇》发表的时间整整晚了一年零四个月。所以我们不能不钦佩杨昌济的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杨昌济认识到从哲学上进行思想启蒙，以唤起国民的自觉的重要性，所以他在长沙教书期间，不仅认真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精神科学”，而且指导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组织哲学研究小组。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所开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向西方学习进入了从思想层面学习的新阶段。对此，杨氏欢欣鼓舞。他不仅自己亲自替《新青年》撰文，而且推荐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在该杂志发表。他又自费购买若干本《新青年》，分送给他的一些心爱的学生阅读。正是在杨昌济的谆谆教诲之下，团结在他身边的进步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94]，创立了“五四”时期中国最早的社团之一——新民学会。学会开始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学会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而其骨干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回顾他们的成长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青年时代，无不得益于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亦即西方“精神科学”的启蒙。
（责任编辑：周建刚）
注释
[1]王兴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3]《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338页。
[4]《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1—342页。
[5]《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198页。
[6]章士钊：《疏黄帝魂》，载《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7]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6—447页。
[8]《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95—796页。
[9]《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58页。
[10]《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57页。
[11]《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58页。
[12]《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59页。
[13]《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4页。
[14]《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38页。
[15]《船山全书》第16册，第803—804页。
[16]《船山全书》第16册，第804页。
[17]《黄帝魂》，1903年“黄帝子孙之多数人”印刷者版，第5页。
[18]《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9]《船山全书》第16册，第800页。
[20]章士钊：《疏黄帝魂》，载《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21]《黄帝魂》卷首，第1页。
[22]《黄帝魂》的目录只有44篇，所以一般介绍此书的资料均说是44篇，其实还有一篇名《祝北京大学堂学生》未上目录，此文在《满学生与汉学生》之后，作者为张继，所以实际收文应为45篇。
[23]《黄帝魂》卷首，第1页。
[24]《黄帝魂》，第1—2页。
[25]《黄帝魂》，第211—215页。
[26]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841页。
[27]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9页。
[28]《谭嗣同全集》，第546页。
[29]《谭嗣同全集》，第548页。
[3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转引自政协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编《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1988年版，第451—452页。
[31]《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32]《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33]《杨昌济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34]《唐才常集》，第265页。
[35]杜迈之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7页。
[36]刘泱泱：《论唐才常的历史地位》，《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37]《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4页。
[38]《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39]《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40]《黄兴集》，第264页。
[41]《黄兴集》，第319页。
[42]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5页。
[43]蔡栋编：《湖湘文化百家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44]蔡栋编：《湖湘文化百家言》，第17页。
[45]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页。
[46]冯浩：《切问斋文钞·序》。
[47]《魏源全集》第13卷，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页。
[48]辜漟：《皇朝经世文编重校本序》，载《皇朝经世文编》，丁亥（1887年）仲春上海广百宋斋校印。
[49]俞樾：《春在堂全书》杂文四篇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石印本。
[50]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序》，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
[51]《皇朝经世文三编·例言》，光绪壬寅（1902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52]《皇朝经世文三编·序》，载《皇朝经世文三编》。
[53]《皇朝经文四编·凡例》，光绪壬寅（1902年）四月鸿宝书局石印本。
[54]《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序》，载《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光绪壬寅（1902年）岁上海宜今室石印本。
[55]《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例言》，载《皇朝经世文编五集》。
[56]《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
[57]《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页。
[58]《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04—106页。
[59]《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6页。
[60]《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7—9页。
[61]《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6页。
[62]《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7—20页。
[63]《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27页。
[64]《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30—39页。
[65]《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35页。
[66]《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42—45页。
[67]《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53页。
[68]《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54页。
[69]《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54—60页。
[70]《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66页。
[71]《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73页。
[72]《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79页。
[73]《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02—103页。
[74]《魏源全集》第4卷，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
[75]姚莹：《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条》，载《康（车酋）纪行》卷2。
[76]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77]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
[78]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80]《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3页。
[81]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8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5页。
[83]《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7页。
[84]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85]《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86]《郭嵩焘日记》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87]《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88]《谭嗣同全集》，第202页。
[89]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4页。
[90]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2页。
[92]《杨昌济集》，第74页。
[93]《杨昌济集》，第74页。
[94]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载《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